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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创新的未来

我们今天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我们的国家、企业、技术创新意味着什么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由中美关系的变动引起的。大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现实是中美已经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新型冷战状态。上一次冷战,即美苏之间的冷战,经历了半个世纪。所以我们要思考接下来至少半个世纪的事情,而不仅是五年、十年的事情。

不论是学者、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导致国内环境的变化,国家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思考未来的方向,对方向性的东西不能误判。

世界为何进入了大变局时代?

世界大变局的未来发展有几个大趋势。第一个大趋势是中美两国的技术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第二个大趋势是中美两国的技术脱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否完全脱钩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开放程度;第三个大趋势就是中美技术脱钩也会导致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脱钩,但脱钩程度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开放程度;第四个大趋势是中美不可避免最后会走上军事竞赛的道路。

一方面,大家不要害怕军事竞赛,军事竞赛也可以推动技术进步,美国每一次技术的跨越性发展都是跟战争有关系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军事竞赛如果搞不好就会置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于死地。所以,下一步中国必须要加紧军民融合体制的改革,不改革,我们在中美竞争中会处于劣势。

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中国会形成一个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相结合,以企业为主体的开放性技术市场。珠三角与长三角,在国内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两大经济区域在中美技术竞争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提高创新能力不仅仅在于技术本身的进步,更在于创新体制的进步。

我们现在很多IT(信息技术)企业面临那么大的困难,就跟我们以前太注重技术本身的进步而忽视了创新体制有关系,也忽视了地缘政治变动对技术的影响。

今天的世界大变局是由什么引起的?简单说,有两个因素:第一是美国的相对衰落;第二是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两个国家的变化决定了今天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动。但我想强调的是,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美国实际上还是很强大,说它衰落只是因为中国崛起太快了。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一个新兴大国会不会挑战一个现成的老牌大国。现在美国担心中国挑战自己,这造成了地缘政治的大变动。

我把美国今天的对华战略概括成“四全”模式。“四全”模式是指用全政府、全社会、全世界、全方位的模式来攻击中国。

美国的这些想法当然是异想天开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不管怎么样,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再一次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自近代晚清被西方打败以后,现代化进程就一次次被打断,前面几次我们的现代化都是被日本人打断的。

今天美国人其实也很清楚:中国太大,很难围堵中国;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40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美国围堵中国也太晚了一些。美国会怎么办呢?这两年我们国内在讨论两个陷阱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美国现在很明确,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就永远没有能力来挑战美国了,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了。所以,美国意图从技术冷战开始,再延伸到各个领域遏制中国。

中国应如何应对?

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会不会达到预期目标,主要取决于中国怎样回应。如果美国一拳打过来,中国毫不思考地反击一拳,会是一种情形;如果根据中国古典哲学(像太极拳的原理)那样回击,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形。我觉得中国要思考如何理性地去应对美国,而不能被情绪主导。

首先,我们要对美国有一个客观评估。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它没有绝对衰落,而是还在进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的负面新闻,中国媒体也报道美国的负面新闻,所以很多人容易产生错觉,以为美国已经不行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大国的衰落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不会一下子衰落。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表示,美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的第一梯队,日本和欧洲是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经济上,美元的霸主地位没有被替代。军事上,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美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是治理体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波超级全球化,美国是超级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但美国的老百姓中很大部分人不是受益者。因为美国内部治理不善,收入和财富分化,美国已经由引以为傲的中产社会变成现在的富豪社会,从全球化获得的巨大的利益落到了少数人手里。

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层一度达到人口的70%,但今天的美国中产阶层不到50%,20年时间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说不过去。奥巴马总统在位8年,美国中产阶层比例下降尤其严重,没有奥巴马就不会有今天的特朗普。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量美国人开始骂比尔·盖茨,现在美国人的仇富心态可见一斑。

从社会治理看,美国以前是西方民主的典范、精英治国的典范,为什么会堕落到今天的程度?就是因为社会不公平,所以这是治理体制的问题。近代以来,西方发展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跟经济分离开来。

今天美国经历的危机当然很深刻,但是可能还比不上20世纪60年代发生越南战争和马丁·路德·金领导民权运动的时期。中国媒体热衷于报道美国社会的负面新闻,导致大家容易产生误判,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了。但实际上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的。

其次,从技术创新看,我们应该承认中国还只是技术应用大国,而不是技术原创大国。近代以来大部分的原创技术都来自西方,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如果没有钱学森这些优秀知识分子回国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研制出来。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依然会处于技术应用阶段。从应用到原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再次,美国的脱钩政策有两个领域可能成功。一个是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美国会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甚至强制高科技企业回归。还有一个可能是医疗物资领域。医疗企业的回归已经开始了,我们很多人把这理解为“去中国化”,但我觉得医疗物资是和老百姓生命相关的,不可以全部放到海外生产。根据美方的估计,美国80%以上的医疗物资依靠中国供应,97%的抗生素依赖中国,这是不合理的。

