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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头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是最好的时代。2001年中国加入WTO，那么多年的经济两位数增长，都发生在加入WTO之后。
国家发展需要资本，没有资本就很难运作，尤其是像中国这种大国。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那时候进入中国的资本主要还是海外华侨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华人资本。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真正意义的西方资本进入中国，这是中国加入WTO的重要动力。因为西方资本进入中国，中国产品要向西方输送，需要接轨。加入WTO之后，中国就真正跟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了。
21世纪头十年，中国在很多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到了第二个十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其实，变化在2007—2008年西方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时已经开始了。中国抵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西方开始感觉到自身体制存在问题。因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华尔街的危机，从金融危机演变为整体性的危机。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起，大家就开始反思：全球化跟经济危机有什么关系？它带来了什么？
从宏观层面来看，各个国家都失去了经济主权。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敢声称自己有经济主权——包括中国，因为国与国之间互相依赖。
经济的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导致政府税收的消失、就业的消失，这不是美国一国的个例。美国一直说中国人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而这当然不是中国的责任。因为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通过市场分配，iPhone（苹果手机）在美国产生不了多少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珠江三角洲；而且，即使谈“转移”，目的地也可能是其他国家。
这一波全球化被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它跟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不一样。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是基于主权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这一波全球化则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分配，美国很难把所有的东西拉回美国，这也是西方感觉到的危机。
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让西方世界感觉到，中国变强大、变自信了。
如果说中国以前韬光养晦，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学习，2008年以后，中国开始对西方有所怀疑：你怎么搞的？怎么还不如我搞得好？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以及经济民族主义做法，可以上溯到2008年，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不是一下子跳出来的。
西方在经济上至今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在政治治理上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加上中国变得更加强势且自信，西方对自己的制度显得信心不足。
“9·11”、“非典”（SARS）、经济危机、特朗普上台、新冠肺炎疫情，这些看似偶发的事件，背后都有着大趋势发展的必然。即使这些事件不出现，也会有类似的其他事件出现。“9·11”是恐怖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非典”和“新冠”本质上是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它们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偶然的，但它们的发生是必然的。
特朗普上台更是如此。不是特朗普，另外一个人也会出来搞民粹主义。在欧洲，民粹主义早就抬头了；至于美国，中产阶层从二战以后的70%下降到不到50%。中国是从穷到富，速度慢一点也可以接受，美国则是从富到穷，奥巴马当总统8年，美国中产阶层规模每年下降约一个百分点，全球化创造的财富，流到了少数人手里。
这直接导致了西方反华浪潮和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西方开始害怕中国的体系了。之后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模式”，这样的舆论和做法也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的恐惧感。2008年，美国还是奥巴马这样的传统精英当政，相对克制；特朗普一上台，他代表的保守势力就全面崛起，大搞民粹主义，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
外部环境在变化，与此同时，对中国来说，尽管内需比重越来越大，外贸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或21世纪头十年占那么大比重，但外贸的重要性仍不容低估。
保持对外经济关系很重要，它不光是一个量的问题。过去我们常说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这些产品，比如当年从日本进口的相机、电视机等，都是整产品。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导致国际分工的出现。所以，当我们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全球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波全球化，中国主要聚焦的是西方技术向中国的扩散和应用。我们是个应用大国，还不算一个创新大国，创新近些年才被重视。正因为中国是个应用大国，所以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影响很大。像华为，中国最好的科技企业之一，它相当比重的技术如芯片、操作系统仍依赖于外部供应，成为让人头疼的问题。
根据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说法，美国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一梯队，日本、欧洲是第二梯队，中国还处于第三梯队。跟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这些提高大部分基于西方技术的应用，自创能力仍然有限。对此，我们不能盲目骄傲，要有客观估计。
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内需；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有外部循环。没有外部循环，我们会再次封闭，逐渐落后。高层强调，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点我们要记住。我们的技术还处于下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应广泛运用西方技术发展自身，因为西方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同时，一定要进行自主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确实迎来了发展机遇，而这个机遇也已发挥到了顶点。如今，我们也应该思考如何创造、把握新机遇，实现持续崛起。
我们要看到，美国的衰落是一个长期过程。好多人说美国马上就要衰落、解体，其实不然。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还是技术创新，美国仍然很强大。
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有危机它就会有反应。现在美国面对的这波危机，远远比不上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社会抗议、反叛，可以说是美国制度的一部分，它的容积足够大，可以容纳这些矛盾，所以，不要错判美国。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视角来看问题，不能光看中美关系，否则就会犯错误。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到202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排第二，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则依次排第三到第五位。前五位有四个是亚洲国家，这说明，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所有国家的重点都会放到亚洲。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中国不仅要跟美国竞争，跟印度、日本、印尼这些国家的竞争也会加剧。中国如何处理自己跟周边这些经济体的关系，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绝对不要四面出击，如果这些经济体跟美国联合起来，哪怕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也没用。
所以，看中国的未来要跳出中美关系。跟美国以外这些大经济体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
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上的竞争并不是那么强烈。中国的开放为西方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接近甚至超越西方，但这些领域跟西方的竞争并不是很强；总体而言，中国的制造业仍落后于西方。而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中国跟西方在经济上是互补的，主要分歧仍在于认同政治，就是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一方面反对美苏霸权，一方面也在寻找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共同利益。改革开放以后也一样，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争论。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争论就是不搞认同政治。
我们有不同，但我们也要求“同”。并不是说文明、文化、意识形态有差异就必然发生冲突。实际上，中国加入WTO后跟世界接轨，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跟世界趋同。但有的人渐渐不去讲这些“同”，有时候即使是同，还一定要把它说成不同，比如一些自媒体或民间智库特别喜欢强调“我们不一样，我们比你们好”，这就有问题了。
塑造认同很重要。中国应该跟世界交流，跟区域来往，尽量寻求共同利益。刻意追求不同，就是在妖魔化自己。我们跟人家都是一样的人，只是有些微不同。比如我们用筷子，欧美人用刀叉，印度人用手抓，但一样是吃东西。与此同时，亚洲（包括中国）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实践，有跟西方不同的地方，有自己的模式。我一直在主张，要放弃西方的那套概念和理论，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这个思路要用来形成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体系，而不能用于宣传。我们现在没有这套知识体系，而是拿着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自己。从美国拿一点，从英国拿一点，怎么解释得通呢？亚洲崛起得很快，但我们的人，尤其是知识界人士，还在受西方思想的殖民，这是最糟糕的。思想殖民产生的东西，就是加工和应用，缺乏吸引力，也解释不了自己。
为什么德国、法国的社科哲学互相吸引？因为它们基于事实建立了一套自给自足的理论体系，互相交流，这就是基本功。这跟趋同一点都不矛盾，越想跟别人趋同，越需要有自主理论原则，并不是照抄照搬就能跟人家趋同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自主经济体系，跟世界接轨有矛盾吗？没有，正因为自主，所以接轨接得更好。
我们缺乏的是软力量。各种媒体形式中国比哪个国家都做得好，嗓门可以很大，但人家听得进去吗？人家听不懂，因为你没有自己的东西。西方的软力量强大，在于它背后有一套庞大的知识体系支撑；我们有钱、有技术，但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建立这样的社科思想体系，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没有这个意识的话，我们永远不能产生这样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