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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我家又在奥租界兴隆街买了一栋面街的两层小楼，离我们住的意租界那栋三层别墅不远，距我后来就读的小学很近。母亲在此开了文具店，又从她的老家请来“表弟”杨虎管理此店。解放天津时，杨虎竟以地下党身份参与其中。
天津郊外传来隆隆炮声时，我与母亲躲进杨勇和杨二早就在海河北岸回力球大楼南挖的防弹窝棚里。星光下，见炮弹在海河里炸出高高带冰的水柱，又在晨雾里依稀见万国桥上两军肉搏的场面……
天津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军当差的牛三姑爷，偷偷来我家辞行。母亲应国民党军几个士兵的请求，将他们手中积攒得不多的钱，寄往其老家。解放当日，我家别墅为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战士送去煮好的热面条。小战士见别墅花园里那座大理石裸体的女神雕像，羞涩地用踩在地上的青天白日旗给她遮体……
1945年，父亲在建国道北与之平行的兴隆街九十九号购置了一栋二层带一小院的楼房。小楼面街，对着成T字形南北走向的于厂大街。兴隆街位于海河之东，是天津一条古老的街道，一度非常繁盛。史料记载，明宣德至成化年间，天津有五大集市分布城区。至弘治六年（1493），天津城市商业活动发展，便又在天津城周边添设五集一市，其中有河东一带的粮店后街和与它相垂直、东西走向的兴隆街。据父亲讲，这兴隆街之名与乾隆帝有关。有一次，爱出游的乾隆爷先乘御辇，再驾龙舟巡幸天津，由大学士刘墉随驾，船至三岔河口登岸。乾隆爷率众臣先到望海寺拜佛，又至崇禧观拈香，然后骑御马观赏各地。策骑来到一条街巷，乾隆爷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熙来攘往，一派繁华，似有所思，便问身边的刘墉：“这等繁荣之街，何名啊？”刘墉为迎合圣意，便道：“尚无名，请皇上赐名吧！”闻之，乾隆爷龙颜大悦，遂赐名“兴隆街”。从此，兴隆街更加繁荣，几乎与海河西的通济集齐名，甚至超过久负盛名的津门通济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克天津，又破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洋人在上海、天津等地建立租界。在天津，英、法、日、俄、意、奥等国分别掠地建了各自的租界。兴隆街以货场大街为界，东段划为意租界，改称“富梅道”，西段属奥匈帝国租界。其将大马路（今建国道南侧）的水坑填平，修了有轨电车，开辟平安街、寿安街、庆安街及今民主道、进步道、自由道西段的道路，使与东浮桥（建成铁桥后称金汤桥）相连的大马路成为一条新的商业街。
兴隆街划给奥匈帝国租界之后，将街南的地段以永租实价卖给了华人，建起一些两层的楼房。我父亲买的楼房，就在其内。奥匈租界有两座影剧院。一座是新东方电影院，后改为东亚电影院，在粮店后街。另一座就是东天仙戏院，在武侠小说名家白羽寓所的北面。京剧和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李桂春的宅第达子楼，就横在兴隆街和建国道之间的庆安街。我就读四年的第二中心小学，设在兴隆街西粮店前街南口东侧的一座大庙里。出学校西门向北，进粮店前街，不足百步，就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故居。
