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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本聊天的书，东拉西扯，没固定话题。谁和谁聊？孔子跟他的学生聊。怎么聊？用当时的白话聊。
我的经验，谈话，人一定要少。两人最好，沏壶茶，面对面，促膝谈心。三人也行，顶多加一人，两人说话，一人歇着，三人轮着说。再多，就乱了。
孔子和学生谈话，就是这样谈，不像现在这样，一坐一大屋子，光我一个人说，完全是一言堂。他的学生很多，但参加谈话的人数有限。孔子常说“二三子”，登堂入室，有资格跟他在屋里谈话的人本来就不多，能真谈的人更少，一般也就两三人在座，顶多四个，像“四子言志”章，加一个弹琴的，跟崔永元《实话实说》那样，一边说话，一边弹琴，弦歌一堂。他们谈话很随便，有时坐屋里聊，有时在屋外散步，边走边聊。读《论语》，大家知道，孔子散步，常去一地儿，叫舞雩台，是个西周的古迹。舞雩台在曲阜鲁城外，孔子从家里出来，往南走，走不多远就到了。
怎么读《论语》？
第一，最好的读法就是尊重原书，《论语》是什么书就当什么书读。这世上有俩孔子，死孔子是圣人；活孔子不是圣，只是人。我是拿他当人。孔子是个姓孔的“子”，当时的“诸子”是知识分子，我是拿他当知识分子。他的真实身份是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不是传教士和心理医生。
第二，要放松，不必一本正经，或激动得直哆嗦。不读就有的崇拜，最好搁一边儿。现在，革命已经被传统代替，孔子是传统的代表。大家鼓革命热情读《论语》，是把孔子当符号——反孔子就是反传统。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样的心情读《论语》。
《论语》是语录体、袖珍本，篇幅比较长，相当于把《周易》《老子》《孙子》三本书加一块儿，有一万五千多字。今天，报刊杂志约稿，五千字只是短文，下笔万言是常有的事，但搁古代，五千字就够一本书了。
《论语》是怎么编起来的？
大家可以读一读郭店楚简的《语丛一》《语丛二》和《语丛三》。这些书，不但形式与《论语》相似，内容也相似，有的地方，连话都一样。它们都是写在古尺七寸的短简上。
还有八角廊汉简的《论语》。这是西汉晚期的《论语》，也是写在七寸简上。东汉，五经是用二尺四寸的大简抄，《论语》是用八寸的短简抄。抄《论语》用短简，这是传统。战国的《论语》还没发现，估计也是七寸简。
《论语》是孔门谈话的语录，话说出来，怎么记？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种办法是当场记。典型例子是“子张书绅”。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你们走到哪儿都别忘了。子张没带笔记本（竹简或木牍），急中生智，从腿下一撩，记在绅上。钱存训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帛书，不妥，但确实是写在帛上。什么是绅？邹鲁缙绅之士，是孔孟之徒的别称，简称绅士。中国的绅士，系裤腰带的方法是腰上转一圈，下面拖一截儿，拖下来的这截儿就叫“绅”。西方不一样。西方的绅士，是穿西服，系领带，脖子上面绕一圈儿，下面拖一截儿。现在，庄重场合，我们穿的都是“胡服”，西服革履打领带。我看电视，易中天说，孔子的苦恼是没处讲话，如果活到现在，他最想的怕就是上《百家讲坛》。如果孔子上《百家讲坛》，你没带笔记本，也可以记在领带上。这是当场记。
还有一种是事后追记。颜渊好学，白天不说话，晚上一人躲屋里悄悄复习，没准记点什么。别人比较懒，可能是很久以后才想起来记。记反了、记拧了，也说不定。
这些记下来的东西，不管是当场记录，还是隔了好久才回忆起来，或者再从什么写好的东西里面摘出点什么，都是《论语》的原始资料。后来，大家对对笔记本，把这些材料，挑一挑、拣一拣、整理整理，就成了《论语》。
《论语》的话，杂乱无章，分篇跟卖韭菜似的，多少钱一把那么分，篇题也是拈篇首语为题，纯粹是标签。书既然是乱的，最好拆开来读：纵读之，当孔子的传记读；横读之，按主题摘录读。南怀瑾说，《论语》的分篇分章，处处都有埋伏，绝对不能打乱了读，这是崇圣的心理作怪。蔡尚思说，《论语》要打乱了读，这才是对的。
《论语》中的话，不皆精粹，很多都平淡无奇，不必刻意求深，以为字字珠玑，后面必有深意。特别是有些话，就算很有深意，当时人明白，后人也读不懂。《论语》中的话，很多都是掐头去尾，前言后语不知道，谈话背景不清楚，硬抠是抠不出来的。我建议，读到这种地方，不妨猜一猜，猜不出来就算了，别钻牛角尖。
