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堂与“神国”的决裂

天主教传教士和日本大名在16世纪中后期有一段蜜月期。但传教士对教廷汇报在东方的传教工作，一直报喜不报忧，所以双方的合作基础称得上水分十足。南蛮贸易和天主教传教士，只是日本绕开中国封贡体系的封锁，获取物资和技术的一个渠道。而天主教传教士以贸易利润和军事技术为诱饵，在获得日本金银的同时，对日本进行宗教上的渗透。

范礼安抵达日本后，考察了当地的传教情况，对以往书信记述与现实中的出入大为震惊。他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惊呼，这种差异到了“黑白颠倒”的程度。1579年12月5日，在口之津写给总会长的信件中，范礼安直截了当地指出：“基于我给阁下的报告，阁下将很容易理解已被印刷的日本报告离事实有多么遥远。导致上述情况有三四个理由。作为新参与者，（传教士）大多不了解语言、习惯以及该国国民的伪装。他们的评价只能基于日本人显示的外表。他们相信这与他们的内在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以赞美之词描述他们，称他们为单纯而信仰虔诚之人。然而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加以伪装的不正直之人。有些人能透视他们的内心，但他们是从所谓教化角度来叙述日本人，所以听众认为它是真实的，并伴有某种内在精神。还有一些人描述了满怀激情的改宗群体。事实上，日本人是奉领主之命而改宗的，而他（领主）则是为了从葡萄牙船上获得可期待的收入才下达这一命令。但书信执笔者在报告书中将此描述成蜂拥而至，表现出巨大的灵性热情。还有人将表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极小之善，描写为人人皆备，将发生于某一场合之事记录为整个日本的现象。所以欧洲（获得的印象）与我在此所见到的，完全不同。”

与范礼安一起经马六甲、澳门抵达日本的墨西阿神父（Lourenco Mexia）也是这种感受。他在1579年12月14日于口之津发出的信中说：“日本只报告好的，所以他（范礼安）和其他人都对日本基督教会产生了误解，认为它只是缺少主教与主教座圣堂，有许多国民可述职为主教的、光辉的原始基督教会。” 然而，以提供西式军火和对外贸易等世俗利益为诱饵，换取各地大名对教会的支持，是自沙勿略以来日本教会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传统传教策略。范礼安首次巡视日本期间，曾在1580年写给总会长的绝密报告中主张改变这一传统的传教策略。 但是虔诚的信仰并不能解决一切，范礼安很快就屈从于事实，改变了这一过于天真的想法。他亲自出马，以提供枪支弹药换取了九州岛大名有马睛信的改宗。

因此，包括织田信长在内，强势的地方大名对天主教的宽容，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以及商业利益的需要，还能对抗当时国内异常强大的佛教寺社势力。但在日本根深蒂固，经营千年之久的佛教，不是几个传教士和几杆枪炮就能撼动的。实际上，中世日本的寺社代表了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向，近世日本的城——城下町模式，最早就是由寺院的寺内町进化而来。16世纪30年代，为方便服务庞大的一向宗本山僧侣集团，一向宗在石山本愿寺建立了最早的寺内町，进而开始了有日本特色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寺内町的发展，在寺内町谋生的町人，也与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区别开来。为加强管理，寺内町随之出现专业分区，如交易场所、锻冶、木工、布匹、印染等职业化工匠集团。当铁炮传入日本的时候，拥有提硝技术和锻冶技术的本愿寺立刻拥有了铁炮锻冶匠，随之而来的便是职业化的铁炮集团——铁炮众。

