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进入第三次开放。2020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等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 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表示中国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持开放态度，考虑加入该协定。年底，中欧投资协定（CAI）谈判完成更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一连串的发展都是中国当代开放历史上的大事情，它们预示着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三次对外开放。从开放的性质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为被迫开放，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开放是主动开放，而现在的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中国主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从开放的目的来看，第一次开放是求生存和解决“挨打”问题，第二次开放是要解决“挨饿”的问题，而第三次开放则是为了解决“挨骂”的问题，即通过竞争国际规则制定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且在国际治理过程中扮演一个大国应有的角色。
近代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开放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强迫中国打开了国门。这次开放是在西方列强强迫下的被迫开放。从历史上看，被迫开放是以往闭关锁国的结果。汉朝、唐朝和宋朝时期，中国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但从明朝开始，中国王朝开始封闭起来，最终走向落后。明清两朝的封闭使得中国失去了两个相关的大时代，一个是海洋时代，另一个是工业化时代。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端。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如果说郑和七次下西洋代表的是国家的力量，那么活跃于东南沿海的“倭寇”代表的则是民间海上力量，因为尽管“倭寇”指的是中国近邻日本人，但倭寇队伍当中也有不少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间海上力量。欧洲人的海洋时代由葡萄牙开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随后纷纷加入。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当时的船队都不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比拟的。明王朝保守的意识形态、北方边疆问题和宫廷斗争等因素使得中国的海上发展戛然而止。明王朝不仅中断了国家组织的海上活动，还禁止了民间的海上活动。中国就这样失去了海洋时代。
清朝在闭关锁国方面甚至较明朝更甚。当时欧洲首先开始商业革命，接下来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体系由此而来。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促成西方世界主导整个世界。就中国而言，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明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始终没有能够发展出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学界迄今对“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这一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在众多的因素中，中国朝廷的闭关锁国政策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闭关锁国政策也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工业化时代。
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仍然是拥有世界上最大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占了世界GDP的1/3。但仅仅20年之后，1840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失败。之后，中国很快沦落为毛泽东所说的“半殖民地”国家。（亚洲另一大国印度的命运更惨。印度当时的GDP仅仅稍低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但印度全国沦落为英国的殖民地。）连续的战争失败使得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在于其拥有的经济总量，甚至也不在于单纯的军事力量，而在于一整套新的制度体系，尤其是政治制度。但这种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只有当中国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建立新制度体系的重要性。所以，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政治精英寻找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从晚清政治人物到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如此。正如近代历史所昭示的，最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成功的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结束了近代以来连连挨打的悲催局面。因此，人们说，毛泽东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挨打”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开始了第二次开放。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总结出了这样一条历史规律：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要避免挨打，就要解决落后问题。因此，我们进行了一次主动的开放。正因为是主动开放，我们紧紧抓住了80年代以来全球化所带来的每一次机遇。实际上，“机遇”一直是80年代以来中国决策者用得最多的其中一个“常用语”。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经济奇迹。中国从“贫穷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即使从人均GDP而言，中国也从80年代初的不足300美元提高到今天的11000美元。更有意义的奇迹在于扶贫。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贫；仅仅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就有1亿人口脱离贫困。2021年2月，中国宣布消灭了绝对贫困这一困扰中国几个世纪的难题。同时，中国更是对世界的扶贫事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此，人们说，邓小平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挨饿”的问题。