后来，听父亲说，他在奥匈租界兴隆街买房产，是为了做生意方便。因从冀东到天津有条水路，船只可在金钟河停靠，于是河北来天津的客商逐渐多起来。后河北两个商人，在金汤桥东开设货栈，取名大昌兴货栈。到这里的生意人，清一色为冀东昌黎、丰润、乐亭、玉田、唐山等地客商。多年后，发了大财的冀东人，都在奥匈租界买地盖房，成为邻里，形成一股足以影响天津商界的重要势力。河北籍的政界名人也云集于此。像直隶河间人，1917年担任过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下野后就住在民主道。大沽人，北洋时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曹锟，家住进步道九十四号。1920年出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在大马路二十三号有宅第。曾任北洋陆军总长的鲍贵卿，在平安街八十一号购置中西合璧的豪华花园式公馆。曾任湖北省督军、两湖巡阁使的王占元，在奥匈租界有多处房地产。桐达李家——李叔同故居，就在粮店前街东侧和粮店后街六十号等两处。
总之，奥匈租界经济繁荣，政界、商界、学界、军界要人云集，是世界列强在中国租界的一个缩影，从中既可看到富有异国情调的建筑和当时先进的市政设施，又可窥视到资本主义经济畸形繁荣下中国孱弱的国力和凋敝的社会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奥成为战败国。1917年，奥在天津的租界被参战的胜利国之一中国收回。1937年夏，日本人占领天津，兴隆街改称“金汤四道”。
1945年，日本投降，“金汤四道”恢复兴隆街旧称。父亲花了二十根金条和一百匹布购得九十九号楼房。那时兴隆街还较繁华。九十九号楼下是办公室，经常有两三位职员坐班办事，楼上是卧室，小院里的两间平房是个大客厅，有时父亲也在此宴请客人或打麻将。在楼梯下，有带抽水马桶的洗手间。偶尔父母在兴隆街西的东亚电影院看夜场电影，或打麻将晚了，就歇息在楼上。我和祖父、祖母从未到这里过夜，祖父说，你父亲在这里做贸易，客户来来往往，太杂。到1948年，父亲到北平帮助祖父管理货栈和工厂，母亲将这里变成京剧评戏票友聚会的场所，经常搞亲朋圈子里的堂会。天津解放后，我在兴隆街西头的天津第二中心小学就读，便常到九十九号。老师让我们听广播里的古代故事，一般同学家没收音机，而九十九号后院的客厅有一台大收音机。老师希望我组织六七个同学定时去听。母亲拒绝了，我们只好多走半里地去别墅听故事。
那年外祖母病重，拍电报让母亲速回卢龙。母亲乘火车到安山车站，被等在那里接站的人扶上毛驴，走两个时辰到外祖父家。
待外祖母病好，母亲便从卢龙带回一个身材壮实的叫杨虎的亲戚，说准备把兴隆街九十九号改成文具店，由杨虎打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管母亲叫九姨，不善言辞，却忠厚老实，据说他刚从东北回到卢龙，是我外祖母家的人，读过高中，后到东北投奔亲戚。
母亲和杨虎乘火车从安山到天津，路上火车走走停停，竟用了两天。他背了半麻袋核桃、半麻袋黏黄米，这都是外祖父母带给心疼的闺女的。离别时，大家都流了泪。
杨虎很勤快，也能招待买文具的客人，母亲与他相处久了，发现他很厚道。店里的进出货他搞得顺顺当当，进出账目也弄得清清楚楚。母亲后来就撒手不管了，回到意租界别墅。母亲让杨虎住到二楼卧室，杨虎不去，晚上在店面里支上行军床。他每天把店面和楼上卧室、院里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逢年过节，母亲也把他请到别墅。他总是帮助秦爷烧火、洗菜，打下手。从北平乘汽车回到天津的祖父祖母，也很喜欢这个壮实憨厚的年轻人。
这年底，《益世报》报载，八十万解放大军，取捷径，快速突进山海关，包围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各部于唐山、塘沽和天津等地。前不久，东北野战军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也覆灭于山东碾庄圩。国民党十二万大军全军覆没，黄百韬自戕而亡。同时，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再丧师二十万。陈长捷的天津守军也岌岌可危。此时天津涌进大量难民。祖父处理完生意上的急事，托人打通关节，由朋友护送出津，然后又由朋友接应，安全回到北平的百花深处寓所。为了祖父祖母的安全，母亲也让杨虎随几个友人护送二老出津。