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

2017年4月，BBC资深记者萨米拉·艾哈迈德在伦敦著名的巴比肯艺术中心观看了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人》，幕间休息的时候，她想去厕所。但凡去过剧院的女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灯光一亮，人们就争先恐后涌向洗手间，因为很快就会排起一条蜿蜒穿过大厅的长队。

女人习惯在出门的时候排队。排队很扫兴，也令她们的夜晚黯然失色。幕间休息时没法享受与朋友们边喝酒边聊节目的美好时光，只剩下单调乏味的排队，只有偶尔与一起排着大队的女人们互送一个会意的白眼，才能让气氛活跃起来。

但这个晚上不同。这天晚上，排队的人比平常还要多。多得多。因为巴比肯艺术中心用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公然展示了它对女性的漠视：它把男女厕所都变成了中性厕所，但只是简单地把“男厕所”和“女厕所”的标识换成“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和“附有隔间的中性厕所”。结果可想而知。所谓“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只有男人使用，而“附有隔间的中性厕所”所有人都可以用。

此举并没有让厕所性别中立，而是增加了对男性的服务：一般而言，女性没法使用小便池，而男性当然既可以用小便池也可以用隔间。“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里也没有丢弃卫生巾的垃圾桶。“啊，讽刺的是，我在电影院里看着《我不是你的黑人》，一边还得解释自己遭受了何种歧视。”艾哈迈德在推特上写道，她指出，解决办法应该是，“只把男厕变成中性厕所。那里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长队&你懂的”。

虽然巴比肯中心由男性主导的管理团队似乎忽视了女性如厕的老大难问题，但男人通常对此是有所了解的——考虑到女厕所那边常常大排长龙，从里面一直排到厕所门外，即使是最漠不关心的男人也很难忽视这一点。 但是很少有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倾向于（和以往一样）将之归咎于女性，而非偏向男性的设计。但事实上，偏向男性的设计正是问题所在。

从表面上看，给男女公厕安排相等的面积似乎公平合理——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直以来的做法。建筑面积对半分配，甚至已经写进了管道铺设的相关法规中。然而，如果一间男厕所里既有隔间也有小便池，那么每平方米内同时方便的人数就要远高于女厕所。这么一来，面积相等也不代表平等了。

但是，即使男女厕所的隔间数相等，这个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女性的如厕时间是男性的2.3倍。 ^[1]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中，女性占大多数，而这两个群体上厕所的时间往往更长。女性也更有可能要陪同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上厕所。 此外，在任意时间段，还有20%至25%的育龄妇女正处在月经期，因此需要更换卫生棉条或卫生巾。

在任何情况下，女性上厕所的次数都可能比男性多：怀孕极大地压缩了膀胱容量，女性患尿路感染的概率是男性的8倍，而这又增加了女性上厕所的频率。 面对所有这些解剖学上的差异，只有只重形式（而非实质）的平等教条主义者才会继续声称为男女分配相等空间是公平之举。

这比所谓的平等设施更糟糕，因为这实际上是偏向男性的。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根本没有足够的厕所设施。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三分之一的女性无法使用安全的厕所， 据全球水资源组织报道，女童和妇女每年用于寻找安全厕所的时间总计970亿小时。 缺乏充足的厕所设施对男女来说都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例如，在印度，60%的人口无法使用厕所， 90%的地表水受到污染 ），但这个问题对女性来说尤其严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男人可以“去任何地方”小解， 而女性便溺被人看见则是件很羞耻的事情。为了寻找一个相对私密的地方大小便，女性必须在黎明前起床，然后苦等数小时，直到黄昏才再次出门。 这不仅仅是贫穷国家的问题：人权观察组织在接触美国烟草地里的年轻女工后发现，她们“白天完全不去上厕所，并为此避免饮用液体，而这会增加她们脱水和中暑的风险”。

这影响了女性从事有偿劳动：86%的印度人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女性占当中的91%。这些妇女有很多在市场上做小生意，没有公共厕所就意味着她们在工作日无处上厕所。 ^[2] 在阿富汗，女警察得结伴去厕所，因为她们的更衣室和如厕设施（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位国际顾问称这里为“骚扰场所”）经常被钻孔窥视，或是门锁不上。事实上，由于缺乏安全的如厕设施，妇女根本无法加入警队，而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警方如何处理针对妇女和女孩的犯罪行为。