究其本质来说，第三次开放就是要解决一个“挨骂”的问题。尽管人们对如何解决“挨骂”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挨骂”的解决途径也必然是综合性的，但从开放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更能看到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方式。
为什么“挨骂”？或者说西方为什么要“骂”我们？这可以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化来解释，至少做部分解释。就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实行的是“请进来”政策。经济发展需要资本，我们缺少资本，因此我们打开自己的国门，请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个阶段，我们和西方国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行“接轨”的政策，也就是我们改革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以符合世界通行的规则，而世界通行的规则大多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在这一阶段，我们和西方也不会发生矛盾。第三阶段是我们加入WTO之后，开始了“走出去”的阶段。先是中国的商品“走出去”。加入WTO之后，中国很快演变成为所谓的“世界制造工厂”（实际上是“世界组装工厂”），大量中国制造或者组装的产品销往西方和世界各个地方。再是中国的资本“走出去”。中国的发展迅速，很快从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变成一个资本剩余经济体。和其他所有形式的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开始“走出去”，包括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最近几年，中国的技术也开始“走出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技术应用大国，而非原创大国，但在一些领域，中国赶上了西方国家。
中国“走出去”便和西方利益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中国商品“走出去”使得越来越多中国物美价廉的物品占据了世界市场越来越多的份额；中国资本“走出去”对已经在当地的西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而中国技术“走出去”则被西方视为对其霸权构成了“挑战”甚至“威胁”。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抱怨”和“谩骂”都是集中在所谓的“规则”领域，西方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没有遵守西方确立起来的方方面面的规则，例如WTO规则、投资贸易规则、海上自由航行规则、人权规则等等。
如果“规则”是中国“挨骂”的一个重要根源，那么我们就要从“规则”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换言之，中国需要通过第三次开放解决“挨骂”的问题，而只有掌握了规则制定权才会彻底改变被动挨骂的局面。因此，第三次开放会是更深层次的开放，不是仅仅解决传统上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技术升级和创新问题，而是重在竞争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实际上，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更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
但是，第三次开放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挨骂”的问题，还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对外开放往往成为国内改革的推动力。一些人把吸引外资界定为开放的目的，认为中国本身已经具有足够的资本，不需要外资了。这种看法自然是很不科学的。中国在资本充足的时期还在大力引进外资是有多重理性考量的。
首先，中国看重的是外资带来的比当时的中国国内更为先进的管理理念、更完善的国际规则，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助国际规则的压力来增强国内改革的动力，让中国的规则主动向西方的规则“靠近”。今天，随着中国产业经济的逐步升级和新业态的萌发，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具备了与西方类似的规则制定能力，特别是在互联网新经济的实践中，借助庞大的市场优势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应当有更强大的动力和能力去提出新的规则，通过规则来解决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落后于西方、规则制定权掌握在西方手中的被动局面，进一步解决好“挨骂”的问题。
其次，在规则方面来自国际的压力和国际层面的迫切性也在增强。2021年2月1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邀请美国加入欧盟监管数字市场的倡议，共同创建数字经济规则。冯德莱恩表示，“我们可以共同创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有效的数字经济规则：一套基于我们的价值观、人员及多元化、包容和保护隐私的规则”。欧洲缺失中国那样的高科技公司，但在竞争数字规则方面不遗余力，足可见“规则”竞争力的重要性了。实际上，在互联网和数字时代，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也是在中国制定规则的能力上。近来，西方智库集中关注“技术标准”议题，并将其与中美关系相关联，认为中国正在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制定技术标准，并建议美欧国家在该领域加强合作，以保持长期优势。西方智库普遍认为，技术标准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议题，美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并设法在重要技术领域“挤出”其他大国。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刊文称，在围绕美国国家安全和大国竞争演变态势的讨论中，技术标准占据中心位置。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2020年年度报告》分析了中美全球战略关系、经贸关系、政治外交与安全等诸多议题，指责中国正与西方国家“争夺”关键技术标准的控制权，并攻击中国将技术标准作为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的“政策工具”。