读《论语》，最傻的读法，就是拿它当“意识形态”。好好一孔子，不当孔子理解，非哆哆嗦嗦当圣人拜，凡有损圣人形象处，非拐弯抹角，美化之、神化之、曲解之。
比如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大家说，孔子怎么会轻视少数民族？比如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大家说，孔子怎么会轻视妇女？
前一段话，古人说什么的都有，简直像游戏，这里不必说。后一段话，原文没什么难解之处，但大家就是想不通，孔子是圣人，他怎么会轻视妇女，把伟大之女性和缺德的小人绑一块儿？难道他没妈？
他们替孔子着急，非把“女子”读为“汝子”（还有解为“竖子”的），“小人”解为小孩，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孔子也是人。人类轻视妇女，那是几千年一贯制。孔子周围的人，全拿妇女不当人，怎么就他例外？
还有，我们读《论语》，谁都不难发现，孔子很孤独，也很苦恼。孔子晚年，不说话。子贡安慰他，“子如不言，小子何述？”他说，“天何言哉”，老天就不说话。不说话，多憋得慌。很多人非拉他当心理大夫，岂不可笑？
研究《论语》，曲解丛生，主要是崇圣的心理在作怪，关键是文化立场问题。历史上的汉宋之争，义理考据之争，是次要问题。义理派和考据派都有心理问题，前者比后者的偏见更多。现在的尊孔读经派，光煽情，不读书，研究水平，绝对比不上杨荣国、赵纪彬、蔡尚思。他们喜欢骂“五四”，骂鲁迅。但我对“五四”和鲁迅却充满敬意。鲁迅说，“救救孩子”（《狂人日记》）。我说，“救救孔子”。大家别以为，“五四”就是骂孔子，其实它是救孔子。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讲治统，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讲道统，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说是爱孔子，其实是害孔子。我是反其道而行之：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
知识分子讲话，要去三化。研究历史，这是大忌。这三条不去，用孔子的话说，是其愚不可及也。
老百姓想听什么你就讲什么，还要知识分子干吗？我把一句话撂这儿：
愚民者必为民愚。
司马迁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神难画，圣人也难画。人和神什么关系？也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画得太像人，没有神圣感；画得太不像人，又成了妖怪。
孔子什么样？古人说，他脑瓜像尧，眼睛像舜，脖子像禹，嘴巴像皋陶。尧的脑瓜是大脑门，舜的眼睛是两瞳仁，禹的脖子不知什么样，皋陶的嘴像马，朝前努。旧说孔子“圬顶反首”，“圬顶”据说是中间凹一块儿，四边高，中间低，像个盆儿似的。“反首”，我怀疑是大脑门，好像后脑勺长前边，跟年画上的老寿星一样。古人说他脸盘大。荀子说，他的脸是螃蟹脸。还有人说，他是驼背。这些说法很离奇，但有一点，古人是众口一词，这就是孔子的个头儿。他们都说，孔子膀大腰圆，腰围三尺四，身高两米二，和穆铁柱、姚明的个头儿差不多。
古代相面，一般是以形求神，更高是遗形取神。
孔子过郑，独立郭东门，有个郑人给他相面，说他上半身像圣人（尧、舜等人），下半身像“丧家狗”。那年，孔子正好六十岁，特有涵养。别人讲什么，好听不好听，不重要，重要的是，话是不是真话——他要听真话，听人家的真实感受，这叫“耳顺”。郑人的话，不好听，但是真话，他听了，一点儿不生气，说“形状末也”，外貌不重要，但说我像“丧家狗”，很对很对。这就是遗形取神。
孔子的“神”是什么样？主要是无家可归。他这一辈子，颠沛流离，精神无所托。郑人的比喻很传神。
孔子晚年，有所谓“七十自述”，等于他的自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段话，谁都往自己头上安，其实和谁都无关，只跟孔子有关。我们要注意，它的头一字是“吾”。既然是“吾”，可见是讲自己，不是讲别人。他没说别人能活多长，活到多少岁会怎么样，该怎么样。他这一辈子，活了七十三岁，比一般人长。这是事后追述，带有回忆性质，不是什么人生规划。人无法按计划生活。