尽管女性对公共卫生设施的需求可能更大，但男性得到的卫生设施往往更好。孟买的500万女性中有一半以上没有室内厕所，也没有供女性使用的免费公共厕所。与此同时，男性免费小便池的数量已达到数千个。 一个典型的孟买贫民窟可能总共设有6间厕所，而这里需要使用公厕的女性是8000人， 2014年的政府数据显示，整座城市有“3536个男女共用的公共卫生间，但没有1个专供女性使用——甚至在警察局和法院也没有”。

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孟买贫民窟中有12.5%的女性晚上在露天场所大解：她们“宁愿冒这个险，也不愿平均步行58米，从家走到社区厕所”。 但是，对女性来说，露天大解也不会安全多少：哪些地方被女性用来方便，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而男人潜伏在附近或者途经路段实施性侵犯，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 侵犯程度从偷窥（包括边偷窥边手淫）到强奸不等——在极端情况下，还有谋杀。

有关女性在试图从事原本再平常不过的活动时遭遇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很难获得准确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人感到羞耻。很少有女性愿意谈论这些事情，因为她们担心反而因此背上“鼓励”男人侵犯的罪名。 但是现有数据清楚地表明，卫生设施的匮乏是一个女权主义议题。

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田间小便的印度女性面临非伴侣性暴力的可能性是使用家庭厕所的女性的2倍。 ^[3] 2014年，北方邦有一名12岁和一名14岁的女孩遭到杀害， 此后，印度一度关注女性厕所供应不足的问题，2014年12月，孟买高等法院下令所有市政公司在主干道附近为女性提供安全、清洁的厕所。 96个可能的厕所地点已经被圈定，孟买当地政府承诺投入5000万卢比（约合55万英镑）建造新的厕所。但一年后，据妇女权利在线杂志 Broadly 报道，他们连一块砖都没铺。 到了2016年，这笔拨划的基金失效。

未能提供公共厕所的地方政府可能认为他们是在节省成本，但耶鲁大学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节约其实是得不偿失。该研究的作者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将“性侵犯的风险与卫生设施的数量和女性步行去厕所的时间联系起来”，并将性侵犯的有形损失（流失的收入，用于医疗、法庭和监狱的费用）和无形损失（病痛和心理折磨、被杀的风险）与安装和维护厕所的成本相比较。

他们将该模型应用到南非一个叫卡雅利沙的小镇，那里估计有5600个厕所，供240万人口使用，作者称，这导致了635起性侵案件，每年造成的损失达4000万美元。如果花费1200万美元的直接成本，将厕所数量增至11 300个，会使去厕所的平均距离缩短近一半，性侵犯案件也会减少30%。根据这一数学模型，缩减的社会和治安成本远远抵消了提供厕所的额外成本，可使该镇省出500万美元。他们补充说，这些数字偏保守，因为他们的成本计算没有包括“在资源有限的城市地区改善卫生设施带来的许多额外健康益处”。

额外的健康益处确实存在，而且很多，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女性憋尿会导致膀胱和尿道感染，还有可能引发脱水或慢性便秘。 在户外排便的妇女面临一系列感染和患病的风险，包括盆腔炎、蠕虫感染、肝炎、腹泻、霍乱、脊髓灰质炎和水源性疾病等等。仅在印度，每年就有数百万人死于这些疾病（其中又以妇女儿童最为严重）。

由于缺乏公共卫生设施而产生的健康问题不仅限于低收入国家。加拿大和英国的研究也表明，因尿路感染、膀胱膨胀和一系列其他泌尿妇科问题而求助于专科医生的数量与厕所的停用情况成正比；同样，研究表明，“如果在月经期间没有厕所可用，无法更换卫生棉条”，引发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概率会增加。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厕所可用。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关闭公共厕所。 在英国，从1995年到2013年，50%的公共厕所被关闭了——或者，就像离我在伦敦的住处最近的那间公厕一样，它被改造成了一家颇有名气的时髦酒吧。

城市规划没有考虑到女性遭受性侵犯的风险，这显然是对女性平等享有公共空间权利的侵犯，规划者以众多缺乏性别意识的设计将女性排除在外，卫生设施的不足只是其中之一。

女性在公共场所常常感到害怕。事实上，她们受到惊吓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倍。而且，非同小可的是，我们有数据来证明这一点。城市规划教授阿娜斯塔西娅·卢凯图-西德里斯解释说：“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调查和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女性害怕在公共场所受到潜在的暴力侵害。”来自美国和瑞典的犯罪数据分析都表明，女性和男性面对相似环境条件时的反应不同，女性往往“比男性对危险迹象、社会混乱、涂鸦、凌乱和废弃的建筑更敏感”。