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技术对国家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是中美关系竞争面的核心议题。报告认为，美国应更加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很显然，西方已经意识到在新的数字经济领域与中国竞争规则制定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也应当加快相应的步伐予以应对。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考量到技术的扩散离不开资本的流动这一事实，我们更应当向外国资本开放。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大部分原创性的技术均来自西方国家。这一局面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018年以来，全球科技竞争格局进入重构期，中美经贸摩擦和科技竞争加剧，以及“逆全球化浪潮”都对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一些人认为，美国封锁什么（技术），我们就能发明什么。这种观点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哪一个国家不想有技术发明？但新技术的发明需要大量的投入，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大量的投入也不见得最终导向新发明。因此，在通往新技术的道路上总是充满巨大的风险。的确，关键的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但自主创新应当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我们不能对原创性的技术抱有幻想，认为短期内通过完全的自力更生就会成功，更不能认为核心的原创性技术能够“从天而降”。
美国的科技封锁给我国的自主创新列出了新的“任务清单”，但我们要对这些“清单”做更准确的识别，看看哪些是可以通过进一步开放来引入外国（特别是非美国的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和人力的。这样做可以缩短技术创新的时间和节省技术创新的成本。当前，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新的“外循环”不仅仅是资本和贸易的循环，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循环。历史地看，技术进步的本质就是开放，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封闭起来，技术肯定会衰落。而这也是中国本身的历史教训。中国今天强调新型举国体制来发展核心技术，这是正确的，但是举国体制也要开放，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苏联时期的举国体制使其当时的技术进步非常快，但是因为不开放，没有竞争能力，很快就衰落了。
另一方面，从科技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科技创新也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国际科学共同体的共同参与。尽管近来中美关系恶化，但西方科学界（包括美国的科学界）对国际合作依然抱有积极态度。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国民粹主义的加持下不断被政治化和污名化，但是西方科学界对中国的抗疫举措还是持有较高的认同度，并与中国的科学界开展了积极的合作。2020年12月18日，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吉姆·麦克唐纳爵士（Sir Jim McDonald）和美国工程院院长约翰·安德森（John L.Anderson）共同签署的《中国工程院、英国皇家工程院、美国工程院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联合声明》倡议，应该让国际合作，而非竞争，成为应对疫情的设备研发、诊断、疫苗开发和生产、数据分析等领域取得进展的驱动力。同样，尽管美国政府尤其是反华政治力量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对包括华为、字节跳动、大疆等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实行了打压，并努力推动与中国的科技“脱钩”，但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西方企业一直在试图绕开禁令，继续和中国“挂钩”。2020年10月，荷兰ASML公司表示，该公司对华出口DUV（深紫外）光刻机将不受到美国的制约，也无须美国的批准。尽管华为更急需的是EUV（极紫外）光刻机而非DUV，但这已然表明在国际高科技领域，彻底的封锁是很难实现的。但所有的国际合作，只有在中国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一旦中国封闭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国际合作都是不可能的。显然，中国只有以更开放的姿态，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企业和学术共同体加强与中国的技术合作。
RCEP的签署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开放层次、改革深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同时意味着中国在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围剿和打压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都是主动创造新型“战略机遇期”的举动。我们过去时常提“国际机遇”，但是以前的国际机遇和今天的国际机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此前的国际机遇是被动的，是国际上出现了机会，中国赶紧抓住；但如果今天继续沿用这一思路去考虑国际机遇，就很有可能会犯下错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为自己创造很多国际机遇，而不是等待别人给我们国际机遇。
要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就要更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甚至实行单边开放，这也是第三次开放的应有之意。单边开放意味着，即使美国（西方）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要向美国（西方）开放。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今天的中国不应当学美国，而应当学以前的大英帝国。从历史上看，大英帝国比美国成功得多，大英帝国是单边开放，其他国家即便不向英国开放，英国也向它们开放。美国永远是讲对等开放，只有其他国家向美国开放，美国才向它们开放。从效果来看，单边开放比对等开放要有效。在拿破仑试图用“大陆封锁”政策在商业上击败英国时，英国以“单边开放”彻底瓦解了拿破仑的封锁压力，在贸易上还获得了更多的突破。当然，单边开放也要讲条件，并不是无条件开放。上述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并非单边开放。
