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默认的男性

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像人类演化理论一样深入人心。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已将这种对男性的默认直接视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其生物学专著《动物之生殖》中，他写道：“事实上，后代中出现了雌性而非雄性，就是第一次偏离类型。”（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失常算是“一种自然的必然”。）

在两千年后的1966年，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原始狩猎采集社会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叫“作为狩猎者的人类”。75名社会人类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讨论狩猎在人类演化和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会议的共同结论是，狩猎活动极为重要。 与会者后来编撰了一本书，其中收录的一篇论文称：“是生物习性、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使我们有别于猿类——而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远古时代的狩猎者。”听起来很好，只是，正如女权主义者指出的，这种理论对女性演化构成问题。因为那本书明明白白地指出，狩猎是男性的活动。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的智力、兴趣、情感和基本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功适应狩猎带来的演化产物”，这对女性人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人类演化是由男性驱动的，那女性还能算人类吗？

人类学家莎莉·斯洛克姆在她1975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作为采集者的女性》中，质疑了所谓“作为狩猎者的人类”的首要地位。 ^[1] 她认为，人类学家“搜集男性行为的例子，并假设它们足以解释全人类”。所以，为了打破沉默，她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男性外出狩猎时，女性在做什么？”答案是：采集、给孩子断奶、在“更漫长的婴儿依赖期”照顾孩子，而所有这些行为都需要合作。斯洛克姆指出，基于这种认知，“认为人类的基本适应源自男性狩猎和杀戮的欲望，这种结论过于倚重攻击性，而攻击性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因素”。

斯洛克姆在4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项批评，但是演化论中的男性偏见仍然存在。英国《独立报》2016年的一篇头条报道写道：“研究人员发现，人类演化出了致命暴力的天性。” 这篇文章介绍了一篇学术论文，名为《人类致命暴力的系统演化根源》。论文声称，经过演化，人类对本物种的致命程度达到了普通哺乳动物的6倍。

毫无疑问，对人类族群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现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致命暴力绝大多数是男性实施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瑞典30年来发生的谋杀案，结果显示九成的谋杀是男性犯下的。 这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相符，包括澳大利亚 、英国 和美国 。2013年联合国的一项凶杀案调查发现，全世界96%的凶杀案犯是男性 。所以，嗜血凶残的到底是人类，还是男人呢？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女性双手并没有沾满鲜血，我们又该怎么看待女性的“系统演化”呢？

这种“不加说明就是男性”的研究方法似乎已经蔓延至所有民族志领域。例如，洞穴壁画的内容往往与狩猎动物有关，所以研究人员推测这些壁画是由男性——也就是狩猎者完成的。但是，人们最近又分析了法国和西班牙洞穴壁画中出现的手印，发现大部分壁画实际上是由女性绘制的。

就连人类的骨头也不能幸免于“不加说明就是男性”的思维方式。我们可能会认为，从客观的角度而言，人类骸骨要么是男性的，要么是女性的，因此不受男性默认思维的影响。但我们仍然会犯错。一百多年来，一具被称为“比尔卡战士”的10世纪维京人骸骨一直被认为属于男性，尽管它的骨盆明显具有女性特征——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只在于它与全套武器和两匹献祭的马葬在一起 。这些墓穴陈设表明，这里埋葬的是一名战士 ——而战士的意思即为男性（考古学家将维京传说大量提及女性战士归因于“神话中的点缀”） 。但是，尽管在判定性别方面，武器显然一度比骨盆更有说服力，但它们可辩不过DNA。2017年的测试证实，这些骨头确实属于一名女性。

然而，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只是转移了重点 ：骨头可能混在一起了，或者这具女性尸体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被埋在这些物品中间。两种观点都由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提出，可能都有合理性（虽然基于墓穴内部陈设，论文原作者没有理会他们）。但这种反驳本身就相当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在类似情况下，男性骨骼“不会受到同样的质疑”。 事实上，考古学家在挖掘墓穴时几乎总是鉴定出更多的男性。对此，著名人类学家菲利普·沃克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头骨性别鉴定的书，简单直接地指出：“这并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现存人类性别比例。” ^[2] 既然维京女性可以拥有财产，可以继承遗产，可以成为有权有势的商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参加战斗呢？