英国交通运输部的研究凸显了男性和女性对危险截然不同的看法，结果显示62%的女性害怕在多层停车场行走，60%的女性害怕在火车站台上候车，49%害怕在公交车站候车，59%害怕从公交车站或火车站步行回家。男性对这些活动感到害怕的比例分别为31%、25%、20%和25%。 低收入妇女对犯罪的恐惧感特别强烈，部分原因在于她们往往生活在犯罪率较高的地区，但同时也是因为她们的工作时间可能没有规律， 而且常常在天黑后下班回家。 ^[4] 出于同样的原因，少数族裔妇女的恐惧感往往更甚，而且还要应对（往往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种族暴力行为的额外危险。

这种恐惧影响了妇女的流动性和她们进入城市的基本权利。 ^[5] 来自芬兰、瑞典、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研究都表明，女性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和出行模式以应对这种恐惧。 ^[6] 她们避开特定的路线、时间段和交通方式。她们避免在晚上出门。在加拿大的一项研究中，有刚好一半的受访女性“表示恐惧令她们不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停车场”， 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发现，对犯罪的恐惧是“女性选择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只要能负担得起，她们会选择开车或乘出租车。

问题是，她们中的许多人负担不起这些出行方式。大多数乘客都是“交通俘虏”，也就是说，对她们来说，要想从一处去往另一处，没有比公共交通更合理的方式。 ^[7] 选择不足，对低收入妇女以及生活在南方世界 的妇女影响尤其大，例如在印度，女性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的机会有限， 因此对公交的依赖程度远大于男性。 这些女性采取的策略包括绕远路，或只在有人陪同时才出门。一些女性甚至只能辞职——这一解决方案并不仅限于低收入人群。 当我在推特上谈到女性在公共交通上遭遇性骚扰的经历时，一名男性回复我说，他认识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女性”，她“放弃了伦敦金融城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搬出了伦敦，因为她对于在地铁上被人骚扰实在是厌恶至极”。

显然，这里存在着不公平。但是，人们常常将这种恐惧归咎于女性自身，却不提是规划者设计的城市空间和交通环境令她们感到不安全。和往常一样，性别数据缺口是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男性实际上更有可能成为公共场所犯罪的受害者，当中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卢凯图-西德里斯说，这个悖论“已经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女性对犯罪的恐惧是非理性的，这个问题比犯罪本身更严重”。但是，她指出，官方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

当女性在公共空间穿行时，她们也在面对一系列具有威胁性的性行为。甚至在我们谈到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如被侵犯）之前，女性就已经要每天面对让她们感到不适的男性行为了——而且对方往往是故意的。从被人吹口哨，到被不怀好意地瞥视，再到被人用“带有性暗示的语言诋毁并追问名字”，所有这些行为都不算是犯罪，但它们都加重了遭受性威胁的感觉。 被盯上的感觉，身处险境的感觉——事实上，这些行为很容易升级。很多女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剧烈转变：从“笑一个，亲爱的，没事的”，到“操你这贱人，你凭什么不理我？”，到被跟踪回家并遭到侵犯，再到终于明白一个陌生男人看似“无辜”的言语可以代表任何事情，但就是跟无辜无关。

但女性不会告发这些行为，她们能报告给谁呢？“每日性别歧视”和Hollaback 等群体的出现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她们可以谈论每天在公共场所面临的具有威胁性但又构不上犯罪的行为，在此之前，公众几乎意识不到这些行为。当诺丁汉的警察开始将厌女行为（从不雅的暴露，到偷摸身体，再到偷拍裙底等一切行为）登记为仇恨犯罪（或者如果这种行为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犯罪，那就是仇恨事件）时，他们发现报案数量激增——不是因为男人突然变得更糟，而是因为女人认为她们会得到认真对待了。

