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帝的魔咒与“神国”的野心

马可·波罗笔下富饶的东方，是大航海时代欧洲人最初的动力之一。1145年，欧洲出现了约翰长老的传说，认为他是东方最强大的国王。这个故事是多种因素结合的产物，耶律大石打败塞尔柱王朝的苏丹就是其中之一。1165年前后，欧洲出现了“约翰长老来信”，13世纪前期，欧洲人曾将成吉思汗视为约翰长老。随着伊比利亚半岛长达800年的宗教战争的结束，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取得最终胜利的天主教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联合东方基督教国家，彻底消灭奥斯曼土耳其的伟大理想之上。然而，东方并没有约翰长老，最终展现在欧洲天主教徒眼里的，是一个远比奥斯曼土耳其更强大的“异教国家”——中国。

东方的香料、丝绸、瓷器，满足了欧洲人的财富需求，而欧洲人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在东方广泛传播。作为东亚的文明中心，强大而富饶的天朝中国，是周边国家的榜样。当时的天主教教士在东亚乃至东南亚传教最大的难题，就是中国这个国家本身。当时中国对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没有什么政策阻挠，作为当时东方国家行为准则（包括信仰范本）的中国，给传教士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若你的宗教是唯一真教，为何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

狂热的信徒，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传教和对抗异教徒，是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58年12月13日，耶稣会总会长秘书波郎科神父，在从罗马写给印度管区长克瓦多洛士的信中，提到了一件事：“在Chorao这个地方，有一位助理修士为管理教堂，向新基督徒教授教义而驻留于此，为了对抗试图放火烧毁教堂的摩尔人，他拿着点燃火绳的火绳枪冲了出去。事件的结果是摩尔人被该岛的基督徒屠杀殆尽。”

从“约翰长老国”到最大的“魔鬼”（佛像即为偶像，当时的天主教士视佛像为“魔鬼”）崇拜的“异教徒国家”，这是巨大的心理落差，这就不难理解，当时葡萄牙人为什么会用几条船和千余人去对中国进行无谓的挑战。从东南亚北上进攻广东的葡萄牙人，受到了中国人的迎头痛击，随后在东南亚陷入战争的泥潭。当使用武力无法打开中国通商和传教的大门后，葡萄牙人就以高额利润作为诱饵，与中国的走私商人和日本浪人联合，提供军火武器，最终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海寇行为——嘉靖大倭乱。

耶稣会传教士在日本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耶稣会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çois Xavier）于 1549 年踏上鹿儿岛之后，吸取早年在中国沿海冲突的教训，以提供火药武器和技术为诱饵，结合巨大的通商利润，吸引了一批试图在战国时代 天下大乱的局势里增强自己实力的地方大名，使天主教在日本短时间里快速扩张。到1587年，日本拥有天主教信徒20万人，大小教堂200所，包括47名日本人在内的传教士113人。

天主教在日本巨大的成功是与明朝的政策分不开的。日本长期以来桀骜不驯，游离于中国制定的东亚国际规则即朝贡规则之外。对日本的封锁，使日本只能通过宗教有限对外交流，其技术引进、外交通道长期被僧侣把持。葡萄牙人来到日本，日本国内饱受僧院势力压制的世俗大名，由此获得了同僧侣对抗的新手段。大名们在宗教上引入了全新的天主教，而且僧侣长期把持的技术通道，也因为南蛮（当时日本人称欧洲人为南蛮）贸易而宣告瓦解，大名们可以直接向葡萄牙人购买新式的火药武器。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世俗大名就是被日本僧侣称为佛敌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

日本战国时代，群雄并起，战乱不休，底层平民生活十分困苦，纷纷投入宗教当中，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一向宗第八世法主，开始亲自在各地传教。一向宗是净土宗的一支，提倡不用辛苦，人人皆可成佛，因此在日本国内迅速传播。大批平民选择依附于寺院势力，不可避免地与世俗的领主大名产生利益冲突。当矛盾日益尖锐，双方选择使用武力进行对抗，最终引发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一向一揆”。

一揆，原先的意思是团结，后来泛指平民对统治者的反抗。一向一揆，便是一向宗信徒反抗世俗领主的武装暴动。最早的一向一揆，发生在加贺地区，一向宗信徒攻破了加贺守护富樫政亲的高尾城，加贺守护富樫政亲兵败自杀。从此，加贺地区成为地上佛国，当地从大名统治改由僧院住持和地方豪强联合执政。

