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强大而羸弱的“天下人”

织田信长身亡之后，最终统一日本的是其部将羽柴秀吉。羽柴秀吉原名藤吉郎，于天文六年（1537）二月六日，出生于尾张国爱知郡中村，其父木下弥右卫门，有出身贫困农户和足轻两种说法。藤吉郎幼年时，父亲死去。年幼的藤吉郎与继父不和，离家出走。因为生活艰辛、营养不良，藤吉郎身材矮小且容貌猥琐，酷似猿猴，被人称为“猴子”。

藤吉郎出身贫贱，但一心想出人头地，期望能进入武士家工作。经过努力，藤吉郎如愿以偿，为近江国头陀寺城城主松下之纲（松下嘉兵卫）服务。松下之纲虽然号称城主，但在日本战国时代，全国大大小小的“城”有数万个之多。当时的头陀寺城只是浜松城的支城，即外围据点。从2001年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所谓头陀寺城，只是一个长约1町（109.09米），宽度略小，带有一圈壕沟的土围子。在头陀寺城待了几年的藤吉郎，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并无前途的城主。

天文二十三年（1554），22岁的藤吉郎回到尾张，成为领主织田信长的下仆。传说，最初在织田家，这个“猴子”不过是给织田信长提草鞋的，后来因为在冬天时将草鞋放在怀中焐热，得到了织田信长的赏识。他最终从下仆一步步成为足轻组头，乃至在攻打美浓的斋藤家时，独领一军，并有了墨俣一夜城这样的成就。

不过，这些只是在江户初期才出现的《普庵太阁记》中的说法。实际上，一直到永禄八年（1565），“木下藤吉郎”这个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文书之中。就在同一年，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辉，在二条御所中，被三好义继、三好三人众（三好长逸、三好政康、岩成友通）和松永久通联军围困，试图重整室町幕府权威的足利义辉战败被杀，史称永禄之变。

足利义辉死后，其弟足利义昭颠沛流离，三年后，在朝仓义景家臣明智光秀的介绍下，前往当时已经领有的尾张、美浓两国。永禄十一年（1568）七月，足利义昭抵达美浓。在北近江浅井氏和南近江六角氏的支持下，足利义昭由织田信长和浅井长政出兵护卫，前往京都，即上洛。八月七日，织田信长抵达佐和山城。但此时南近江六角氏的六角义贤、六角义治中途退出，在拒绝出兵的同时，也拒绝织田和浅井通过。当时从织田领地前往京都，在陆路交通上只能通过近江地区，在上洛失败的织田信长返回岐阜城，开始联合浅井等大名出兵。九月七日，织田信长由岐阜出兵15000人，浅井长政出兵3000人，德川家康出兵1000人，合计19000人，号称60000人，于九月十一日抵达爱知川河北岸，进攻南近江。这就是号称结束战国时代，开创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丰臣时代）的观音寺城之战。木下藤吉郎确切的第一次领兵，出现在观音寺城之战的战斗中，此时的藤吉郎已改名为木下秀吉。

九月十二日早上，织田军渡过爱知川，兵分三路，进攻六角氏在南近江的各据点。第一队由稻叶良通率领，前往和田山城；第二队由柴田胜家和森可成率领，前往观音寺城；第三队由织田信长、泷川一益、丹羽长秀、木下秀吉等人率领，攻打箕作城。箕作城是在一个陡峭的丘陵山顶上修筑的山城，由当时吉田流弓术的继承者吉田重政（吉田出云守）领兵3000人守卫。此战中，木下秀吉领兵2300人由北方进攻，丹羽长秀领兵3000人由东方进攻，但箕作城周围陡峭的山坡和茂密的丛林，使织田军的兵力优势无法发挥。久战失利之下，织田军士气开始衰落，守将吉田重政于17时趁机反攻，将围城的织田军各部击退。