女性在公共场合面临的威胁行为是隐蔽的，而且，男人不会对有男伴陪同的女性做出这些行为，更加剧了其隐蔽性——无论如何，男人遭受这类行为的可能性都要低得多。巴西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女性在旅途中遭受过性骚扰和暴力，其中一半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同样遭遇的男性比例为18%。 所以，那些没做过也没经历过这些事的男人，根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而且，碰到女性诉说自己的遭遇，他们经常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反正我从来没见过”——另一个性别数据缺口。

而我们收集数据的方式加剧了这一问题。2017年的一篇论文解释道：“我们之所以缺乏关于性骚扰普遍程度的大规模数据”，不仅仅是因为漏报，还因为性骚扰“通常不被包括在犯罪统计数据中”。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对性骚扰的“归类通常做得很差”，许多研究未能“定义性骚扰或对性骚扰分类”。2014年，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发现，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87%都曾遭受过口头或身体上的街头骚扰，但“没有收集到有关骚扰程度或形式的数据”。

官方统计女性所遭遇的暴力程度明显与她们的恐惧情绪不匹配，而这不仅关乎女性日常面临的普遍威胁。哪怕是更严重的罪行，女性往往也不会报案。2016年，一项关于华盛顿特区地铁性骚扰的调查发现，77%的性骚扰被害者从未报案，这与墨西哥政府机构全国妇女协会针对女性暴力的调查结果大致相符。

纽约市的报案率甚至更低，据估计，地铁系统中96%的性骚扰和86%的性侵犯受害人从未报案，而在伦敦，据报道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遭受过身体侵害，而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遭遇过违背意愿的性行为的人群中，约90%的人不会报案”。 非政府组织对阿塞拜疆巴库市的地铁女性乘客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在声称受到性骚扰的女性中没有一人向相关部门报案。

显然，警方的官方数据并没有展现出一幅完整的图景。但是，尽管关于公共场所中针对女性的性犯罪，我们缺乏其“确切性质、地点和时间”的全球数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对性犯罪的恐惧实际上并不是非理性的。

从里约热内卢到洛杉矶，男人们在公交车上强奸妇女和女孩，而司机无忧无虑地照常驾驶。 来自墨西哥的34岁妇女维多利亚·华雷斯说：“事实是，每次我离开家都很害怕。”在该国，90%的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遭遇过性骚扰， 女性员工报告说，男人在车里闲逛，“绑架上下车的女人”。 她们说，上下班是她们一天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

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90%的法国女性曾在公共交通上遭受性骚扰； 这年5月，2名男子因企图在巴黎火车上实施轮奸而入狱。 2016年华盛顿地铁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在公共交通上遭遇性骚扰的可能性是男性的3倍。 同年4月， 华盛顿地铁发生了一起不雅暴露事件，一名嫌疑人获指认；一个月后，他的恶行升级，在地铁上持刀胁迫并强奸了一名妇女。 2017年10月，另一名惯犯在华盛顿地铁上被捕：他两次对同一名受害者下手。

城市规划学教授瓦尼娅·切卡托在学术期刊《预防犯罪与社区安全》2017年特刊的后记中写道：“本期特刊的所有文章都毫无例外地传递了同样的信息：针对出行妇女的性犯罪（凝视、碰触、摸索、射精、暴露生殖器和完整强奸）是一种被严重漏报的罪行。” ^[8]

女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愿报案。其中一些原因是社会性的：有损名誉、羞耻感、担心自己受指责或者不被相信。当局对此无能为力。改变必须来自社会本身。但有很多更平淡无奇、更容易解决的问题，许多女性同样没有告发过。

首先，女性往往不确定“什么是性骚扰，同时害怕当局的反应”。 假设她们确实意识到正在发生错误的事，她们也经常不知道应该报告给谁。 关于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时该如何应对，全世界都缺乏明确的指引信息（但对于可疑包裹，大多数官方部门似乎都设置了清晰的标识，告诉人们发现时该如何处置）。然而，有时缺少标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恰当的程序。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些确实曾经告发性骚扰的女性都经历了什么。

2017年，一名英国女子发推特讲述了自己在公交车上的遭遇，她告发了一名性骚扰她的男子。 司机先是问她希望他拿那个人怎么办，然后评论道：“你是个漂亮姑娘，你能指望他怎样呢？”一名26岁的女性在新德里乘坐公交车时有过类似经历：“当时是晚上9点左右。站在我后面的那个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触碰我。我大叫一声，揪住那家伙的衣领。我也让司机停车。但我被告知得下车自己解决，不然会害其他乘客迟到。”

