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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我们可以把这40年称为“当代中国”。如果这样，当代中国的开放就是从广东开始的，就是从沿海经济开放特区开始的。在众多的沿海开放特区中，深圳是典型的代表。这是一个从一个小渔村到世界大都市的成功故事。40年前，没有任何人想到“北上广”三大一线城市会演变成今天的“北上广深”四大城市。
这个成功故事背后也折射出了中国复杂的政治史。从早期的“新租借”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的要废除“特区”，开放过程中的多元声音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当然，这些不仅仅反映了来自学者或者政策圈的不同声音，而且反映了不同社会力量的较量。也就是说，一不当心，特区的发展方向就会出问题，在今天尤其如此。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社会，民粹力量的社会基础雄厚，稍不注意，就很容易逆转事物发展的方向。
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我们可以至少从两个层面来看问题。
第一，就珠三角本身的发展来说，大湾区可以说是开放4.0版。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可以说是1.0版，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珠三角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那个时代可以说是2.0版，但把“世界制造中心”改称“世界组装中心”更为科学。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广东实行“腾笼换鸟”政策，这之后可以说是3.0版。现在要进入了4.0版了。“腾笼换鸟”的过程很痛苦，但这么几年下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这一政策也是客观条件所需。
那么，之前的1.0版到3.0版具有怎样的共同特征呢？认识这些特征很重要，认识到这些特征才会意识到4.0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个特征是进步的渐进性。相较于其他地区，这个区域一直在进步。尽管进步有时快有时慢，但没有退步过。进步的速度既取决于内部环境的变化（例如意识形态、领导层变化、劳动生产要素等），也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第二个特征是经济形态以加工业为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的“两头在外”到今天，这个形态没有本质性变化。加工业使得珠三角吸收消化了大量的农民工，造就了中国新一波工业化。但从国际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则造成了一个依附性工业体系。顾名思义，加工业就是为他人做加工的。这就是为什么说珠三角是“世界组装中心”更为确切。加工业的发达解释了原创性技术少之又少。即使深圳是今天中国最为发达的创新型城市，但大多创新还是停留在应用层面。应用就是对西方原创性技术的应用，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原创技术的依附。
第三个特征是附加值较低。加工业主要利用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早期，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较低的时候，产业的附加值比较高。但到现在，很多企业所能够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微薄，可持续性成为大问题。
第四个特征是制度现代化不足。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导致各方面体制的现代化。虽然现行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但现在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确切地说，珠三角的政府比较“亲商”，“亲商”推进经济发展；但“亲商”政府掩盖了政府本身也需要转型这个事实。很多地方政府都有所改革，但没有大的结构性改革。受制于总体大环境，地方层面的进步和更高层级的进步不能配合，结果地方只能半途而废。
第五个特征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两方面问题：大城市化过度，小城市建设不足；城市化过度，乡村建设不足。这是中国城市化的通病。我觉得，中国城市化的设计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前者看重的是经济效益，而后者论证的则是技术上的可行性。城市越大，经济交易越频繁，GDP就越高。政治人物也往往看重政绩，却忽视了环保、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等问题，发展不可持续。今天，大城市规模越来越难得到控制，中小城市情形恶化。
第二，就大湾区的发展来说，今天已经进入3.0版。香港于1997年回归祖国，澳门于1999年回归祖国，大湾区的发展成功进入“一国两制”背景下的1.0版。但回归并非“回归”的结束，而是“回归”的开始。一般所说的“回归”就是从英国人和葡萄牙人手中回归，而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回归”则刚刚开始。为了解决围绕着政治认同的一系列问题，大湾区的发展进入了以“更紧密贸易安排”为核心的2.0版，试图通过经济利益分配的方法来淡化甚至解决政治认同问题。不过，2.0版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导致了更多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加大。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现象。但就香港来说，全球化的影响要置于和内地的经济关系中来讨论。“更紧密贸易安排”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少数进入这个“安排”的群体，而大多数人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有些甚至受到负面的影响。同时，内地本身的富人也涌入香港，尽管他们对香港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但对香港的中产阶层产生了“挤压”效应。双方的这种互动也导致了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认同问题更为突出。
其次，双方对等关系。为了尊重香港，北京和香港基本上处于对等谈判状态，这样产生的问题是可以预测的。因为这对关系的高度不对称，香港很难消化来自内地的压力，尽管内地已经非常克制。再者，因为是对等谈判，一到香港，马上就转换成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不但很难推进两者的关系，更恶化认同问题。
再次，“好意成不了好事”，反而恶化问题。对内地来说，所有这些安排是为了香港的利益，但为什么香港的一些人不接受呢？这导致了对“一国两制”的重新解读。从前，人们一直以为“一国”和“两制”是平衡的，但现在的解读是“一国”优于“两制”，“两制”是“一国”之内的，因此“两制”应当服从“一国”。不过，在原则和理论上厘清两者的关系并不等于在实践上理顺了两者的关系，原则和理论很难解决两者关系之间的诸多重大问题。
不管从哪一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确立都表明其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要进入3.0版了。建设大湾区就是把珠三角的下一步发展和香港、澳门的下一步发展一同来考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把大湾区称为“内部版欧盟”。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而香港和澳门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这些都说明了大湾区改革的成本很高，政策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否则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也就是说，大湾区的改革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