孔子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是掐整数，基本上是十年一截十年一截往下讲。这个十进制的习惯，现在也有。比如三十岁叫三张，四十岁叫四张。一张，是一张十块钱的钞票。这是打比方。
（一）我们先讲头两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孔子这一辈子，三十岁以前是一段。孔子生于鲁，爸爸是宋国移民（第三代移民），妈妈是鲁国人。他三岁丧父，是妈妈拉扯大的，受妈妈影响更大。十五岁很重要，是古人上大学的年龄。古代只有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小学学什么？主要是认字识数。大学学什么？主要是礼乐。他“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十五岁有志学礼乐。孔子从小好礼，玩游戏都是演礼，但正式学是这一年。什么叫“三十而立”？我们要看孔鲤趋庭的故事。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三十而立”是说精通礼乐才叫“立”。孔子出名是三十岁，出名就是以“知礼”名。当时，齐景公和晏婴到鲁国访问，连这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向他请教礼，可见他的学问不得了。
这一阶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这一段。
（二）“四十而不惑”是讲什么？
前面，我们说，孔子三十岁就在鲁国得大名。他在鲁国学成，开始招学生。子路等人就是他最早的学生。还有一个，也很重要，但不在七十子之中，是孟懿子，他是鲁国的三大权臣（三桓）之一。我猜，孔子出山，就是靠他推荐。
孔子三四十岁，主要是教书。这一段，也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教”。读书是自娱自乐，教书是助人为乐。教书也很快乐。
读书、教书，共同点是什么？是让脑筋开窍，既使别人，也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不再犯糊涂。这就是“不惑”的意义。
孔子三十四岁，想上大地方。这一年，他去了当时最大的地方——洛阳，据说是向老子问礼。第二年，还去齐国，想在齐国找工作。工作没找到，但在乐上有收获。“闻韶”，是听古典音乐，他说，“三月不知肉味”，听音乐比吃肉都香，别提多享受。
孔子在礼乐两方面，真是开了眼。
（三）“五十而知天命”，这段话有点神秘，我来解释一下。
孔子读书，孔子教书，目标很明确，是要出来当官，自己当官，派学生当官。他们家是个干部训练班。
孔子是哪一年当官的，很清楚，是五十一岁。他在家里摩拳擦掌二十年，就盼这一天。这一段，我也给了一个字，就是“仕”，“学而优则仕”的“仕”。
孔子说的“天命”是什么？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出来当官。孔子读书和教书，当时的书，主要是三大古典，一是《诗经》，二是《尚书》，三是《周易》。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是学《易》学到五十岁，自己给自己算命，我该出来当官了。
孔子当官，先是当中都宰，给鲁昭公修墓。鲁昭公客死他乡，就是归葬于此。这个地方离孟氏的封邑很近。
第二年，他当少司空，是孟懿子的助手。孟懿子是大司空，他是少司空。这个工作，当是出于孟懿子的推荐。
孔子当大司寇，是他人生的顶峰，也是其苦恼的开始。司寇管司法，司空管工程，古代的司寇，常让犯人造兵器、修城墙，干土木工程，这两个官职有关联。他在这个位子上干了三年，主要政绩是堕三都，不是修城墙，而是拆城墙，拆三桓的城墙。结果得罪齐国，得罪鲁君，得罪三桓，不得不退出政坛。
（四）“六十而耳顺”。
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是五十五岁。五十五到六十岁，在卫国活动，在卫国当官。六十岁这一年，卫灵公死了，卫国有继承人危机。孔子避乱，离开卫国，开始周游列国。他历经曹、宋、郑、陈、蔡五国，到达楚国边境的叶县，目标是投奔楚国——南方最强大的国家。叶公嫌他老，没辙，他又原路返回，回到了卫国。