第十代法主证如，将本山从京都山科迁移到大坂石山本愿寺，日本境内出现了强大的宗教王国。证如将大量手工业者及商人迁移到寺内町，不断强化僧兵武装，同时利用严密的组织向各地的信徒征收“志纳钱”，名义上作为对“佛”的敬贡，实则扩充自己的财力。16世纪中期以后，一向宗已经成为事实上独立于武家大名之外的宗教大名，能遥控日本各地的信徒。

武家大名与宗教领主不同，大名领地之间有严格的界限，而宗教大名的僧院不受领地限制。以前期织田信长的领地为例。在尾张国地区，一向宗建立的寺院超过了130座。织田信长的岳父斋藤道三对一向宗持支持保护态度，织田信长获得其岳父所领美浓国时，该地区的寺院超过了400座。而伊势国作为一向宗莲如证如期（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的重点传教地区，一向宗的寺院更是超过了600座。这就是说，当织田信长领有尾张、美浓、伊势三国之时，其领地范围内一向宗的寺院多达1000多座。

有鉴于此，织田信长在统一过程中对天主教采取欢迎政策的最重要原因，除了通过“南蛮人”来获得新的军事技术，还有利用天主教对抗强大的佛教势力。当时天主教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态度极端，传教手段常常伴随着暴力，传教士一手圣经一手火枪，对于东方崇拜偶像的僧侣无所不用其极。传教士指示信众袭击僧侣，焚烧寺院，试图从肉体上和灵魂上，把这些崇拜“魔鬼”偶像的异教徒消灭干净。天主教在日本早期传教过程中手段过于激进，激发了寺院僧侣的抵抗，而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政策的织田信长，也最终走到了一向宗的对立面。

织田信长在天主教徒提供的火药、火器支持下，一步步向着“天下人”的宝座迈进。其他领主在面对寺院势力，比如一向一揆之时，通过战争手段镇压反抗之后，最终仍会与寺院进行和谈。而织田信长以十分决绝的手段，镇压了反对他的寺院势力一向宗和天台宗。

1571年9月，织田信长火烧天台宗总本山比叡山延历寺，将天台宗圣地付之一炬，杀死了数千僧众。1570年至1574年，织田信长三次进攻长岛，消灭了当地的一向宗自治势力。仅第三次进攻，就在长岛和中江两地，烧死一向宗的信众20000多人。1574年至1575年，织田信长镇压越前一向一揆，斩杀参与一揆的信众10000余人，并将捕获的一向宗信徒贬为奴隶，仅运往尾张、美浓两地的就有40000余人。1570年至1580年，织田信长又进行了长达10年的石山合战，彻底摧毁了一向宗本山石山本愿寺。

对耶稣会而言，对其抱有好感的大名强势崛起，摧毁偶像崇拜者的场所寺院，烧杀异教徒，利好传播天主教的福音。然而，即便是在日本，中国依旧是其传教道路上的巨大阻碍。

第一次登陆日本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两年的传教过程中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日本的僧侣在与之辩论时，反复提及中国人不信天主教，因此他认为“中国是传播基督福音的一片有着广阔前景的地方，假如基督教义能在那里被接受，则日本那些异教徒将会不攻自破” 。

圣方济各试图前往中国传教，此举获得印度总督唐·诺洛那（don Alphonse de Noronha）和果阿主教唐·达布开格（don Jean d’Albuquerque）的支持。1552年8月，圣方济各乘坐葡萄牙帆船“圣太克洛斯”号（Santa Croce），抵达广东外海上川岛。然而，此时正值双屿之战结束不久，中国和葡萄牙正爆发武装冲突，没人肯冒风险将他送往广州。最终，这个将天主教第一次带入日本的耶稣会会士，于1552年12月3日病死于上川岛。

在圣方济各失败后，耶稣会依旧试图在中国传播所谓上帝福音。1555年，耶稣会印度和日本省会长巴莱多（Melchior Nunez Barreto）神父，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在广州停留了两个月，试图赎出被中国关押的三名葡萄牙人和三名天主教徒。其间，他试图向中国人传教，被中国人“唾其面” ^[1] 。