如果说大湾区是“内部版欧盟”，那么大湾区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提出“大湾区不仅仅是什么”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它会提醒人们在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时候，要避免可能出现的差错。
第一，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项目。大湾区自然要通过全方位的整合来推进经济发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如果把湾区仅仅视为一个经济发展项目，那么湾区的整合必然很难实现，最终会反过来制约经济的发展。这些年来，粤港澳三地也一直在努力推进三地的融合，但为什么三地融合非常有限，远远不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欧盟？这主要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局限于一些经济发展项目，而忽视了体制上的整合。在没有体制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项目很快就会遇到瓶颈。
第二，大湾区不仅仅是交通上的互联互通。大湾区内部的整合最容易被简单理解成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这种物质意义上的互联互通自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互联互通。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权限来做制度上的互联互通，因此只能把重点放在交通意义上。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对接和互联互通，交通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又能做什么呢？例如港珠澳大桥是典型的交通互联互通，但如果没有欧盟那样的通行制度，谁来使用这座大桥呢？又如港口和航空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如果没有三个关税区之间的对接，如何实现货物自由通行呢？
第三，大湾区是区内11个城市之间的合作，更是企业、社会之间的合作。大湾区的主体是市场，是企业，是社会。当我们讨论大湾区的合作时，往往想到的是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其他方面的合作被视为次要的。实际上则不然。在大湾区内，真正影响甚至阻碍合作和整合的便是政府的行政权力。从政府来说，湾区内不仅是“一国两制”，而是“一湾十一制”，就是说11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体制。如果政府成为湾区整合的主体，那么整合和融合可以推进一些，但可能不会有很大的成功，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瓶颈。如何克服这种来自行政的阻力呢？还是要依靠行政力量，要解决谁来统筹大湾区的问题。
第四，大湾区不仅是特大城市群，而是让分散性城市群实现均衡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尤其是主要城市，包括广州、深圳和香港，都会来争抢“老大”的位置，这种现象在“大湾区”概念提出来之后实际上已经发生。尽管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不同，会形成自然的等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源都要置于这些主要城市。把资源集中在几个主要城市的做法已经导致了无数问题，主要是大城市的规模失控，而中小城市发展不起来，甚至衰落。大湾区既要追求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合理劳动分工，又要追求均衡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公平，这样才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那么大湾区对中国的未来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呢？如上所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离不开广东。广东人也一直自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并且引以为傲。正如40年前，今天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表明中国又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广东如何继续扮演“排头兵”和“先行者”的角色？广东要做什么才能扮演这个角色？广东如何和香港、澳门一起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人们探讨。不过，如果从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出发来定位大湾区未来的发展，那么如下四个方面不仅不容忽视，而且应当是人们追求的方向。
第一，一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把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既是湾区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回应。
就湾区内部来说，无论是广东本身，还是香港和澳门，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如前面所说，广东进入开放3.0版以来，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未来发展动力不足。数量型经济增长已经遇到瓶颈，而质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待发展。香港和澳门也如此，自回归以来，大多数产业已经转移到珠三角地区，本地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创新既乏力又缺少空间。湾区的融合就是要突破三地现在的瓶颈，把经济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欧盟的历史表明，整合和融合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欧盟能够做到，为什么“一国两制”下的大湾区不能做到呢？
就外部环境来说，中国目前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美国全面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尽管贸易战既非中国发动，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可避免，但中国必须避免中美贸易全面脱钩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中美贸易一旦脱钩，那么中美关系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昔日美苏冷战的状态，这对国际政治和中国本身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在美国不欢迎甚至禁止中国到美国投资的情况下，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国通过自己“单边”的开放政策，吸引和留住美国的资本。中国最近宣布的一系列开放举措就反映了这个方向。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做很多事情。其中，中国需要构建几个大的经济平台，就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平台。平台必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来吸引外资。这既是中国避免和西方发生冷战所需，也是中国的质量型经济发展所需。