此战虽是木下秀吉有史可考的第一战，却显示出了他在军事上的过人之处。初战失利之后，木下秀吉随即整军准备夜袭。箕作城作为山城，山坡上有很多茂密的树林，而六角氏为了限制攻城一方的行动，没有清除山林。木下秀吉乘着夜色，借山林掩护，将部队悄悄运动至山腰集结，然后同时点起火把，对箕作城发起四面围攻。白天苦战了7个小时之久的吉田重政，没想到织田军没有进行正常休整，在织田军队攻入箕作城时毫无防备，所部在战斗中被当场斩首200余级。吉田重政见大势已去，只得率残部突围。仅一晚，六角氏本城所在观音寺城东南方外围工事，由六角家重臣兼弓术名家吉田重政领重兵防守的箕作城，便已宣告失守。丧失了斗志的六角义贤、六角义治开城投降，织田信长的上洛之路就此打通，而战国时代也在这场战斗中宣告结束。

足利义辉死后，松永久通、三好义继和三好三人众为争夺权力，在畿内地区（京都周围令制五国：山城国、大和国、河内国、和泉国、摄津国）杀得难分难解。双方反复争夺，使这些地区的生产活动受到极大破坏，东大寺也未能幸免，也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大批建筑被焚毁，奈良大佛连头部也未能保全。长年混战使交战的双方疲惫不堪，无力抵御织田信长大军。在兵不血刃占领京都后，木下秀吉与明智光秀、丹羽长秀、中川重政等人一起负责京都政务。在这次上洛之行中，在军事上崭露头角的木下秀吉获得了独立领军的资格。永禄十二年（1569）六月，织田信长命木下秀吉领兵进攻但马国的守护山名祐丰，意图控制但马领内的生野银矿。山名祐丰的领内虽然富饶，但属于山区的但马农田有限，产出不过10万石，无法承载太多的人口，因此兵员并不富裕。木下秀吉不负所望，10日之内接连攻破山名氏要塞18座，山名祐丰的居城此隅山城也被攻破，山名祐丰被迫逃亡堺町。

此时的织田信长可谓踌躇满志，在限制将军权力的同时，也开始对邻居动手。织田氏在上洛之时，朝仓义景正全力攻略若狭国，并未听从织田信长命令出兵上洛。织田信长以此为借口，召集畿内臣属大名池田胜正、松永久秀、朽木元纲，还联合德川家康，组成了3万名联军，出兵讨伐朝仓义景，并命京都公家飞鸟井雅敦和日野辉资从军。但即使没有出兵上洛，实力派大名朝仓义景也是支持足利义昭的，也是织田信长的潜在盟友之一。元龟元年（1570）五月二十四日出兵的这场所谓讨伐叛逆之战，是重视贸易的织田信长一方，为夺取日本海贸易中心港口敦贺港控制权，而对朝仓义景进行的一场突袭作战。为夺取港口并独占贸易利润。织田信长并未通知与敦贺港相邻的妹夫兼盟友浅井长政，而是与若狭国原大名武田元明所属、不愿臣服的朝仓家的部将粟屋氏和熊谷氏串通，通过若狭国境内，直取位于敦贺湾的金崎山城。

日本国土呈长条形，京都所在地便是日本交通的中枢。京都附近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南方有堺町，北方有敦贺、小浜、三国凑。北方三大港口还是当时日中、日鲜贸易的海上交通枢纽，除了巨大的贸易利润，这里还是重要的军用物资集散地。当时作为先进武器的火绳枪，在使用和制造中所需的硝石、铅铁，除了南蛮人，只剩下明朝和朝鲜两国能够对日本出口。攻占小浜并俘获武田元明的朝仓家，通过海港—琵琶湖路线，就基本垄断了日本海上与京都之间的大宗物资流通。而拥有常驻中国人、朝鲜人的敦贺、小浜港，同样占据了运用火器所需进口物资的相当份额。因此，无论朝仓家什么态度，消灭朝仓家，已经是要天下布武的织田信长计划之内的事。