夜半时分，在宜兴埠遇到十几个国民党伤兵，他们持枪勒索路人。危急时刻，杨虎毫不畏惧，径直到为首者面前，附耳说了些什么。那为首的吼了声，一挥手，伤兵便闪出通道，护送祖父祖母的几位壮汉收起短枪，避免了一场冲突。后来祖父祖母说起杨虎化险为夷之事，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949年1月初，杨虎向母亲告假，说家里有急事，他得回卢龙一趟。母亲给他钱，让他带些干粮，嘱咐一路小心。那时候，战争局势紧张，陈长捷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拒绝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大军准备强攻天津。
杨虎背个小包，在大雪纷飞的早晨出了门，母亲追出来，又塞给他一件羊皮坎肩。他给母亲鞠了躬，转身急急地走了。那时，街上刷着的“天津固若金汤……”的标语清晰可见，马可·波罗广场修起的水泥碉堡冷森地矗立。
解放以后，母亲才说，那杨虎并不是亲戚，原是冀东八路军的一个班长，抗战时在卢龙一带打日寇，建立民主政权。外祖父思想进步，到东北跑买卖，经常给驻在这里的八路军偷带稀缺药品和军工器材。村里人都知道，1924年，母亲的婆家与杨扶青出资五百大洋，帮助革命先驱李大钊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又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慷慨捐助五十车皮大豆，支持我军抗战杀敌等，1941年还通过外祖父赠送给卢龙八路军不少物资。抗战胜利后，祖父到东北做药材生意，目睹东北我军攻城拔寨，解放区越来越大，便再不与东北国民党军有贸易往来。经当地民主政府和天津地下党商议，又得到外祖父母的支持，他们以外祖母患重病为由，让母亲回卢龙，面谈相关事宜。母亲到卢龙，见外祖父母的身体都硬硬朗朗儿，见炕上坐着她熟悉的村干部，心里就明白了几分。
母亲回天津时带着杨虎，称是自家亲戚。不久，天津地下党有人与母亲联系。此后，母亲将兴隆街九十九号小楼改成同丰昌文具店，并由杨虎打理门店。实际上，文具店已成了一个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在我军解放天津时起了不小的作用。天津解放后，杨虎受命南下，在解放南京前被军统逮捕，与一批地下工作者喋血雨花台。
1952年，母亲与杨扶青夫人去南京访友，曾到雨花台烈士墓去拜谒牺牲的杨虎，寻了许久，未在烈士名录里找到杨虎，让母亲心情沉重。因为，外祖母在去世前对母亲说，那个叫杨虎的孩子，是你爹在东北的二哥的亲骨肉，为了工作方便，民主政府决定不告诉你。母亲拉着外祖母渐渐冰凉的手，说：“妈，我一见杨虎那股精神，就认出是老杨家骨血……”
隆隆的炮声，不时从远处传来，我与母亲一直站在纷飞的大雪中，望着杨虎叔叔消失在雪幕里。母亲低身给我拍衣上的雪时，那眼里盈着泪水。
我母亲早就让秦爷备足了粮食油盐和煤炭，杨二帮着把所有的玻璃窗都贴上厚纸条，免得玻璃震碎伤人，还到商店买回铜制的酒精汽炉，它既可烧开水，又可熬粥。年初，别墅院子里挖了坑，放进几个大水缸，储存米面和肉鱼，上面盖上厚厚的木盖。
听收音机说，解放军将在14日发起总攻。那天一早，我和母亲，还有秦爷，抱着棉被褥，带着暖水瓶和酒精汽炉、蒸好的馒头，到马可·波罗广场南海河边的防空洞里去。那防空洞是杨勇和杨二挖的。在土质的海河北岸，掏出两米深、一米半宽的洞，用木柱和苇席支撑，地上铺了木板，洞前有厚木门和门帘。我和母亲、秦爷三人盘腿一坐，还挺宽敞。解放军从10时起进攻，隆隆沉闷的炮声由远及近，机枪的响声也可听见。我们点上蜡烛，不久我就裹着被子睡着了。清晨，炮弹就开始往防空洞前的海河里落，我偷偷推开木门和门帘，看到炸起的水柱老高老高，河冰纷纷落下，母亲一把揪起我，按在洞里，紧紧搂住。
天津军事长官陈长捷是城防司令，他极傲慢地拒绝向解放军投降，统领十个整编师共十三万大军守城，修建的防御工事水泥碉堡遍布城市街区。他用的全是美式装备，弹粮充足，叫嚣天津城防固若金汤。为攻克天津，我东北野战军调二十二个师共三十四万人，配备大口径火炮三百三十八门、坦克三十辆、装甲车十六辆，由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亲自指挥攻城。