第二，一个南方共同市场。建立南方共同市场也是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所需。发展既需要来自外部的竞争，更需要来自内部的竞争。中国近年来发展动力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内部竞争动力不足。在学术界，人们往往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几个大经济板块。人们也可以把这些经济板块理解为大经济平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经济板块之间的竞争非常重要。这些板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差异化便是进步的动力。很难对这些板块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也不能用行政权力来促成这些板块的一致化。相反，必须强化这些板块之间的竞争。
在中国，往往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没有外来的压力就不会有进步。问题在于我们要等外来的压力吗？外在的压力，就如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应对不好往往就会演变成灾难。近代以来，日本进步的动力表面看来自外部，但实际上是内力。来自外部的压力不可避免，需要理性应付，但创造内部竞争机制更为重要。如果内部失去了竞争，那么就会缺失进步的动力。
人们往往担心内部的竞争会导致权力过度分散，从而影响国家的统一。就历史经验来说，的确是这样。但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往日了。高度集中的中央制度构架，中央牢牢控制着的人事任命权，便利快速的交通、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已经赋权中央政府。传统意义上的“分”在今天已经不可能。相反，今天人们应当担忧的是过度的集中导致的地方竞争的缺失。
第三，一个全方面制度现代化的样本。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所需，更是国家现代化所需。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曾经热衷于讨论制度现代化，但后来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久而久之，似乎经济发展取代了制度现代化。不过，在实际层面，国家面临的制度现代化挑战越来越严峻。制度现代化不仅关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更关乎文明的进步。衡量一个国家崛起的最主要指标就是一套新制度的崛起，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其本身不能取代制度建设，尤其是新制度的创新。
制度崛起当然不是制度的西方化。近代以来，刻意追求制度西方化的国家没有几个是成功的，大多数都失败了。成功的都是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国情和向西方学习有机结合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就制度现代化来说，大湾区最有利于制度创新。这里是“一国两制”，道理很简单，同一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只能产生物理反应，而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就会产生化学反应。所谓的制度创新更有可能来自不同制度的互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基本上维持着“一国”和“两制”之间的互动，就是说双方实际上维持在两个较为独立的“单元”。而大湾区内部的整合和融合就不一样了。大湾区就是“一国”之内“两制”的紧密互动，通过互动得到整合和融合。这种互动是化学反应式的，可以导向制度的现代化。
因为香港内部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少数港独力量的出现，人们对香港的看法趋向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过，就制度现代化而言，香港和澳门远远处于领先地位。这两个地方的现代化较珠三角其他地方处于先行位置，并且已经把西方的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尽管这两地并非在所有制度领域都是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但从总体上说，这两地可供珠三角学习制度现代化的地方仍然有很多。
第四，一个国家统一新模式。除了香港和澳门所面临的进一步整合问题，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实现台湾统一的问题。尽管人们不排除“武力统一”的选项，但这一选项更可能只是对“独立”起到一个阻吓作用，很难实际使用。如果使用武力，且不说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必然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不过，还存在其他很多实现统一的方法，那就是用社会经济的方法。欧盟就使用社会经济的方法。欧盟出现问题在于欧盟是由众多的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缺少一个有效的协调者。大湾区则不同，已经同属一个“国家”，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再者，相对于港澳台地区，中国大陆（内地）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称的关系。不管港澳台如何看待中国大陆，但经济上大中华地区的整合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港澳台经济已经成为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大陆可以实行单方开放政策来促成融合和整合。
大陆单方政策有点像今天人们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其有效性在于其无须通过和这些地区进行讨论来做决策和实施政策。尽管香港和澳门已经处于“一国”之内，但一旦启动内地和香港、澳门的双方谈判，事情就容易变得政治化。台湾的情况也类似，早些年“服贸协议”的流产就是双方谈判的结果。而单方开放就是大陆实行单方政策来满足这些地方的需求。单方政策可以涵盖各个方面，包括投资、就业、教育、科研、租房、社会保障等领域。这些领域并非直接的政治领域，但一定会对政治产生影响。等这些领域整合了，政治领域就是“最后的一公里”。再者，无论从哪个指标来衡量，大陆经济体有能力吸收消化单方政策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
在我个人看来，粤港澳的整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台湾也包括进来。“一国两制”最先是针对台湾提出来的，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但在实践层面被先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一国两制”实施多年，不能说它不成功。确切地说，这个政策很成功。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一国两制”政策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客观现实的变化而调整。在香港和澳门成功了，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台湾。实际上，南方共同市场的外延是可以扩大的。台湾的有识之士多年来一直在提倡“两岸共同市场”。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南方共同市场很容易扩展到福建，从而把台湾也包括进来。
当然，现实地说，即使实现了社会经济方面的整合和融合，台湾的“独立”力量或许仍然会存在。人们可以假定“独立”力量会继续存在，但如果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整合和融合，那么“独立”者肯定是少数，并不难管控。一句话，社会经济方面变成共同体了，政治方面的统一就很容易解决。不管怎样，在世界历史上，从古到今，国家统一都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并且即使通过暴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也难以避免“独立”力量的再次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探索一条新的国家统一道路。这是一份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文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