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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友贞没有追究王景仁战败的责任，但王景仁的心已死。很快，在千夫所指之下的王景仁，得了重病，也死了。从王景仁的一生来看，他不是无能鼠辈，但真是运气太背。
比方说，梁军这次南征，战略上就很失败，仿佛对徐温极为体贴似的，正好与吴越或马楚的攻吴都有时间差，使得三方的进攻完全起不到相互配合的效果，徐温能够十分从容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梁军准备仓促，连过河用的渡船都不足，就算进攻不容易，至少也应该让军队有退回来的充分条件才能开战吧，后梁中央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这样的战争基本上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大败，要么小败。还能得胜，岂不是有些天理不容？
后梁方面的战略规划为什么会这么差呢？这恐怕不能仅仅用朱友贞是个笨蛋来解释。从几方部署，拉拢人心，煽动龙虎军诛灭朱友珪那件事来看，朱友贞虽然没有父亲的狡猾与果敢，但肯定也不傻，智商应该至少属于中上。而且，朱友贞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做决策，他有一个军事经验极其丰富且极为权威的高参。据史书记载，此时汴梁中央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要先送到魏州，向一位“大神”级的人物请示，只有得到批准的才能转化为诏令。在那段时间内，后梁俨然变成了一个二元帝国，有两座“首都”，有两位“元首”。这位“大神”，就是掌握了帝国大部分精兵，身兼天雄节度使、使相、邺王的后梁军界第一巨头杨师厚。
既然如此，就算朱友贞不懂，杨师厚应该懂啊！那么，后梁帝国为何还会发起这么一次蹩脚的南征呢？在下觉得，原因可能就恰恰出在后梁此时权力的二元结构上。
原来，自从帮助朱友贞登上帝位之后，杨师厚的权势与威信进一步膨胀。他虎踞魏州，控制黄河以北的财税大权，蓄养私兵，手握马步精锐逾十万众，实力在汴梁的禁军之上！如果杨师厚此时有心向南边的徐温学习，成为新一朝的“太祖”，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就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有多位条件还远不如杨师厚的军方大佬，先后顺利地开创新朝，当上了皇帝。
现实的威胁让朱友贞遥望着东北方向的魏州，时时芒刺在背。杨师厚倚仗其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力，把自己抬了起来，那么，只要他愿意，自然也能把自己拍下去，就像不久前拍下朱友珪那样！面对如此强大的潜在对手，如果你没有亮拳头的把握，就只能亮笑脸了。于是，朱友贞用尽一切手段来讨好杨师厚。加官晋爵自不必说，朱友贞还要时时做出一副敬老尊贤状，朝中事事都要先向杨师厚请示，请示时都不敢直呼其名，要恭恭敬敬地称一声“杨老令公”！
杨师厚这人也挺有趣，按说处在他这个地位上，多数就两种选择：要么进一步，彻底夺取朝中大权，为开创新朝扫清障碍；要么退一步，放弃大权，保全清名，为后世留一个人臣榜样。可杨师厚偏偏两种都不选，既不当司马懿，也不当郭子仪，走了一条不上不下的中间路线。他没有在朝中刻意安插人手，架空朱友贞，但对朱友贞近乎谄媚的示好来者不拒，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当真摆出老师的架子，以你敢请示我就敢批示的厚脸皮，时时教诲之。
但是，朱友贞并不会心甘情愿地听杨老令公教训，他也想慢慢找机会削弱杨师厚的影响力。这次派王景仁南征，很可能就是朱友贞采取的具体步骤之一。因为南征若取得战果，对朱友贞当然是好事，对杨师厚却有害无益。
王景仁当初可是由朱温选定，与杨师厚同级别的重点培养对象，如果让他建立战功，再带出一个军团，自然会削弱目前杨师厚在后梁军方一人独大的局面。同时，后梁北方的军队，都已直接或间接地在杨师厚的指挥之下，找个借口加强他控制不了的南方军队，也是为朱友贞暗中对抗杨师厚积蓄本钱。
所以，虽然缺少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杨师厚肯定是不支持王景仁南征的，他即使不方便公开阻挠，也很容易用抗晋需要的名义，最大限度地调走或压缩南征军队的兵力和物资，直到将这次军事行动折腾得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然后，杨老令公就可以对着汴梁方向，在心里轻蔑地一撇嘴：小子，等着瞧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现在，南征果然失败了，不听老人言的朱友贞只得一边硬着头皮咽下这枚苦果，一边勉强挤出一张笑脸，继续接受幸灾乐祸的杨师厚对他的“批评教育”。但大梁皇帝的内心，越来越愤怒和恐惧：什么时候才能让这姓杨的不那么嚣张跋扈呢？可恨事与愿违，没过多久，杨师厚又一次用实际行动炫耀了他的了不起，再次让朱友贞既喜又惊，对他既敬又怕。
