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00年的大危机

公元前1200 年，是近东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社会紧张局势和气候突变，这给整个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在这个时期，赫梯帝国覆灭，埃及丢失了迦南的领土，许多城市毁于一旦。

严格地从政治角度来看，自公元前2000 年伊始，叙利亚—巴勒斯坦（syro palestinien）沿岸就出现了一些小王国，它们时而独立，时而又臣服于米坦尼王国（Mitanni）、赫梯帝国（l’Empire hittite）和埃及法老（l’Égypte pharaonique）这样的大势力。这种政治和领土碎片化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200 年。

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说，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部分人口都属于闪米特人。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文字资料揭露了其他部族的存在，其中包括来自安纳托利亚（Anatolie）的胡里人（hourrite）。这些早期居民在经济方面主要依赖于农耕和畜牧业，而诸如金属品、陶器和珠宝制造这样的手工业活动则集中在君主私人的作坊内。正如公元前18 世纪的马里王室（Mari）档案所述，像乌加里特（Ougarit）和比布鲁斯（Byblos）这样的城市曾是重要的商业中心。

各王国之间的关系也在和平共处和兵戎相见之间反反复复。由于各国的争斗也常常只是出于夺取边境村庄、耕地和水源的控制权的目的，其规模极其有限，对当地的政治平衡并没有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但到了公元前1200 年，近东的地缘政治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

海上民族

在埃及的古代文献中提到了曾经对本国造成威胁的九大民族，即海上民族，并指责他们是公元前1200 年发生在近东的大部分破坏活动的始作俑者。在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sès Ⅲ）和麦伦普塔（Mérenptah）统治时期，海上民族完成了两次大的迁徙，给近东地区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破坏。公元前1178 年，拉美西斯三世的军队在尼罗河三角洲取得了一场大捷，成功将这些外来部族挡在了国门之外。法老随即解散海上民族队伍，并勒令他们前往近东和地中海其他地区居住。

施尔登（Sherden）、谢克雷什（Shekelesh）、埃克维什（Ekwesh）、卢卡（Lukka）、特雷什（Teresh）、佩莱斯特（Peleset）、特耶克（Tjeker）、丹雅（Den yen）和韦希什（Weshesh）这九个民族统称为海上民族。当时莎草纸、壁画上的记录以及近代的考古发现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海上民族的主要特征。

施尔登人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踏足近东的土地了。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发源地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有的说他们来自利比亚，还有的认为他们来自爱琴海（l’Égée）或小亚细亚（l’Asie Mineure），但两种理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撑。在被埃及军队迎头痛击后，施尔登人被迫远赴撒丁岛定居。

在公元前1200 年的危机爆发之时，施尔登人正是居住在近东。他们受雇于埃及人，并参与一些重要的军事活动，例如在公元前1274 年的埃及和赫梯之间爆发的著名的卡迭石战役（la bataille de Qadesh）中，就有施尔登人的身影。

其他诸如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这样的小王国似乎也会雇佣施尔登士兵组建保护王室成员的重甲卫队。

施尔登人身穿粗布长装，手持一柄三角刃长剑，一支标枪和一面圆盾。他们最有特点的装备毫无疑问是装饰有一对角的头盔，头盔顶部还有一个圆球或圆盘。

根据已经掌握的史料，施尔登人是唯一参加了前两次、公元前13 世纪麦伦普塔统治时期第三次以及百年后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第四次大迁徙的海上民族。他们很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最初是依靠有组织劫掠沿海村庄并绑架人质换取赎金的方式维持生活。在被拉美西斯三世击败后，绝大部分施尔登人迁徙到了地中海中部，并在西西里岛（Sicile）安顿了下来。

在法老麦伦普塔统治时期入侵埃及的海上民族中，埃克维什人数量最多。根据“埃克维什”这个名字可以推测他们可能是来自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亚该亚人（des Achéens），在迈锡尼（Mycènes）被摧毁以后背井离乡。可惜的是，无论是古代史料还是当今的考古学家都无法向我们揭晓埃克维什人在兵败埃及之后的命运。