从1月3日起，解放军进攻天津，至12日扫清国民党军外围据点、暗堡。同时，再次向陈长捷发出劝降书，但陈长捷自恃弹粮充足、武器精良、工事坚固，声称与城市共存亡。
14日10时，刘亚楼命令发动总攻，攻城部队实行“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在坦克和装甲部队的配合下，突入天津，破西门，又克东门。
15日拂晓，解放军攻克天津守军核心阵地海光寺，位于英租界的市政府等地。至下午3时，整个天津解放。国民党军仅支撑了二十九个小时，十三万精锐部队除少数乘舰船逃往台湾，其大部被歼灭，城防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军长刘云瀚等被俘。
中午时分，枪炮声渐渐平息，我和母亲、秦爷钻出防空洞，在漫天大雪中走过回力球大楼。到马可·波罗广场时，我见到一个端着枪的国民党兵，倚着墙，低头做瞄准状。秦爷说，你看他胸上的血洞都结冰了，早死了。又经过了一辆坦克，只见履带已断。
回到别墅，秦爷给壁炉点上火，又到厨房生火做饭。过了一个时辰，秦爷做熟了清汤面条，刚端上餐桌，就听见有敲门声，是一小队解放军。见到母亲，自我介绍是班长的战士说，昨夜他们就曾到楼外，想寻个地方睡觉。两天两夜激战，进城后他们被派到这里维护治安，战士实在太困倦了，想找地方眯一会儿，见家里没人，就又去巡街。母亲听罢，立刻把十来个战士请到客厅，让秦爷再多下点儿面条，给他们暖暖身。他们说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纪很严，绝对不能吃老百姓的饭，能有地方睡，已经十分感谢了。他们摘下狗皮帽子，一个个都很年轻，除一个在院里站岗，剩下的躺在地毯上，酣然大睡。母亲拉了我上楼。
就在两天前，有几个驻防在马可·波罗广场附近兵营里的国民党军的年轻士兵，被秦爷带到别墅大门口。秦爷进院找到母亲，那时我正在小客厅和母亲下围棋，因母亲错走一子，全盘皆输，想反悔与我争执。秦爷进来说，他经常去法国菜市场买菜，与马可·波罗广场驻军熟了，刚才路过岗亭，有几个士兵求他帮忙，去邮局给他们的老家爹娘汇点儿钱。不想邮局因解放军攻城，关门歇业，他们急得不行，想让我帮忙，把津贴汇回老家，孝敬父母。他们是抗战后期参军打小日本的，本想胜利后回家种地，没想到国共内战，死活难料，特别想念家乡的老爹老娘，想汇点儿钱，也报个平安。秦爷说：“少奶奶想想办法，帮帮他们吧，怪可怜的。”
母亲想了想，就让秦爷把站在门口的四个士兵带进一楼客厅。我跟母亲下楼，到客厅沏上一壶茶。不久，秦爷带着一个年近四十和三个很年轻的士兵进了客厅。他们除了没戴钢盔，几乎一水美式装备，我全神贯注地看他们身上闪着蓝光的冲锋枪和皮腰带上挂着的刺刀和手榴弹，甚至走近一个年轻的士兵，去摸他斜挂在肩上的子弹袋。那个年纪稍长、清瘦却精壮的老兵，用四川话跟母亲说，他是四川人，参兵不久，就参加薛岳指挥的1941年底的长沙保卫战，激战六天，重创日军第十一军，后来又被调到中国远征军，由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指挥，在缅北与日军苦战，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他调到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所部固守天津。
