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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时间到了中平三年（ 186 ）春天。
2月，朝廷宣布了一项重要人事任免，太尉张延被免职，改由车骑将军张温当太尉。张温还在关中领兵，灵帝派遣使者持节到长安，就地举行了就任仪式。张温的车骑将军一职，朝廷任命了赵忠。
现在，三公任免频繁，甚至成为灵帝敛财创收的一条重要途径，比如被免职的张延就在政坛上默默无闻，不排除像崔烈一样是花了大价钱上来的，对于这种情况，灵帝通常不会让他们干得太久。
但张温可能是例外，因为此前他已经当过三公，没必要再花冤枉钱给自己的仕途添这一笔彩。之所以单独提一下这件事，是因为它创造了帝国的多项第一。
按照制度，三公的任命都在朝廷进行，在洛阳以外举行就职典礼，张温还是第一个（ 三公在外，始之于温 ）。
而另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三公通常不直接带兵在外征伐，两汉有一项约定叫作“五大不在边”，也就是说有5种人通常不能再手握重兵于外，究竟是哪5种人已不可考，但通常认为太子算一个，三公也在其内。三公是宰相一级的重臣，如果再领兵，权力未免太大，一旦有异心，那将是帝国的一个重大威胁。所以，以三公的身份统兵、打破“五大不在边”的规矩，张温也是第一个。
另一项第一是赵忠以宦官的身份成为车骑将军，这在前代不仅没有，更是无法想象的。宦官权力很大，甚至能一手遮天，但在名义上他们的职务并不高，宦官也有品秩，大长秋是宦官中品秩最高的，不过二千石，与郡太守相同，低于九卿。张让、赵忠等人担任的中常侍，本来是皇帝的随从，没有定员，后来固定下来，品秩不过千石。
宦官掌权，靠的是对上下公文的把持：下面的汇报，无论是朝臣还是各州郡，哪些皇帝能看到，哪些看不到，基本由宦官说了算。对下面的批示，怎么批，批给谁，也被宦官垄断。
赵忠原来的身份是中常侍，品秩千石，一跃成为外臣，地位几乎与三公相当，品秩升到了万石，而且握有兵权，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超级宦官”，这怎能不让人吃惊？
张延免职，是给张温腾位子；张温改任，是给赵忠腾位子。灵帝为了关爱一个宦官，不惜连续打破制度，创造出多项第一。
灵帝突然任命赵忠为帝国的高级将领，是因为有一件工作要交给他办。灵帝让赵忠主持评定讨伐黄巾的功劳（ 使忠论讨黄巾之功 ）。这件事好奇怪，因为前年黄巾起义就被扑灭了，为何现在想起来再去评功？
结合刘备的遭遇，可以看出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牵涉面很广的活动，不完全是论功行赏，真正的意图或许是对已经因军功而得到升迁的那些人进行筛查清理。
简单地说，就是要下去一批人，然后再上来一批人。
这当然不是一项政治活动，而是一项经济活动，赵忠能说动灵帝启动这项工作，显然打的也是创收增收的旗号。手握组织人事大权，自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对于那些不肯主动表示的人，赵忠还派自己的亲信上门做动员。
傅燮多次得罪宦官，已经成了标志性人物，赵忠派当洛阳城门校尉的弟弟赵延前去打招呼：
“南容啊，你不搭理我老哥，万户侯是没戏了（ 南容少答我常侍，万户侯不足得也 ）！”
傅燮听罢极为厌恶，正色道：
“有功不论，这是命，傅燮怎么能求私赏！”
赵延回来学给赵忠，赵忠更恼傅燮，但傅燮自上次朝堂上怒斥崔烈后声望更不得了，赵忠不敢马上加害。不过，他还是找了个机会，把傅燮发派到凉州刺史部的汉阳郡当太守。
看到宦官如此得势和骄横，有人无奈，有人叹息，有人巴结奉承，也有人誓言要将其铲除，袁绍和他身边的一群神秘人物就正在做着铲除宦官的事。
这群神秘人物里有一位重要成员名叫何颙，当年在前往汝南郡吊唁袁绍母亲的人里就有他，当时他就是朝廷正在通缉的政治犯。
何颙字伯求，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少年时代他曾到洛阳太学游学，和著名党人郭泰等交往密切，在太学生中很有名（ 显名太学 ）。何颙显名，不是他的学习成绩好，而是他很讲义气。何颙的朋友虞伟高有父仇未报，突然得了病，将死，何颙前去探望，虞伟高流泣诉说，何颙感于义气，为他复仇。这时虞伟高已死，何颙用他仇人的头到墓前祭奠。
这说明，何颙不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而是游侠一类的人物。《史记》里有游侠传，司马迁曾满腔热情地歌颂侠士们急人危难、守信重义、最后建功立业的品质，汉初的张良无疑是这类侠士的代表。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汉武帝起对各类游侠持抑制和打击的态度，从西汉后期到东汉以来，侠士在社会上的评价越来越差，到了《汉书》已经不说他们守信重义了，而说他们是“作威作惠”的奸雄，《汉书》以后再修官史也就不再给游侠单独列传了。
对朝廷来说，这样的人是危险分子。
何颙和党人们来往密切，党锢之祸发生后，他也受到宦官的追捕，于是改名换姓，藏于民间。何颙经常与一些人秘密来往，他们都很敬重何颙的豪侠和义气，何颙于是在荆州、豫州一带有了名声（ 所至皆亲其豪桀，有声荆豫之域 ）。
曹操在出道前有两个人对他很赏识，一个是曾任司空的桥玄，另一个就是何颙。还有曹操日后的首席智囊荀彧，何颙见后也称奇。可见何颙是一个在江湖中名气很大，还善于识人的人。