他这一段的特点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游”。
孔子周游列国，是其人生最惨的一段。他在鲁、卫当官很苦恼，这一段更苦恼。一是当官的全都无道，大坏蛋下面是中坏蛋，中坏蛋下面是小坏蛋，坏蛋里面挑好蛋，已经挑不出来，用坏蛋反对坏蛋也很徒劳。二是有道德的全都跑了，路上撞着，不是冷嘲热讽，就是疯疯癫癫，没人听他的。
他老人家倒是脾气好，甭管人家怎么说，一律“耳顺”，什么话都听得进去，尤其对隐士逸民，不但不生气，还表示理解，对他们很尊重。
因为他明白，要说冰清玉洁，还是这些人。
（五）“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六十八岁，孔子回到鲁国，他想回家，但没有家。孔子太倔，不能忘情于政治，但政治却忘了他。孔子的晚年，其实很凄凉，最后一个字，应该是“悲”。
他说，七十岁的他，想干吗干吗，什么都中规中矩，好像彻底自由。但实际上呢，他生命的最后六年，年年都是“眼泪泡着心”。
六十九岁，他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他放声大哭。
七十一岁，哀公获麟，他“伤麟觉道穷”，也放声大哭。
七十二岁，他最喜欢的学生颜渊死，他呼天抢地。
七十三岁，子路战死戚城，被人剁成肉泥，他也呼天抢地。
颜渊、子路的死让他深受刺激。他说，看来是老天成心不让他活了。四个月后，子贡来看他，他又是老泪纵横，最后死在家中。
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怀抱理想的人。理想是什么？是周公之梦。鲁国有个看城门的人，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很对。他奔走呼号了一辈子，终无所遇，一直到梦不见周公。
他这一生，五个字——学、教、仕、游、悲，最后一个字是“悲”。
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孔子这个人，生卒最清楚，他的一生，几乎可以一年一年往下讲，别人比不了。
孔子的学生有七十多个，很多都有史料，别人也比不了。
《论语》这本书，喜欢议论人。它的最大特点是人多。
他议论的人，好人，古人多；坏人，当下多。
“圣人”和“仁人”，都是死人，活人不配当。
他当时的人，分两种，“今之从政者”，是眼下当官的，都很腐败，冰清玉洁的，全是隐士逸民，不是死磕或逃跑，就是装疯卖傻。
《论语》和《孙子》不同，《孙子》只有四个人，两个“恐怖分子”（专诸、曹刿），两个“大特务”（伊尹、太公）。
它与《老子》也不同，《老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打开书，如入无人之境。
《论语》人多，全书有156个，比《水浒传》里的英雄都多。人物搞不清是阅读的主要困难。
我有一个看法，《论语》最适合做历史研究。道理是什么？原因就在人多。它涉及的人和事，史料记载最丰富。不但《左传》《国语》里面有，大小戴《礼记》里面有，先秦子书里面有，汉代的记述也很多。
拒绝历史研究，那是傻透了。如入宝山，空手而归。
读《论语》，“读其书”而不“想见其为人”，太可悲。舍人舍事，空谈性理，不可能理解孔子，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那样做，等于废书不读。
《论语》这本书，“子曰”的“子”都是孔子，孔子讲话是讲给谁听？这个问题，不可忽略。比如《孙子》，它的听众，君将吏卒，到底是谁？肯定不是士兵；《老子》，也不是讲给老百姓听的。
先秦子书，是干禄书，里面的政治设计，都是献给统治者的。游说君主，战国很时髦。这个风气，和孔子有关。孔子开这个头不容易。当时，他的直接听众还不是统治者，而是他的学生。他奔走呼号，跟统治者费口舌，话尽戗着说，人家不爱听，很多话都白说，没有记下来。他的话，主要是说给学生听，盼他们读古书，习古礼，当古君子，不但改造自己，也改造当时的统治者。当时的游说，还在初级阶段。
现在读《论语》，大家要注意，孔子不满现实，是恨现实太不君子，他的理想是恢复西周的君子国。《论语》的说话对象，可能是草根出身的学生，但不是草根。他的文化立场很贵族、很精英。
孔子不走群众路线，从来都不走。活着不走，死了也不走。他和耶稣、佛陀不一样，根本不是大众英雄。他讲仁，并非一视同仁；讲爱，也非兼爱天下。阶级社会，什么人说什么话，话是说给什么人听，这样的分析，还是不能不讲。
