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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为王师范这个人做出几点小结。
第一，王师范非常聪明，在少年时已显示出超过常人的勇气与才智。否则，在缺少河朔传统的平卢，依河朔惯例子承父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十六岁的王师范，在自身威望不著，手下人心不服，朝廷不承认，以至部下打着朝廷名义反叛的多重困难处境下，施展诈术，迅速清除各种反对力量，夺过并稳掌了大权，其难度明显要高过后世与他同岁的玄烨除鳌拜。
第二，王师范其人确实比较有正义感和忠义观念，也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倾向，但一出道就与天子诏书对着干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理想主义并没有超过他的理性。他绝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
第三，王师范喜欢在人前做戏，喜欢扮演道德楷模，他说的不少话，非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目的只是塑造自己贤良方正的忠臣义士形象。
平卢曾经强大，但早已风光不再，王师范拥有的实力已完全不可能单独抗衡朱温。结合以上三点，一个非常聪明，也不是愚忠，并且喜欢作秀的平卢节度使，有可能为了一道破绽百出的圣旨和经不起推敲的“忠义”，就押上一切，去参与一次几乎必败的赌局吗？
在下以为，只能有一个解释：按王师范的计划，平卢绝不是单独与朱温翻脸，他一定事先在幕后至少得到了一个强大势力的暗中支持与怂恿（只有名气、没有实力的张濬担当不了这个角色），认为一旦开战，将形成对朱温的强大统一战线，自己承担的大概只是次要责任。只不过，王师范可能被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忽悠了，后来的局势并没有按他设想的发展。
那么，谁会是那只隐藏在幕后的大手呢？年代久远，又事关机密，很难在史料中找到直接的证据，只好使用排除法来进行一番推测。
在下认为，虽然史书上说，王师范是在看到李茂贞、韩全诲从凤翔发出的诏书与张濬的来信后才决定动手的，他起兵时也是打着援救凤翔城中的皇帝的旗号，但李茂贞其实是第一个可以排除的嫌疑人。
这是因为：一、王师范起兵时，李茂贞已经被打残了，根本无力为平卢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二、从凤翔到平卢路途遥远，隔着庞大的朱温辖区，彼此要联系协调，极为不便；三、从发给杨行密的诏书看，李茂贞根本就没想到王师范是他可以争取的力量，他与王师范之间很可能毫无来往。
去掉李茂贞，此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朱温的，只剩三位：蜀中王建、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
这三位都是老熟人了，想来朋友们对他们各自的崛起之路及处事风格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就先以三人的性格为线索开始探索吧！
这三位老大中，谁最言而无信，最喜欢放人鸽子？答案应该是一致的：王建。放眼唐末的所有大军阀，在脸厚心黑，撕盟约如撕手纸等方面的造诣，能与朱温一争高下者，只有王建了。那么，鼓动王师范起兵的人会是王建吗？
可惜，阻止这一假设成为事实的障碍太多，故这种可能性很小，基本上可以排除。
最直观的障碍与李茂贞的第一项、第二项理由相同：蜀中距离平卢，比李茂贞的凤翔距离平卢更加遥远，道路更加崎岖，联系更加困难。这同样降低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假如王建与王师范确有秘密盟约，那么，平卢有难之时，远在巴蜀的王建即使忠于盟约，也极难为王师范提供有效援助。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王建缺少发动一次讨伐朱温战争的动机。这倒不是什么惺惺相惜，而是王建似乎已经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对主动去招惹是非的兴趣不大。
证据，就发生在王师范起兵的五个月之前。天复二年（902）八月（武勇都之乱暴发的同月）底，刚刚率军北伐李茂贞，拿下兴元，就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蜀军头号战将王宗涤（华洪），突然被王建召回成都，随后被立即处决。
就唐末而言，王宗涤并不是第一个被主君杀死的名将，在他之前有李存孝，有朱珍，之后有氏叔琮。但李存孝谋反在先，本就犯下死罪；朱珍是露出了跋扈的苗头，擅杀大将，让老大感到不安全；氏叔琮则是代人受过，替老大背骂名。不管合不合理，他们被杀都有说得过去的罪名，唯独王宗涤之死是纯粹的冤杀。
王宗涤有勇有谋，深得军心，但他为人小心谨慎，与杨行密集团的田頵可谓走两个极端。当初王建平定东川，他因为功居第一，被王建任命为东川节度使，成为王建集团中位高权重的二号人物，自己就感到了极度的不安。于是，王宗涤上任不久，就提出东川地盘太大，请求划出五个州，另外成立一镇，以便主动削弱自己的实力。这样还不算，在东川任上干了三年，王宗涤又主动提出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解除职务。王建应允，给他加了一个同平章事的名誉宰相衔，召回到成都，稍后又命他统军北伐李茂贞。再后来，他就被毫无理由地杀掉了。