私人性质的传教活动没能成功，耶稣会开始借助官方。深受耶稣会影响的葡萄牙国王唐·塞巴斯蒂昂（don Sébastien），命令新任印度总督唐·雷堂多（don François Coutinho de Redondo）派遣一个使节团前往北京，雷堂多任命圣方济各的好友雅各布·贝雷拉（Jacques Pereira）为使节团团长，同行的有贝雷士（Perez）、德塞拉（Texeira）和平托（Pinto）三名耶稣会会士。使节团于1563年7月26日抵达澳门，然而，广东当局拒绝葡萄牙传教士入境。贝雷士于1595年11月21日再次抵达广州，向广东的官员递交中文和葡萄牙文的备忘录，表达想留居中国的愿望，但再次被明朝官府拒绝。

中国无一人信教，无一传教士，但罗马教皇庇护五世（St. Pie V）却在1567年任命耶稣会会士加纳罗（Melchior Carneiro）为日本教区和中国教区的第一任主教。日本作为教区已经非常勉强，信仰天主教的人员数量很少，但毕竟还是有的，而中国这种没有天主教徒的国度，为何也成为教区的一部分，甚至有了主教？这与耶稣会的文件审查制度是分不开的。

1547年7月27日，耶稣会总会长秘书波郎高（Polanco）神父，向全体耶稣会会士传达了《分散在罗马以外地区的会员写信时应该遵守的规则》，对耶稣会成员的书信即传教情况报告，定下具体的写作规范。其中反复强调，书信内容应当积极向上，尽可能避免写令人沮丧的内容，要“让看信的人只能看到有利教化的部分内容”。1558年，波郎高神父再次强调：“有碍教化的内容不是一切都该记入。”这或许就是1567年没有一个信徒却有主教的中国教区的由来。

与耶稣会此时略显温和的手段不同，奥斯定会的传教士马丁·德拉达，在1569年7月8日于菲律宾马尼拉写给法尔塞斯侯爵的书信中，提出了武装征服中国的建议：“中国人毫不勇武。他们全仗人多和炮垒对敌。只要占领他们的任何一座炮台，就可以斩尽杀绝。所以我相信（上帝保佑），用少数兵力，很容易地就能把他们制服。” ^[2] 这是最早的传教士建议对中国进行武装传教的书信，然而，此项建议无疾而终。

1574年11月，在明朝水师的追击之下，在中国沿海无处可去的林凤集团，抵达菲律宾吕宋岛伊禄古近海，随即与西属菲律宾总督开战。次年3月，明军追击林凤集团的一条军舰抵达吕宋，哨官王望高会见了菲律宾总督拉维撒里。双方就合作剿灭林凤集团一事达成了协议，西班牙以协助剿灭林凤集团为条件，取得向中国派遣使节团的许可。在攻打玳瑁港的林凤集团时，王望高向西班牙人展现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巨大影响力。手持明朝印信的下级武官王望高，在西班牙的殖民地里，征召了5000名土著士兵，而与之对应的是，西班牙人在同一时间段里，只征召到了2500人。

菲律宾总督以保证消灭林凤集团为条件，使王望高同意乘季风提前返航，同行的有西班牙第一次遣明使节团。使节团带着两个目的抵达中国：一是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二是请求划出福建的一个港口，供西班牙人贸易之用，一如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然而，在使节团抵达福州之前，林凤已从西班牙人的包围中脱逃。使节团抵达福州不久，林凤的舰队便再次出现在福州沿海。心怀疑虑的巡抚福建佥都御史刘尧诲，将西班牙人打发回了吕宋，对于使节团的要求，则以自己不能做主，需皇帝批准为由一口回绝。于是，菲律宾总督征服中国说，便在使节团回到吕宋之后不久，新鲜出炉了。

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的在正常人看来异想天开的计划，源于很多因素。1571年10月7日，勒班陀海战爆发，由西班牙王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萨伏依公国、热那亚共和国及马耳他骑士团组成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舰队，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以较少的损失大败了奥斯曼海军。奥斯曼土耳其舰队指挥官战死，头颅被挂在神圣舰队旗舰的桅杆上。土耳其人一共损失了200多艘军舰和30000多名士兵，与之对应的是天主教联军仅仅损失了16艘军舰和8000名士兵。这场重振基督教国家在地中海对抗阿拉伯人信心的战役，正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指挥的。西班牙也是神圣同盟舰队里的主力。受此影响，西班牙在东方的总督开始变得激进——偶像崇拜的“异教中国”，在上帝的荣光之下，自然也会像奥斯曼一样不堪一击。