织田信长对曾经的合作方和潜在盟友下手，甚至将妹夫兼盟友排除在外，逼得两家联手对抗织田信长。刚刚攻占了敦贺的织田信长，立刻就得到浅井长政和朝仓义景联合出兵的情报。绕开占据北近江的浅井家，织田家自然可以独占利益，但当浅井与朝仓联合的时候，织田军就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危险。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织田信长丢下大军，带着十几个人仓皇逃回京都，殿后阻挡追兵风险最大的部队，便是明智光秀、池田胜正和木下秀吉所部。当时的明智光秀还同属足利义昭，池田胜正则是畿内大名，唯一直属织田信长的只有木下秀吉。殿后军队主力则是池田胜正所部3000人，木下秀吉所部兵力不可能高于池田胜正。从兵力组成和武将组成可以看出，这支殿军在当时织田信长的眼里，承担的风险很大。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底层出身的木下秀吉，即使表现出了相当的才华，在当时的织田家依然是可以被随便放弃的。

高风险也意味着高回报。成功殿后的木下秀吉，获得了织田信长丰厚的奖励，在织田家内部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团队。而此时木下秀吉已经33岁，相比其他元服（15岁）之后就可以组建家臣团、血统高贵的“天之骄子”，晚了近20年。而在江户时代的传说中，仿刘备“三顾茅庐”，很早便成为秀吉家臣的竹中半兵卫，实际是在金崎之战后才投入木下秀吉门下的。在金崎之战后，木下秀吉才是武家意义上的正式“元服”，即使在不拘一格的织田家，木下秀吉的仕路依旧艰难。在门户森严的日本社会里，制约木下秀吉的不是才能，仅仅是其平凡的出身。

即使木下秀吉才能出众、战功不断，贫寒的出身依旧让他很难获得传统封地。在姉川之战后，木下秀吉被授予了衡山城城代的职位，与丹羽长秀一起挡在浅井长政主城小谷城的南下之路上。元龟四年（1573）八月二十六日，消灭了朝仓氏的织田信长，正式对小谷城发动总攻。二十九日夜，木下秀吉领兵3000人，攻占了小谷城所属的京极丸，将驻扎在小谷城本丸的浅井长政与驻守小丸的浅井长政之父浅井久政之间的联系切断，随后连夜强攻小丸。次日，大势已去的浅井长政在本丸东侧赤尾屋敷自尽，小谷城浅井余部开城投降，北近江浅井氏由此灭亡。织田信长处死了浅井的其余亲族。次年正月，织田信长将浅井长政、浅井久政和朝仓义景的颅骨涂上金箔，作为酒宴的装饰品。

在织田家苦熬多年的木下秀吉，终因军功受封浅井故领北近江，获得了第一块领地——北近江（伊香郡、浅井郡、坂田郡），约12万石。受织田家内政经济运作模式影响，木下秀吉拆除了交通不便的原浅井家主城小谷城，将小谷城拆除后的建筑材料，运至琵琶湖岸的今浜，修筑了一座平城（平原、平地之城），并取信长的“长”字，将城名改为长浜城，木下秀吉由此正式跻身织田家重臣之列。他取织田家名将柴田胜家与丹羽长秀名字中的各一字，创造出一个新名字羽柴秀吉。羽柴秀吉开始正式建立家臣团，原浅井家家臣如石田三成等人，便在此时顺势成为羽柴秀吉的家臣。此时的羽柴秀吉已经37岁，这12万石的领地相当于大半个琉球王国。

天正三年五月二十一日（1575年6月29日），长筱之战爆发。织田信长、德川家康联军在三河长筱城对阵武田胜赖，羽柴秀吉也参与其中。日本第一次在战役中大规模集中使用火绳枪（1000～1500支），以及构筑野战工事（野战筑城）。武田军骑兵被壕沟、斜坡和木栅阻挡，在火绳枪的射击之下大败而归。此战中，织田、德川联军使用的战术，类似欧洲与意大利战争时西班牙所开创的战术。如西班牙名将贡萨洛·德·科尔多瓦（Gonzalve de Cordoue），在1503年4月的察里诺拉战役中，依托堑壕工事并发挥火枪威力，以10000人的劣势兵力击败40000人的法军，彻底埋葬了称霸一时的瑞士长矛方阵。参考织田信长此战中集中使用火绳枪，构筑三重壕沟、斜坡和栅栏组成的成熟野战火绳枪工事，欧洲传教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织田军是当时日本最先进的军队，基于冷兵器时代的日本传统战法、战术，已经很难抵御当时的织田军。长筱之战后，以勇武闻名的武田军一蹶不振，三濑之变后，日本传统的中世城防也变得不堪一击。天正四年（1576），伊势国著名的坚城雾山城被一焚而尽。虽然织田军节节胜利，但从底层崛起的羽柴秀吉，不可避免地受到旧体系家臣的排挤。天正五年（1577）九月，织田军与上杉军爆发手取川之战。身为主将的柴田胜家与羽柴秀吉在军议会上爆发激烈冲突，最终羽柴秀吉率军返回长浜城，而柴田胜家大败而还。织田信长决定将羽柴秀吉调归织田信忠指挥，参与消灭松永久秀的战斗。

