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帝国虽然仍保持着天下第一强的地位,但势力处于明显的衰退之中,而且其内部正酝酿着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势头。拥有魏博节度使、邺王、检校太师、中书令等一大堆显赫头衔的后梁北方军团总司令杨师厚,仗着实力强、功劳大,越来越飞扬跋扈,不但专制黄河以北,而且就连汴梁朝廷有什么大事小情,新皇帝朱友贞也要遣人一一向他咨询意见之后才敢下诏执行。一时间,魏州仿佛变成后梁帝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杨师厚就像是朱友贞的太上皇。
虽然朱友贞的脾气并不算坏,可身为一个大国天子,内心也不希望老有个姓杨的“干爹”时时对自己指手画脚。那怎么才能提升皇权,削减杨师厚的影响力呢?显然,取得一次军事上的大胜利,是在五代提升威信的最快捷方式,就拿对面的李存勗来说,打一场夹寨之战,晋军中多少老家伙都服了。可是要披坚执锐,决胜军前,这实在有点难为朱友贞这位“雅好儒士”的文人型皇帝。那就退而求其次,在后方运筹帷幄,到杨师厚手够不着的其他战场取得一次成功,也能够稍稍压一压杨师厚的嚣张气焰吧?
正好,臣服于后梁的吴越王钱镠和楚王马殷,最近都与杨氏吴国起了军事冲突,而且打得都不太顺利,希望宗主国后梁能出兵干预。朱友贞见了两国的奏书,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吴军总应该比李存勗的晋军好对付些吧?而且,咱们后梁不是还雪藏着一个熟悉淮南内情的大将王景仁,他昔日虽在柏乡败于晋军,但那毕竟是有客观原因的,父皇就一直认为他不失为一员良将,现在让他去对付淮南的新老同事,应该问题不大吧?
于是,就在刘守光被俘那个月,朱友贞任命挂了个宁国节度使虚衔(宁国镇属吴国所有)的板凳大将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率军南征,攻向吴国的庐(今安徽合肥)、寿(今安徽寿县)二州。
朱友贞为什么会觉得吴国可能好欺负一点儿呢?原来这几年来,吴国主君杨氏失势,徐温专权,因为徐温名望有限,吴国不少元老并不服他,其间发生过多次明争暗斗,有一次还发展成为内战,很容易给外人一种内部不稳定的印象。而且在此期间,吴国与周边各支势力也打过一些仗,虽有一次象牙潭大捷,但败仗打得好像更多。李存勗的厉害,现已广为人知,如果咱们怕硬,那就选择欺欺软。
只不过,权臣徐温统治下的吴国真的已经变成一个外强中干的软弱国家了吗?关于这几年吴国的内情,以及已经发生过的那些事,也许值得我们回过头好好看一看。
前文提过,至少在刚干掉张颢上台时,徐温只能算一个跛脚鸭级的权臣,由于他本人并不以军事见长,在杨吴开国的“三十六英雄”中,功勋战绩都偏处下游,所以突然间当上大领导,也就特别不容易让杨行密的旧部功臣服气。
徐温上台时,“三十六英雄”中第一流的人物,如李神福、田鄩、安仁义、朱延寿、台濛等人出于各种原因已不在人世,但手握重兵、坐镇一方、名望功绩高过徐温的老兄弟们,仍然可以抓出一大把:洪州(今江西南昌)的镇南节度使刘威,歙州(今安徽歙县)观察使陶雅,宣州(今安徽宣城)观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简等。这些有资格把徐温叫作“小弟”的元老只要还活着,就是徐温执政的潜在威胁。如果权力根基本就不那么合法的徐温,有什么事处置不得当,招致重大失败,尤其是军事上的失败,潜在威胁马上有可能转变为现实威胁。