我在学校时，曾听赵斑老师说，他许多过去的战友年前调防到天津。他给我们讲了不少他们出生入死打日本人的故事。听这老兵一说，我不再摆弄小兵身上的武器，专注听老兵的讲述。果然，这老兵与赵斑老师是战友。老兵说，他到天津后，即到离这儿不远的天津第二十六小学，找到曾经的长官赵斑。赵长官拉他到东兴楼畅谈送别后的经历，喝了很多酒，又东倒西歪地回到校内僧舍，继续说那些各自的经历，后来睡在一起。第二天回军营，因未按时归队，违反军纪，他受到上级训斥，被撤去排长职务，并禁闭三天。临近解放军攻城，部队一律不得外出，无法请赵长官代给家里汇钱，只好找到驻防不远的我家，请母亲代办。母亲得知他是赵斑老师的战友，就热情多了。他很伤感地说，十年征战，他从未回过四川，父母偶尔有音信，也是劝自己回乡团聚，但一入伍，身不由己。部队津贴不多，他攒了多年，想汇给父母，尽点儿孝心吧。这一仗打下来，生死难料，说着说着，他的两眼已湿润。那三个年轻士兵，一脸稚气，说他们是两年前入伍的，都是河北人，经过两年严格的军事训练，却没上过战场。他们觉得国军装备这么精良，城防工事又这么坚固，守卫天津不成问题。那个有张娃娃脸的小兵，还跟母亲说，离开父母时，他们说，兵荒马乱的年月，窝在家里也没出路，当兵入伍总能吃顿饱饭，等太平了，回家正可以娶媳妇，过安稳日子了。他说，我手里有了点儿钱，汇给爹妈，等攒多了，回家种地娶妻生子。说话时，他脸上浮着对未来无限的憧憬。
最后，母亲答应一定尽力帮他们把钱汇到他们各自的家里。后来，我到第二十六小学僧舍找到正在小屋写东西的赵斑老师，将他的战友去我家及撤销排长的事告诉老师。赵斑老师说，怪不得他一直未再见这个战友。
赵斑老师后来告诉我，他曾到驻军司令部找到原来的长官，替这个老兵求情。长官认出赵斑，也感慨万千，拉着手不断摇晃，然后告诉他，大仗将打呀，军纪不能松懈，打完仗再说吧。临走，长官拿出两听美国罐头和两盒香烟，说了句很伤感的话，“战后我们再相见，或在黄泉路上同行”。赵斑老师落了泪。
这几个士兵把几个小布包交给母亲，上面写着收款地址、姓名，里面装有银圆或纸币。他们很感动地向母亲道谢，并把邮费也交给母亲。母亲拒收，又让秦爷回厨房提一包刚出锅的热馒头给他们带上。他们忙给母亲深深地鞠躬，背起枪，眼睛红红的，扭头急急走了。没几个月，解放区通邮，母亲带我到邮局办理这批汇款。
第二天，天蒙蒙亮，母亲下楼，见到解放军战士早已将背包整理好，用秦爷烧的开水冲自备的炒面吃。母亲发现一个小战士的左胳膊绷带上往外渗血，忙去取药箱，给他换药包扎。是子弹擦伤，无大碍，小战士红红的脸上堆着天真的笑容，操着东北口音说：“谢谢大姨！”接着说在攻打离这儿不远的金汤桥时班里牺牲了三个战友，他的眼里还淌下了热泪。
他们走时，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看到院子里那座汉白玉裸体女神的雕像，那个负伤的小战士好奇而羞涩，小声对母亲说：“大姨，给她穿上件衣服吧，你看他们的脸都臊红了呢！”然后，他从街上找来被踩在地上的青天白日旗给雕像盖上。
他们走后，母亲默默地凝视着阴沉的天空下皑皑的白雪，若有所思，自言自语道：“死在雪地里的国民党军小兵，受伤的解放军小战士，他们连二十岁都不到，倘若他们的爹娘看到，心会流血的。”
这天深夜，秦爷把母亲叫醒，说牛三姑爷到了楼下客厅。牛三姑爷是我们本家一个三姑的丈夫，日本留学回国后，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他投奔了宋哲元将军，到前线抗日。当年，祖父为支持抗战，给国民党军捐献五十节火车皮的粮食，五百多吨。宋哲元将军为感谢祖父的爱国义举，要见见祖父，便秘密派牛三姑爷化装成商人，带人到天津意租界别墅，将祖父安全带到宋哲元将军处。没有酒宴，宋哲元将军率着众长官，设酒案，摆上八大碗。牛三姑爷自告奋勇地斟满酒后，退到后面，宋哲元将军同七位战将，捧起酒碗，高举过头，然后一饮而尽，向祖父致敬。
牛三姑爷有日本留学经历，为人又机警干练，颇受宋哲元将军重用。
1937年7月下旬，宋哲元得知日军已攻下天津部分城池，他派参谋长张克侠、旅长何基沣及守天津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公安局长）李文田，“固守天津即行抵抗”，并派第二十九军副官熟悉天津的牛三姑爷，到津督促落实命令。他们到津后，7月28日晚，在意租界北安道西侧的二十号小楼，李文田将军的官邸，参加了“七人会议”。会议主要由李文田主持，紧急磋商对日作战问题。与会者七人除了李将军，有驻小站二旅校长李致远，市保安司令、市政府秘书长马颜翀等。与会者一致决定，趁日军兵力尚未增强之际，攻其不备，消灭入城日军。行动分三路：一路袭击敌海光寺兵营，直捣驻屯军司令部；一路炸毁东局子机场，让日军失去空中打击力量；一路攻击老龙头火车站和北站，控制铁路线，阻止敌增兵。然后七人签名，由牛三姑爷修润定稿的《喋血抗战，义无反顾》宣言书和李文田之通电抗战声明，由《益世报》发表。