近来，中国在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上依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据《华尔街日报》2021年2月初的报道，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打压与特朗普政府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将在相关操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该委员会的国家安全专项小组正在对美国的初创公司进行严密的监控和审查，以寻找它们与中国有关的投资方的任何关系，尤其是涉及敏感技术的。2021年2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四种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分别为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金属、药品。该命令还以美国国防部用来加强国防工业基础的程序为蓝本，指导了六项部门审查，涉及国防、公共卫生、通信技术、运输、能源、食品生产领域。以上举措指向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拜登政府更不顾美国企业界的反对，让特朗普时期对抗中国技术威胁的全面规定生效，这项最初于2020年11月就提出的规定，将让美国商务部有权禁止其认为对所谓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及商业交易，这是保护美国供应链的努力之一。由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最终报告》中，针对和中国的人工智能竞争与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提出诸多建议，企图遏制和围堵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
拜登还打算组建一个拟议中的“民主国家峰会”，该峰会将寻求建立一个明确的针对中国的方案。美国还将尝试组织较小的民主国家团体来应对先进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拜登政府还意图联合主要民主国家组建技术联盟，包括开发新的电信技术，减少对华为5G设备的依赖。拜登政府还将提出几项方案，阻止向中国出售由美国、日本和荷兰企业主导的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试图保持对中国半导体制造技术领先几代的优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表示，他已经指示议员们起草一项限制中国崛起的议案，利用美国国会两党都对中国强硬的态度去加强美国科技部门的实力。涉及数额可能高达千亿美元的法案估计会针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等领域。
因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越来越甚，相信它会千方百计地打压中国。不管美国谁当政，中国在这方面都不应当有任何幻想。但是，中国必须诉诸理性来应对，而非清醒。这里所说的“单边”开放就是理性的产物。就能力来说，我国也已经强大到实行单边开放的时候。经过40多年的磨炼，中国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和经验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来应付美国（西方）所施加的外部压力。
客观地说，中国的比较优势或者强项不是和美国的“对骂”，而是开放的潜力和市场规模。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朝着更深更广的开放努力。这说明，有些领域我们还没有开放，而在另一些领域我们开放的程度还不够。考虑到开放的潜力加上我们的市场规模，任何一个领域的开放都足以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向。事实上也是如此。
一个具有4亿中产市场的经济体，单边开放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西方资本进入中国。2021年1月24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取代了美国数十年来第一的位置，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吸引了163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在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震荡和不确定性下，中国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压舱石”，也是诸多跨国企业2020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市场。2020年12月18日，星巴克在全球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未来10年将把全球门店从3.3万家扩张至5.5万家，中国是其发展的重中之重。2020年，BBA（奔驰、宝马、奥迪）三大豪车品牌在华销量均实现大幅增长，创造了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的最佳销售纪录。在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行政当局试图用财政资金吸引美国资本回流离开中国。当时日本的安倍政府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以吸引日本资本回流。但这些都没有得到可见的效应。高盛集团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半导体设备、材料以及医疗保健领域的大多数企业，不仅没有迁移出中国，而且还扩大了在中国的生产。日媒JBpress新闻网称，日本政府2020年4月出台的用于资助日企回流的专项资金并未起到应有作用，仅有5%的日企申请补贴，而且这些日企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撤出中国市场，而是要借机重组。汇丰前海证券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在全球900多家机构投资者和大公司中，将近2/3计划把在华投资平均增加25%。德国大众集团总裁迪斯和英国汇丰银行CEO祈耀年甚至因夸赞中国而受到西方舆论的攻击。也就是说，不管美国行政当局或者任何一个西方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如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是不会放弃中国这一庞大市场的。
我们更应该看到第三次开放的战略意义。美国不仅自己在想方设法地分化中国，还想和盟友结成反华“统一战线”，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民主国家间的联盟”。那么，中国如何一方面分化美国内部力量，另一方面分化美国和盟友的“统一战线”呢？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总体上，如果美国想用政治和意识形态逻辑（即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那么中国必须使用经济和资本逻辑（即开放和市场）来应对。一句话，第三次开放是中国有效分化美国内部力量、有效分化美国和盟友结成反华“统一战线”的最有效方法。只要中国是开放的，只要美国（西方）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不管美国（西方）行政当局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中国和美国不会完全脱钩，中国和西方不会完全脱钩。