那怎么办?换个角度说,对于不怎么能打仗的徐温,少打仗也就不容易打败仗了。基于以上考虑,一切以维持稳定为最高目标,徐温时代的吴国,不要说比杨行密时代,就是比杨渥时代,其扩张性也大大减小了,从而给人一种对外偏软的感觉。
但少打仗并不等于不打仗,身处乱世,常常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既身为淮南事实上的大当家,面对周边的挑战,尤其是对一些弱敌的挑战,如果还是一味退让,也没法向国人交代。开平二年(908)八月(徐温上台执政的第三个月),淮南的宿敌吴越王钱镠,上疏当时的后梁皇帝朱温,献上联合各方讨伐吴国的战略计划。负责替钱镠送信的,还不是别人,正是不久前被钱镠收留的淮南叛将王茂章(刚改名王景仁,正是这次去后梁被朱温留用)!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元老们都看着呢:你徐温能装聋作哑,坐等人家打上门吗?不行,必须对钱镠进行一次惩罚性打击,于是,徐温任命步军都指挥使周本为主帅,南面统军使吕师造为副帅,进攻吴越的重镇苏州。
这个人事安排徐温肯定是动过一番脑筋的。前文提过,周本,舒州宿松县人,相传为三国名将周瑜之后,曾独自一人打死过老虎,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是此时吴国第一流的大将之才。不过,对徐温而言,更重要的是,周本原属赵锽,系降将出身,威望一时威胁不到自己,可以相对放心使用。吕师造,扬州人(叛降马楚的原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也是扬州人,虽史无明载,但怀疑他俩可能是兄弟或从兄弟),属于杨吴嫡系中资历较浅的新生代,也是一员不错的战将。他曾为李神福部将。在李神福大败顾全武的青山之战中,负责设伏并擒获顾全武的,正是这个吕师造。
除了周本威望不足,吕师造资历不够之外,更让人有安全感的是,周本与吕师造的私人关系不好,他们合谋造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周本、吕师造二将并不是第一次合作,此前他们曾受命去接应反叛钱镠的衢州刺史陈璋,两人就因为作战思路不同起了争执。觉得官职不够高的吕师造很激进,建议主动攻击吴越军,想再建新功。周本则认为吴越军必有准备,仗着自己是主将,以嘲弄的口吻反问吕师造:“凭你那三脚猫功夫,就算发动攻击,赢得了吗?”奚落一番后,周本还不接受他的建议,不给他提供立大功的机会,只管接走陈璋。这次军事行动虽然算是成功了,但二将已为此心存芥蒂。
鱼和熊掌很难得兼,对内安全的制度设计,对外往往就不那么有力。吴军围住苏州之后,久攻不克。为给苏州解围,吴越王钱镠派将军张仁保进攻吴国的常州,欲围魏救赵。但吴国毕竟比吴越强大得多,徐温见招拆招,再派原镇海叛将陈璋、原孙儒军降将柴再用等救援常州,根本不动用围攻苏州的周本、吕师造部。
九月间,吴与吴越两军先战于常州东南的一个小岛东洲,吴越军取胜,攻陷东洲。吴军猛将柴再用的座船被击沉,险些丧命。但稍后,两军再战于太湖边的鱼荡,吴军获胜,缴获吴越战船三百艘,又收复了东洲。钱镠第一次救援苏州的努力失败,陈璋得胜后继续南进,与周本会师,合攻苏州。
可即使如此,由于吴越守军顽强抵抗,以及吴军众将军心不齐,协调很差,周本、吕师造、陈璋等围攻了苏州半年,进展甚微。耗时久的原因之一,是吴军为了减小伤亡,在城下临时兴建了一个大型木匠工房,赶工制造了不少专用攻城器械。
一种重点攻城器械是叫作“洞屋”的攻城车辆,是一种撞击城墙用的冲车,顶部用生牛皮做装甲,可防止箭矢飞石对冲车操作人的杀伤。谁知守城的吴越军中,有一个叫孙琰的攻城技术专家,在他的指点下,吴越军在城头竖起巨竿,上装滑轮和钩索,其造型就像一个巨大的钓鱼竿。一旦吴军用“洞屋”攻城,这大鱼竿就从城上垂下钩索,钩住“洞屋”上的牛皮,一下钓走,“洞屋”中的吴军立刻失去保护,在城上吴越军的近距离乱箭攒射下死伤惨重。