读《论语》，从人物入手是诀窍。研究人物，从学生入手，更是诀窍中的诀窍。
孔子的学生，有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是“粉丝”，有谁没谁，无法考证，可以不去管。“七十二贤人”，古人叫“七十子”，七十二是吉祥数，不是真实数字，司马迁看过的花名册，实为七十七人。这些学生，很多是空名，稍微清楚一点的，只有三十五人。这三十五人，《论语》中提到了二十九人。从道理上讲，我们的入手处是这二十九人。
但我要告诉大家，二十九人，还是有点多。我们还可缩小包围圈，聚焦于十三人。耶稣有十二门徒，孔子有十三门徒。孔子最重要的学生，其实是十三人。
这十三人有谁？是“孔门十哲”（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予、子贡、冉求、子路、子游、子夏）加有若、曾子、子张。
孔子的学生，冉伯牛、子路、闵子骞是老大哥，仲弓、冉求、宰予、颜渊和子贡比他们晚，更晚是有若、子夏、子游、曾子和子张。
这些学生，各有所长：
（一）冉伯牛、闵子骞、仲弓和颜渊，属于十哲中的德行门，除仲弓擅长政事，都是道德先生。道德先生，有点像隐士，一般不做官，但仲弓是例外。这种人的特点，第一是大孝子，第二是不爱说话。比如仲弓就不爱说话，多嘴多舌，当不了道德先生。他们当中，颜渊最小，但地位最高。颜渊是孔子他姥姥家的人，安贫乐道，好学深思，从不顶撞老师，很乖巧，老师最疼爱。孔子晚期的学生，有若和曾子也可归入这一门。孔子死后，子贡守庐，让有若当孔子尸，受弟子拜，大家都同意，就曾子不服气。曾子辈分低，他的地位，原来并不高。
（二）宰予、子贡，属于十哲中的言语门。他们能说会道，擅长搞外交。宰予曾挨孔子骂，“朽木不可雕”，但他很重要。子贡是孔子在卫国招的学生，不但周游列国，可能是他出钱资助，而且孔子死后，他是掌门人。
（三）冉求、子路，属于十哲中的政事门。他们是管理人才。冉求擅长理财，不但给孔子管家，也给季氏管家。子路，不但有治国用兵之才，而且其志不在小。孔子派弟子当季氏宰，前后三人，子路第一，仲弓第二，冉求第三。孔子对仲弓最欣赏，对冉求最生气。冉求当季氏宰，时间最长，不是帮他好，而是帮他坏，简直就是帮凶，孔子急了，让学生“鸣鼓而攻之”。孔子死后，他还在季氏身边做事，好像门外人。子路，快人快语，勇武直率，最可爱。他在《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和颜渊相反，常挨孔子骂，但对老师最忠诚。子张像他，是个“小子路”。
（四）子夏、子游，属于十哲中的文学门。文学是人文学术，和方术不一样。他们学问好，精通《诗》《书》《易》，传授经艺，功劳大。特别是子夏，儒学西传，从山东传河南传山西传陕西，是他开的头。汉代的经学，也和他关系最大。
孔门十三贤，当年，颜渊、子路、子贡最重要。特别是子贡，修正圣人，大树孔子，终于让老师当圣人，他功劳最大。宰予、有若也参加了这一运动，功劳也不小。
但是，孔子死后，弟子的地位有变化。有些老卓越，本来很重要，逐渐被人遗忘，有些小新锐，从地里冒出来，取而代之。北京话，叫“迈辈儿”了。
历代祭孔，孔庙里面排座次，地位经常变，可以反映观念的变化。
原先，是一圣十哲，孔子居中，十哲侍立（唐以前）。
后来，把颜渊提拔到孔子身边，十哲的空位由曾子补齐（唐代）。
后来，把曾子提拔到孔子身边，十哲的空位由子思补齐（南宋）。
后来，把子思提拔到孔子身边，十哲的空位由孟子补齐（南宋）。
后来，把孟子提拔到孔子身边，十哲的空位由子张补齐（元代）。
最后，十哲之外，又加了两个人，一个是朱熹，一个是有若（清代）。
于是，形成“四配十二哲”。
“四配”是四个二等圣人：颜渊是复圣，曾子是宗圣，子思是述圣，孟子是亚圣，元代才凑齐。
“十二哲”，是孔门十哲，除去颜渊，加进有若、子张和朱熹，清代才凑齐。
“四配十二哲”，曾子是孔门最晚的学生，思、孟不是孔子的学生，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高，比颜回、子路、子贡还高，主要是有书。
过去，孔子之道不是由七十子来体现，而是由颜、曾、思、孟，特别是孟子来体现，这种一脉单传的道统是后儒的创造，特别是宋以来的创造。读《论语》，我们要知道，这是个伪造的传统。
明以来，为了维护正统，孔庙开除过三个人，一个是公伯缭，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
公伯缭背叛师门，是孔门中的犹大，开除也就罢了，另外两人也容不下，不像话。
