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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象牙潭大捷，吴国意外地一举吞并了危氏与彭氏的地盘，疆域大增，徐温领导的吴国新中央终于有了实打实的武功，地位大为巩固。但为了长治久安，徐温还须将削藩工作提上日程。
论削藩手段，徐温还是比较温柔的。他先设法让刘威、陶雅、李遇、李简四位大佬来扬州，朝见新王杨隆演。只要他们来了，就等于公开承认由徐温支配下的新体制的合法性，以后再想弄点儿什么花样，也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在这四位大佬中，对徐温最不服气的是宣州观察使李遇，徐温决定先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乾化二年（912）三月（朱温最后一次亲征，让李存审吓败的那个月），徐温派馆驿使徐玠出使吴越国，要他在路过宣州时顺便游说李遇入朝。
初到宣州，徐玠的附带任务执行还算顺利。李遇虽然对徐温窝着一肚子的火，但想想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便压着怒气表示同意。徐玠好像不太会察言观色，又多了一句嘴：“这就对了嘛，李公您如果再不去扬州，人家都说您要造反了呢！”
这句话一下子把李遇刚刚压下去的心头火又点燃了。他勃然大怒，反问道：“你居然说我造反？那么杀害侍中的家伙，是不是造反？”
所谓“侍中”，是前任吴王（实为弘农王）杨渥被杀前的官职。李遇这句话一传到徐温耳中，徐温不禁又惊又怒。当初，徐温花了好些心机才撇清自己与杨渥被杀一事的干系，把罪责全部推给张颢，现在又让李遇一句话打回了被告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像朱友珪在台上，就必须坚持是朱友文谋害朱温一样，这件事关乎徐温执政的合法性，是绝对不容触碰的底线！
徐温的反击又快又狠，他立即让吴王杨隆演下令：一、李遇多次受招均不肯入朝，显然图谋不轨，着即解职；二、任命淮南节度副使王檀出任宣州制置使，接替李遇；三、由都指挥使柴再用、楼船副使徐知诰统率昇、润（今江苏镇江）、池（今安徽贵池）、歙等州军队，护送王檀上任。
李遇当然不会承认他眼中那个无名鼠辈徐温的命令，作为跟随杨行密打天下的淮南功臣，李遇论打仗也是有两下子的，自然更不会像危仔倡那样弃城逃跑。柴再用到达宣州，李遇拒绝交出职务，集结忠于自己的军队，坚决抵抗。结果柴再用在宣州城下与李遇打了一个多月的攻防战，还是毫无进展。
显然，要仅仅通过武力来解决李遇，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可徐温又拖不起，万一刘威、陶雅、李简那几位大佬见自己长期摆不平李遇，群起响应怎么办？明招占不了上风，那就出阴招。正好，李遇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小儿子，此时正在扬州当牙将，处于徐温的掌握之中（可见李遇造反确实是一时冲动）。徐温就把他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宣州前线，请李遇观赏。
刀斧加颈，把这位李遇的儿子吓坏了，他向着城头大哭大喊，哀求父亲救命。想当初，田鄩也用过这一招来对付淮南第一名将李神福，李神福的回答是下令朝儿子放箭。而李遇的表现证明了他为什么当不上第一名将，他一看见小儿子受罪，当即就心疼得不得了，心烦意乱，全军缩回城中，无意再战。