于是，以寺社为中心，聚集各种职业商人和专职技工集团的庞大寺内町开始出现，寺内町之外是土地和农民，这就是近世以来日本的城市模式。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保护城市拥有的财富，寺社的武装力量即僧兵也必然规模化和职业化。僧兵不同于依附土地、庄园的侍（武士），寺内町和不断皈依宗门的农村所提供的巨额财富，已经足以支持寺院的和尚脱离土地生产。因此，日本最早的兵农分离，是由一向宗依托本山的本愿寺完成的。而作为巨大财富拥有者的寺院，在长期营建大型寺院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先进、成熟的寺院防御体系。这也是织田信长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不断对一向宗用兵的原因之一。用石料构造防御工事的石山本愿寺，防御力在当时的日本首屈一指。在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人，开始推广这种由石构城垣的新式城郭，最终完成了日本城郭史上的织田—丰臣系城郭，为近世城郭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此，佛教对日本来说，不单单是一个宗教，还是文化、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这不是几个传教士几十年里做做生意、买卖枪炮就能颠覆的。正如范礼安所说，织田信长等强势大名喜好南蛮、善待传教士，只是想获取贸易利润，以及压制过于强势的寺社势力的政治需要。“佛敌”织田信长，在京都身死之际的住所本能寺，是佛教法华宗本门流的大本山，其戒名是佛教的“总见院殿赠大相国一品泰严大居士”“天德院殿龙严云公大居士”“天德院殿一品前右相府泰岩净安大禅定门”，其墓地是佛教的本能寺、大德寺总见院、妙心寺玉凤院和阿弥陀寺。

织田信长身亡后，掌握织田家势力的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天主教政策。丰臣政权中有名的天主教大名有高山右近、小西行长、黑田长政、黑田孝高（黑田官兵卫）、蒲生氏乡等。小西行长和黑田父子是在本能寺之变前便已跟随丰臣秀吉的亲信。高山右近是讨伐明智光秀时的前锋，蒲生氏乡更是被赐予“羽柴”苗字后，于1585年在大坂城皈依天主教。丰臣政权在早期与天主教势力的关系相当融洽，天正十四年（1586）三月十六日，丰臣秀吉在大坂城接见了耶稣会传教士加斯帕尔·科埃略，而科埃略于1581年升任天主教日本教区准管区长。早在1585年，传教士与支持天主教的大名，建议菲律宾派遣舰队，确保日本全国改信天主教，并就联军进攻中国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科埃略作为准管区长对日本教区的畿内进行巡查时，顺势与当时的关白丰臣秀吉，就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教和进攻中国进行了洽谈。

前往大坂城的科埃略传教团队非常庞大，除了他本人，还有4名司祭、4名修道士以及30名神学院教士。要知道，1587年的日本，全国只有113名传教士。关白的接待非常豪华，丰臣秀吉亲自为传教士带路，介绍了大坂城，在城内设宴款待科埃略一行人。席间，丰臣秀吉向科埃略表达了进攻中国的意向，告知科埃略，日本国内平定之后，他会将关白让给弟弟，而他则建造2000艘军舰用于进攻中国。科埃略表达了对丰臣秀吉的支持，并承诺会为丰臣秀吉提供两条盖伦船（Galleon），在日本出兵的同时从菲律宾出兵进行军事援助，换取了丰臣秀吉征服朝鲜和中国之后，天主教在中国、朝鲜以及半个日本的传教许可和教堂建设权。

传教士没有把日本当作平等的合作对象，而把日本当成了廉价的雇佣兵，但丰臣秀吉不动声色，摆出一副合作愉快的态度。5月4日，丰臣秀吉给耶稣会传教士发放了传教许可。科埃略大喜过望，对丰臣秀吉进攻九州岛表达了支持，建议九州岛天主教大名向丰臣秀吉投诚。相应地，宇喜多秀家允许在冈山建立教会，黑田孝高帮助天主教在山口重新开展传教活动，毛利辉元批准神父进入毛利领传教。