何颙来到汝南郡，袁绍听说后，秘密和他来往（ 袁绍慕之，私与往来 ）。袁绍是怎么结识何颙的不得而知，不过著名党人领袖李膺和袁氏有姻亲关系，而何颙与李膺关系密切，这或许是二人结交的纽带。
他们在一起都商量过什么，也不得而知。
何颙的身边还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出身各不相同，但关系都很密切，史书称他们为“奔走之友”，成员包括张邈、许攸、伍孚、吴子卿等，都不是寻常人物。张邈字孟卓，兖州刺史部东平国人，家境富裕，也是一个侠士，在洛阳一边上学，一边交结各路英豪。许攸字子远，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何颙的老乡，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交际很广。伍孚又名伍琼，字德瑜，跟袁绍是同乡，都是侠士一类的人。
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党人和士人，他们应该算党人和士人的新生代，与前辈不同的是，他们对社会和汉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绝望。
从他们以后的政治实践看，他们都有参与救世的大志，但已不把希望再寄托在天子或者现有官僚体系身上，经过连续两次党锢事件和黄巾大起义，又看到宦官们的疯狂和贪婪，血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更加理性和现实。
他们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是杀几个宦官或权臣那么简单，要干就要干得彻底一点，改朝换代也在所不惜。
“奔走”是游侠的特征之一，只是时代不同，何颙等“奔走之友”与前代游侠的单打独斗相比，更注重互相联络。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四处“奔走”，并且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奔走”。他们之所以团结在袁绍的周围，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袁绍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不仅政治上志同道合，又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
袁绍回到洛阳后，他们的活动中心也随之到了洛阳，黄巾起义爆发，袁绍已在洛阳，袁术在宫廷禁卫军中任职（ 虎贲中郎将 ），他们和曹操的想法不一样，袁绍在何颙等人的影响下，对建功立业没有多大兴趣，心里已经另有打算，袁术多少有点儿贪生怕死，所以没有参加讨伐兵团。
除了几名骨干分子，“奔走之友”还秘密联系各地的豪杰志士。这样一来，无论做得多么秘密，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事情甚至传到了宦官的耳朵里，中常侍赵忠对人说：
“袁绍这小子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不出来替朝廷工作反倒养死士（ 坐作声价，不应 呼召而养死士 ），不知道这家伙准备做什么？”
这话又传到了袁绍叔父袁隗那里，袁隗立刻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把袁绍叫来教育了一番，要袁绍立刻断绝与那些江湖朋友的来往，之后应公府征辟老老实实出来做事，以绝他人的非议，不给袁家带来灾祸。
袁绍也感到树大招风，答应了叔父的要求。正在这时机会也来了，大将军何进征辟他到大将军府任职。
袁绍于是来到了何进的手下。
赵忠当上车骑将军，让大将军何进心里不免有点儿吃醋。按理说，要讨论军功也应该由他来主持，横空冒出来个宦官，让人恶心。何进虽然出身不高贵，但也是杨赐老师亲自调教出来的，智商一点儿都不差。只要他留心一下近百年来政治斗争的规律，就不难看出像他这样的外戚结局都不怎么好。
表面风光，内心忧伤。
何进明白，外戚只是一个身份，实力才是一切。如果不能在朝廷内外建立起稳固的根基，自己名位越高越容易出事，一觉醒来可能会稀里糊涂地满门抄斩。在他之前是窦家，窦家之前是梁家，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要想根基牢固，必须培养自己的势力，何进利用自己的身份，开始悄悄地培植力量，而一部分有想法的人，也主动向何进靠近，利用他的身份去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
袁绍来到何进身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袁绍在何进的大将军府里当了一段时间大将军掾，很快又被提拔为朝廷监察专员（ 侍 御史 ）、禁卫军虎贲中郎将。
袁绍虽然已经40岁了，但之前当过一段县长仕途后来就中断了，何进为了培养袁绍，让他一路小跑，不到一年品秩就由六百石达到了比二千石。
何进太需要人才了，他告诉袁绍可以把朋友都介绍过来，想担任什么职务只管提出。袁绍不客气，立即提出了一份有20多个人的名单来，上面不仅有“奔走之友”里的何颙、张邈、许攸等人，还有袁术、荀攸、郑泰等人。
