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象牙潭大捷,吴国意外地一举吞并了危氏与彭氏的地盘,疆域大增,徐温领导的吴国新中央终于有了实打实的武功,地位大为巩固。但为了长治久安,徐温还须将削藩工作提上日程。
论削藩手段,徐温还是比较温柔的。他先设法让刘威、陶雅、李遇、李简四位大佬来扬州,朝见新王杨隆演。只要他们来了,就等于公开承认由徐温支配下的新体制的合法性,以后再想弄点儿什么花样,也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在这四位大佬中,对徐温最不服气的是宣州观察使李遇,徐温决定先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乾化二年(912)三月(朱温最后一次亲征,让李存审吓败的那个月),徐温派馆驿使徐玠出使吴越国,要他在路过宣州时顺便游说李遇入朝。
初到宣州,徐玠的附带任务执行还算顺利。李遇虽然对徐温窝着一肚子的火,但想想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便压着怒气表示同意。徐玠好像不太会察言观色,又多了一句嘴:“这就对了嘛,李公您如果再不去扬州,人家都说您要造反了呢!”
这句话一下子把李遇刚刚压下去的心头火又点燃了。他勃然大怒,反问道:“你居然说我造反?那么杀害侍中的家伙,是不是造反?”
所谓“侍中”,是前任吴王(实为弘农王)杨渥被杀前的官职。李遇这句话一传到徐温耳中,徐温不禁又惊又怒。当初,徐温花了好些心机才撇清自己与杨渥被杀一事的干系,把罪责全部推给张颢,现在又让李遇一句话打回了被告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像朱友珪在台上,就必须坚持是朱友文谋害朱温一样,这件事关乎徐温执政的合法性,是绝对不容触碰的底线!
徐温的反击又快又狠,他立即让吴王杨隆演下令:一、李遇多次受招均不肯入朝,显然图谋不轨,着即解职;二、任命淮南节度副使王檀出任宣州制置使,接替李遇;三、由都指挥使柴再用、楼船副使徐知诰统率昇、润(今江苏镇江)、池(今安徽贵池)、歙等州军队,护送王檀上任。
李遇当然不会承认他眼中那个无名鼠辈徐温的命令,作为跟随杨行密打天下的淮南功臣,李遇论打仗也是有两下子的,自然更不会像危仔倡那样弃城逃跑。柴再用到达宣州,李遇拒绝交出职务,集结忠于自己的军队,坚决抵抗。结果柴再用在宣州城下与李遇打了一个多月的攻防战,还是毫无进展。
显然,要仅仅通过武力来解决李遇,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可徐温又拖不起,万一刘威、陶雅、李简那几位大佬见自己长期摆不平李遇,群起响应怎么办?明招占不了上风,那就出阴招。正好,李遇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小儿子,此时正在扬州当牙将,处于徐温的掌握之中(可见李遇造反确实是一时冲动)。徐温就把他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宣州前线,请李遇观赏。
刀斧加颈,把这位李遇的儿子吓坏了,他向着城头大哭大喊,哀求父亲救命。想当初,田鄩也用过这一招来对付淮南第一名将李神福,李神福的回答是下令朝儿子放箭。而李遇的表现证明了他为什么当不上第一名将,他一看见小儿子受罪,当即就心疼得不得了,心烦意乱,全军缩回城中,无意再战。
看出李遇已然动摇,徐温趁热打铁,派典客何荛入城,用吴王杨隆演特使的名义游说李遇:“如果李公您的本意就是想要造反,那就请杀了我何荛以示三军;如果您原本并不想造反,那为何不听我一句劝出城归顺吴王呢?”
李遇心动了,虽然何荛的话带有很大的暗示性,给人一种好像重新归顺就没事似的感觉,但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可信的承诺。本来李遇也是个老江湖,不该看不出来,但爱子之心让他在情急之下变成了傻瓜,为了保住小儿子的性命,李遇连起码的讨价还价都没做,就打开城门,出城投降。
为杀一儆百,徐温尽显他凶狠的一面,让柴再用将这位主动放下武器的老兄弟,与徐温同为“三十六英雄”之一的李遇,满门抄斩!