天正五年（1577），赤松则房、别所长治、小寺政职归顺织田信长，织田氏趁机向中国地方 大肆扩张。十月十九日，羽柴秀吉受命独领一军，率领5600余人从长浜城出发，负责攻略中国地方。天正六年（1578），羽柴秀吉迫使宇喜多秀家臣服织田信长。天正七年（1579），别所长治和荒木村重起兵反对织田信长，羽柴秀吉领兵前往镇压。在三木之战中，别所长治切腹自尽；荒木村重逃离，全家被织田信长诛杀。随后，羽柴秀吉开始与毛利氏、山名氏交战，并接连攻占鸟取城、有子山城、备中高松城等重要据点。其间，羽柴秀吉采用长时间包围城池的战法——断粮（日语：干杀し），迫使敌军开城投降。羽柴秀吉通过“三木干杀”“鸟取断粮”“高松水淹”等战役，有效遏止了毛利氏的东进，并直接攻入了毛利家领地。

天正十年六月二日（1582年6月21日），本能寺之变爆发，织田家位于山阴地区的军团长明智光秀谋反，袭杀了位于京都本能寺的主君织田信长。六月三日夜至四日凌晨，位于中国地区的羽柴秀吉得知织田信长被杀，立刻封锁了消息，继续与毛利家谈判僧安国寺惠琼谈判，并逼迫高松城守将清水宗治自尽。直到和约签订后，羽柴秀吉才将织田信长死亡的消息告知全体将士，并立刻着手部署撤退计划，安排黑田官兵卫负责殿后。他又命早年收养的义子堪八郎和妻子于弥的叔父杉原家次，负责围困高松城人工湖堤坝，以防毛利氏察觉己方发生内乱而发动追袭。一切安排妥当，宇喜多秀家率第一梯队开始撤退工作，羽柴秀吉命令军士在白天要井然有序、旗帜整齐，夜间则收束旗帜，全力奔行。跟随羽柴秀吉返回的军队约有17000人，这次行动就是日本军事史上著名的强行军——中国大返还（日语：中国大返し）。

中国大返还用了8至10天，从沼城到山崎约200公里，需日行军20～25公里。抵达山崎时，秀吉军有羽柴秀长、前野长康、蜂须贺正胜、浅野长政、生驹亲正、山内一丰、堀尾吉晴等部约20000人，途中加入高摫城城主高山右近的2000余人、茨木城城主中川清秀的2500余人，池田恒兴、加藤光泰等5000余人，神户信孝的4000余人，加上原畿内忠于织田家的豪族败军，全军大约为40000人。羽柴秀吉回军迅速，而明智光秀只有约16000人仓促迎击，40000人对16000人，结局不言而喻。

羽柴秀吉在山崎之战大败明智光秀。明智光秀在逃走途中被村民杀死，羽柴秀吉乘胜吞并了明智光秀的领地。然而，在织田信长身亡后，织田氏家臣团随即分裂，织田各部军团长除了明智光秀身亡，其他主力大军编制内的士兵，成了各军团长的私兵。织田氏也因此分裂为北陆军团柴田胜家、关东军团泷川一益、山阳道军团羽柴秀吉、南海道军团神户信孝和若狭国主丹羽长秀。从属大名德川家康也趁机取得了独立。同年，在讨论织田家继承人的清州会议上，羽柴秀吉挟讨伐明智光秀之威，联合织田家重臣丹羽长秀、池田恒兴对抗北陆军团柴田胜家。羽柴秀吉拥护织田信长的嫡孙织田秀信（三法师），而柴田胜家支持不在现场，已过继给神户具盛的织田信长第三子神户信孝（织田信孝）。