莎拉·海沃德在我住的那个区担任过伦敦市地方议员，她也曾因为害怕被驳回而没有报警。“大概是在22岁那年，我在拥挤的地铁上感到有人触碰我的私处。实在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我当时那种极其恐惧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就算我说了什么，别人也只会觉得是地铁太挤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铁爆满很可能是导致她遭遇此事的一个因素：现有数据表明，出行高峰时段与性骚扰高峰时段重合。 海沃德告诉我，她至今仍然尽量“避免在高峰时段搭乘地铁”。

缺乏性侵告发程序也是一个问题。2016年， Slate 网络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达纳·T的故事：在从美国去德国的飞机上，她从沉睡中醒来，发现一只手正在用力挤压她的胸部。 正是坐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干的。她通知了机组人员，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让她坐回去。最后，他们给了她一个商务舱的座位。虽然许多机组成员都很同情她，但似乎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着陆后，这名男子下了飞机，就这么走了。2017年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时，一名女乘客发现坐在旁边的男人在自慰，但机组人员拒绝为她调换座位。

交通部门的员工从上到下都由男性主导，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自己确实存在问题。 当卢凯图-西德里斯想了解美国交通运输机构如何解决女性在公共交通上的安全问题时，她发现了性别数据缺口。她只找到了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没有关注女性乘客的安全需求，而且考虑到“9·11”后交通安全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两篇论文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忽略。还有一篇较新近的论文，发表于2005年，但它主要关注美国运输机构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反应，“完全没有调查女性的担忧或她们具体的安全需求”。

所以卢凯图-西德里斯决定自行调查。在她所调查的、以男性为主的员工那里，她遭遇了一些抵触。一家机构的男性首席运营官回答她说：“你是在假设这个世界对女性来说不那么安全。”另一家公司的男性安保经理坚称：“安保问题和相关顾虑与性别无关。”另一位（男性）安保官员反驳了性别规划的必要性，理由是“我们系统的统计数据并未表明女性面临更大的风险”。而这恰恰是性别数据缺口带来危害的明证。

一旦承认了问题，交通规划者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证据的基础上设计解决方案。在回应卢凯图-西德里斯调查的131家运输机构（占美国所有大中型运输运营商的半数以上）中，“只有三分之一认为运输机构确实应该采取措施”，只有3家机构真的付诸行动。卢凯图-西德里斯还发现，“女性乘客的安全需求和期望值，与运输机构采用的策略类型及其位置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长期以来，有关女性在交通环境中的安全数据和研究都是不足的。

她调查的大多数机构都在大巴上设置了安全措施：80%安装了监控摄像头；76%设置了紧急求救警报；73%有公共广播系统。但绝大多数机构既没有也不打算在公交站台安装安全设施。这与女性真正想要的恰恰相反：比起乘坐公交车，她们更有可能害怕在黑暗的公交车站等车。事实上，她们有这种感觉是对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车站或附近遭遇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是在汽车上的3倍多。

交通运输机构安装的安全设施类型也很重要——而且这方面同样存在不匹配。监控探头对性骚扰到底有何影响，相关数据少之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研究反复发现，女性对监控探头的用处深感怀疑，相比拐角处一盏闪烁的灯（可能会有人在几公里外监视，也可能没有），她们更喜欢看到售票员或保安的身影（即预防措施）。 有趣的是，男性更喜欢技术手段而非保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遭遇的犯罪类型较少与人身侵犯有关。

如果雇用全职保安成本过高（尽管从提高女性公交使用率的角度来说，这么做仍是值得的），也还有很多更便宜的解决方案可选择。 卢凯图-西德里斯告诉我，“波特兰市的公交车站装了电子时刻表，这样你就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了”，有了这个设备，万一下一班车还要半小时才到，女乘客可能就不会在黑灯瞎火里继续苦等下去了。而我听说这被视为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说实话，我感到震惊——在伦敦，没有安装电子时刻表的公交车站反而相当少见。

还有其他以证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包括透明的公交候车亭，能保证更好的视野，以及增加照明——而且不仅要在公交车站和地铁站安装，通往站点的路上也需要。 公交车站的位置也很重要。卢凯图-西德里斯说：“有时候，正对面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建筑，那么挪动一下公交车站的位置——哪怕只是沿着街区往前或往后挪几英尺”，也会非常有用。我个人最喜欢的办法是为搭乘夜班车的女性，在各个正规车站之间设立招手即停站点：尽管在公交乘客中女性占了大多数，但说到夜班车，她们则属于少数派，虽然没有数据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但根据我们已有的数据来判断，似乎可以认为：因为她们感觉不安全。