看出李遇已然动摇，徐温趁热打铁，派典客何荛入城，用吴王杨隆演特使的名义游说李遇：“如果李公您的本意就是想要造反，那就请杀了我何荛以示三军；如果您原本并不想造反，那为何不听我一句劝出城归顺吴王呢？”
李遇心动了，虽然何荛的话带有很大的暗示性，给人一种好像重新归顺就没事似的感觉，但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可信的承诺。本来李遇也是个老江湖，不该看不出来，但爱子之心让他在情急之下变成了傻瓜，为了保住小儿子的性命，李遇连起码的讨价还价都没做，就打开城门，出城投降。
为杀一儆百，徐温尽显他凶狠的一面，让柴再用将这位主动放下武器的老兄弟，与徐温同为“三十六英雄”之一的李遇，满门抄斩！
从道义上讲，徐温不愧是盐贩子出身，先是采用欺骗手段，诱捕李遇，而后又背信弃义，痛下杀手，完全是一派武侠小说中反面大BOSS的做派。
但从政治家的角度看，徐温用最微小的代价快速平定了李遇之乱，是他当时能采用的正确选择。如果讲道义，真刀真枪地干，那战场造成的伤亡与对吴国国力的损害，都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更重要的是，杀鸡骇猴的效果昭然显著，四位大佬中的另外三位，再不敢轻视他们原以为没多大本事的徐温，开始对这位吴国的无冕之王充满了恐惧。
李遇之后，最受徐温猜忌的大佬，是驻守洪州的镇南节度使刘威。实际上，早在杨行密临终前，因周隐建议让刘威来接杨行密的班，刘威就被扬州方面视为最具潜在杀伤力的危险分子。
现在随着李遇的覆灭，徐温欲出重手打击各地藩镇，强化扬州中央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于是，一些小人物主动去投徐温之所好，检举揭发刘威的种种“罪行”，一时间，关于徐温即将出兵讨伐刘威的各种小道消息传遍淮南，甚嚣尘上！
刘威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有了李遇那辆翻倒的前车，刘威不敢轻言反叛，只好与几个心腹悄悄商议对策。刘威的一个幕僚黄讷建议说：“刘公您受到的猜忌和陷害固然很深，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件是事实。您如果不带军队，孤身一人，单舟一叶，前往扬州朝见吴王，那么所有针对您的谣言都将不攻自破！”
刘威反复思量：仅仅靠洪州之众，显然已不是徐温所代表的扬州中央的对手，与其打一场必败之仗，连累家人和江西军民，还不如按黄讷所说，冒险去一趟扬州。我主动向徐温低头，承认他的权威，徐温未必会赶尽杀绝吧？
与刘威有相似想法的还有歙州的陶雅，他得知刘威准备入朝，便相约一同前往扬州，给徐温送大礼。
对刘、陶二人来说，他们很幸运，徐温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深知恩威并施的道理。徐温在扬州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威、陶雅，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们又回到了杨行密还在世的年代，徐温仍然是结拜的小弟，刘威、陶雅仍然是他徐温的结拜兄长。成天都是叙不完的旧，说不完的情，与不久前下令处决李遇全家的那个冷血徐温简直判若两人。
徐温当然不会慷慨无原则地浪费表情，他其实是想借助刘威、陶雅二人，制造一次大场面给全体吴国人看看。让大家知道，刘威、陶雅已经服从了他的领导，吴国上下正团结一心向前进。还让那些潜在的不安分子知难而退，死了和他徐温对抗的心！