对中国来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通过第三次开放来重塑世界市场的规则。我们认为，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国可以有所作为。
1.统一国内市场标准，构建非政府主导规则，避免规则辐射扩散受限和外资的政策套利。
第三次开放要强调规则的重要性。规则里有技术规则，以及社会、投资、贸易等方方面面的规则。首先必须将国内各地不同的规则统一起来。近代国家比传统国家更加强大，一个原因是前者具有统一的规则，而后者则没有统一的规则。近代主权国家首先在欧洲崛起，主权国家内部具有统一的规则。二战之后，欧洲国家又从内部规则扩展到国家间的规则，形成了欧盟。什么叫欧盟？欧盟就是一整套规则。欧盟之所以强大也正是因为有一套统一的规则。同样，其他各种各样的区域性组织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RCEP等都体现为一整套规则。
今天，我们提倡通过“双循环”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双循环”，我们认为通过“双循环”统一国内规则，再在此基础上实现规则的国际化，那么不仅可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可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规则制定权或者话语权。
首先需要通过规则的统一化来促进我们的内部大循环。统一的规则对市场经济和法治都至关重要。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而规则的统一又是法治的前提条件。欧盟之所以被称为“欧盟”，并不是因为欧盟各国变成了一个国家，而是它把二十几个国家的规则统一起来了。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要加入WTO一样，在加入WTO之前，中国某种意义上还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世界体系并不是抽象的，如WTO一样，有一整套规则，是各国都必须遵循的一套规则。如果规则不统一，经济的共同体就很难做到真正的辐射扩散。现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各经济区域内部没有统一的规则，各省份甚至不同城市没有统一的规则，不同企业之间也没有统一的规则。各方都对外商提供着优越的条件，表面上在竞争“开放”，但实际上走向了封闭。针对外商的营商规则各地很不一样，甚至同一个区的两个工业园之间的规则都不一样，这反而会导致外商难以做出抉择，影响他们的落户意愿。中国各地的内部规则一定要统一起来，至少要对接起来。没有统一的规则也就说明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而没有统一的市场，就很难把我们的贸易总量转化成为规则。内部规则统一，才能强化内部的竞争力，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与此同时，规则不一容易造成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为了吸引外资而产生“恶性竞争”，甚至不切实际地提出不符合本地情况的条件来吸引外资。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不惜过度降低本地的环保和劳工保护政策的标准，虽然短时间里发展了经济，但是却牺牲了本地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外资企业也通过不同地区之间不一的规则作为筹码与地方谈判，使自己处在了有利的谈判地位上。近来，我国吸引外资的标准和要求相比改革开放之初都大幅提高了，更应当在规则上形成更好的合力。有更严格的要求，才能吸引到高质量的外资。
规则的缺失或者规则的不统一更影响着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效率和效能。例如，国有企业一直在扮演着“一带一路”先行者的角色，但国企之间的竞争缺乏规则。经常有两家或者多家国有企业在外国恶性竞争，互相厮杀，结果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且也在当地国家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没有规则，往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再者，在政府层面的规则统一之后，也要注重社会（市场）层面规则的统一。如果社会（市场）层面没有形成有效的行业组织的规则，政府的规则就会形同虚设，即便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消除了恶性竞争，也很难避免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开展自我降低规则的恶性竞争。在确立市场规则这方面，应当学习欧美的相关经验，构建非政府组织主导的私营规则，这些国家利用私营规则建立起行业壁垒，致使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受阻，例如英国零售商协会（BRC）、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等。当然，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构筑针对性的壁垒，而是为中国的企业和行业组织提供更多的博弈工具，政府与行业两条腿走路共同构筑的规则架构，更有利于中国规则的影响力。
2.对现有国际规则进行再梳理和重新识别，影响、改革乃至创设国际规则。
在和西方国家进行规则竞争方面，中国面临着几个重要的问题和挑战。第一，对现存规则进行改革。中国通过“接轨”而进入世界体系。但世界体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各种规则的。现存诸多规则是在美国（西方）主导下确立的，反映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并不想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革命家的角色，但我们是改革者，提倡通过国际体系和规则的改革使得世界体系更加公正公平。当中国的话语权提高了之后，更需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利于自身和国际效率的国际规则，同时用更完善的国际规则推动国内改革。
第二，把市场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利用好规则作为处理外部关系的“缓冲地带”。西方主导世界规则和西方的市场分不开。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但我们仍然没有规则制定权。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这句话最早运用在汽车行业。在政策的“保护伞”下，我们希望中国车企能学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尽管这种“市场换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更长远的意义上来看，该策略最终并不算成功。例如，2003年德国宝马和华晨集团合资成立“华晨宝马”。然而，华晨跟宝马在投资的话题上相谈甚欢，一谈技术却总被拒之门外，华晨也没能打造出自主品牌，最终酿成悲剧。2020年11月20日，既没核心技术又缺乏品牌影响力的华晨集团正式破产重整。华晨的黯然退场，表明中国制造业“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几乎是被堵死了。
