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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活，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至于世界是否有三维，精神是分九个还是十二个范畴，这些都是次要的，都是儿戏罢了。首先得找到答案。正如尼采所要求的那样，如果一个哲学家想要自己的哲学思想受到重视，那他必须以身作则。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会懂得回答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回答先于决定性的行动。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心灵是很容易感知的，但必须深刻分析才能使人在思想上看得更清楚。
倘若问凭什么来判断这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更紧迫，我的答案是，要看它所引起的行动。我从未见过有人因本体论去死的。伽利略曾坚持过重要的科学真理，而一旦这个真理使他遭遇生命危险，他便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行之有理，从真理的相对价值而言生命更重要。到底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根本无关紧要。总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反之，我倒目睹许多人因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值得过而轻生。还有些人，因某些思想或幻想给了他们生的依据而为之献身（世人称之为生的依据，同时也是极好的死的依据）。基于此，我断定生命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何以见得？就所有的根本问题而论，我指的是可能导致死亡的问题或强烈激起求生欲望的问题。思维方式大概只分两种，即帕利斯
思维方式和堂吉诃德思维方式。只有基于事实并加上恰当的抒情，才能既打动我们的心又照亮我们的思想。对如此质朴和伤感的主题，可以设想，博大精深的辩证法应当让位于比较谦逊的精神气度。既出于人之常情，又富有同情心理。
人们一向把自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我则首先研究个体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自杀这一举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的最深处酝酿的。本人并不知情。某个晚上，他开了枪或投了河。某天我听说一位房产总监自杀，因为五年前他失去了女儿，之后他变了，这件事“把他耗尽了”。再找不到比这更确切的说法了。开始思索等于开始被消耗。社会对此是无多大关系的。耗虫潜入人的内心，我们必须深入内心去寻找。这种死亡游戏，从面对生存的清醒到逃离光明，我们都必须跟踪和体察。
自杀的原因有很多。一般来说，最明显的原因并不是致命的原因。人们极少深思熟虑后自杀（但不排除假设）。危机的起因几乎无法核实。报刊上经常谈起“隐私之痛”“不治之症”，这些说辞大概说得过去。但应当弄清楚事发当天自杀者的某个朋友是否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跟他说过话。如果是，那么此人罪责难逃。因为这足以把他逼上绝路：所有未了的怨恨和厌倦通通促使他坠入绝境。让我们借此机会表明本散论的相对性。
如果说很难判断精神决定死亡的精确时刻和举措，那就比较容易从自杀行为本身取得假设的结果。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像在情节剧里那样，等于承认，即承认跟不上生活，抑或不理解人生。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日常用语上来吧。简而言之，承认“不值得活下去”。生活，自然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世人一如既往地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出于多种原因，其中首要的是习惯。自愿死亡意味着承认，哪怕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无谓性，承认缺乏生活依据的深刻性，承认日常骚动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