当时天主教在日本最大的势力范围是九州岛地区。当地有很多天主教大名和将领，最著名的是大友宗麟、大村纯忠和有马晴信。大友宗麟的洗礼名为“唐·弗朗西斯科”（Don Francisco），大村纯忠的洗礼名为“巴塞洛缪”（Bartholomew），有马晴信的洗礼名为“唐·霍安”（Don Joan）。三人共同出资，由范礼安主持了一次朝觐活动，于天正十年（1582）派一群信教的少年武士前赴罗马朝见教皇，是为“天正遣欧使节团”。使节团的正使是同为天主教大名的日向国主伊东义祐的孙子。 不过，在天正八年（1580）之后，九州岛天主教大名再无力抵御岛津军队，传教士干脆直接介入九州岛大名之间的战争，向天主教大名提供火药、火炮和铅弹。为保证当时无火炮操作经验的日本人更好地发挥火炮威力，范礼安甚至向有马晴信提供了黑人炮手。 1585年3月3日，科埃略为防御长崎，给菲律宾耶稣会长安东尼奥·塞特纽发了一封信，请求马尼拉总督给予支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传教士在九州岛战争中的介入程度：“禀告陛下的代理人暨总督阁下，请求您即刻前来救助本地的基督教。否则，我们四十年来费尽心血培育的果实不得不落入人手。总督阁下，请您速速派遣三四艘护卫舰（Frigate），满载士兵、弹药、大炮、士兵必要的粮食，以及足够购买一两年份粮食的金钱，前来日本支持此处。因为如今这里的军力分布极不均衡，连一丝拙劣的抵抗都难以进行，对于异教徒的行径极为困扰，只能期待别的基督徒领主施以援手……这满载大炮和能够熟练操作大炮的士兵的三四艘护卫舰在日本极其珍贵。这样一来，不仅当地的基督徒领主可以获救，我们毫无疑问也可以趁机支配此处所有的海岸，威胁任何不肯服从的敌人。”

由信件可知，此时的科埃略打算从菲律宾调集军事力量，并联合九州岛的天主教大名，以守护信徒、打开传教局面。因此，当从倾向天主教的丰臣秀吉那里获取了更大的期望之后，科埃略又把丰臣秀吉的九州岛平定，当作解放所有受岛津氏压迫的天主教大名的圣战，之后还计划挥军渡海，一起消灭“异教中国”，这无疑有着更为崇高的宗教意义。因此，科埃略开始劝告九州岛天主教领主臣服丰臣秀吉，共图消灭东亚异教徒的伟业。

天正十四年（1586）四月五日，得到科埃略通知的九州岛天主教大名代表大友宗麟，亲自来到大坂城面见丰臣秀吉以示臣服，并请求关白派遣援军抵抗岛津。丰臣秀吉命令黑田孝高（黑田官兵卫）为军监（战奉行），向中国地区臣属大名毛利辉元、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以及四国地区长宗我部元亲和十河存保发布动员令。四月十日，丰臣秀吉命令毛利辉元整备城郭和道路，从九州岛臣属大名处获取人质，在赤间关修建粮仓。丰臣政权的九州岛平定作战正式拉开序幕。

九州平定与其说是在平定九州岛，不如说是对外扩张的一场大规模预演。四月十日，毛利辉元接到九州岛平定战争准备的14条朱印状，其中第十二条就是“高丽御渡海事”，对马岛宗氏也在六月接到了高丽派遣的通知。当时占领大半个九州岛的岛津氏，并未理睬丰臣秀吉发出的退还大友领地的命令，并于六月十八日从鹿儿岛出兵，进攻肥前和筑后两国，两地大友家所属据点被占。七月十三日，岛津军30000人进攻筑前。七月二十七日，岩屋城（太宰府）被占。八月二十六日，毛利家3000名援军抵达九州岛。九月，四国大名援军也抵达九州岛，与大友军会合。在九州岛平定早期，丰臣政权所属大名动作不大，主要精力放在道路准备和后勤粮仓修筑上，战斗主要是由天主教诸大名，在教会的支持下，对抗占据兵力优势的岛津军队。

十二月一日，完成后勤准备的丰臣秀吉命小西隆佐等四人，将各地筹集的30万人一年所需粮食以及20000匹马一年所需饲料，运抵尼崎，特别命令小西隆佐征调船只，将其中10万石军粮用水路运至赤间关。十二月十二日，在户次川之战中，岛津军以优势兵力击败丰臣秀吉的援军，乘胜包围大友宗麟守卫所属的丹生岛城（臼杵城）。丹生岛城是天主教在九州岛的重要据点之一，城下有大片天主教建筑，城内还建有教堂。