稍后，由徐温、刘威、陶雅三人领衔，淮南的文武官员共同觐见当年由李茂贞派到扬州的唐朝钦差李俨（前宰相张濬的儿子张俨）。
当然，唐朝已亡，此时李俨的身后，已经连当初那个虚有其表的空壳子都没了，淮南之所以一直把他当一尊菩萨像供起来，一是因为淮南集团一直以大唐忠臣自居，二是因为当年刘仁恭说得好：“我比较喜欢长安的老牌子。”于是，只剩下老牌子的李俨，对徐温的要求有求必应，以早不存在的大唐王朝的名义，正式封已经是吴王的杨隆演为吴王，拜太师。
提升杨隆演的名位，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借着水涨船高，徐温顺便为自己拿到了镇海节度使（吴国的镇海镇包括润、常、升三州）、使相等职务，终于让他的名义官位追上刘威这位名义兄长。不过，与刘威不同，徐温接受的只是地盘和荣誉，不放弃一丁点儿实权，他没有去润州上任，而是兼任淮南行军司马这个名义上不大的官职，留在扬州，继续牢牢操纵吴国的大权。
待这一幕大戏成功演完，徐温得到了所想得到的东西，就很慷慨、很大度地送刘威、陶雅二人回各自的驻地。刘威、陶雅二人虽然没有被剥夺权力，但已对徐温心悦诚服，不再构成对徐温体制的威胁。
这样一来，原淮南四大佬中就只剩下一个势力最弱的常州刺史李简（刘威是节度使，陶雅、李遇是观察使）。虽然史书上没有留下李简到扬州朝见的任何记载，但随后徐温将李简调离他经营多年的常州（常州已是镇海节度使徐温的直辖地盘），到鄂州（今湖北武昌）任武昌节度使，他没打任何折扣，乖乖就去了。而且李简的一个女儿，还嫁给了徐温的二儿子徐知询。显然，李简也在徐温的恩威并施下受了招安，成为其同党了。
至此，吴国的所有头面人物，都紧密团结到了徐温周围，淮南集团自杨行密死后，内部经历了七八年明争暗斗，重新实现再统一。同时，徐温在其心腹严可求、骆知祥，以及义子徐知诰等人的协助下，让吴国同期的内政建设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可以说，在徐温的领导下，淮南集团更强大了，在大多数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
只可惜例外的那一项，恰恰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军事实力。比如说，在此期间，杨氏吴国与钱氏吴越国这对老冤家之间，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保持着战争状态。仔细统计它们之间的胜负比，竟然是相对弱小的吴越赢得多一些。
苏州之战后，双方首先值得一提的争端，发生在开平三年（909），吴越有一位花花太岁型的“官二代”——湖州刺史高澧叛变了。
高澧的父亲，本是杭州八都中盐官都（或称海昌都）的老将高彦，曾充当钱镠的卧底，诛杀自己的顶头上司盐官都将徐及，然后率部投奔钱镠，是吴越的开国元勋。他的哥哥高渭，在武勇都之乱中率先带兵赴援杭州，在与叛军的交战中战死于灵隐山。后来，钱镠得到叛军首领徐绾，还特命将徐绾挖心，祭奠高渭。
父亲和兄长如此，也没能把高澧熏陶出来。据说高澧从小脾气就极坏，暴虐好杀，以至当地人传说他是夜叉下凡。高彦死后，高澧子承父业，当上湖州刺史，专制一州，可以用到手的权力将自己的欲望做破坏性释放，就显得更加无法无天了。
《吴越备史》上说，高澧有一次问他的手下：“我想把湖州的百姓全部杀光，你们能不能给我制订一个可行性方案啊？”他的手下回答说：“咱们的政府预算、官员工资，都来自百姓交的税，您要把羊都杀光了，咱们以后到哪儿剪毛去？所以，您就算没事想杀点儿人玩，也只能挑选一部分可以杀的来杀。”