后梁乾化四年（914）七月，距离晋军攻克幽州，灭亡刘守光的燕国已过去大半年，晋王李存勗觉得对燕国旧地的消化工作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到了把战略进攻的重点重新移到后梁帝国身上的时候了。于是，李存勗在赵州召集周德威等晋军高级将领，以及赵王王镕等小盟友，举行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对梁作战问题。
会议决定，李存勗将亲自率领大军，会合周德威的卢龙兵与王镕的赵兵，南下进攻邢州（今河北邢台）。同时，昭义节度使李嗣昭也率本部东越太行，会攻邢州。两路大军，北、西并进，声势颇为壮大。
此时镇守邢州的梁军将领，是邢洺节度使阎宝。阎宝，字琼美，郓州人，原为朱瑾部将，后与康怀英（即前文出场过多次的大将康怀贞，为避新皇帝朱友贞的名讳而改了名）等一同背叛了朱瑾，投降朱温。归梁之后，阎宝虽然没有老同事康怀英混得好，但也在多次大战中担任副将，立下过不少战功，在此时的梁军诸将中，算得上比较能战斗的一位。
见晋军大举攻来，阎宝一面闭城死守，一面紧急求援。在阎宝的把守下，邢州显然不是晋军能够快速拿下的地方，时间稍微耽搁，杨师厚已在魏州集结起一支强大的援军，赶往邢州。
杨师厚大军进至漳河之东，扎下大营。李存勗得知梁军重兵逼近，便暂停攻城，退至张公桥扎营，准备与梁军决战。
张公桥，是一处兵家必争之要地。它位于邢州西北沙河之上，晋军如果从山西出发，经青山口过太行山攻邢、洺，那张公桥就是必经之路。不过，这地方对晋军来说不太吉利，十六年前，梁军名将葛从周曾在此大败晋军名将周德威和李嗣昭。
在下猜测，李存勗移营至此，一是为了避开梁军有可能实施的内外夹击，二是为了会合从潞州赶来的李嗣昭所部。
那李嗣昭部此时是否到达张公桥了呢？在下认为，由于决计攻打邢州的会议是七月某日在赵州举行的，通知潞州的李嗣昭需要时间。而当月李存勗大军便已从赵州出发进至邢州城下，估计没有等待李嗣昭一同发兵，至杨师厚大军至邢州，仍在七月间。再考虑到从潞州到邢州的路程，比从赵州到邢州和从魏州到邢州都要多三四倍，道也要难走得多，因此李嗣昭部极可能尚未到达张公桥。如果这个估计无误，梁军此时很可能占有兵力优势。
这时，又发生了一起大家事先都没有想到的意外事件。晋军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曹进金，突然叛逃，投奔后梁。他得到杨师厚的召见后，将晋军此刻的虚实都和盘托出。于是，杨师厚决定不等两路晋军会师，立即挥师对在张公桥的晋军大营发动攻击！
也许是为尊者讳吧，在花了大量篇幅记述李存勗在夹寨、柏乡的辉煌胜利后，到了第二次张公桥会战时，各种史书的记载都极简略。《旧五代史·庄宗纪》是这样写的：“秋七月，帝亲将自黄沙岭东下会镇人，进军邢、洺。梁将杨师厚军于漳东，帝军次张公桥，既而裨将曹进金奔于梁，帝军不利而退。”《新五代史》一如既往地比《旧五代史》更省字：“七月，攻梁邢州，战于张公桥，晋军大败。”司马光则做得更绝，在他的《资治通鉴》中干脆把这一战省略掉了。
但张公桥之战其实不该被忽略的，此役是李存勗自出道以来第一次被击败，在他一生的征战史中，这样的败绩也屈指可数。在屡战屡胜之后，头脑开始微微发热的李存勗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认识到自己并不是无敌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后梁军队的战斗实力显然要高过自己原来的预测，冷静下来的李存勗选择了全线撤退，先避敌锋芒，再等待时机。从目前的迹象看，合适的时机应该不会需要李存勗等待太久，因为自古以来，像朱友贞与杨师厚那样非典型的君臣关系，不可能维持太久的动态平衡，君臣间总要一决胜负！总之，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只是暂时的。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需要面对的各种挑战，都可以粗略地分成两大类，或是内忧，或是外患。因此，君主的应对措施也可分成两大类，或是安内，或是攘外。在理想的时候，安内与攘外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但现实在更多的时候都不那么理想，安内与攘外的关系常常是相互矛盾、顾此失彼的，你想得到鱼，就别想得到熊掌。