按当时日本的家督继承传统，织田信长的第三子神户信孝，是要继承其养父神户具盛的领地的，在成为神户具盛养子的同时，已经丧失了织田家的继承权。柴田胜家作为织田家的头号家臣，在织田信长的既定继承人——嫡长子（实为第二子）织田信忠未死之时，支持丧失继承权的第三子（实为第四子）神户信孝，于是织田信长过继出去的几个成年儿子，纷纷加入了对织田信长遗产的瓜分行动，使织田家的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如信长的第二子（实为第三子），当时已经是北畠具房的养子北畠具丰，也乘机同神户信孝一起恢复了织田姓氏，成为后来的织田信雄和织田信孝。

羽柴秀吉在会议上做出了让步，由柴田胜家支持的织田信孝作为未成年的三法师的监护人，并将自己的领地北近江三郡让给柴田胜家。二子织田信雄继承了尾张国，三子织田信孝继承了美浓国，四子羽柴秀胜（羽柴秀吉养子），则继承了明智光秀旧领丹波国。柴田胜家继续领有越前国，并得到了原属于羽柴秀吉的领地长滨城及北近江国四郡。丹羽长秀继续领有若狭国并加领近江国两郡，池田恒兴加领摄津国三郡，羽柴秀吉获封山城国。织田氏的新任继承人织田信忠获得了安土城、近江国坂田郡。日本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势力织田氏，在清州会议之后四分五裂。

在日本的战国末期群雄中，织田信长是最为强大的。本能寺之变前夕，织田信长控制的土地面积约占日本国土总面积的 1/4，其产出大致为 760万石。“战国三英杰”中的另外两位羽此秀吉和德川家康，一位是他一手提拔的军团长，一位是他的从属大名。但织田信长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遭遇了三次大规模围攻，部将也不断反叛，他最后死在自己的军团长手中。最应维护织田家利益的谱代家臣之首柴田胜家，却在清州会议上带头分裂了织田家。从“第六天魔王”“佛敌”等称号，当众殴打明智光秀，暴虐处死外甥等传说，以及拿敌人头盖骨取乐等事件来看，织田信长堪称暴君。过度沉迷于暴力，让织田信长未能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倒在了统一日本的前夕。

清州会议后，柴田胜家的权威被削弱，羽柴秀吉取代其掌握了织田家的大义名分，柴田胜家与羽柴秀吉的矛盾日益激化。然而，与有政治才能的羽柴秀吉相比，柴田胜家更像一个莽夫。清州会议刚结束，柴田胜家便迫不及待地联合泷川一益和织田信孝，针对羽柴秀吉。支持过继子回归继承领地，占据羽柴秀吉领地北近江，让柴田胜家为很多原织田家臣忌讳。羽柴秀吉在山城国领地内重修主城宝寺城和登记土地，柴田胜家都要强行干涉，之后又扣留已经承认的家主，他将在会议中确立的织田家继承人织田信忠，扣留在了织田信孝所领的岐阜城，不许他回到领地安土城。

柴田胜家在政治上的短视，使羽柴秀吉迅速团结了一批反柴田胜家的势力。日本天正十年（1582）十二月，羽柴秀吉联合池田恒兴等大名，以迎回主君之名出兵岐阜城。十二月九日，五万大军从宝寺城出发，于十二日抵达北近江长浜城。长浜城守将是柴田胜家的养子柴田胜丰。柴田胜家不喜欢这个养子，偏爱以勇武闻名的养子柴田胜政，在对待这两个养子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别。柴田胜丰对柴田胜家的偏心本就不满，加上羽柴秀吉来袭之际，柴田胜丰正卧病在床，在羽柴秀吉派使节劝降后，柴田胜丰便开城投降。