高澧就算再残暴，这表现也过于奇葩了吧？在下第一眼看到这里，就有一种不能轻信的感觉。好在结合另外一些零星记载，能拼凑出另一个有些模糊但似乎更合逻辑的故事。
湖州因为紧邻吴国，一直是吴越的边防重镇，驻防军较多。高家两代长期镇守湖州，渐渐有迈向独立藩镇的倾向。高澧上台后，他欲脱离钱家控制的苗头更加明显，在湖州大力扩充自己的私兵。有记载说：“澧性粗暴，括诸县民户，三丁抽一，立都额，为三丁军。”不过，《吴越备史》《四部丛刊》《武林掌故》等多数资料，将高澧这支私兵称为“二丁军”。可能高澧先是三丁抽一，后来嫌抓来的壮丁不够多，又改成二丁抽一。
在农耕经济高度发展的太湖流域，也并非战争迫在眉睫，竟以如此高的比例强抽男丁为兵，肯定是一种暴政（当年前秦天王苻坚在发动淝水之战前的大扩军，才是十丁抽一）。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不论古今中外，扩军肯定是要花钱的。而以“二丁军”的性质，很难想象高澧能从钱镠那里报销账目。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在当时湖州这一隅之地，大量青壮劳力被抓了壮丁之后，百姓所需缴纳的赋税不但不可能减轻，相反只能增加。由此，湖州理应民怨沸腾，对高刺史的不满与或明或暗的反抗可能遍地皆是，被强征的新兵更是怨声载道，有兵变的危险。有了这样的背景，做事简单粗暴的高澧一时发狠，跟手下说他要宰人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接受了手下的“合理化建议”后，高澧决定先发制人，把新征上来的那些有兵变可能的三千多名“二丁军”干掉。高澧事先在城中开元寺设伏，然后通知二丁军士兵来开元寺集合，要发赏。二丁军士兵陆续到达，进去一个就杀一个，直到杀了一千多人，剩下的二丁军士兵才发现这是陷阱，遂发动暴动，纵火焚烧开元寺。但他们仓促起事，事先又损失了半数的兵力，因此，在高澧所率亲兵的强力镇压下，全军覆没！
钱镠不希望在自己的地盘上涌现新的国中之国（虽然他自己也是臣服后梁的国中之国），早就寻思找个机会解除高家对湖州的长期统治。现在，钱镠得知高澧在湖州大失军民之心，就决定乘此机会解决湖州问题。
钱镠还没动手，高澧已探得风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举湖州脱离吴越，归附吴国，甚至可能为了向吴国表明自己背叛钱镠的坚定决心，还派兵袭击了杭州东北面的临平镇。
这样一来，钱镠再无退让的余地，当即命他在苏州之战中立下战功的三弟钱镖率军讨伐高澧。高澧随后向吴国求救，吴国地方四大佬之一常州刺史李简（那时他还未被徐温制服）率军南下驰援湖州。
吴国援军的行动很迅速，几乎与吴越的讨伐军同时抵达湖州。李简命军队抢先进驻湖州，谁知竟吃了一个闭门羹。原来，湖州大部分守军不满高澧的倒行逆施，在将军盛师友、沈行思、朱行先等人的率领下发动兵变，拒绝吴军入城。高澧发现多数部下已背叛了他，感到大势已去，便率最后的亲信部众五千余人，从另一城门突围逃走，投奔吴国。李简自然也收兵北归，钱镖轻而易举收复湖州。
第二年三月，钱镠到湖州视察，正式任命钱镖为湖州刺史。可惜，这次钱镠又看错了人，钱镖虽然是他的亲弟弟，作战也十分英勇，但脾气并不比高澧好多少，经常酗酒，然后在大醉之中乱杀人。一年后，钱镖又发酒疯杀人了，具体杀了谁没有记载，但应该是个有分量的人物，以至于钱镖酒醒后惊恐万分，害怕兄长会追究他的罪，竟步了高澧的后尘，杀掉监督他的都监、推官，只身叛逃到吴国。
实际上，钱镖很可能是反应过度了。他逃奔吴国时，甩下了两个儿子，大的五岁，小的还不满一岁。对弟弟叛逃大感意外的钱镠怜悯这两个小侄儿，将他们接到家，与自己的儿子一起抚养，还给这两个孩子一个取名“可团”，一个取名“可圆”，希望他们的父亲能够回来，与家人团圆。不过，钱镖最后终老于吴国，再未返回吴越。