对交通规划者来说，好消息是，除了增加保安人员和照明，这些措施都不是特别费钱。卢凯图-西德里斯在洛杉矶进行的研究发现，某些特定的公交车站是性犯罪的重点区域，也就是说，重点关注问题区域，有助于进一步控制成本。 每个交通管理部门所需要的只是掌握自己的数据——以及收集数据的意愿。但他们恰恰缺乏这种意愿。卢凯图-西德里斯告诉我，在美国，交通运输相关部门收集数据“得不到联邦政府的补助”。“法律并没有要求他们收集数据，所以他们就不收集。”她不相信他们没钱，觉得这只是“借口”。

在印度（2014年，德里公交系统对女性而言的危险程度排在全球第四位），自“德里轮奸案”后，女性开始自行收集数据。 这起登上全球各地头条新闻的袭击事件发生在2012年12月16日晚9点，地点在德里南部。23岁的理疗专业学生乔蒂·辛格和她的男性朋友阿瓦尼德拉·潘迪刚在电影院看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打算搭乘在德里很常见的私营巴士。 他们打算回家——却永远未能到家。6个男人用一根生锈的铁棒狂殴他俩，然后轮奸了辛格。这次攻击（包括将金属棒插入她体内）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手段极其残忍，导致她的结肠穿孔。 最后，6名强奸犯精疲力竭，把已经半昏迷的两人扔在距其上车点8公里远的路边。 13天后，辛格因伤去世。第二年，3名女性建立了名为“安全城市”（Safecity）的开放地图平台， ^[9] 女性可以在上面报告自己被骚扰的地点、日期、时间和经过，“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此类事件发生的‘重点区域’”。目前为止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偷摸身体是最常见的骚扰类型——甚至比吹口哨还要频繁——而且最有可能发生在公交车上（可能是因为车子太挤了）。

这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当然很受欢迎，但它们不足以替代由专业研究人员收集和分析的数据。而且不仅限于交通，城市规划的所有领域都严重缺乏这类数据。《卫报》2016年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设计“为女性、而不仅仅是为男性服务”的城市，文章警告说，“追踪和分析性别趋势的城市数据集（datasets）十分有限，因此很难制订顾及女性需要的基础设施方案”。 即使我们开始收集数据，也不能保证会无限期地做下去：2008年，英国建立了一个性别和建筑研究数据库；2012年，这个“性别网站”就因资金短缺而关闭。 当我们在城市设计中没有收集，尤其是没有使用按性别分类的数据时，对男性的偏袒就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虽然可能只是无心之过。

大多数去健身房的女性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进入自由举重区之前，她们会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空间里大多数是男性，而自己会被他们看作讨厌鬼和怪人。是的，严格说来，你是可以直接走进去，但你需要先扫清大多数男人根本不会面对的、额外的心理障碍，而且你需要拥有一种特别的自信，才不会被它所困。有些时候，你就是不愿意迈出那一步。在我们本地公园的户外健身场所也是一样；如果那里全是男人，我常常就直接放弃了，我不喜欢那些在所难免的凝视，也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属于那里。

对于这种抱怨，一些人不可避免的反应是，告诫女人不要再做娇弱的花朵——或者让女权主义者不要再把女人描绘成娇弱的花朵。当然，有些女性并不介意健身房里男人们色眯眯的注视和装腔作势。但是，女性回避这些场所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女性冒险进入本应不分性别、人人共享的锻炼空间时，男性会表现出相当大的敌意。 因此，就像交通环境一样，健身房也往往是一种典型的假装平等开放、实则偏向男性的公共空间。

好消息是，这种男性偏见可以通过设计来消除，而且一些数据收集工作已经完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维也纳当地官员的研究发现，从10岁开始，女孩在公园和公共游乐场的活动“明显减少”。 但是，市政府官员并没有简单地耸耸肩，认定这些女孩只是需要强硬一点，而是怀疑公园的设计有问题。所以他们规划了一些试点项目，并开始收集数据。