第三次开放应该从“市场换技术”转变为“市场换规则”，这尤其体现在数字经济这一新的业态领域。这方面，中国需要向善于制定规则的欧洲国家学习。就互联网发展和规则来看，即使欧洲国家没有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也在利用其市场力量，积极制定互联网规则。欧盟已经出台了诸多互联网监管法律法规，和美国、中国竞争规则权。中国尽管拥有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占了世界互联网很大的份额，但我们的规则制定权少之又少。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大多数中国互联网企业都在中国市场内发展，很少真正“走出去”，大多数商业模式也是从美国借鉴过来，必然在规则上也沿袭了美国的方案；另一方面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还不够强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遇到的问题也都是美国互联网企业遇到过的问题。但美国对华为、字节跳动等企业的打压已经开始警示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规则制定权，在规则上继续“美国化”，中国未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会举步维艰，也将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失去科技话语权。
再有，美国利用美国的“规则”来打击中国科技企业，尽管背后带有出于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考量，但是依然体现在对“规则”（包括法律）的运用上。相反，中国由于缺乏有效的规则反制手段，在反击时往往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不像美国一样用规则手段来“包装”目的，在与西方的外交博弈中往往较为被动。这在华为和孟晚舟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缺乏规则领域作为缓冲地带，两起事件直接升级为了中加、中美乃至中西之间外交层次的“硬”冲突，使得事件更加难以解决和退让。如果能够有相应的规则在其中起到作用，事件本身可以更加“软”一些，处理起来的难度也会比现在小。中国不久前已经推出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这是中国在面对美国（西方）无理打压时，通过规则杠杆进行反制的一个开始和好的尝试，今后应当更多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避免商业事件过度政治化。
第三，主动创始和参与未来规则的制定。近年来，中国通过推进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在主动创始一些区域或者全球规则，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下一步，中国要考量如何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让更多的国家接受我们的规则。作为大国，我们不能学习从前的西方，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相反，我们在制定规则时需要充分考量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在制定规则时要更加重视国际合作，特别是和非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中国要避免美国过去使用世界经济领导权时犯的错误，着眼于长远的利益。在这方面，中国完全可以向世界发出令人信服的宣言，因为中国过去就是美国（西方）单边规则的受害者，今天中国自己制定的规则，必然要呈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是一个更加开放的规则体系。在互联网领域尤其如此，中国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互联网实践，应当将这些实践总结和归纳，推动互联网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创设，推动国际互联网规则的多极化。
3.利用开放来实现更高水平的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果说过去的开放更多在于通过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包括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对齐国外先进标准，那么第三次开放则重在通过开放来实现更高质量的国内治理，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对等”理念构成了其对华政策的基石，双边关系也降至历史最低点。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之前，“对等原则”一般只适用于投资和贸易领域。美国人认为中国在过去20年里，未能兑现开放投资贸易、提供公平竞争和非歧视营商环境的承诺。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了这样的不满和抱怨，在对华打交道时，突出强调“对等原则”。在“对等原则”的幌子下，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对中国外交官和记者施加限制，撤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学生和学者的赴美签证等。美国前财长保尔森长期以来对华友善，支持中美加强合作和互动。在2020年11月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时，他也曾呼吁双方增加“针对性对等”。拜登新政府上台后，其策略有所不同，但预计也会主要依据这一理念来构建对华关系。无论双边关系如何发展，是好转还是恶化，“对等原则”都是潜在的催化剂。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能否接受，在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未来关系中，“对等原则”将越发重要。
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指责大多数并无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外开放的某些领域的限制性准入，是由于中国国内治理能力的要求还达不到的结果，即所谓的“管不住”或者“管不好”。这尤其体现在互联网领域，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领域。随着中美在科技领域竞争的加剧，上述“对等原则”将在高科技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大多数美国的互联网企业，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的互联网企业，目前大多数都无法进入中国内地。