袁绍的弟弟袁术此时在北军五营里担任长水校尉，是北军五校尉之一。郑泰是著名党人，而这些人里身份最特殊的，是荀攸。
荀攸字公达，年龄比袁绍小十几岁，比曹操小2岁，出身于著名的颍川郡荀氏家族，他的祖父叫荀昙，做过广陵郡太守。荀攸外表愚钝懦弱，内心却机智勇敢。13岁时祖父荀昙去世，祖父手下一个叫张权的人主动找来要为祖父守墓，荀攸看出了异样，对叔父说：“这个人脸上的神色反常，我猜他是犯了什么罪，跑来在这里躲避。”
荀攸的叔父马上盘问张权，果然他是杀了人逃亡在外，想通过守墓隐藏身份。这件事让大家对荀攸刮目相看。
何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袁绍名单上的人都分别任命了新职务，其中何颙担任北军联合参谋长（ 北军中候 ），负责监控北军，荀攸成为灵帝的贴身秘书（ 黄门侍郎 ）之一，郑泰担任朝廷秘书局里的部门负责人（ 尚书 ），都是要害岗位。
河南尹相当于洛阳县上面的郡太守，这也是一个重要职务，由何进的弟弟何苗担任，何进让何苗把这个职务让给袁绍，袁绍担任的禁卫军虎贲中郎将由袁术担任。
只有许攸没有被任命职务，袁绍对他另有安排。
这段时间，许攸经常到外地去四处活动，联络各地的实力派和豪杰，冀州刺史王芬就是他们重点联络的对象之一。
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王芬手里积攒了一定实力，活跃在王芬周围的有几个人，包括已故太尉、著名党人领袖陈蕃之子陈逸，张角的朋友、著名术士襄楷，还有一个叫周旌的沛国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梦想着改朝换代。
许攸告诉王芬，据他掌握的情报，灵帝刘宏正打算回河间国老家看看，时间可能就在当年夏天。由洛阳到河间国，必须路过冀州刺史部的辖区。这个情报让大家感到了振奋，就让襄楷占卜一下吉凶。襄楷精通星象学，他看了看天象，说天象出现了变异，预示着宦官和小人将要灭亡。
于是王芬决定干，他们迅速制订了一个计划，想在灵帝回乡的路上发动兵变，挟持灵帝，之后另立刘氏宗族里的合肥侯为帝。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计划，以区区一个刺史部的力量完成这样的大事根本不可能。更不靠谱的是，这些人还闹出来好大的动静，一方面由王芬出面以黄巾余部闹事为由向朝廷上书要求扩充军队，另一方面由许攸、襄楷等人四处活动，拉拢更多的人参加。
许攸等人的大串联搞得规模挺大，冀州刺史部所属平原国有两个人也受邀参加，一个叫华歆，另一个叫陶丘洪。
华歆字子鱼，比曹操小3岁，当时算是个地方名人，他跟同乡的邴原、管宁两个人关系很好，而且都有学问，时人称他们3个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
华歆的另一个好朋友陶丘洪也有名于世，当许攸找到他俩说明情况时，陶丘洪很兴奋，马上就要收拾行李出发，但华歆却向他泼了盆冷水：
“废立君王这样的大事，像伊尹、霍光那样的能臣都觉得困难，王芬生性疏而不武，必然失败。一旦失败，将祸及全族，千万不要前往！”
陶丘洪听了华歆的劝告，最终没有去。许攸也找到了曹操，曹操给许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完整地收录在史书里。曹操在信中也引用了霍光、伊尹的例子，说明废旧帝立新帝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事，劝他们不要作此打算。曹操心里很明白，靠王芬、许攸等人的实力很难完成这么大的事，其结果必然身败名裂，所以他不会参加。
果然，这件事很快便神秘地结束了。
当年夏天，有一天夜里一道赤气从东到西贯穿天际，太史令上书灵帝，说北方隐藏阴谋，千万不能前往。
灵帝于是打消了回故居一游的计划，同时命令王芬解散新招募的军队，并征王芬来洛阳述职。王芬以为密谋败露，于是弃官而逃，逃到平原国时自杀。
这段记载很蹊跷，中间漏洞百出。
太史令难道看得那么准，抬头望望天，就能把王刺史搞的政变阴谋看出来，方位、时间、参加人员都那么精确，这基本上不可能。
即便计划失败，王芬又怎么判断出灵帝已经洞悉了一切。而王芬在已经逃亡的情况下，并且逃到了很远的平原国，干吗还要自杀呢？
种种奇怪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可能，有人告密了。王芬、许攸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们要搞政变，四处放风，到处招人，不仅曹操事先知道，连老百姓华歆、陶丘洪都知道，肯定还有更多的人知道，搞政变不保密，最后的结果必然失败。
灵帝取消北行计划，一定是得到了秘密情报，于是把王芬召回来审讯。王芬逃亡，进一步证明情报的准确。王芬逃到平原国，一种可能是朝廷派出的人从后面追来，王芬感到前途无望，于是自杀。
另一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把王芬杀了。
计划败露以后，一块参与密谋的人都面临着危险，王芬死了，可以把这些秘密都带到地下。现在看来，许攸显然不是这场未遂政变的幕后主使，他的后面或许还有更大的人物。
是谁呢？很容易想到的人就是袁绍，这件事跑不了他。何进有没有参与，倒不好说。又是谁告的密呢？
这个也不好说，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