他们的发现很能说明问题。结果表明，单一的大型开放空间是问题所在，因为这会迫使女孩与男孩争夺空间。而女孩没有信心和男孩竞争（这是社会制约使然），于是索性把空间让给男孩。但是，当他们把公园进一步划分成多个更小的区域，女孩参加活动的下跌趋势就发生了扭转。他们还考虑到了公园的运动设施。最初，这些空间用铁丝网围起来，只留一个入口，而男孩经常在入口附近扎堆。女孩们不愿穿过男生的人墙，所以根本就不进去。维也纳版的莱斯利·诺普 、该市公园管理部门的克劳迪娅·普林斯-勃兰登堡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把入口拓宽，多做几个入口。 他们也像划分草地一样细分了运动场地。正式运动——比如篮球，依然有单独的活动场所；但现在也有了更多的非正式活动空间——女孩更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这都是些细微的变化——但它们确实起了作用。一年后，公园里不仅有更多的女孩，“非正式活动”的数量也增加了。现在维也纳所有的新公园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

瑞典马尔默市发现类似的男性偏见存在于他们长期以来规划“青少年”城市复兴的方式中。通常的重建步骤是为溜冰、爬山和绘画涂鸦创造空间。 问题是，参加这些活动的并不是“青少年”这个整体，而几乎全是男孩。在使用该市为青少年设计的休闲场所和设施的总人数中，女孩仅占10%至20%。这一次，官员们也没有仅仅耸耸肩，认为女孩不愿使用这些空间是她们自己的问题，而是转而收集数据。

2010年，在开始下一个复兴项目（将停车场改造成休闲区）之前，市政府官员先征询了女孩们想要什么。 结果，他们设计出光线充足的区域，像维也纳的公园一样，在不同的楼层分割出了不同大小的空间。 参与该项目的马尔默交通部门官员克里斯蒂安·里塞博告诉我，后来，他们“又开发了两个面向女孩和年轻女性的空间”。

这种具有性别意识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女孩，还有利于公共财政。在瑞典哥德堡市，每年大约有8000万克朗被分配给体育俱乐部和协会。当然，发放资金的目的是让每个人平等受益。但当市政官员检查数据时，他们发现事与愿违。 大部分资金被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而这些运动以男孩为主。在44项运动中，有36项的主要受益者是男生。总的来说，哥德堡体育项目在男孩身上的总花费比女孩多了1500万克朗。这不仅意味着女孩们的体育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拨款，还意味着她们在从事这些运动时不得不自筹经费。如果女孩们筹不到钱，就只好干脆放弃运动。

对女孩的体育项目投资不足，导致女孩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想必大部分读者都不会对这份报告的结论感到惊讶。但更可能让人意外的是——对女童运动进行投资，可以减少因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骨折病人及其造成的健康损失。体育锻炼可以增加年轻人的骨密度，降低日后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研究表明，年轻女孩在青春期前开始锻炼尤为重要。

哥德堡每年因跌倒造成的骨折预计有1000例（其中四分之三是女性），总体治疗费用约为1.5亿瑞典克朗，其中女性花费达1.1亿克朗以上。报告的结论是，“如果该市增拨1500万瑞典克朗支持女童的体育运动，将因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骨折发生可能性减少14%，那么这项投资就能收回成本。”

当规划者未能考虑到性别时，公共空间就被默认为男性空间。事实上，全球一半的人口是女性。全球一半的人口每天都要面对这种性威胁。全球所有人口都需要得到目前主要由女性无偿提供的照顾。这些都不是小众问题，如果公共空间真的要做到适合所有人，我们就必须开始考虑另一半人的生活。如其所示，这不仅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规划城市时考虑到女性的照护责任，就可以令女性更易于充分参与有偿劳动——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这是GDP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考虑到女性面临的性暴力，并对此采取预防措施——如提供足够的男女专用公厕——就能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及其导致的巨大经济成本，从长远来看，我们就可以节约资金。当我们在开放空间和公共活动的设计中考虑到女性的社会参与时，我们就能再一次通过确保女性的长远身心健康而节省资金。

简而言之，将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排挤出我们的公共空间设计，这并不是一个资源的问题，而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而且目前，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欠缺考虑，我们确实没有优先考虑女性。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经济的无知。女性有权平等享有公共资源，我们必须停止在设计上排斥女性。 GYipaEkgg6FH2FT0F7SUQdiMB/ENwcUBiDR4jbp8DAggvV+egRH42umO1w/QSf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