从长远来看，开放美国互联网企业（或者未来欧洲的互联网企业）有序地进入中国内地，是一个很难避免的现实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能够在不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秩序的前提下，对它们实行有效的管理。这就需要通过在国内实践一套基于中国自身特色，同时又符合国际管理标准的互联网管理规则，并将这些规则首先运用于国内的互联网企业，使得互联网的管理、网络空间内容和意识形态的管理可预期，具有确定性，实现法治化和程序化。当前，全球各国都在加强对社交媒体的治理，这些国家不仅包括了欧美发达国家，也包括了很多在互联网领域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为社交媒体已经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安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和参照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提升互联网内容管理的法治化和机制化水平。这也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4.更加注重地方、社会层面的开放，让开放的颗粒度更细，层次更加多维。
第三次开放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如前所述，单边开放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中国面临恶性国际竞争和围堵的情况下，通过开放来分化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的西方世界。其中，有几点开放的路径可供选择。
第一，促进地方层面的开放和交流。目前，中美友好省州、友城已分别达50对和231对。美国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主席蓝进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地方和民间交往主体多元，具有资源广、接地气的特点，特别有助于筑牢友好互信的民意基础”。在特朗普政府加强对中国的贸易战和在各领域脱钩时，包括加州在内的地方政府却在不断加大与中国的合作。中国许多发达的地市级单位，在对外开放上拥有移民的亲缘优势、产业的对接优势，特别是闽浙粤沿海地区的城市，它们的开放需求更为迫切，也更具地方特色，可以鼓励这些地方开展更接地气、更贴近民众的开放和交流。
第二，促进社会层面的开放和交流。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进一步增长，社会利益多元性的进一步增加，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开放的需求也更加各异，与此同时，各个社会群体在利益诉求上抱团开展对外交流和往来的力量也在增强。由社会层面开展的对外开放，要远比政府层面的需求更为精准，效果更加显著，可以构建更丰富的开放网络，形成更多的开放节点。同样，正如上文所述，西方的大企业和华尔街的资本家，并没有放弃中国的市场；相反，他们看好中国庞大的市场和稳定的商业环境，正大举加仓中国资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编制的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在贸易、科技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降低；相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有所上升。
5.积极推动加入CPTPP的谈判和积极尝试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在今天的世界，规则的背后就是标准，方方面面的标准。在加入RCEP的同时，我们已经表示对CPTPP持开放的态度。RCEP和CPTPP是两个不同的事物：RCEP主要涉及传统投资贸易关税等，而CPTPP是标准。很显然，对标准的竞争更有利于我们自身技术的提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2020年年底，我们又和欧洲国家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些表明我们有强烈的意愿参与未来标准的制定。
所有这些新进展都有助于激活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实际上，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前，中美双方于2008年启动了BIT谈判，到2015年进行了长达7年共计34轮的谈判。特朗普上台后，中美BIT谈判搁置。随着拜登政府上台，中美BIT谈判具备了重启的可能性。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顺利完成，也为激活中美BIT谈判提供了契机，可以在已交换的负面清单基础上改进清单质量、缩短清单长度，早日达成双边投资协议。即使美国还没有准备好重开谈判，我们也是可以释放善意的。
现实地看，如果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我们就不必避免和过于担心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是看哪一个国家更开放，而不是看哪一个国家更封闭。从历史上看，哪个国家更开放，哪个国家就更能得到发展；一个国家如果变得封闭了，不管原来是多么强大，也会最终衰落。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开放状态下，世界市场才会存在，生产要素才会流动到那些开放的经济体。
如前所述，中美之间下一步除了技术竞争，更重要的是规则竞争。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如果达成：一方面可以通过谈判让美方更加了解中国在规则制定上的诉求和态度，通过谈判的方式逐步接受中方的相应诉求，为双方的规则竞争寻找到一个新的平台和舞台，而非特朗普时期的制裁举措；另一方面，中国与欧盟的谈判已经表明中国有能力与发达国家进行规则性的谈判，并将基于自己市场的规则成功让发达国家接受。如果再能够与美国达成类似的协议，将进一步增强中国规则外化的能力，中国将真正实现从过去对标发达国家标准，成为国际规则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一句话，如果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那么外循环的核心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如果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来看第三次开放，我们可以提高开放的格局。开放不再是传统的开放，而应当是更广、更深、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连接内外循环，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实现中国规则的国际化。如此，我们就在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外部的真正崛起。
最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感谢在本书成书过程中编辑团队的努力工作，感谢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对本作品的支持，感谢读者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