十二月十六日，羽柴秀吉大军攻入美浓，与织田信雄联合了起来。织田信孝被迫交出织田信忠、派遣生母去做人质，以此与羽柴秀吉和谈。天正十一年（1583）一月，泷川一益乘岩间党谋反之际，攻破羽柴秀吉所属伊势龟山城、峰城和关城。二月十日，羽柴秀吉调动大军反攻北伊势，于十二日包围泷川一益的居城桑名城。趁此良机，柴田胜家于二月二十八日出兵进攻羽柴秀吉。到达柳之赖后，柴田胜家在内中尾山设置本阵，在尾根的各处设置据点，进行持久战的准备。而羽柴秀吉在木之本设置本阵与之抗衡，当时柴田军兵力大约4万人，羽柴秀吉大约有6万人。

原本降服的织田信孝趁机再次起兵，威胁羽柴秀吉军的侧后，在三方夹击中的羽柴秀吉，选择回军前往岐阜镇压。柴田军乘机派遣佐久间盛政发动奇袭，占领了大岩山的据点。羽柴秀吉得知前线败北，立刻带兵返回，仅用5个小时就走了52公里，到达贱岳（“美浓大返还”）。在突如其来的秀吉大军面前，柴田胜家全线败退。前田利家、不破胜光、金森长近等大名接连撤离，柴田胜家向北之庄城溃走。四月二十三日，羽柴秀吉兵围北之庄城。次日，柴田胜家同妻子自尽，柴田家灭亡。得到消息，织田信孝开城投降。四月二十九日，织田信孝在织田信雄的逼迫下自尽。七月，泷川一益投降，剃发出家。

柴田胜家死后，织田信雄与曾经的盟友羽柴秀吉反目，织田信雄以串通羽柴秀吉为由，杀死重臣津川义冬、冈田重孝、浅井长时，并向德川家康、长宗我部元亲、纪伊杂贺党、佐佐成政及北条氏政等人求助，形成了反秀吉包围网。天正十二年（1584）三月至九月，双方爆发了小牧长久手之战。织田信雄与德川家康的联军，虽然在长久手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失去了美浓、伊贺两国及伊势南部。羽柴秀吉吸取织田信长时代三次包围战的教训，没有一味依靠军事力量解决战争，在相持半年后，羽柴秀吉与织田信雄单独议和，以割让伊贺和伊势半国换取织田信雄休兵。德川家康只得与羽柴秀吉议和，双方交换了人质。羽柴秀吉得以集中军力迫和了被孤立的长宗我部元亲、纪伊杂贺党及佐佐成政，反秀吉包围网瓦解。

与织田信雄、德川家康和谈后，十一月二十一日，羽柴秀吉从公家获得从三位“权大纳言”的职位，进而在朝廷官位上超过了原主家织田信长，为自立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然而，羽柴秀吉毕竟出身低下，在重视血统出身的日本，羽柴秀吉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得到统治天下的正当名义。征夷大将军是当时展示地位和权力最直接、方便的方式，但传统上只有出身源氏的人才能担当。传说羽柴秀吉曾联络之前被织田信长放逐的足利义昭，想成为义昭的养子，以便获得征夷大将军的职位，但被义昭拒绝了。无法取得源氏名义的羽柴秀吉，只能转而争取当关白。关白是代理天皇执掌政权的官位，在源赖朝开设幕府体制之前，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其上还有大政大臣，但只有皇亲国戚能当）。但按照惯例，关白只有藤原五摄家（近卫、鹰司、九条、二条、一条）能担任，条件更严格。而且当时的关白是二条昭实，他当上关白还不到一年。

当时近卫信辅也想当关白，于是羽柴秀吉趁机收买信辅的父亲近卫前久，让自己成为近卫家的养子，获取了近卫的姓氏，然后用领地为诱惑，收买五摄家不反对自己。天正十三年（1585）七月十一日，羽柴秀吉以藤原秀吉的名义当上了关白。但血统依旧是藤原秀吉无法绕开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宣扬自己是天皇的私生子。借着与朝廷、天皇的紧密结合，藤原秀吉从织田家的家臣，变成天皇的大臣，最后“成为”皇室亲属，从而摆脱了与织田家的主从关系，乃至凌驾于织田家、诸大名之上，获取了日本天皇及朝廷的大义名分。天皇和公卿则借秀吉的军力和财力提升了生活待遇及威望，而藤原秀吉获取了朝廷的大义名分，强化了自己的权威。进入公家体系后，藤原秀吉将原来属于公家的官位分给身为武家的下属，进而组成了“武家关白制”政府体系。天正十四年（1586）九月九日，正亲町天皇正式赐“丰臣”姓氏给藤原秀吉。十二月二十五日，丰臣秀吉就任太政大臣，丰臣政权正式成立。自此，“丰臣”成为继“藤原”“源”“平”“橘”等日本四大姓氏之后的第五大姓氏。