为保卫传教果实，传教士曾向大友宗麟提供过一种大型后装炮。该炮全长290厘米，口径9厘米，威力巨大，被称为“国崩”。臼杵城之战也记录有“国崩”。从大友方记录的战场细节“火薬一贯目、大玉小玉二升ばかり诘めて三町先の岛津势めがけて”（《大友公御家觉书》）可知，发射时装填火药的重量为一贯（3.75千克），大小铅弹装填数量为2升，可在3町（约330米）的距离炮击岛津军。一磅的重量约为454克，一贯约为8.26磅，如按太阁检地用的京都10合枡，2升容积约为3.48升。装填的是大小不同的铅弹，往炮膛填入了2升，按任意球体堆积密度为51%～70%，取最低的50%和铅密度计算，则重量约为19.73千克，约为43.5磅。由此可知，臼杵城之战中的“国崩”不是这种9厘米口径的后装炮。

臼杵城是一个海港城市，西方船只在东亚出售和使用舰载炮的记录屡见不鲜。当时，欧洲舰载炮多为长管炮，长管炮在作战目的不同时，有不同的装药。例如，为了在石质工事上打开缺口，通常会采用重装药，装药量有时会达到炮弹重量的1/2。而相当于炮弹重量1/4的装药量为中等装药，如幕末兰学中的加农炮弹药，加贺藩海防要塞中12斤加农炮的火药装填重量为400匁（1匁=3.75克），近似中等装药。

臼杵城之战中，大友方所用的弹药填装量约为8磅，如按上述比例，则火炮可能为16磅、24磅、32磅和48磅炮。当时欧洲舰载炮有双倍装填的使用方式，而2升大小铅弹重量在40磅以上，即使是以弹重双倍装填，也不太可能是16磅炮。参考当时东亚舰载长管炮的上限为24磅炮，排除32磅和48磅炮后，可以得出结论，臼杵城之战中描绘的“国崩”，实际上是当时西洋船上的24磅舰载炮，以双倍装填的方式发射霰弹，炮击了围城的岛津军队。鉴于之前和之后大友家再未记录过这种火器，说明此次是这种大型火炮第一次出现在日本战场。这批大型火炮在第一次参与实战使用中，炮击距离为3町（327米），这是当时西方标准的火炮陆战射击距离。结合之前有马晴信的黑人炮手来看，可以推测臼杵城炮击是西洋人在亲自操作，也是传教士在保卫传教成果的同时，打给未来进行武装传教、合作进攻明朝的丰臣秀吉看的。

天正十五年（1587）一月一日，丰臣秀吉向畿内和北陆道、东山道、东海道、山阴路、山阳道等37个国家的领主下达作战命令，总兵力多达25万人的各地军队，开始陆续向大坂城集结，在三月时最终兵力已至24万人。这是日本国内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单向出兵，其后的小田原之战只有21万余人，而在大坂之战时，德川方最大出兵规模只有冬之阵的20万人。丰臣秀吉以超过关原之战双方总兵力的军队规模，向只有50000人的九州岛岛津氏发起进攻。20万人配属30万人、20000匹马一年份的粮草，显然不仅是为了攻打岛津。兵力不到小田原之战时北条家2/3的岛津家，碰上如此规模九州岛平定军，结局可想而知。

大坂的传教士目睹了秀吉的出阵。天主教大名麾下将士佩戴十字架盛装前行，令传教士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天主教大名在出阵之际，前往教会进行忏悔（confisso），拜领圣体（communion），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丰臣军的行军路上，不论海路还是陆路，随处可见绘着十字架的旗印、指物在风中翻飞。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岛津家在九州岛的势力土崩瓦解，岛津第十六代家主岛津义久剃发降服，将家主之位转给弟弟岛津义弘。丰臣政权和天主教的关系越发亲密。因与父亲大友宗麟不合而未加入天主教的大友家第二十二代家主大友义统，在丰臣秀吉部下黑田官兵卫的劝说下，于四月与妻儿一起受洗加入了天主教，教名康斯坦丁（Constantinel）。

天主教传教士因为中国人不信教，就试图挑起战争，那些并非基督徒的日本人，在天主教势力强盛的地方自然也是处境堪忧。丰臣秀吉实地勘察作为征明基地的九州岛之时，天主教势力所及之处的状况，令这位从未见过天主教真面目的“天下人”大为震惊。以最早的天主教大名大友纯忠为例，为“纯洁”天主教领土，领地范围内禁止佛教徒居住，并强迫领民改宗，平毁寺庙和神社，杀害寺院僧侣和神社神官。大友纯忠连佛教徒养父的墓地都没放过，还把拒绝改宗的领民当作奴隶卖给上帝的牧羊人。