王建为什么要杀自己最能干的部下呢？据说，王建在成都重修节度使衙门，为图喜庆，给衙门表面刷了一道漂亮的朱漆，不知怎么的，民间就给这幢建筑取了个绰号——“画红楼”。画红，与王宗涤的原名“华洪”谐音，这让王建产生了不好的联想：我的衙门怎么会成了“华洪楼”呢？王建担心这是谶语，将来会应验，故决心将这个潜在危险除掉。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王宗涤在知道自己必死时说的那句话：“三蜀（东川、西川、山南西道）已大致平定，大王要听信谗言来杀功臣，正是时候！”这就是当初越王勾践杀文种的理由。狡兔已死，走狗当烹。不然，王建为何选择刚刚拿下兴元就动手？
巴蜀是古代汉文明核心区域中特点鲜明的一块。它的四周天险重重，一旦占据三川，这种环境就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不像朱温的宣武那种四战之地，除非一统北方，否则始终谈不上安全）。它又足够富庶，关起门的小日子也能过得比较滋润。这两点共同作用，使古代割据于蜀地的政权，除了背负兴复汉室理念的蜀汉，其他的都缺乏向外发展的进取心。
王建显然也不例外。更明显的证据发生在一年后，王建乘成汭败亡之机，取得荆南地盘的大部分，但随后王建集团研究认为，瞿塘峡是蜀地东面门户，瞿塘以东的土地不便防守，便主动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归、峡二州。
总之，王建如果遇上进取中原的好机会，相信他还是会动手的，但如果要自己费力谋划去创造那样的机会，那他已经没有那个动力了。
既然从人格角度推测出的结果不那么可靠，不妨换一个视角，看看谁最有挑动王师范起事的动机。
如果让王师范起兵的目的就是打倒朱温，那么，最痛恨朱温的李克用似乎嫌疑最大。
事实上，王师范在起兵当月便遣使秘密前往太原，进见了李克用，向他详细告知自己袭击朱温的战况。以此看来，李克用很可能与王师范早有联系，十有八九是知情人。听到朱温受攻击的消息，李克用当然也很高兴，马上回信，高度赞扬了王师范的见义勇为。
据说在张承业的劝告下，李克用也决定再次出兵南下，进攻朱温。然而，李克用这次出兵，可能是自他出道以来最敷衍了事的一回。一支主将不详，兵力也不详的晋军，南下进攻晋州（今山西临汾），还没有到达，因听说朱温已制服李茂贞，李晔已离开凤翔返回长安，就班师了。一仗没打，只搞了一次短距离的游行。已经起兵的王师范怎么办？他们完全没有考虑。
当然，李克用此时还处在大败之后的恢复期，力不从心也情有可原，但如果李克用是策动王师范的主谋，他这样做不是白白浪费了王师范这支奇兵，与打倒宿敌朱温的目的背道而驰吗？
另外，有些细节，也与李克用是主谋的假设有冲突。史书上说，王师范起兵的两大动因，是李茂贞版的天子诏书和张濬的书信。其中，李茂贞版的诏书在下怀疑有伪造的嫌疑，理由见前述。李克用是个缺少城府的直肠子，伪造诏书之类的事估计他干不了。而张濬与李克用结仇甚深，李克用要低下头来说服张濬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写那封信，估计难度也不小。综合上述，在下估计，李克用在鼓动王师范起兵这件事上，有可能是知情人，事先也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秘密协议，但他不是主谋。
那么，主谋会是谁呢？好像已经没有别的选项，只剩下淮南杨行密。
仔细一找，很容易发现有很多间接证据指向杨行密。
一、杨行密与王师范之间，拥有除朱温外，所有强藩中最便利的联系条件，淮南与平卢相距较近，而且如通过海路交往，朱温的人几乎无法拦截。凭借这一便利，杨行密要事先察觉王师范可以争取也比其他强藩更容易些。
二、在王师范起兵后，杨行密是给过平卢实质性援助的唯一强藩，一些史料也记载双方曾缔结了盟约。
三、张濬的儿子李俨正在淮南，通过这一层关系，杨行密要弄一封张濬的书信，比李克用方便得多。
四、李俨是带着让杨行密便宜行事的诏书来到淮南的，他与杨行密联手伪造一份给王师范的诏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杨行密与李克用原先就存在反朱温的同盟关系，彼此间一直有联系，有杨行密穿针引线，可以让王师范感到有吴王和晋王这两大强藩站在自己一边，实力不见得比朱温弱，那起兵的合理性就高得多了。
但可能有朋友要提出反驳了：在王师范起兵后，杨行密虽对他有支持，但力度太小，那你刚才论证李克用不会是主谋的一大理由不也同样成立——“白白浪费了王师范这支奇兵，与打倒宿敌朱温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是的，这也曾是让在下迷惑的地方，但在下后来想到另外一些问题：此时杨行密与李克用最大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杨行密是主谋，那他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根本就不是打倒朱温呢？顺着这条思路，在下发现此时一些难以理解的事件似乎都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一些初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关的事件，也许同时在服务于一个庞大的计划……
在开始下一章之前，在下声明一下：接下来的内容是在下以零星史料为依据提出的假说，它可能比传统的记载更接近事实，也可能是更远离，仅供参考，如能拋砖引玉，则不胜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