虽然丰臣秀吉得到了天皇赐予“丰臣”姓氏，但丰臣政权在结构上还有着致命的缺陷。丰臣秀吉正式就任城主之际已是1573年，是他37岁时的事情了。本能寺之变发生在1582年，不到10年的时间，仍不足以让丰臣秀吉培育自己的谱代家臣。1586年，丰臣秀吉政权确立，他正式成为天下第一人。丰臣秀吉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因为高超的军事、外交、政治才能让他吸收了原织田家中的大量实权大名、将领。这些实权大名、将领，在三四年前，地位与丰臣秀吉相同，甚至地位高于他。后来丰臣政权完全建立，“五大老”前田利家、德川家康、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死后由上衫景胜接任）、宇喜多秀家等人的领地，加起来超过500万石。单纯以“石高”计算，德川家康的256万石，甚至超过了丰臣秀吉直辖的222万石。

综上所述，丰臣政权是靠丰臣秀吉个人卓越的政治才能、外交才能构建的，政权内部的实权派是臣服于丰臣秀吉个人，而非丰臣氏一族。仅仅依靠平定天下的功绩，并不足以支撑丰臣这个姓氏乃至这个武家关白制的政权。源氏的皇室血统以及镰仓、室町幕府将军的历代积累，关白丰臣氏无论出身和功勋，都完全无法相比。因此，摆在丰臣秀吉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让丰臣氏的关白一系，像源氏的征夷大将军一样延续。

研究者为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的侵犯，找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秀吉本人一统天下后过于狂妄，而且战国后期日本国内军队太多，土地不够分配。这些理由略显牵强。“唐国平定计划”的最早文字记录，是丰臣秀吉家臣一柳市介的《一柳文书》，时间是丰臣秀吉就任关白后，天正十三年（1585）九月三日。天正十四年（1586）三月，耶稣会日本教区准管区长加斯帕尔·科埃略（Gaspar Coelho）记录了丰臣秀吉的“唐国平定计划”以及造船规模，并讨论向日本提供军事支持。同年四月和六月，毛利辉元以及对马宗氏，同时记录了丰臣秀吉的高丽渡海乃至交涉事宜。对外扩张是丰臣秀吉获得关白之后透露的计划，而不是在所谓一统天下之后。至于战国时代人口、军队太多，土地不够之类的说法，可以看1598年全国检地和1604年全国检地对比。前者为18509043.74石，后者为22171689.67石，短短数年，就多出了360多万石。而1831年全国检地，石高超过3000万石。因此在战国时代末期，日本境内仍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

考察传教士的西班牙、日本联军中国征服计划与丰臣秀吉提出的“唐国平定计划”的时间，可以得出一个假设：丰臣秀吉试图以丰臣氏为主导，带领国内大名对外扩张，获得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殊荣，进而使丰臣氏在日本国内取得超然的政治地位，还能将新征服的土地进行再分配，用来充实旧部和丰臣直辖领，以弥补丰臣政权先天上的不足。

从文化上来说，“日本是神国”这个观念起自新罗入寇，在蒙古骑兵来袭失败之后得到强化。吉田兼俱于室町末期（1469—1487年）创建吉田神道之后，将“神国日本”的定义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吉田兼俱将日本神道定义成万物万法的根源，如此一来，中国的儒教就是神道传入中国的枝叶，而印度的佛教是枝叶上结出的花朵、果实，在文化和宗教上，日本已凌驾于已知的世界其他文明之上。吉田神道于宽永五年（1665）获取全国神社神官任免权（“神道裁许状”），即使明治维新之后，吉田神道在日本国内仍有巨大的权威。因此当时主宰神国的“天下人”丰臣秀吉，在其扩张计划中突兀地包含了天竺（印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天正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1591年9月12日），丰臣秀吉在给葡萄牙驻果阿总督的信中，表示准备进攻中国，因为日本是神国，神道是世界万物根源，日本便可以此为由，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