与其他民族不同，古代资料中关于卢卡人的记录很多。他们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吕基亚地区），赫梯帝国即使在全盛时期，对那片土地的控制也非常有限。即使如此，卢卡人仍在公元前1274 年爆发的卡迭石战役中与赫梯人并肩战斗。公元前14 世纪至公元前13 世纪，卢卡人的家园成为海盗和难民的聚集地，这群人经常劫掠沿海的居民。一封塞浦路斯国王写给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on）的信印证了这一点，信中说一帮卢卡海盗每年都袭击塞浦路斯（Chypre）沿海的村庄，但国王对此无能为力。

特雷什人来自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他们与第勒尼安人（les Tyrrhéniens）保持着联系。如果事实如此，他们中的一部分应该在兵败埃及后迁徙到了意大利中部。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资料支撑，很难确定特雷什人是否是伊特鲁里亚人（le peuple étrusque）的直系祖先。

《圣经·旧约》全书中将佩莱斯特人称为非利士人（Philistins，也称腓力斯丁人）。在埃及资料提到的海上民族中，他们毫无疑问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和其他海上民族一样，在他们的发源地的问题上依然存在争议。虽然有些理论认为他们来自巴尔干（les Balkans）、希腊、克里特、西西里或者塞浦路斯，但最有可能的发源地还是在安纳托利亚西部。被拉美西斯三世的大军击退后，他们和施尔登人、谢克雷什人、韦希什人和丹雅人一样，成了法老的雇佣军。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佩莱斯特人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居住在巴勒斯坦沿海地区一些如阿什杜德、以革伦、亚实基伦、加沙或迦特这样的大城市里。

在埃及的绘画中，佩莱斯特人的形象是手持圆盾、短剑或匕首，头戴配有羽毛和护颈的皮质头盔，身穿裘皮胸甲和菱形花纹衬裙。

与其他海上民族相比，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丹雅、特耶克和韦希什的信息仍然非常有限。特耶克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半岛西北部的特洛阿德（Troade）。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推测他们其实是佩莱斯特人的一个部落。

我们已知特耶克人在埃及遭遇败仗之后曾短暂定居于多尔丘。这座迦密山（Mont Carmel）南部的城市对于控制巴勒斯坦的海上贸易具有战略意义。于是特耶克人就以此为据点在整个公元前12 世纪不断实施着海上劫掠。根据埃及故事集《温阿蒙历险记》（ Le Voyage d ’ Ounamon ）中的记录，他们专门劫掠巴勒斯坦沿岸的商船。

来自奇里乞亚（Cilicie）的丹雅人早在公元前14 世纪就来到了近东。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像某些历史学家假设的那样，建立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的“但”（Dan）。这里要强调的是关于韦希什人的资料非常少，我们只知道他们是海上民族的一支并且他们后来也成为埃及的雇佣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通过阅读古埃及的资料来重塑近东的历史，因为那是当时仅有的文字记录。透过埃及人的观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只能将公元前1200 年附近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剧变完全归咎于海上民族。

危机的背景

赫梯帝国的覆灭、众多近东王国的毁灭、埃及结束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国际贸易的终结、外交活动的中断等，学者几乎把该时期所有这些大的动荡都归咎于海上民族的入侵。

这些来自安纳托利亚和爱琴群岛的沿海地区的人，因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不得不逃离自己的故乡，拼命寻找新的栖身之所。

如今，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借助他们掌握的新资料，使我们能够彻底重新审视关于这段古代历史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当时近东社会经济结构经历的巨大动荡不是基于单一的原因，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海上民族的迁徙是改变中东民族和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但并非唯一的因素。

