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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做出的重大调整完善，是着眼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双循环战略无疑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发展的政策背景。大湾区不仅要配合这个国家战略，更需要在推进双循环战略中扮演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特朗普执政迄今，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早已经不是可能发生与否的问题，而是已经进入一个逐渐从不明朗走向明朗、从局部走向全面的过程。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现为“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美国做不到的”。中美关系因此陷入了一种“自由落体”状态，但仍然不见底。
即使拜登顺利入主白宫，也很难很快改变中美关系恶化的这种大趋势。不仅如此，在有些领域如民主、人权、意识形态等，还会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中美全方位的脱钩，已经对中国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中美脱钩的趋势得不到控制，那么未来世界就会分化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和“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即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和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和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如果那样，世界就会两极化，即分化为以美国为核心的一极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一极。
两极化对我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我国要破解美国搞两极化的努力，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和持续的对外开放。发展还是硬道理。国家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经济的竞争，或者说经济竞争是其他所有竞争的基础。实际上，对所有国家来说，内部经济发展都是重中之重。再者，我国的深度开放更是“分化”美国内部力量的最有效手段，因为深度开放至少可以促成华尔街与中国合作。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世界经历了一波超级全球化。超级全球化带动了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为各国带来了强劲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动力。但当今的世界则经历着一个超级民族主义崛起的过程，表现为贸易保护、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等。再者，中美关系恶化也影响着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美国千方百计地想组建“世界队”或者“同盟”来抗衡中国。
尽管已经不存在美苏冷战时代那样的一个整体的“西方”，中国也有能力化解美国把世界“两极化”的努力，但经济上国际大循环的动力明显减弱，已经远不如超级全球化时代。
同时，国内大循环动能日益强劲。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需求潜力巨大，表现在多个方面：（1）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2）中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即企业）、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以及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3）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所有这些都显示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国内大循环就是要把所有这些要素的作用都充分发挥出来，把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动力。
内循环为主体意味着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越来越大。在从前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外贸中，投资规模很难再扩大，大规模的硬基建时代已经过去，新基建所侧重的高科技（例如5G）受到西方的围堵，外贸也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因此，内需变得更加重要。
但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并不代表外循环不重要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很难把两个循环分离和对立起来。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在超级全球化或者国际大循环条件下实现的。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部分了，即使转向国内大循环，也不会脱离国际大循环。中国的沿海省份和城市，还是会以外循环为主。如果转向内循环，那么美西方和中国脱钩的目标就有可能实现。尽管国际环境在恶化，但外贸依然是沿海省份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中国经济本身也早已开始走向世界。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但没有困难可以阻碍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另一方面，从国际关系来说，作为大国，中国担负着提供更多国际公共品的责任，这也要求中国不仅要继续加入国际大循环，而且还要花大力气推动国际大循环。实际上，尽管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粤港澳大湾区尤其需要在推进双循环战略中扮演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大湾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大湾区是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的关联点，既要扩大内循环，也要扩大外循环。扩大内循环就是强化广东向周边地区的辐射和扩散效应，扩大外循环就是强化广东的外部经济。
具体地说，大湾区需要做至少三方面的事情：第一，大湾区内部强化融合和升级，把大湾区建设成“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第二，大湾区强调其辐射和扩散作用，实现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福建—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区的互联互通，形成一个庞大的南方共同市场；第三，在此基础上，协调向南推进，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东南亚市场和RCEP，实现国际大循环。
大湾区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核心，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联点，因此大湾区本身的建设是关键。我们最近提出一个概念，即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一个“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意义深远。
对国家总体来说，数量型的经济扩张已经到了顶点，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无疑需要依靠质量经济，即依靠高端资本、技术和人才。就资本来说，中国需要形成数个高端产业链，使这些产业链具有地域性，并不会因为外在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流失。强调“地域嵌入型经济”就是重新赋予经济的国家主权性质。
我们在观察西方经济现象时发现，发达国家为资本、技术和人才创造了良好的“地域性条件”，使得资本成为“嵌入地域的资本”。正是因为资本需要流动，也不会停止流动，更需要给资本创造良好的地域条件。尽管当代西方主要国家问题重重，面临着各种危机，但并没有出现高端资本外流的情况。
即使今天西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日益严峻，受影响的也大多是底层社会，并没有影响到上层社会，即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中、上阶层仍然和资本配合，享受资本带来的好处，而这些群体也正是掌握资本和技术的阶层。
世界上著名的三大湾区，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都具有类似的特质。欧洲诸国也有很多类似的经济平台。优质资本、技术和人才都拼命地想进入这些平台。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是流动的，没有国界。人们也不能依靠政治（例如国家安全）和行政因素使资本停留。
“地域嵌入型经济”就是提供一系列条件，使资本都想进入，进入之后不会走、不想走、走不了。因此，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地域嵌入式世界级经济平台，必须要补上一系列的短板。这些短板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研发能力和科创能力依然薄弱，原创性技术不足。香港有基础研究和技术，但无市场；有人才，但无就业。香港的既得利益集团固若金汤，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打破了也可能出现其他负面的效应。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可以把香港的大学和科研体系一同考虑，尤其是和香港毗邻的深圳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南沙、前海和横琴可以设立一些香港的“特区”，实行香港的制度规则，和内地对接。这些“嵌入型香港特区”有助于有效吸引香港人才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内地并融入内地。
第二，高端制造业依然缺乏。珠江三角洲曾经被称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但没能够整体升级，一直维持在劳动力密集型技术的阶段。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一些地区经过转型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没有起到留住和继续吸引优质资本应有的作用。
第三，与高层次人才配套的中小学教育环境有待改善。要想留住国际化的人才，就必须注重人才的具体需求，子女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本地是否已有或正在建设优质的国际化高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是人才关注的重点。
简言之，我们应当认真深入研究世界上各类地域嵌入型经济平台的细节和规则，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我们不仅要吸引到世界各地的优质资本、技术和人才，而且要促成他们在湾区内不断提升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