吴军制造的另一种重点武器是“砲”,也就是投石车。不过,直到元代可以投射“八百磅(约等于三百六十三千克)巨石”的配重式投石车“回回砲”传入中国前,古中国使用的一直是威力相对有限的人力投石车。据稍后的宋代兵书《武经总要》记载,宋军使用的最大型投石车需用拽手二百五十人,但可发射的石弹重量最大也只能达到四十五千克左右。吴军使用的估计比这型号威力还要小一些,于是吴越军在城上张开巨网,用以柔克刚的方式拦截吴军射来的石弹,使吴军投石车的威力大打折扣。
在吴军尝试各种招数都不灵,对苏州久攻不下的同时,钱镠也没有闲着。攻常救苏计划失败后,吴越重新集结了兵力,以钱镠之弟、牙内指挥使钱镖为主帅,杜建徽(八都老将杜稜之子)为副手,还有将军何逢、司马福、陆仁章等,共率大军救援苏州。
后梁开平三年(909)四月,吴越援军到达苏州外围,对围城的吴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不过,要真正实现内外夹击,还得与城中守军取得联系才行。
苏州地处江南水乡的中心地带,各种河流水道密如蛛网。为防止吴越军通过潜游出入城中,吴军将与苏州城内相通的水道统统用渔网截断,并在上面绑上铜铃,这样,只要有东西触碰到渔网,都会被岸上人发现。
水性极好的吴越将领司马福发现了吴军这个秘密,他就潜在水中,先用长竹竿击打渔网,待吴军士卒听到铃声,拉起渔网查看,他再从水底游过。靠这种方法,司马福足足用了三天时间,才突破吴军在水道中设下的重重罗网,进入城内,城内守军士气更加振奋,积极与城外援军协调对敌。
四月十六日,苏州城内外的吴越军同时发起大反攻,里应外合,大败吴军,擒获吴将三十余人,夺得吴军战船两百余艘,完全打破了吴军的进攻。吴军主将周本见败局已无可挽回,只好收集败兵,乘夜从水路撤军。吴越军乘胜追击,双方在苏州西面的皇天荡又打了一仗,吴军再败。周本无奈,只得让曾斩杀张颢的将军钟泰章率精锐二百名断后,掩护大军逃生。借着夜色,钟泰章在湖边的茭白丛中插上大量旗帜,远远看去似乎有埋伏,吴越兵不敢贸然追击,遂收兵回苏州,双方才算脱离接触。
徐温执政后,吴国打的第一场大仗就这样输了个灰头土脸。不过,对于徐温本人来说,这次军事行动的失利倒不完全是坏事。在吴军战败的前一个月,徐温以战局需要为名,让名义上司杨隆演任命自己为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又任命自己最能干的义子徐知诰为升州防遏使兼楼船副使,准备支援前线。当然,没等徐温或徐知诰到达前线,周本他们已经从苏州败下阵来了。但以上的任命继续有效,徐温合法地将吴国境内一座最有发展前途的大都市,以及吴国长江舰队的很大一部分纳入自己的直接掌握之中。
也可以这么说,淮南集团虽然有一笔大投资亏了本,但徐温这个负有责任的首席CEO,在集团中所占有的股份反而增加了。这当然会引起另外一些集团老股东的不满,不过还等不到这些老股东发作,徐温的吴国就祸不单行地迎来了新的重大威胁。
可能受到吴越军队苏州大捷的影响,一直很有野心的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危全讽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如今的吴军看来已经软弱可欺,他便自称镇南节度使(镇南镇大致对应今天的江西省,此时正牌的镇南节度使是“三十六英雄”中的老兄弟刘威),向吴国尚未控制的江西中南部各路军阀发出号召,要大家联合起来,把吴军驱逐出江西!