这些野心勃勃、试图武力颠覆中国的计划，除了勒班陀海战大胜的刺激，还出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在东南亚建立的传统封贡体系。在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里，朝贡制度下的藩属国，在政治、外交上承认中国为宗主国，自认为中国皇帝臣属，领取中国对其封藩的印信后，便代表该国已被中国征服，成为中国的领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到达东方，分别占领满剌加和吕宋两国后，都曾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什么时候回来？”为此，葡萄牙人特意向中国商人打听过满剌加灭亡后明朝的反应。

王望高在吕宋行使宗主国权力，征召土著士兵的时候，摆在菲律宾总督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有需要的话，中国人随时能够回来。王望高身为一名普通的下级武官，单凭印信便在西班牙人统治了几十年的吕宋征召到5000名士兵，如果中国人回来，兵力单薄的西属菲律宾，将要如何保卫这个远东的殖民地？

林凤作为一个在中国沿海被围剿得走投无路的海寇，在菲律宾驻屯近9个月，包括王望高征召的土著士兵在内，吕宋一共动员了近8000人进行围困。在西班牙人的记录下，林凤不过拥有2000名士兵、水手以及1500名妇女。围困的结果却是林凤扬长而去，西班牙使节团被中国地方政府直接遣返。林凤事件后仅隔一年，新任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却奇怪地提出了征服中国的建议。与一年前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夸耀王望高精巧的军舰不同，此后的菲律宾方面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描述，与使节团和葡萄牙的记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审视总督最初的军事计划，与中国作战，自卫有余，进取不足，区区数千人的兵力，实际上并不能在中国占领一个省。当今学者通常把西班牙征服中国的计划，归于总督个人狂妄自大，其背后的宗教背景乃至计划最终带来的影响都被忽视了。

与葡萄牙教会不同，西班牙在东方的教会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即苦修士派，这是天主教派内激进的派别之一。最早提出武装征服中国计划的，便是托钵修会四大修会中的奥斯定会，之后受西班牙国王派遣至菲律宾的，是托钵修会四大修会之一方济各会，同为苦修士派的多明我会也来到了菲律宾。也就是说，16世纪末期，天主教托钵修会四大修会之三，都来到了菲律宾，因而菲律宾也成为苦修士派在东方传教的根据地。然而，遗憾的是，贫瘠的菲律宾并不能代表东方，东方是富庶的中国和日本；让西班牙教会更遗憾的是，中国教区和日本教区的第一任主教是耶稣会会士加纳罗。

苦修士派当年是什么样的？天主教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拉丁语：Inquisitio Haereticae Pravitatis），便是在1231年，天主教会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决意由多明我会设立的宗教法庭。16世纪的西班牙以宗教裁判所而闻名欧洲，其存在期间，用火刑处死了超过10万名“异端”。1571年，西班牙甚至在墨西哥成立异端裁判所圣职部仲裁法庭以“处理”，以反对天主福音的异端。

然而，与西班牙在欧洲、美洲军事上和宗教上的辉煌成功相比，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以耶稣会东方监察及总代表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78年在澳门的哀叹来说，中国沉默得就像一块不会裂开的岩石。战胜阿拉伯人的喜悦、耶稣会成功的刺激，使受到托钵修会影响的菲律宾总督倾向于军事冒险，试图对中国进行武装传教。

然而，1578年8月，三王会战爆发，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一世溺死，王室绝嗣，导致葡萄牙在战后被西班牙吞并。西班牙自此达到全盛，但是，一个巨大的“异教国家”，崇拜“魔鬼”的中国，挡在了上帝的面前，加上当时明朝好男风，在天主教看来更是违天之恶行。西班牙教士对中国的信仰抨击，远比耶稣会激烈得多，方济各会教士集体发誓，要以福音教化中国，与崇拜“魔鬼”偶像的异教徒斗争到死。

既然要同“异教中国”斗争到死，必然会诉诸战争。1582年6月24日，得知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消息的菲律宾总督，构建了一个更详尽的计划：出动12000名西班牙士兵，配合日本五六千名基督徒，再加上菲律宾土著，一共出动25000名士兵，征服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菲律宾伪造了中国情报以欺骗西班牙国王批准这项远征计划。 因此，1580年之后，在胡安·包蒂斯塔·罗曼（西班牙菲律宾王家财库管理人）口中，中国变成了这样：巨大的帆船是风一吹就会破、不能远航的摆设，海战时中国人只会顺风撒石灰；中国人只会放礼炮，不会使用作战的火炮；中国人没有打穿盔甲的火枪，甚至没有带铁枪头的长枪；中国连壕沟都没有，只有单墙的由无武装平民放哨的城防。而澳门周围山头上全部是银矿，广州所有的岛屿上都有探明的矿脉。