钱镖投奔吴国后一年，徐温完成了对吴国的再统一，地位稳固下来，开始寻思建立武功，扩大吴国的疆域。徐温派遣原吴越降将陈璋为主帅，率水师逆长江而上，先攻占楚国重镇岳州（今湖南岳阳），然后进逼江陵（今湖北荆州）。
已在事实上脱离后梁的荆南节度使高季昌，与楚王马殷同仇敌忾，联合共抗吴军的进犯。双方激战了三个月，吴军无法攻占江陵，打开局面，长江补给线又不断受楚、荆水军的袭击干扰，处境日益艰难。
接着，陈璋听说了马殷和高季昌有个联合作战的大计划：打算南北夹击，切断江口（洞庭湖注入长江处）的长江主航道，全歼吴军！还算陈璋处置得当，他忙命全军排成一列纵队，利用夜色掩护，顺流而下，紧急撤军。待荆、楚联军发现，吴军已经走远，追之不及了。但陈璋刚刚夺到手的岳州，又被楚军收复。
吴军这次西征，徐温偷鸡不成，还差点蚀了一把米，他只好换个目标，试试吴越这颗柿子，最近会不会软一点儿。
陈璋从江陵撤退之后两个月，徐温派吴军老将李涛、曹筠（按吴越方面的记载，徐温义子徐知诰也参与了此次出征）等率军两万人，翻越道路狭窄崎岖的千秋岭（天目山的一段，今浙、赣两省的交界处千秋关），突然袭击了钱镠的故乡，位于杭州西面的衣锦军（今浙江临安），想打钱镠一个措手不及。
可是，吴越对吴国的警惕性一直很高，吴军奇袭无效，陷在了衣锦军境内。吴越王钱镠急命自己的第七子，已接替叔叔钱镖担任湖州刺史的钱传瓘，率湖州驻军迅速南下，救援衣锦军。同时，钱镠又派第六子钱传璙率水师北上，进攻常州所属的东洲，吸引吴国的注意力，勿使其向千秋岭方向增兵。
当初武勇都之乱时，主动前往宣州，给田
当人质的，就是钱传瓘；由顾全武带到扬州，给杨行密当人质的，就是钱传璙。他们俩，再加上他们的三哥（老大、老二已死，实际上已成为钱镠长子），被朱温预定为梁朝驸马爷的钱传瑛，是钱镠三十个儿子中有能力的佼佼者。
却说钱传瓘率所部进至衣锦军北，发现行动迟缓的吴军仍在千秋岭以南，便赶紧派人上山，砍伐树木，用以堵塞岭上本来就很不宽敞的崎岖山路，一下切断了吴军李涛部的补给线与归路，吴军顿时军心大乱。吴军大将曹筠自恃有才，原本就对自己在徐温手下的境遇不太满意，现在见战局不妙，竟临阵倒戈，叛降吴越。钱传瓘见战机对吴越一方有利，便乘势发动总攻，吴军大败，包括主将李涛在内的将校士卒八千余人被俘。
与此同时，吴与吴越在东洲发生的新会战，也以钱传璙小胜告终，吴军损失三千余人。稍后，吴越方面探知吴军还向靠近衣锦军的广德增兵，有再次进攻的可能性。钱镠决定先发制人，派钱传瓘率军越过天目山进攻广德，一举克城，俘虏吴将花虔、涡信，然后全师退回吴越。
这样，徐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发起的第一轮扩张试探，竟然在西线碰壁，东线更是头破血流，以全败收场。不过，失利之后，徐温的表现很有政治家的风度，他把所有决策失误的责任都担了下来，没有推诿给任何手下，稳定了人心。更让人吃惊的是，徐温特地派人照顾叛将曹筠的妻子儿女，然后悄悄遣人告知曹筠：“是我的过错，让你在这里不得志才离开，你不用挂念你的妻儿，我会照顾好他们的。”曹筠得信，没想到徐温的心胸竟能如此宽大，备感愧疚，开始后悔叛逃一事。
徐温虽然轻车熟路地消除了吴国内部新产生的不满情绪，但好事不出门，恶名传千里，913 年上半年，吴军在东西两线出击接连失利，还是给吴国的邻居传递了一个并不很准确的信息：看来，淮南军队的战斗力已不复当年之勇了！欲攻淮南，此其时也！由此引发了吴国 913 年下半年的几次防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