但其他领域的产业转移,不能说是脱钩或者“去中国化”。在中美贸易战之前,西方一些企业已经从珠三角和长三角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升高了,我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这是正常的经济行为。所以,我们对中美关系变化的解读不能太民族主义化。

中美竞争的本质是技术竞争

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必须搞清楚,中美竞争本质上就是技术竞争,不是像以前那样所谓的陆地之争,美国没有任何意向,要像侵略其他国家一样侵略中国。美国对中国的围堵能不能阻止中国崛起,关键还在于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中国的短板就在于原创性技术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工厂。但是,有一个概念需要纠正。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技术应用大国,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更确切的说法其实是世界组装工厂,我们下一步要思考如何从组装转型成为原创,原创的东西才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国重器。我们要思考怎么样进行原创性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需要什么。

技术的本质就是开放与市场,技术一定要在开放状态下才能进行创新。这一点,中国本身就有很深刻的教训,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就是巨大的遗憾。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事物的全部面貌。印刷术导致了西方的宗教革命;火药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指南针在航海方面的应用开启了世界的新篇章,火药跟指南针的结合带来了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使西方强大起来。遗憾的是,尽管四大发明是中国的,但中国因为明清以后的闭关锁国而没有让四大发明发挥出更大作用。

苏联的教训距离我们这个时代更近。苏联也有技术创新,但它是封闭式创新,没有市场。苏联的封闭式创新早期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因为缺少应用市场,创新很难持续。美苏冷战总体来说就是开放打败了封闭,市场打败了计划,这两点是最基本的。当然,在苏联的失败中,戈尔巴乔夫的判断失误也是一个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因为苏联不开放、封闭性地发展。

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市场,技术开发需要大量投入,技术有了,但没有市场就很难收回投入。美国做到了开放式创新,拥有市场,所以它是可持续发展的。苏联是封闭性的,没有市场。

中国的技术创新需要什么?

中国需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中美军事竞赛可能难以避免,中国不怕跟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但必须坚持开放和市场这两个原则。所以我们一定要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战争都有效推动了美国的技术进步。

中国的经济体制怎么改革?国企要不要竞争?我觉得国企必须竞争,但国企不能跟民企竞争。最近有人在讨论竞争中性,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我不认为国企跟民企之间能做到竞争中性。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国企只有跟国企竞争才可以说竞争中性。按这样一个思路,我觉得要思考国企民企的边界怎么划分。

很多人在说要学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淡马锡模式有科学的地方,也有不科学的地方。我们要学习淡马锡科学的地方,比如坚持市场商业原则。但中国的国企如果复制淡马锡的投资模式,我觉得结果会很糟糕,可能会把所有民企都扼杀了。淡马锡就像个投资公司,看哪一个公司好国家就投资。新加坡的民企非常弱小,中国如果在这方面学新加坡的话,会马上走向衰落。

中国一定要做到三层资本之间的均衡。西方污蔑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中国既不是西方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西方这样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国是个混合经济体。如果大家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就会看到中国从汉朝到今天一直是三层资本、三层市场,顶层是国有资本,底层是庞大的中小民营资本,中间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互动层。

中国的三层资本发展均衡时,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好。如果出了偏差,国家经济就出现问题。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都是三层资本有效分工合作。这是中国的文明性。

国有资本的控制与民营企业的逻辑不一样,国有企业的逻辑应用跟民营资本的应用逻辑也不一样。有些领域可以交给国企去做,例如公共服务、自然垄断领域,但必须是多个国有企业竞争,不能一家垄断,垄断会导致不再进步。更多的领域需要开放给民营企业去做,让民营企业互相竞争。国企和民企分领域改革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这么多年来,西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耿耿于怀。我们确实要意识到,我们在技术应用方面遇到了瓶颈,原创性技术必须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研发投入很大,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模仿能力又强,就没有企业会去投资技术研发。研发的资金比例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同样要加大才行,否则没有企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投入研发。

技术创新需要依靠中产阶层,要把中产阶层的规模做强做大。对吃不饱穿不暖的人来说,环保可能没那么重要,但对中产阶层来说环保很重要。技术创新也是如此,搞原创性的东西一定有风险,只有中产阶层才能承担这种风险。但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太小,只有4亿人口,占总人口的30%都不到。

当中产阶层达到总人口的60%及以上的时候,技术创新才可能会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搞软基建而不是新基建,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需要做强。通过软基建建设让中产阶层壮大起来。中产阶层是创新原创性的非常重要的抓手和主体。

在下一步的发展中,知识经济的核心就是技术,而技术又跟中产阶层相关。技术创新是中国通往2035年目标的关键,也是2050年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3UrEQGBn3SRDOMms7kxdbL2kchDat62QZqMFFh/RPnNf7DNR9q6So1hTYPiSI5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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