然りと虽も一たび大明国を治めんと欲するの志有り。不日に楼船を泛べて中华に到るは，掌を指すが如し。夫れ吾朝は神国也。神は心也。森罗象一心を出ず。神に非れば其霊生ぜず。神に非れば其の道成らず。增劫の时此の神增ぜず，灭却の时此の神减ぜず。阴阳不测，之を神と谓ふ。故に神を以て万物の根源と为す。此の神，竺土に在らば之を唤んで仏法と为し，震旦に在りては之を以て儒道と为し，日域に在りては诸を神道と谓ふ。神道を知らば则ち仏法を知り，又儒道を知る。

[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舩到中华者如指掌。吾朝神国也，神者心也，森罗万象，一出于心。非神不生其灵，非神不成其道，增劫之时此神不增，减劫之时此神不减，阴阳不测谓之神。故神为万物之根源，此神在竺土（印度）唤为佛法，在震旦（中国）称为儒道，在日域谓诸神道。神道知则知佛法，又知儒道。]

神国如此至高无上，但身为神国“枝叶”的中国自称是天朝上国，不但拒绝同日本开放贸易，还视神国为番邦蛮夷。嘉靖大倭乱爆发，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惨重损失，同时大量先进技术和唐物（中国商品）流入日本，使唐物这种原本属于上层贵族的奢侈品，逐渐被日本大众熟知。倭乱平息后，唐物的来源逐渐缩窄，深受倭乱刺激的中国水师，对拦截到的日本船只或有日本人在的船只，通常采取宁杀错不放过的态度。

日本需要中国产的陶器、瓷器、丝织品、茶器、铁锅、针、儒学经典、绘画、佛经等日用品和文化用品 ，还需要中国所产的用于做刀剑、枪管、火药、子弹的精铁、硝石、铅乃至铜币，来维持日常经济生产、生活、文化以及军事需要。但倭乱后的中国不愿跟日本交易，也不允许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国家跟日本公开贸易，封贡外系外的马尼拉西班牙人，从广东进口铁料后转手日本，还要挂个南蛮铁的名头，日本被迫承担高昂的转手费、风险附加费以及运费。

被东亚集体敌视的神国日本，无论是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还是从文化和经济需要上，都迫切想打破日本在东亚地区被排斥的现实。但神国日本是至高无上的观念，又不允许日本自认中国藩属国。打破东亚地区对日本的敌视和封锁，是当年睁眼看世界的“天下人”丰臣秀吉必须做的。来自明朝的走私船数量日渐减少，来往东南亚的船只又时常受到明朝水师威胁。做转手贸易的南蛮船上，随着商品一起来到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对日本国内的稳定又有着极大的危险性：“予以为彼等（传教士）酷似一向宗，且知识广博，并以此获取日本贵族名士之皈依，其相互间凝聚无间甚于一向宗。彼等企图以不轨之手段占居诸国（大名的领地），以至征服日本。予当惩罚其罪恶。” 所以日本也迫切地希望，能够打破中国长期以来对其外交上的敌视和经济上的封锁。

回头看织田—丰臣系政权与南蛮（葡萄牙、西班牙人）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传教士10余年来一直散播的中国人不堪一击，13个日本人在两三千名中国人的围攻下反杀大半中国人而仅死亡一人的言论 ，丰臣秀吉在就任关白后做出对中国进行军事征服的计划，就顺理成章了。在1588年3月1日传教士交到西班牙国王的书信中，丰臣秀吉的出兵规模被传教士大致确定：沐浴在上帝光辉下的超过十万名勇敢、大胆且残忍的日本士兵，将要进攻中国这个邪恶、胆小而又懦弱的异教国家。 6LDgVfSdim9x8tM0QewrhGPl3HWVPV+v89YzFzYy3oKcLQRdEveteQpHVkXevT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