孟子讲“民贵君轻”，朱元璋大怒，把他开除。儒生不答应，还是留下来。
荀子最恨孟子。孟子是亚圣，这还得了，尊孟的不答应。荀子有两个著名学生，韩非和李斯，儒门恨之入骨。苏东坡把焚坑的祸根追到他。明代晚期，他也被开除。近代以前，一直得不到平反。
现在读古书，有个坏毛病，就是急功近利，束书不观，光问有什么用。这种想法有群众基础，不错，但我要说，这也是群众的毛病。
活学活用《论语》，有很多误区，我举几个例子，供大家思考。
（一）过去学《论语》，主要是学道德，《论语》是语录，大家是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我说，这样读，不好。
道德，当然不可少。全世界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都得讲道德。没人说，我是不讲道德的。他们不但讲，而且讲的全都差不多。有人因此设想，将来的世界宗教，就是建在这个基础上，有了这种共同语言，谁也不用掐了。道德很通用，很有用，没错。我说，它像白开水。不喝水，要死人，这是对的。但你说，水可以当饭，不吃饭也行，水可以当药，包治百病，这就过了。一般人，想法很简单，大都是从小开始，个人搞好了，家就搞好了，国就搞好了，这在社会科学上是讲不通的。小道理管大道理，哪有这种道理。道德，越是乱世才越有人讲，这是规律。乱世，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统治者管秩序，秩序出问题，他不解决秩序问题，光让老百姓讲道德，怎么行？这样讲，只能越讲越虚，越讲越伪。《老子》《庄子》的话，就是针对这一问题。
（二）《论语》可以治天下，纯属幻想；《论语》可以救世界，更是妄想。
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赵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场。洪业小时候读《论语》，也碰到过这一传说。后来长大了，经他考证，“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传说。他说，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根本不可信。洪业虽不相信赵普说过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但《论语》可以治天下，他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举《论语》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说光一个“信”字，已经足够。这可信吗？我说不可信。
（三）《论语》讲的都是世俗的道理，根本不必当宗教来崇拜。
很多人说，全世界，信教的人多，不信教的人少，群众的信仰，不能不管，孔子的前途是当教主。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宗教管理是国家事务，国家和宗教的关系，宗教和宗教的关系，当然得管，但中国传统，没有凌驾国家的所谓国教，没有超越国界的所谓普世性宗教，它的特点是国家一元，宗教多元，这个传统，很超前，很先进，挺好，我们没必要模仿洋教，把儒学立为他们那样的宗教。第二，中国近代的立教，太可笑，康有为、陈焕经搞孔教会，是受两个刺激，一是中国挨打，人家有教，他们跟着学；二是帝制垮台，保皇保不了，就保教，本来没教，非要立个教。这个教有谁支持，只有日本鬼子。日本人在东北恢复帝制，恢复孔教，两者配套，难怪民国政府把它禁了。
现在，中国的国学热，中国的孔子热，主要问题出在价值观。有人说，价值重建，答案是现成的，不是西方的宪政民主，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最好把两者掺一块儿。我才不信。
人得绝症，不吃中药，就吃西药，掺着吃，换着吃，现成的药很多，不吃这个，就吃那个，这算不上答案。现在世界这么乱，根本没有现成的药。