现在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强调，虽然包括如施尔登人和卢卡人在内的部分海上民族在近东地区从事海盗活动长达一个多世纪，但他们的行径从未对该地区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很明显，公元前1200 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末期，这片地中海沿岸地区已经陷入了全面危机，而海上民族造成的这些破坏和动荡只是冰山一角。

公元前14 世纪至公元前13 世纪，大部分近东王国之间的社会氛围已经变得空前紧张。在埃及古都阿玛纳（El Amarna）发掘的当年各诸侯国写给法老的信中透露了很多细节。

在此之前，各国王室，也就是统治阶级建立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以直接和间接开发国内农业资源为基础的。但税收增加导致土地的过度开发，让广大农民的负债日趋严重，生活条件逐步滑向临界点。

为了避免因负债沦为奴隶，许多农民选择背井离乡并逃到皇权触及不到或影响比较弱的偏远的丛林和山区。越来越多逃难的人组建了颇有威胁的武装，人们将他们称为“哈比鲁人”（Habiru）。为了维持生计，这些不受管束的人为一些小王国充当雇佣兵，或者干脆以盗窃牲口、打劫商队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武装团体制定了小股部队作战的攻击策略，并在与正规军的多次交锋中不断完善。统治阶级将他们视为心腹大患并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将他们铲除。

哈图沙什的毁灭

公元前1200 年危机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是末代君主苏庇路里乌玛二世（Suppiluliuma Ⅱ，前1207—前1178）执政时期，赫梯帝国的都城——哈图沙什的毁灭。

哈图沙什（Hattousa）位于今土耳其乔鲁姆（Çorum）省境内，波阿兹卡雷（Bogazkale）村附近。该地区多山，且邻近克孜勒河（Kızılırmak）河口。1986年，哈图沙什遗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公元前1650 年左右，拉巴尔那二世（Labarna Ⅱ）执政期间，赫梯人从涅沙（Nesha，也称卡奈什，Kanesh）迁都至哈图沙什。为纪念此次事件，拉巴尔那二世改名哈图西里一世（Hattusili Ⅰ er ）。

历史学家时常将哈图沙什的毁灭归咎于海上民族的入侵，有些学者甚至进一步断定与卡斯基亚人（Gasga）有关。这群来自本都—尤克辛山脉（la chaîne du Pont-Euxin）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是赫梯人的死敌，他们自公元前13 世纪起就对古赫梯王国的领土虎视眈眈。但最新的考古挖掘表明，哈图沙什的毁灭不是由一场类似突袭的独立事件造成的，而是长时间社会、经济、政治衰退的结果。

根据资料，从图特哈里四世执政时期开始，赫梯的君主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制度危机：王位继承所引发的冲突让紧张的政治气氛在整个帝国上空弥漫。皇亲国戚和贵族们不断密谋造反，并向君主索要新的特权。这些行为极大地削弱了君主对于其他王室成员和诸侯国的权威，赫梯帝国的地缘政治基础也随之动摇。

此外，赫梯帝国在覆灭前几年一直遭受着严重的缺粮困扰，安纳托利亚全境都受到影响。这场可能是由于局部气温略降造成的自然灾害几乎导致了整个地区的谷物颗粒无收。这场农业危机很快便引起了帝国内外的人口大迁徙。赫梯统治者也曾尝试通过高价购买埃及和叙利亚北部诸国的粮食来渡过危机，但这些措施显然没有太大效果。据当时的记载，不满的情绪四处蔓延，饥荒问题只在小范围内得到缓解，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哈图沙什的毁灭只是整个赫梯帝国所经历的社会、政治、经济重大危机的一个缩影。最近的考古研究表明，赫梯首都内的建筑并没有遭到大面积毁坏，受损严重的只有城堡、部分城墙和寺庙。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基于这些发现断言，当年的袭击是有针对性的，目标几乎都是与赫梯官僚机构有某种联系的公共建筑。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哈图沙什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在被摧毁时都是空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赫梯都城遭受袭击时已经遭到了遗弃。苏庇路里乌玛二世及其家眷和王室成员对这场暴力袭击早有准备，他们甚至有时间带上值钱的物品逃之夭夭。