在岛津降服之后，丰臣秀吉在北九州岛博多湾的筥崎八幡宫停留。筥崎宫是神道教的神宫，主祭神是日本神道教战神应神天皇（八幡神），配祀神则是神功皇后。五月九日，丰臣秀吉最终透露了九州岛平定军的规模以及准备30万人和20000匹马一年份粮草的目的——九州岛平定之后，进行朝鲜平定。六月一日，丰臣秀吉给本愿寺显如的朱印状中，认为朝鲜国王应该像日本大名一样对“天下人”表达臣属之意，之后要求对马宗氏向朝鲜发出朝贡要求。日本天主教教区花费约30克鲁扎多，雇用了一条弗斯特（fusta）船，科埃略乘船从长崎出发，前往博多向丰臣秀吉表达祝贺。此时的博多，是丰臣秀吉最初设定的征明军事、政治基地。

弗斯特船是轻型欧式桨帆船，是主要以船桨为动力的轻快船只，科埃略所使用的弗斯特船，以十对桨来看，桨手数量大约为60人。当时日本水军主力关船桨手数量为40～80人，科埃略特意在船上装载火炮，邀请丰臣秀吉登船参观。丰臣秀吉用日本茶道招待了前来拜访的科埃略，并允许传教士在博多重建毁于战火的教堂，甚至在新的城建规划中将新建的教堂安放在博多市町中心。此时打算重建博多的小早川隆景，为了避免教会不快，打算将寺院、神社全部移出至郊外。

六月十日，丰臣秀吉登上科埃略的弗斯特船，在箱崎浜远眺在战火中被摧毁的博多，在船上品尝了传教士进献的糖果和葡萄酒，再次与传教士长谈。丰臣秀吉仔细观察了这条船的构造，对欧洲人的造船技术大加称赞，再次要求传教士提供战船，用于计划中的大陆远征。 然而，双方的关系此后急转直下，丰臣秀吉要求耶稣会将驻地由长崎转移至博多，以方便联军出动以及垄断南蛮贸易。传教士以博多水浅为由，回绝了丰臣秀吉的提议。

博多是否水浅到无法停靠大船呢？江户时代英国人的《日本渡航记》记录，围绕博多市町修整过的石堂川、那珂川和大水道，水深为五寻，约为九米深。 而博多当时对外贸易，朱印船的吨位为500～700吨，不存在所谓博多水浅而无法使用的问题。当时大型船只可以在博多港停靠，水浅只是借口，传教士在友好氛围下反对丰臣秀吉的原因，只能是博多在传教士眼中远不如当时的长崎。长崎是大友纯忠出让给天主教的教会领，周围土地和领民都归属天主教会，而博多是丰臣秀吉的直辖领，自然不如天主教说了算的“国中国”好。传教士弗洛伊斯（Frois）等人在丰后和肥前（长崎）的传教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与外国人接触频繁的博多，几乎没有天主教信徒。在传教士看来，博多以祇园祭为首的“异教”的习俗根深蒂固，严重亵渎上帝的荣光。

在教会的记录里，博多完全是一个异教徒的城市，司祭在博多居住了两年以上，发现每年博多街道上都要进行大规模祭祀，为了拯救被“魔鬼”迷惑的人，教会要求将祭祀用的道具保管在教堂里，因而引发了宗教冲突。“异教徒”拒绝了神父的要求，双方相持长达一个月，最后“异教徒”大规模集合，将“偶像”抬起，大声呐喊着，笔直向教会前进。事态越发混乱，一些大胆的年轻“异教徒”冲入教会，用极其狂妄和傲慢的语言威胁神父，并从刀鞘中拔出刀剑在神父面前挥舞，要求神父交出“魔鬼”的道具。老人从背后冲上来抱住年轻人，人越来越多，前后拥挤在一起，教堂里一片混乱。老人在后面大声叫喊“我们来处理！我们来处理”，那些达到目的的年轻“异教徒”，兴高采烈地将“魔鬼”的道具带了回去。