读《论语》，前面讲过，先秦诸子讲话，不是讲给愚夫愚妇听，而是讲给身居高位的领导听，讲给有可能当官的知识分子听。比如“为政以德”，我不是领导，没我什么事，你是领导，就要想一想，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敢说，在座各位，以后不会从政。现在有些大学领导，他们的第一目标，就是培养国家领导人。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北斗是什么样？起码也得像宋江宋大哥吧。为政以德，是说北斗有德，而不是星星有德，当领导的得自己当表率。“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孔子的讲法对不对？可以讨论。但我们要知道，它可不是讲给老百姓，光让他们竭忠尽孝，而是讲给统治者听，讲给可能当领导的学生听。
比如学校，现在学校办不好，问题在哪儿？孔子说：“举直错（措）诸枉，则民服；举枉错（措）诸直，则民不服。”“举直错（措）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个道理很对，冠履倒置，大学无道久矣，主要问题在哪儿？就在官本位、帮本位，只讲政绩，不讲学问，学术评价，不讲学术标准，把做学问的踩在不做学问的脚下，“举枉错诸直，能使直者枉”。
还有，孔子有几句话，我很欣赏。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曰：“乡原（愿），德之贼也。”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就是要有超然独立的见解，不随风倒。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不给领导拍马屁，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是背井离乡、边缘化的分子。“丧家狗”正是这个意思。
《论语》里，什么最好学？“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论语》里，什么最难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研究《论语》，我的想法很简单：
第一，讲孔子，必须去圣，“去圣乃得真孔子”。什么是“真孔子”？就是先秦时代的孔子，《论语》里面的那个孔子。什么是“假孔子”？就是汉以来帝王封圣的那个孔子，经学诠释下不断美化圣化的孔子。前者是活孔子，后者是死孔子。蔡元培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讲三皇五帝，这是“截断众流”。我说，“去圣”也是“截断众流”，一刀斩断后面的干扰。汉公羊、宋朱熹，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遗老遗少，这些都是流，不是源。研究哲学史，讲哪段是哪段，我不反对，但源是源，流是流，绝不能以流代源。
第二，讲孔子，要讲诸子平等。冯友兰讲诸子，他是独尊孔子，陈寅恪评他的书，也说独尊是“一大因缘”。何炳棣先生说，他不赞成这两位老师，我也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胡适。胡适说，“儒学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学派中的一派”，“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不是“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西方没有政治大一统，但有宗教大一统。思想专制是更大的专制。他们爱讲普世价值，这是个基督教概念。他们走出中世纪，才有宗教自由，但即使现在，中世纪的尾巴还是割不断，仍有独尊色彩，我们不必学。
传统就是过去。过去和现在、将来一样，都有好有坏。每个生命都像一片树叶，从青翠欲滴到枯黄陨落，道理是一样的。
复古是人类常有的情绪。天道轮回，世事沧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像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我们总是记住了点什么，又忘掉了点什么。冬天太冷，我们会怀念夏天，说夏天多暖和呀；夏天太热，我们又怀念冬天，说冬天多凉快呀。其实，夏天当然暖和，但也太暖和了点，冬天当然凉快，但也太凉快了点。在历史面前，我们总是顾此失彼，找不到平衡点。
这是人类固有的困境。
李零
2008年8月1日改定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