这就是当时在东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官方的信件中，遍地财富而几乎不存在有效军事力量的中国。1584年，这个计划被削减到5000名西班牙士兵和六七千名日本人，以及三四千名菲律宾土著。在这个16世纪80年代由菲律宾天主教苦修士炮制的征服中国计划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日本人的参与。由于战国时代的日本没有中央政府，西班牙人在计划中反复提到的日本士兵，只能是由某个大名提供。在这个时间段里，唯一被记录下来的，对中国怀有敌意又有相当实力的地方大名，在当时只有一个人——被斥为“佛敌”的织田信长。

1582年，日本耶稣会传教士在书信中记录下了织田信长的野心：统一日本六十六国，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然后派遣一支大舰队征服中国。与之对应的，是菲律宾总督在同一年提出的由西班牙和日本联军征服中国的愿望。以当时日本的情况来说，最适合西班牙人的合作对象，便是对天主教怀有好感的、实力最强的织田信长。织田信长的崛起之路——一路捣毁传教士眼里的“魔鬼”偶像，屠戮佛教僧侣，深受排斥异端的托钵修会欢迎。被斥为“佛敌”的织田信长，很难从中日佛教交往这个有限的对外渠道中，获取多少有关中国的情报。而来自中国的唐船主要聚集在西日本的九州岛，当时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南蛮人这个当时唯一可以获取大量国外情报的渠道，带来的中国信息又非常荒诞。连西班牙国王都敢欺瞒的传教士，对织田信长自然不会“网开一面”。虽然现在难以知晓织田信长眼中的明朝究竟是什么样的，但就之前的嘉靖大倭乱，以及西班牙人声称中国人害怕日本人胜过害怕死神来看，织田信长乃至其继承者对征服中国带有一种“美好”的憧憬。

再来看当时传教士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描述：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火绳枪，总数多达30万支；织田信长的海军军舰上配备了无数精巧的长铳，还载有火炮；日本人高贵勇敢而富有理性。用传教士的话来描述中日战力对比，就是：拥有30万支火绳枪的日本，对中国少量而几乎无用的鸟铳；配备火炮火枪的日本军舰，对中国只会撒石灰的水师；勇敢而有理性的日本人，对懦弱胆小的中国人。更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恐惧远胜于对死亡的恐惧。

西班牙人甚至举出这样的战例证明日本人的英勇和中国人的胆小无能。一次，13个日本人乘船来到澳门，被3000名中国人包围，英勇的日本人突围而出，夺取了中国人的船离开。战斗中，超过2000名中国人被日本人杀死，而日本人只有一个人战死。这样极端的宣传背后，是极端的宗教思想，上帝的信徒和潜在信徒，面对崇拜“魔鬼”的异教徒，自然是战无不胜的。

于是，在日本这个封闭的国度里，统治者所能接触到的提供先进武器技术的主要人员，是信仰天主教的南蛮人。他们连续十几年向日本的实权大名宣传这样一个“真理”：中国是富裕的，遍地都是金银和财富，但防卫几乎不存在，中国人胆小而堕落，个人品质远逊于日本人。天主教传教士对日本的刻意吹捧，使本来就存在“日本是天下第一”“日本是神国”观念的日本人越发膨胀。对中国军事上的恶意贬低，以及西班牙、日本联合出兵征服中国的“远大”规划，使当时最可能统一日本的实权大名——织田信长的野心空前膨胀。即使当时控制的领地面积只有日本的1/4，他也对传教士发出了统一日本后进军中国的言论。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后身亡，继任者是其部将羽柴秀吉（后来的丰臣秀吉），延续了织田信长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随着羽柴秀吉逐渐统一日本，传教士的武装传教计划，从纸面上的规划，开始走向实际的运作。

[1] 参见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巴莱多神父旅行中国、日本记事》（ Peregrinação ）。

[2] 参见美国艾玛·海伦·布莱尔（Emma Helen Blair）和詹姆斯·亚历山大·罗伯逊主编《菲律宾群岛，1493—1803》（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卷三十四。 ZGthzMTb3TKT8xT28PqIIcwODktXMdBKW0CfQbB3x/4icCmqjY0qPMRVKfXkqv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