很显然，此时摆在对面朱温那个继承人面前的，就是这种不理想的第二类情况。杨师厚，他统辖下的强大魏博镇，还有他一手创建的新魏博牙军，也就是那支精锐冠诸军的“银枪效节都”，在成为后梁帝国攘外利器的同时，也成为朱友贞安内的最大隐患，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后梁皇帝的脑门上面。不出意外的话，后梁帝国的内乱马上会到来！要么杨师厚篡位，引发内乱，要么朱友贞杀杨师厚，自毁长城！两种情况，都是值得李存勗期待的。
回到后梁这一头，杨师厚的声望确实更加牛了。想想看吧，张公桥大捷，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呀！李存勗，那个多次给予大梁将士惨痛回忆的李存勗，那个连英明神武的先帝亲自出马都搞不定的李存勗，终于在咱们杨大将军的面前落荒而逃了！
但杨师厚除了到处显摆自己的了不起，时不时给朱友贞一点儿难堪外，显然并没有像李存勗期待的那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难道杨师厚真的是一个忠臣吗？可他日常的做派，又实在没有一点儿忠臣的样子。在下以为，杨师厚没有迈出那最后的一步，可能出于一些私人原因。
一些小说把杨师厚说成是后来北宋名将杨继业的爷爷，是大名鼎鼎、枝繁叶茂的杨家将第一代开山祖师。可惜小说毕竟只是小说，实际上，杨师厚与北宋的杨家将没有任何关系。
杨师厚当时的身体状况可能也不太好了，时日无多，他如果此时篡位，又没有顶得上来的继承人，他的王朝很快会完蛋，结果只能是白白为他人做嫁衣，还落得一个骂名。还不如保守臣节，安度余年，享享人间之福吧！
杨师厚在他坐镇的魏州大建工程，把乱世的日子当成盛世来过。唐朝人有在上元节（今天的元宵节）观灯的习俗。上元节一到，杨师厚下令：魏州的每户人家至少要制作一盏彩灯，用竹竿挂出来，照得一城锦绣，光彩夺目。杨师厚本人，则乘坐着华丽的画舫，在大批女伎、乐师的陪伴下，泛舟于御河（大运河永济渠一段）之上，一面观赏这一幕由自己创造出来的太平幻象，一面极尽声色之娱。
声色享受对于成功人士而言，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追求不朽才是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怎样才能不朽呢？杨师厚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之类的传说，他的决定也比较务实：在魏州竖一块威风的巨碑，好让千秋万世都能记住自己的丰功伟绩！
这巨碑将立在魏州，但杨师厚嫌当地的石材质量不好，魏州的石头只好与这项“荣誉”失之交臂。哪儿有好石材呢？说远也不算太远，魏州西南约二百里外的黎阳（今河南浚县）山就盛产优质的大理石，杨师厚决定就从这里定做。很快，一块巨石从黎阳山下被开采出来，又在众多石匠的巧手之下加工成了一方巨碑。但做成石碑，只是全部工程的一小部分，更难的部分是如何把它运到魏州并且竖起来。
虽然从黎阳山到魏州的路程并不算遥远，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石碑是一件标准的既超重又超限的超级货物，运输极其困难。平常木制的牛车、马车不够大，也不够结实，无法承受石碑的重量。为此，工程负责人员特制了一辆巨大的铁车，专车专运。铁车造好了，但太沉，拉不动，于是又临时征集了几百头牛来拖。勉强能动了，可沿途的道路又不够宽阔，铁车处处受阻。怎么办？施工人员分成两队，一队继续拖着巨型牛车缓缓行进，另一队抡起大锤，将牛车即将经过的道路两旁的民房、坟墓等完全摧毁，清出一条足够宽敞的大道！
这下子，可苦了路两旁的百姓，一见到运石碑的大车，就意味着他们今晚可能没有家了，只能露宿野外！看着那如狼似虎的队伍，人们只得惊恐无奈地奔走相告：“不好了，碑来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为了等待这份沉甸甸的荣誉，竟耗光了杨师厚不多的余生。乾化五年（915）三月，恰恰就在石碑运抵魏州的那一天，在李存勗与朱友贞的共同期待下，在很多无家可归的百姓的暗自诅咒下，大梁帝国的检校太师、中书令、邺王杨师厚，终于顺天应命地病死了！
魏州人幸灾乐祸，悄悄地调侃道：这真是天意呀，所谓“碑来”，不就是“悲来”的预兆吗？更让人遗憾的是，这块巨碑后来竟下落不明了，杨师厚生前没能好好看它一眼，死后也没能借它流芳百世，真是可悲！
杨师厚死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东京汴梁，后梁皇帝朱友贞在朝堂上表现出了极大的悲痛：唉，寡人不幸，竟失贤辅，社稷不幸，痛折栋梁啊！他吩咐追赠杨师厚为太师，废朝三日，举国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