总而言之，不管发动者是海上民族、卡斯基亚人还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哈比鲁人，最后这次具有破坏性的袭击都不是决定性的，不能简单地以此来解释城市毁灭的原因。哈图沙什，甚至整个赫梯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经历着相似的衰退过程，这是历史的必然。

赫梯帝国的末日

学者可以进一步推断整个赫梯帝国都遭遇了与首都哈图沙什相似的境况。考古研究中确实在红河（今克孜勒河，土耳其最长的河流）东部地区发现了一些受损建筑的痕迹，但后来证实这些建筑大都只是遭到了遗弃。

这种抛弃城市，大量人口返回农村的现象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内造成了大范围的危机。在这段时期，一部分赫梯人前往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定居。他们逐渐融入其他群体，并在公元前12 世纪创造了一些新的政治实体，我们后来将它们称为叙利亚—赫梯王国（royaumes syro-hittites）。这段历史也吸引了不少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关注。

埃及控制权的丧失

由第十八王朝法老建立的埃及帝国在近东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是旦夕之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过程。公元前1200 年的危机后，除了狭长的沿海地区，巴勒斯坦大部分领土都摆脱了埃及的控制。根据在米吉多（Megiddo）、贝特谢安（Beit Shean）、拉吉（Lachish）、塞拉丘（Tel Sera）、莫尔丘（Tel Mor）和艾尔法拉丘（Tell el-Fara）南部完成的考古发现，埃及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拉美西斯六世时期（Ramsès Ⅵ，前1143—前1136）。

丧失对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导致埃及的经济运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自从染指近东以来，法老们一直奉行以系统开发当地经济资源为基础的政策。因此埃及人控制了肥沃的农耕地，并通过君主直辖的村庄，舒那那（Shunana）和苏莫拉（Sumura）来实施开垦。

与此同时，埃及人还向该地区的各国索要昂贵的贡品，迫使他们定期交出原材料（金属、琉璃、木材）、成品（战车、武器、工具）、农产品（谷物、油）、牲畜和奴隶。

虽然丢失了大部分近东领土，但埃及在整个公元前12 世纪仍保持着对巴勒斯坦沿海地区的控制，其经济基础和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并没有被撼动。事实上，埃及仍保留着直接获取阿拉巴（Araba）铜矿和黎巴嫩（Liban）雪松资源的通道。总而言之，公元前1200 年的那场危机对于埃及的经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乌加里特的毁灭

公元前12 世纪上半叶，也就是青铜时代末期，近东的几座重要城市惨遭毁灭，其中较重要的，也是较有特点的城市有塞浦路斯岛上的阿拉斯亚（Alashiya），叙利亚沿岸的乌加里特和舒可苏（Shuksu），以及巴勒斯坦的米吉多、亚实基伦、阿什杜德、阿菲克（Aphek）、拉吉和夏琐（Hazor）。

像比布鲁斯、推罗（Tyr）、萨雷普塔（Sarepta）这些城市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它们继续屹立在这片古迦南文化（Canaan，兴起于公元前2000 年左右）地区。很明显，这些城市的消失对世界贸易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腓尼基城市的经济遭受重创。由于考古学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且与之相关的文献记录从未中断，在上述被毁的城市中如今最有名的就是乌加里特。根据当地发掘的文献记载，叙利亚北部乌加里特沿岸经常受到谢克雷什海盗的侵扰；而且还在公元前13 世纪末公元前12 世纪初的时候遭遇过大规模掠夺。