能够随意处死“偶像”崇拜者，把“异教徒”当奴隶卖掉的长崎教会领，自然要比博多这种信仰“魔鬼”的“异教徒”城市要好。六月十五日，丰臣秀吉对攻击长崎的深堀氏进行了惩处，从问询中看清了长崎天主教教会领这个“国中国”的真实面貌。发现情况有异的丰臣秀吉，再次要求传教士和船只集中去博多，还是遭到科埃略的拒绝。心怀疑虑的丰臣秀吉命令有大村纯忠倾向的畿内天主教大名高山右近改宗，不然就判改易。这是丰臣秀吉的一次试探。大村纯忠当年为了效忠天主，不惜掘掉自己的祖坟，而虔诚如大村纯忠的高山右近，自然也不会背弃对上帝的忠诚。本能寺之变后，高山右近效忠丰臣秀吉，是与明智光秀作战时的前锋，其封地为播磨国明石郡，居城为明石城，与丰臣秀吉的首都大坂城直线距离不到50千米。从封地方位可见他在丰臣政权中的地位，但高山右近最终选择了效忠上帝。

高山右近拒绝改宗，对丰臣秀吉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为此，高山右近在六月十七日（公历7月22日）向科埃略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这进一步加剧了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不信任，天主教不给“异教徒”留活路，也把自己逼上了死路。天主教在其势力范围内，强迫居民入教，抓捕非天主教徒为奴隶，毁坏寺庙、神社，杀死神官僧侣。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传教行为，而是在摧毁当地文化乃至社会秩序。天主教与佛教、神道教誓不两立，也在动摇丰臣政权乃至日本政权的法理依据。日本是大日如来之本国，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丰臣秀吉正在综合佛教、神道教和儒学，采用感生帝说来加强统治法理，而天主教的所作所为，触碰了丰臣秀吉的政治底线。

儒家学说理论中，天子的母亲在怀孕或分娩之时，会出现各种灵异现象，天子是感受天上五帝之一的精气而降生的。精气就是灵魂，皇帝得到了某位天神赋予的灵魂而降生，所以皇帝是天之子。丰臣秀吉此时结合佛教中太阳代表大日如来、神道教中太阳是天照大神，加上自己之前天皇皇室后裔的宣言，制造了自己是母亲梦到日轮（太阳）入腹，有感而生的神话。 然而，在天主教的宗教文化中，异教徒的日轮之子只配在火狱里永远哀号。与日本传统格格不入的宗教文化体系，以极端的态度对待日本寺庙、神社，虐杀、贩卖非天主教徒，自立教会领的行为，以及近臣高山右近的背叛，让丰臣秀吉与天主教的缘分最终走到了尽头。

六月十八日，丰臣秀吉针对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现状，发布了内容为11条的朱印状，对天主教大名进行强制改宗。但强制改宗的规定，仅限于大名与大名家臣，对一般武士、民众的信仰未加限制，也容忍教士的传教活动。但丰臣秀吉在说服高山右近失败后，对待当时日本境内活动的天主教教会的态度，开始转为强硬。

“领地と领民は天下人である秀吉に属する”（领地和领民是属于“天下人”秀吉的），六月十九日夜，丰臣秀吉下达了高山右近改易处分，并对科埃略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诘问状：

一、传教士为何强制他人信教？

二、破坏神社、佛寺，迫害僧侣的理由何在？

三、为何食用有用的牛马？

四、葡萄牙人（欧洲人）将许多日本人贩作奴隶的理由何在？

科埃略发现情况不利，急忙对诘问进行辩解：

一、尽管尽力布教，但从未强制他人入教。

二、僧侣被天主教真理感动，自发捣毁神社寺庙。

三、没有食用马肉的习惯，只吃牛肉，如果不行，可以禁食。

四、关于奴隶买卖，全部是日本人所为，教会对此深感悲哀，为防止此事，最好是丰臣秀吉发布禁止人身买卖的命令。

这样的回复显然并不能让丰臣秀吉满意。六月二十日，丰臣秀吉在八幡神社张贴了《伴天连（传教士）追放令》，当众处死了两名不肯改宗的天主教马回众（大名亲卫），随后派遣两名使者造访耶稣会准管区长科埃略所在的葡萄牙船只，将追放令正文亲手交予其司令官多明戈斯·蒙泰罗：