从道义上讲,徐温不愧是盐贩子出身,先是采用欺骗手段,诱捕李遇,而后又背信弃义,痛下杀手,完全是一派武侠小说中反面大BOSS的做派。
但从政治家的角度看,徐温用最微小的代价快速平定了李遇之乱,是他当时能采用的正确选择。如果讲道义,真刀真枪地干,那战场造成的伤亡与对吴国国力的损害,都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更重要的是,杀鸡骇猴的效果昭然显著,四位大佬中的另外三位,再不敢轻视他们原以为没多大本事的徐温,开始对这位吴国的无冕之王充满了恐惧。
李遇之后,最受徐温猜忌的大佬,是驻守洪州的镇南节度使刘威。实际上,早在杨行密临终前,因周隐建议让刘威来接杨行密的班,刘威就被扬州方面视为最具潜在杀伤力的危险分子。
现在随着李遇的覆灭,徐温欲出重手打击各地藩镇,强化扬州中央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于是,一些小人物主动去投徐温之所好,检举揭发刘威的种种“罪行”,一时间,关于徐温即将出兵讨伐刘威的各种小道消息传遍淮南,甚嚣尘上!
刘威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有了李遇那辆翻倒的前车,刘威不敢轻言反叛,只好与几个心腹悄悄商议对策。刘威的一个幕僚黄讷建议说:“刘公您受到的猜忌和陷害固然很深,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件是事实。您如果不带军队,孤身一人,单舟一叶,前往扬州朝见吴王,那么所有针对您的谣言都将不攻自破!”
刘威反复思量:仅仅靠洪州之众,显然已不是徐温所代表的扬州中央的对手,与其打一场必败之仗,连累家人和江西军民,还不如按黄讷所说,冒险去一趟扬州。我主动向徐温低头,承认他的权威,徐温未必会赶尽杀绝吧?
与刘威有相似想法的还有歙州的陶雅,他得知刘威准备入朝,便相约一同前往扬州,给徐温送大礼。
对刘、陶二人来说,他们很幸运,徐温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深知恩威并施的道理。徐温在扬州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威、陶雅,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们又回到了杨行密还在世的年代,徐温仍然是结拜的小弟,刘威、陶雅仍然是他徐温的结拜兄长。成天都是叙不完的旧,说不完的情,与不久前下令处决李遇全家的那个冷血徐温简直判若两人。
徐温当然不会慷慨无原则地浪费表情,他其实是想借助刘威、陶雅二人,制造一次大场面给全体吴国人看看。让大家知道,刘威、陶雅已经服从了他的领导,吴国上下正团结一心向前进。还让那些潜在的不安分子知难而退,死了和他徐温对抗的心!