次日凌晨2时，袭击战斗打响。牛三姑爷参加袭击东局子机场战斗。后来他描述，在夏夜浓重大雾的掩护下，官兵悄悄摸近机场，先神速摸掉敌巡逻兵，再诱杀狼狗，然后直扑机场，分别给各架军机泼汽油，同时点火。牛三姑爷干脆脱下军装，点火后，再迅速引燃旁边的飞机。顿时机场大火弥天，巨大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夜空如同白昼。
有的敌机飞行员，侥幸爬上没燃烧的飞机，因慌张操控不当，飞机相撞，化成火团。牛三姑爷说，机场和飞机炸毁了，但训练有素的日本兵仍能进行疯狂的反击，国军伤亡也挺惨重。
老龙头火车站和北站，大梦惊醒的守军还没睁开眼睛，国军的大刀已将头颅纷纷砍下，撤退之前，国军还把第二十九军的军旗插在敌尸横陈的站台上。
因日军在海光寺驻有重兵，防备森严，这里的战斗十分惨烈。国军又从杨柳青调来一个团从侧面突击。保安营由正面强攻。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大刀对刺刀，长枪对短枪，撕咬肉搏。敌人和国军的尸体交错，血肉模糊……
战斗进行了十五个小时，在日军的援军赶到，而国军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李文田不得不下令撤出战斗，为抗日保存了一支劲旅。牛三姑爷回到宋哲元身边，受到嘉奖。几次仗打下来，他后来升任团长。
后来，他奉调杜聿明部任副师长。大约是丁亥年，他几次到津公干，每次都会到别墅看望祖父祖母，谦恭而孝敬，两位老人甚为高兴。有一次，牛三姑爷到别墅对二老说，部队要购置军需，款项需要耽误几天才送到，便与祖父商量先支借一部分。当然是一笔大数目，祖父毫不犹豫，带他到汇丰银行支取这笔美元。大约过了一周，牛三姑爷就如数奉还了这笔巨款。那年底，他又到别墅向祖父借三万美元救急。听罢，祖父一笑说，这笔钱现在能买三栋大别墅，但还是借给了牛三姑爷。这一次，竟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父亲问起这笔钱，祖父还是淡淡一笑，牛三姑爷想必有难处了，钱，有时难倒英雄豪杰啊！
此次牛三姑爷登门的时间，正是解放军在1949年1月9日全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所率二十万精锐之师。杜聿明被俘不久，他临阵脱逃，亡命于天津。上个月30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去救被解放军围住的黄维兵团等国民党军，却被解放军团团围住。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部围而不攻，展开强大政治攻势。杜聿明所部被围困多日，空投接济不继，军粮极缺，军心动摇，已有部分官兵向解放军投降。被围期间，杜聿明曾收到陈毅司令员的劝降信，部下意见有分歧，陷入战又无力，降又不能，逃又无路的困境。1月3日，蒋介石命杜聿明率部突围，杜知突围无望，遂按兵固守。1月6日，华野十个纵队，分成三个突击集团，分割突击。1月10日，解放军全歼杜聿明部，杜聿明被俘、丘清泉被击毙，李弥逃脱，牛三姑爷随之逃到天津，淮海战役结束。此役，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个精锐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余万人。
母亲下楼时，我也跟在后头。秦爷见母亲来了，就退回厨房。牛三姑爷面容疲惫憔悴，身穿西服，披着呢大衣，礼帽已摘下来，放在沙发上。他见母亲便站起来，频频点头，然后从地上提起一个黑皮包，说：“杨妹妹，我今晚就动身去台湾，接应我们的船已靠海岸。我来，是还从五叔（祖父）手里借的那三万美元，妹妹收好。安头已长这么高了，给孩子留个纪念吧！”说着，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支美国派克金笔，塞到我手里，然后站起身，戴上礼帽，笑了笑说：“从此天各一方，各自珍重吧。”他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母亲长久地呆住了。