这一号召赢得了广泛的响应。包括危全讽自己的弟弟信州(今江西上饶)刺史危仔倡、吉州(今江西吉安)刺史彭玕、彭玕的弟弟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彭彦章等都加盟参战,组成了一支号称有十万人的庞大联军,准备围攻镇南首府洪州(今江西南昌)。
这个敢于向南国霸主挑战的危全讽,是何许人也?
危全讽,字上练,抚州南城县(今江西黎川)人,他的发家史可以追溯到王仙芝、黄巢起事之时。乾符四年(877),当过王仙芝部将的柳彦章攻入江西,横扫赣北,于当年四月攻占抚州。就像黄巢过浙江时,临安冒出杭州八都一样,面对草军的威胁,身为地方豪强的危全讽,与势力更大的高安人钟传一道乘势起兵,组织起民团保卫乡里,反攻抚州。
唐末的草军本来就是流寇性质的武装,喜欢避实击虚,很少久守一地,在钟、危等地方民团的攻击下,柳彦章很快弃抚州而走,转而进攻洪州。钟传乘机入据抚州,唐朝遂任命钟传为抚州刺史,钟传随后以上司的身份让危全讽继续追击柳彦章,终于在洪州之南八十里处追上了草军。
这里是赣江与锦江的交汇处,有一个与江水相连的小湖,因其弯曲似象牙,得名“象牙潭”,直到今天,那里还有一个村子叫象潭村。危全讽发起攻击,大败柳彦章于象牙潭,斩草军大将黄可思、李道谦等。数月后,柳彦章终为宦官名将杨复光所率的唐军所灭,危全讽因在击灭柳彦章的过程中立下的功勋被授予一个“讨捕将军”的头衔。
不过,不管是钟传还是危全讽,都没有满足于唐廷赏的那点儿蝇头小利。五年后,钟传率军强行进驻洪州,赶走了唐朝设在江西的最高行政长官——江西观察使高茂卿。虚弱的唐廷无奈,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在江西设镇南镇,以钟传为镇南节度使。
钟传在入主洪州之时,顺便把抚州让给老朋友危全讽,俨然把危全讽当成了自己的部将。可危全讽不这么想:我本与你钟传同时起兵,凭什么要当你的万年老二呢?危全讽不满,便不与钟传商量,擅自派弟弟危仔倡攻占信州,导致钟、危二人决裂。
见钟传集团出现裂痕,唐廷认为江西局势还有机可乘,马上任命危全讽为抚州刺史、危仔倡为信州刺史,表示对危氏兄弟的全力支持,希望用危氏兄弟牵制钟传。但当时危全讽的实力,其实是不足以同钟传抗衡的,不久,钟传亲自出兵包围抚州,讨伐不听话的危全讽。危全讽赶紧向杭州钱镠、吉州彭玕等势力求援,结果口头支持的不少,实际出兵的一个也没有,他只得困守孤城。
好在钟传也没有将危全讽赶尽杀绝的打算,围城期间,抚州城内突发大火,钟传手下诸将都认为应该乘机急攻,抚州必定可下。谁知钟传说:“我怎么能乘人之危呢?”他不但不乘机进攻,反而亲到庙宇祷告火神,请不要伤害百姓。危全讽听闻此事,派人出城请降。双方经过一番谈判,危全讽重归钟传麾下,但在实际上保持半独立状态,同时,危全讽将女儿嫁给钟传的继承人钟匡时,两家缔结姻亲。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野心受挫的危全讽老老实实地治理自己小小的地盘,招怀亡叛,安抚士民,整顿秩序,大兴文教,使抚州一时成为四方难民向往的乐土,也为自己赢得了爱民的好名声。直到天祐三年(906),一直压着危全讽一头的大唐南平王钟传死了,危全讽的女婿钟匡时继任江西之主,危全讽大喜,感到又看到了出头之日,对左右说:“就先让钟郎当上三年的节度使,然后该轮到我来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