稍后,由徐温、刘威、陶雅三人领衔,淮南的文武官员共同觐见当年由李茂贞派到扬州的唐朝钦差李俨(前宰相张濬的儿子张俨)。
当然,唐朝已亡,此时李俨的身后,已经连当初那个虚有其表的空壳子都没了,淮南之所以一直把他当一尊菩萨像供起来,一是因为淮南集团一直以大唐忠臣自居,二是因为当年刘仁恭说得好:“我比较喜欢长安的老牌子。”于是,只剩下老牌子的李俨,对徐温的要求有求必应,以早不存在的大唐王朝的名义,正式封已经是吴王的杨隆演为吴王,拜太师。
提升杨隆演的名位,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借着水涨船高,徐温顺便为自己拿到了镇海节度使(吴国的镇海镇包括润、常、升三州)、使相等职务,终于让他的名义官位追上刘威这位名义兄长。不过,与刘威不同,徐温接受的只是地盘和荣誉,不放弃一丁点儿实权,他没有去润州上任,而是兼任淮南行军司马这个名义上不大的官职,留在扬州,继续牢牢操纵吴国的大权。
待这一幕大戏成功演完,徐温得到了所想得到的东西,就很慷慨、很大度地送刘威、陶雅二人回各自的驻地。刘威、陶雅二人虽然没有被剥夺权力,但已对徐温心悦诚服,不再构成对徐温体制的威胁。
这样一来,原淮南四大佬中就只剩下一个势力最弱的常州刺史李简(刘威是节度使,陶雅、李遇是观察使)。虽然史书上没有留下李简到扬州朝见的任何记载,但随后徐温将李简调离他经营多年的常州(常州已是镇海节度使徐温的直辖地盘),到鄂州(今湖北武昌)任武昌节度使,他没打任何折扣,乖乖就去了。而且李简的一个女儿,还嫁给了徐温的二儿子徐知询。显然,李简也在徐温的恩威并施下受了招安,成为其同党了。
至此,吴国的所有头面人物,都紧密团结到了徐温周围,淮南集团自杨行密死后,内部经历了七八年明争暗斗,重新实现再统一。同时,徐温在其心腹严可求、骆知祥,以及义子徐知诰等人的协助下,让吴国同期的内政建设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可以说,在徐温的领导下,淮南集团更强大了,在大多数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
只可惜例外的那一项,恰恰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军事实力。比如说,在此期间,杨氏吴国与钱氏吴越国这对老冤家之间,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保持着战争状态。仔细统计它们之间的胜负比,竟然是相对弱小的吴越赢得多一些。
苏州之战后,双方首先值得一提的争端,发生在开平三年(909),吴越有一位花花太岁型的“官二代”——湖州刺史高澧叛变了。
高澧的父亲,本是杭州八都中盐官都(或称海昌都)的老将高彦,曾充当钱镠的卧底,诛杀自己的顶头上司盐官都将徐及,然后率部投奔钱镠,是吴越的开国元勋。他的哥哥高渭,在武勇都之乱中率先带兵赴援杭州,在与叛军的交战中战死于灵隐山。后来,钱镠得到叛军首领徐绾,还特命将徐绾挖心,祭奠高渭。
父亲和兄长如此,也没能把高澧熏陶出来。据说高澧从小脾气就极坏,暴虐好杀,以至当地人传说他是夜叉下凡。高彦死后,高澧子承父业,当上湖州刺史,专制一州,可以用到手的权力将自己的欲望做破坏性释放,就显得更加无法无天了。
《吴越备史》上说,高澧有一次问他的手下:“我想把湖州的百姓全部杀光,你们能不能给我制订一个可行性方案啊?”他的手下回答说:“咱们的政府预算、官员工资,都来自百姓交的税,您要把羊都杀光了,咱们以后到哪儿剪毛去?所以,您就算没事想杀点儿人玩,也只能挑选一部分可以杀的来杀。”
高澧就算再残暴,这表现也过于奇葩了吧?在下第一眼看到这里,就有一种不能轻信的感觉。好在结合另外一些零星记载,能拼凑出另一个有些模糊但似乎更合逻辑的故事。
湖州因为紧邻吴国,一直是吴越的边防重镇,驻防军较多。高家两代长期镇守湖州,渐渐有迈向独立藩镇的倾向。高澧上台后,他欲脱离钱家控制的苗头更加明显,在湖州大力扩充自己的私兵。有记载说:“澧性粗暴,括诸县民户,三丁抽一,立都额,为三丁军。”不过,《吴越备史》《四部丛刊》《武林掌故》等多数资料,将高澧这支私兵称为“二丁军”。可能高澧先是三丁抽一,后来嫌抓来的壮丁不够多,又改成二丁抽一。
在农耕经济高度发展的太湖流域,也并非战争迫在眉睫,竟以如此高的比例强抽男丁为兵,肯定是一种暴政(当年前秦天王苻坚在发动淝水之战前的大扩军,才是十丁抽一)。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不论古今中外,扩军肯定是要花钱的。而以“二丁军”的性质,很难想象高澧能从钱镠那里报销账目。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在当时湖州这一隅之地,大量青壮劳力被抓了壮丁之后,百姓所需缴纳的赋税不但不可能减轻,相反只能增加。由此,湖州理应民怨沸腾,对高刺史的不满与或明或暗的反抗可能遍地皆是,被强征的新兵更是怨声载道,有兵变的危险。有了这样的背景,做事简单粗暴的高澧一时发狠,跟手下说他要宰人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接受了手下的“合理化建议”后,高澧决定先发制人,把新征上来的那些有兵变可能的三千多名“二丁军”干掉。高澧事先在城中开元寺设伏,然后通知二丁军士兵来开元寺集合,要发赏。二丁军士兵陆续到达,进去一个就杀一个,直到杀了一千多人,剩下的二丁军士兵才发现这是陷阱,遂发动暴动,纵火焚烧开元寺。但他们仓促起事,事先又损失了半数的兵力,因此,在高澧所率亲兵的强力镇压下,全军覆没!