回到卧室，母亲嘤嘤地哭了，不断重复：我真是个心地不善的女人，当初牛三姑爷没还那三万美元，我怀疑人家设计好了骗咱们，可是，在人生危难的时刻，人家还不顾命地来还钱，牛三姑爷是个信守承诺的君子呀，倒是你妈，在人家面前，无地自容……
到了20世纪50年代，祖父接到牛三姑爷从日本转过来的信，说他一直居住在台湾，因在日本学过经济学，就从事金融工作。50年代末，生活物资匮乏，牛三姑爷总会从日本或香港给祖父汇些外汇。我家第一台电子收音机和砖头式录音机，也是牛三姑爷托人从香港带到北京百花深处宅院的。祖父受命对台搞统战，他曾持祖父亲笔信交给住台北光复道的阎锡山。可惜阎锡山不置一词。
抗战时，因祖父慷慨捐军粮，声名在外，阎锡山曾派人找到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叔叔汪泰昌，希望他能到其麾下为抗战效力。因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国没有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美日关系也未破裂，叔叔还在热恋，便拒绝了阎锡山。叔叔同年到河北昌黎老家度暑假。一天深夜，祖上老宅的大门外突然来了几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为首的是中共冀东一位负责人。叔叔把客人引进宅院正房。落座之后，给老宅看院的耿舅爷，端上茶水。负责人开门见山地对叔叔说，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冀东地区许多青年人都积极参军抗战，但缺少有文化的年轻人，你父亲爱国之举，令国人敬佩，希望你参加八路军，保卫家乡，保卫祖国。叔叔说，抗击日寇匹夫有责，但我个人尚有些问题须处理，请容我考虑之后再做答复。临走前，负责人很热情诚恳地说：等你的消息。
经过深思熟虑，接受西方教育的叔叔，既拒绝了阎锡山，也未参加八路军，便到美国加州大学读博士。叔叔1946年返国，不久，又与祖父的老友杨扶青去了台湾。杨扶青与祖父都是昌黎人，又都是当地的企业家，他们积累大量财富之后，向全国发展，成为民国时河北企业商界名人。20世纪40年代，祖父投巨资，成立汪华堂奖学基金会，勉励资助贫寒有才子女读书、留学。在政府任次长的杨扶青成为基金会的秘书长。解放后，他当了水产部副部长。后来，在台湾，叔叔与阎锡山在台北成了邻居。解放后，杨扶青爷爷与我们家在北京遂安伯胡同也成了芳邻。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祖父说：“这就是生活！”那时，我已到北京第六十六中学读高中，与母亲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外祖父留下的独门四合院里。不久，母亲当了那里的治安主任。一天，她带着居委会的姐妹，去胡同东面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家对门去检查卫生，在水产部家属院里，意外见到水产部副部长杨扶青和夫人，双方先是一怔，然后母亲与杨奶奶就抱在一起，哽咽起来。她们可是多年的过命的亲戚呀！抗战时期，日本人要抓她的父亲，她便和父母躲到天津我家的别墅，住了一段时间。因日本与意大利都是轴心国，日本对意大利租界非常照顾，她父亲化名与我祖父在意奥租界商会注册做生意。后来，她父亲逃离日本人的追捕，捐助抗战前线的将士很多套棉衣。
其实，在百花深处住的祖父，早知杨扶青爷爷住在遂安伯，并和父亲多次到访，考虑杨爷爷公务在身，怕我们常去打扰，就没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