一、日本乃神国，由天主教国所传来邪法万万不可。

二、他们令诸国人民归顺于彼，捣毁神社和佛阁，实乃前所未闻之事。诸领主乃暂时据有其领地与权力，因此必须遵守天下的法律，不得随心所欲。

三、神父们认为可用其知识自由地获得信奉者，所以才如此破坏日本的佛法，此事断乎不可。因此，神父们不能留在日本的土地上，必须在今后二十天内打点行装回国。但在此期间，如有危害神父者，亦将予以处罚。

四、葡萄牙船（欧洲船）为商业贸易而来，另当别论。今后亦可进行长年贸易。

五、今后，凡不反对佛法者，无论商人或者他者，都可于天主教国中自由往来。

现存《伴天连追放令》仅两份，署名为丹羽郡大夫的抄件有笔误，对比各项史料，丹羽郡大夫的抄件类似原始草稿，抄写者是急急忙忙写下的，由此可见，《伴天连追放令》的发布十分仓促，更像是一份应急条文，并不像一个大规模印发或传教士诬陷的蓄谋已久的事件。丰臣透露对天主教徒的处罚，并不像德川时代那样严格，在德川时代被驱逐出境的高山右近，此时仅转移并减少了领地，在日本国内仍有大量天主教信徒。

《伴天连追放令》主要是限制欧洲传教士入境，并非后世江户时代的“锁国”。起因是传教士的不法活动，但传教士对丰臣秀吉进行了各种污蔑，诸如丰臣秀吉一直对天主教心怀不满，强抢天主教妇女失败，自比为神等。实际即使在追放令发布之后，丰臣秀吉还惩处了借机抢掠南蛮船的九州岛海贼，保护了传教士的人身安全。而气急败坏的科埃略要求菲律宾总督给予军事援助，科埃略的信中说，此时的日本人是狂妄自大、不堪一击的异教徒，只需两三百名西班牙人，让所有的神父修筑一座要塞，就能与丰臣秀吉的力量相对抗并自卫，请菲律宾诸岛的总督与主教送来这样的援军，保护长崎教会领的独立地位，结果遭到了菲律宾总督的嘲笑。

科埃略的联军方案就此宣告终结，但天主教还是在丰臣秀吉的默许下在继续发展。17世纪初，日本全国的天主教徒增至75万人，对传教士的限制也并不严格 。与此同时，西方的军事以及科技技术，依旧借着这个渠道向日本输入，如1590年，传教士瓦利尼亚诺将西式印刷机及印刷技术传入日本。科埃略的继任者范礼安在1591年拜见丰臣秀吉的时候，依旧送给他包括火枪、短剑、战马以及野战帐篷在内的礼物。 1596年10月，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普”号（San Felipe）在太平洋遇风暴，船体受损，进土佐浦户港修复之时，丰臣秀吉的部将增田长盛询问该船船长西班牙的广阔领土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船长回答：“先派传教士，使其国民成为信徒，然后派遣军队与信徒里应外合，征服该国。”

1587年之后，日本和西班牙没有了联合出兵的合作氛围，但传教士对日本在军事上的支持依旧不遗余力。除了地图、海图、活字印刷术等技术，直接用于战争的包括制造火药用的硝、制造子弹炮弹的铅，乃至刀剑火枪所用的铁，依旧由南蛮贸易所进行大量输入。仅铅一项，以文物考古报告里同位素测量，日本在17世纪前后造铅弹所用的原料铅，一半都是国外进口，其中有20%以上的铅弹所用铅的产地，是东南亚泰国北碧府的松多铅矿。该地出产的铅锭所熔铸的铅弹，在日本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长筱之战，可见传教士在16世纪末介入东北亚战争的深度和广度。 fXA2nGAADfPbSbD6GupT94tQGcJ2RuKKdw/P8f6LeA3sCJXEWTDZMiVEQJ4Tad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