钱镠不希望在自己的地盘上涌现新的国中之国(虽然他自己也是臣服后梁的国中之国),早就寻思找个机会解除高家对湖州的长期统治。现在,钱镠得知高澧在湖州大失军民之心,就决定乘此机会解决湖州问题。
钱镠还没动手,高澧已探得风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举湖州脱离吴越,归附吴国,甚至可能为了向吴国表明自己背叛钱镠的坚定决心,还派兵袭击了杭州东北面的临平镇。
这样一来,钱镠再无退让的余地,当即命他在苏州之战中立下战功的三弟钱镖率军讨伐高澧。高澧随后向吴国求救,吴国地方四大佬之一常州刺史李简(那时他还未被徐温制服)率军南下驰援湖州。
吴国援军的行动很迅速,几乎与吴越的讨伐军同时抵达湖州。李简命军队抢先进驻湖州,谁知竟吃了一个闭门羹。原来,湖州大部分守军不满高澧的倒行逆施,在将军盛师友、沈行思、朱行先等人的率领下发动兵变,拒绝吴军入城。高澧发现多数部下已背叛了他,感到大势已去,便率最后的亲信部众五千余人,从另一城门突围逃走,投奔吴国。李简自然也收兵北归,钱镖轻而易举收复湖州。
第二年三月,钱镠到湖州视察,正式任命钱镖为湖州刺史。可惜,这次钱镠又看错了人,钱镖虽然是他的亲弟弟,作战也十分英勇,但脾气并不比高澧好多少,经常酗酒,然后在大醉之中乱杀人。一年后,钱镖又发酒疯杀人了,具体杀了谁没有记载,但应该是个有分量的人物,以至于钱镖酒醒后惊恐万分,害怕兄长会追究他的罪,竟步了高澧的后尘,杀掉监督他的都监、推官,只身叛逃到吴国。
实际上,钱镖很可能是反应过度了。他逃奔吴国时,甩下了两个儿子,大的五岁,小的还不满一岁。对弟弟叛逃大感意外的钱镠怜悯这两个小侄儿,将他们接到家,与自己的儿子一起抚养,还给这两个孩子一个取名“可团”,一个取名“可圆”,希望他们的父亲能够回来,与家人团圆。不过,钱镖最后终老于吴国,再未返回吴越。
钱镖投奔吴国后一年,徐温完成了对吴国的再统一,地位稳固下来,开始寻思建立武功,扩大吴国的疆域。徐温派遣原吴越降将陈璋为主帅,率水师逆长江而上,先攻占楚国重镇岳州(今湖南岳阳),然后进逼江陵(今湖北荆州)。
已在事实上脱离后梁的荆南节度使高季昌,与楚王马殷同仇敌忾,联合共抗吴军的进犯。双方激战了三个月,吴军无法攻占江陵,打开局面,长江补给线又不断受楚、荆水军的袭击干扰,处境日益艰难。
接着,陈璋听说了马殷和高季昌有个联合作战的大计划:打算南北夹击,切断江口(洞庭湖注入长江处)的长江主航道,全歼吴军!还算陈璋处置得当,他忙命全军排成一列纵队,利用夜色掩护,顺流而下,紧急撤军。待荆、楚联军发现,吴军已经走远,追之不及了。但陈璋刚刚夺到手的岳州,又被楚军收复。
吴军这次西征,徐温偷鸡不成,还差点蚀了一把米,他只好换个目标,试试吴越这颗柿子,最近会不会软一点儿。