乌加里特国王在与阿拉斯亚国王的通信中就透露出自己无力保护国土的事实。他还无奈地表示自己的大部分军队和几乎所有的战船都被派往安纳托利亚去援助赫梯的军事行动。作为附庸国的乌加里特不得不毫无保留地支持帝国，而本国的防守则形同虚设，无法有效保护领土内的村庄。乌加里特国王甚至做出过绝望的尝试，请求阿拉斯亚国王告知海上民族的行踪，以便提前做好防御工作，更有效地抵御外敌的入侵。然而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徒劳，公元前1185 年，海上民族再次发起进攻，这次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村庄，而是直接瞄准乌加里特城，最终导致城市的毁灭和遗弃。

乌加里特的遭遇与哈图沙什截然不同。在哈图沙什，只有一些与君主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建筑（皇宫、神庙和城墙）遭到了破坏，而乌加里特几乎是全城焚毁殆尽，没有一个区域幸免。考古学家在城市遗迹中发现了非常多的箭痕，它们不仅分布在街头巷尾，有的甚至在屋内。这说明当年的攻城战遭到了顽强的抵抗，破城后双方也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乌加里特的居民在入侵者到来前不久还收到了警报，并藏匿了部分值钱的物品。因此考古学家才能够在遗迹中找到深埋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宝藏，有雕像、武器以及一些青铜、黄金物件。不幸的是，这些物品的主人再也没能回来将它们取走，原因不言而喻（死亡、逃难等）。入侵者将城市洗劫一空，在临走前还将其付之一炬，历史上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期，再也没有人在这里居住。

距离乌加里特约5 公里处有一个叫伊便汉尼角（Ras Ibn Hani）的地方。当年的国王们在此建造的豪华行宫也随着乌加里特的陷落而被摧毁。后来，海上民族在这里搭建了为数不多的几座建筑，并居住了一段时间。

近东的重建

在经历了公元前1200 年的激烈动荡后，近东地区（Proche Orient）进入了复杂的政治、经济、技术重建阶段，整个过程持续了至少200 年。

根据历史学家找到的资料可以得知巴勒斯坦的城市经历了明显的倒退。总的看来，在危机过去以后，古迦南人大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而不是那些沦为废墟的城市。他们倾向于建立小规模农村社群，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这样的传统经济活动。而在这些被遗弃的城中长期居住的，恰恰是一部分海上民族。例如特耶克人就在多尔丘居住过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非利士人开始涌向以革伦、阿什杜德、亚实基伦和迦特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像卡西勒丘（Tell Qasile）、巴塔什丘（Tel Batash）、贝特谢梅什（Bet Shemesh）这样的中小型城市。在整个公元前12 世纪下半叶，他们继续奉行扩张政策，并占领了该地区原属于埃及的土地，包括代尔巴拉（Deir el-Balah）、莫尔丘和马索斯丘（Tel Masos）。

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并可以以此来解释公元前1200 年危机后近东的所有社会、政治变化：数百年来一直在巴勒斯坦中、南部高地加利利（Galiee）地区、外约旦平原和半干燥的内盖夫（Negev）沙漠主要从事小型牲畜养殖的游牧民族慢慢定居下来。这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与当地政权的消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要忘记，在青铜时期许多城市和宫殿都沦为废墟，而埃及统治者的权威在该地区也已不复存在。公元前1200 年的那场危机过后，外部条件允许当地的部落定居，随后包括犹太（Juda）、以色列（Israël）在内的一些王国逐步建立。

历史学家证实，受公元前1200 年危机影响最小的地区是腓尼基海岸，那里的主要城市没有遭遇任何毁坏或遗弃。不过作为腓尼基城市经济的支柱之一，跨境贸易的衰落对当地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像比布鲁斯或贝鲁特（Beyrouth）这样历史悠久的城市也在公元前1000 年的上半叶进入了衰退期并退居二线，其具体原因仍不得而知。