究竟哪种难以估算的情感剥夺了精神赖以生存的麻木呢？一个哪怕是能用邪理解释的世界也不失为一个亲切的世界。但相反，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期望被剥夺。这种人与生活的、演员与舞台的分离，正是荒谬感。所有健全的人都想过自杀，无须更多的解释便能承认，这种荒谬感和对虚无的向往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书的主题正好涉及荒谬与虚无的关系，正好涉及用自杀来解决荒谬的切实手段。原则上可以肯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必定会为他信以为真的东西付出行动。故而认为人生荒谬的信念必定会支配他的行为。不妨抱着合理的好奇心直言不讳地自问，是否这种支配的结果迫使人们尽快从一种不可理解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我这里自然指的是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人。
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显得既简单又难以理解。但假设简单的问题会引来同样简单的答案，显而易见的事就是简单的事，那就错了。推本溯源，把问题倒过来，不管自杀还是不自杀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的解决办法，要么是，要么否，这未免草率。应当重视那些疑团未解的人，而且他们占大多数。我还注意到，一些人嘴上否定，行动起来却好像是肯定的。事实上，要是接受尼采的准则，他们心里想来想去还是肯定的。相反，自杀的人往往对人生的意义确信无疑。这类矛盾经常发生，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相反的逻辑显得令人羡慕时，矛盾从来没有如此鲜明过。把哲学理论与宣扬哲学理论的行为进行比较，未免太俗套。但应当明确提出，在排斥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人物基里洛夫、传奇人物贝尔格里诺斯和善于假设的于勒·洛基叶
，没有一位将其逻辑推至排斥人生的。有人说叔本华曾在丰盛的饭局上赞扬过自杀，并常拿来作为笑料引用。其实这没有什么好笑的。叔本华不把悲剧当悲剧，虽然不怎么严肃，但终究对自杀者做出了判断。
面对上述矛盾和难题，世人对生活可能产生的看法和为脱离生活所采取的做法，这两者难道没有任何关联吗？对此，不能妄言。人们对自己生命的依恋具有某种可以战胜世间一切苦难的东西。对肉体的判断相当于对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则畏惧毁灭。人先有生活的习惯，后有思想的习惯。我们日复一日逐渐走向死亡，不可返回。总之，这个矛盾的要义包含在我称之为隐遁的内容中。比帕斯卡赋予“转移”一词的内涵，既少点儿什么又多点儿什么。致命的“隐遁”，即希望，是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所谓希望，就是对下辈子生活的希望，应当“对得起”才行，抑或是自欺欺人：不是为生活本身而生活，而是为某个伟大的理念而生活，让理念超越生活，使生活变得崇高，赋予生活意义，任理念背叛生活。
这么说大有故意把水搅浑之嫌。至此，我们玩弄字眼，假装相信摈弃人生具有某种意义，势必导致宣称人生不值得。其实，这两种判断之间没有任何绝对标准。只不过不要因上述的含糊其词、离经叛道和自相矛盾而迷失方向。应当排除万难，直面真正的问题。世人自杀，因为人生不值得活，想必是没错的，但不是什么真知灼见，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种对人生的大不敬，对投入人生的否认，是否出自人生无谓说呢？人生之荒谬，难道非要世人或抱希望或用自杀来逃避吗？这是在拨冗删繁时所需揭示、探究和阐明的。荒谬是否操纵死亡？必须优先考虑这个问题，不必管各种的思想方法和无私精神的把戏。在这种探究和激情中，细微差别，各种矛盾，“客观的”智者善于随时引入各种问题的心理学，但这都不重要了。只需一种没有根据的思维，即逻辑。有逻辑性倒不难，而自始至终合乎逻辑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亲手把自己弄死的人如此这般沿着自己感情的斜坡走到底。于是在思考自杀时，我有理由提出唯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否存在至死不变的逻辑？我在此指明了推理的根源，只有不带过度的激情，光凭简单明了的事实来进行推理，我才能了解这种逻辑。所以我把这种推理叫作荒谬推理。许多人已经着手进行了。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锲而不舍。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揭示组成世界统一体的不可能性时惊呼：“这种限制性把我引向自我，在自我中，我不再躲到我想表现的论点背后，无论是我自身还是他人的存在，对我都不再可能成为对象了。”继许多作家之后他又使人想起这人迹罕至、毫无生机的境地，在那里思想达到了极限。在许多人之后，那些人是多么急于求成啊！在思想动摇的最后转折点，许多世人，甚至最低微的都到达了。这些人在到达转折点时纷纷放弃了他们一向最为珍视的生命。另一些人，即思想精英们，也放弃了他们的生命，但是是在最纯粹的精神叛逆中、在精神自杀中进行的。真正的拼搏在于尽可能地反其道而行之，在于关注那些遥远国度的奇异花木。对于荒谬、希望和死亡互相纠缠的游戏，需要有独到的观察力，即强有力的执着力和洞察力。这种荒谬既简单又捉摸不定，但智者可以解其形，而后加以阐明，并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