陈璋从江陵撤退之后两个月,徐温派吴军老将李涛、曹筠(按吴越方面的记载,徐温义子徐知诰也参与了此次出征)等率军两万人,翻越道路狭窄崎岖的千秋岭(天目山的一段,今浙、赣两省的交界处千秋关),突然袭击了钱镠的故乡,位于杭州西面的衣锦军(今浙江临安),想打钱镠一个措手不及。
可是,吴越对吴国的警惕性一直很高,吴军奇袭无效,陷在了衣锦军境内。吴越王钱镠急命自己的第七子,已接替叔叔钱镖担任湖州刺史的钱传瓘,率湖州驻军迅速南下,救援衣锦军。同时,钱镠又派第六子钱传璙率水师北上,进攻常州所属的东洲,吸引吴国的注意力,勿使其向千秋岭方向增兵。
当初武勇都之乱时,主动前往宣州,给田
当人质的,就是钱传瓘;由顾全武带到扬州,给杨行密当人质的,就是钱传璙。他们俩,再加上他们的三哥(老大、老二已死,实际上已成为钱镠长子),被朱温预定为梁朝驸马爷的钱传瑛,是钱镠三十个儿子中有能力的佼佼者。
却说钱传瓘率所部进至衣锦军北,发现行动迟缓的吴军仍在千秋岭以南,便赶紧派人上山,砍伐树木,用以堵塞岭上本来就很不宽敞的崎岖山路,一下切断了吴军李涛部的补给线与归路,吴军顿时军心大乱。吴军大将曹筠自恃有才,原本就对自己在徐温手下的境遇不太满意,现在见战局不妙,竟临阵倒戈,叛降吴越。钱传瓘见战机对吴越一方有利,便乘势发动总攻,吴军大败,包括主将李涛在内的将校士卒八千余人被俘。
与此同时,吴与吴越在东洲发生的新会战,也以钱传璙小胜告终,吴军损失三千余人。稍后,吴越方面探知吴军还向靠近衣锦军的广德增兵,有再次进攻的可能性。钱镠决定先发制人,派钱传瓘率军越过天目山进攻广德,一举克城,俘虏吴将花虔、涡信,然后全师退回吴越。
这样,徐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发起的第一轮扩张试探,竟然在西线碰壁,东线更是头破血流,以全败收场。不过,失利之后,徐温的表现很有政治家的风度,他把所有决策失误的责任都担了下来,没有推诿给任何手下,稳定了人心。更让人吃惊的是,徐温特地派人照顾叛将曹筠的妻子儿女,然后悄悄遣人告知曹筠:“是我的过错,让你在这里不得志才离开,你不用挂念你的妻儿,我会照顾好他们的。”曹筠得信,没想到徐温的心胸竟能如此宽大,备感愧疚,开始后悔叛逃一事。
徐温虽然轻车熟路地消除了吴国内部新产生的不满情绪,但好事不出门,恶名传千里,913 年上半年,吴军在东西两线出击接连失利,还是给吴国的邻居传递了一个并不很准确的信息:看来,淮南军队的战斗力已不复当年之勇了!欲攻淮南,此其时也!由此引发了吴国 913 年下半年的几次防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