乌加里特废墟中的宝藏

迦南人的城市乌加里特地处战略要地，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繁荣的手工业，金银制作尤为突出。这座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城邦，是赫梯帝国最富有的附庸国。海上民族入侵前当地居民隐藏的这些物件正是城市财富的见证。下图：刻有丰饶女神阿斯塔蒂像的黄金吊坠，公元前12世纪，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此消彼长，西顿（Sidon）和推罗的经济开始日趋活跃，以至于到了青铜时代末期，推罗取代乌加里特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商业港口。经济上的繁荣让推罗从公元前1050 年开始向沿海的亚柯平原（Akko）和迦密山地区实施领土扩张，并陆续占领了阿赫泽夫（Akhziv）、凯桑丘（Tell Keisan）、阿布哈完丘（Tell Abu Hawan）、喀布尔（Kaboul）、石满拿（Shiqmonah）、美弗拉克丘（Tell Mevorakh）、卡西勒丘和米哈尔丘（Tel Michal）。推罗的农业资源开发和对主要陆上贸易路线的控制也因此得到保障。

虽然赫梯帝国在这场危机中遭受重创，但并没有就此消失。公元前12 世纪初期，在曾经的大帝国周边，诞生了一些所谓的“叙利亚—赫梯王国”。这些小的国家实体由城市周边有序规划的县组成，每座城市代表一个独立的政治中心。较为人熟知的城市包括卡尔凯美什（Karkemish）、哈马（Hamath）、帕丁（Pattin）、萨玛尔（Sam’al）、古尔古姆（Gurgum）、库穆（Kummuh）、梅利德（Melid）、库韦（Quwê）、希拉库（Hilakku）和塔巴勒（Tabal）。

这些在赫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袖珍王国的人口由许多不同民族组成，包括迦南人、阿拉米人（des Araméens）、胡里人、卢维人（des Louvites）等。很明显，这些新兴的王国都与赫梯帝国在文化等方面一脉相传，赫梯象形文字的使用就是证明。此外，从现存遗址的考古中也可以发现，当时大部分皇家建筑和雕塑同样继承了赫梯传统。

西部的阿拉米部落利用叙利亚地区缺乏强大政治势力的真空，开始效仿巴勒斯坦的闪族部落，并抢在他们之前在此定居下来。定居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兵戎相见，例如，卡尔凯美什王国境内的埃玛尔城（Emar）即今天的默克纳丘（Tell Meskene）就被夷为废墟，落入阿拉米人手中。居住在巴比伦地区东阿拉米部落，其历史与他们远在西方的亲戚截然不同。他们没能建立类似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君主国那样的政权。事实上，消失的王宫和逐渐频繁的国际贸易改变了近东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上文提到过，铜和锡这些近东不出产的金属的进口一直是由王室来完成的。此外，他们还负责以这两种金属为原材料提炼青铜，用于制造武器和工具。公元前1200 年的大危机过后，人们需要寻找其他材料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而发展冶铁技术是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其实早在几百年前，近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就已经有人从事冶铁。但后来由于青铜的普及，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门技术被束之高阁。此外，该地区相对丰富的铁矿资源让当地居民摆脱了对进口的依赖，这在当时国际贸易体系崩溃且外部供应中断的背景下是一项巨大的优势。得益于铁矿石提炼和铁器加工方面的技术进步，人们能够生产出比青铜工具更高效的铁质工具。基于这些原因，铁器在公元前12 世纪到公元前10 世纪这段时间里逐渐取代了青铜器。

王宫以及皇家书吏学校的消失，让一种以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得以传播。这种于青铜时代末期在近东及其周边地区诞生的文字（原始西奈文，乌加里特字母）此前一直遭到极其保守的书吏学校的反对，书吏们千方百计阻止它的发展。这种极端的阻挠势力消失后，字母文字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与古代复杂的美索不达米亚楔形音节文字相比，这种新的书写系统要简单不少。取代了楔形文字的字母文字很容易普及，很多人都可以学习，于是书写也就不再是政治精英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