毕竟，这些骨骼并不是唯一被发现的女战士骨骼。娜塔莉·海恩斯在《卫报》上写道：“在欧亚大草原上，从保加利亚到蒙古，人们发现了多具伤痕累累的女性骨架。” 古代斯基泰人等民族惯于骑射作战，对他们来说，男性战士并不具备得天独厚的身体优势。研究者检测了斯基泰人骸骨的DNA——骸骨来自从乌克兰到中亚地区的1000多个有武器随葬的墓穴，结果显示，有多达37%的斯基泰妇女和未成年女孩频繁参加战斗。

一旦你意识到，“不加说明就是男性”这种思维定式根植于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语言本身，就不会惊讶于它是如何渗透进我们的思维。斯洛克姆批评人类学中的男性偏见，同时还指出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对稀缺数据的阐释方式上，还表现在语言本身上”。她写道：“人”（man）这个词的“用法如此模棱两可，我们无法确定它究竟指代男性还是整个人类物种”。这种定义上的变形促使斯洛克姆怀疑：“在许多人类学家的心目中，本应指代人类物种的‘人’（man），实际上成了‘男性’（males）的同义词。”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表明她的说法很可能正确的证据。

在穆丽尔·鲁凯瑟的诗歌《神话》中，年老失明的俄狄浦斯问斯芬克斯：“为什么我没有认出我的母亲？”斯芬克斯回答说，是因为俄狄浦斯没有正确回答她的问题（什么东西早上用四条腿走路，下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你回答说，人（Man）。你根本没有提到女人（woman）。”但是，俄狄浦斯回答说，当你说人时，“你也包括了女人。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事实上，斯芬克斯是对的，而俄狄浦斯错了。就算严格说来，每个人确实“知道这一点”，但当你说“人”的时候，你也并没有“包括了女人”。在过去的40年中，人们对各种语言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一致发现，所谓的“通用阳性词”（以中性的方式使用像“他”这样的词）在阅读过程中实际上并不是通用的。 ^[3] 绝大多数人在阅读时，会默认它指的是男性。

使用通用阳性词，让人更容易想起著名的男人而不是女人， 更容易预设一个职业由男性主导， 也更容易在职位和政治任命上偏向男性候选人。 ^[4] 女性不太可能申请在招聘广告里使用通用阳性词的职位，也不太可能在面试中表现出色。 事实上，通用阳性词会被一面倒地解读为男性，甚至凌驾于原本强有力的刻板印象，因此，“美容师”（beautician）等向来被视为女性的职业，突然就成了男性的。 通用阳性词甚至扭曲了科学研究，制造了一种元性别数据鸿沟：2015年，一篇关注心理学研究中自陈报告偏差的论文发现，在调查问卷中使用通用阳性词会影响女性的反应，从而可能扭曲“测试得分的含义”。 论文作者得出结论说，这种词的用法“可能描绘出不真实的男女差异，而在性别中立或使用自然性别语言的同一份问卷中，这些差异不会出现”。

然而，尽管几十年来不断有证据表明，通用阳性词的词义一点也不明晰，但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政策仍然坚持认为，延续使用通用阳性词纯粹是一种形式，其目的正是为了……清晰。就在不久之前的2017年，法国的法语最高权威机构法兰西学院还在怒斥“‘包容性写作’的畸形”，宣称由于人们变通使用通用阳性词，“法语陷入了致命的危险”。包括西班牙 和以色列 在内的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争论。

因为英语在语法上并不严格区分性别，通用阳性词的现代用法相当有限。像“医生”和“诗人”这样的词在过去通常是阳性的（尤其是女医生和女诗人，一般会写成doctoresses和poetesses，含有嘲讽意味），但现在被认为是中性的。虽然如今在正式场合中，只有一些老学究还坚持使用通用阳性词，以“他”来表述“他或她”，但在非正式使用中，通用阳性词仍有卷土重来的迹象，比如美式英语中的“老兄”（dude）和“伙计”（guys），英国则有“小伙子”（lads），都被用作中性表达。英国最近发生的一场争论也表明，对一些人来说，保护男性的默认地位仍然非常重要：2017年，伦敦消防队的第一位女性负责人丹尼·科顿建议，我们应该用如今的标准表达firefighter（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个说法酷多了）来取代fireman，指代“消防员”，结果她收到了大量恐吓信。

然而，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语言会有所谓的“性别屈折变化” （gender-inflected），阳性和阴性的概念被编织进了语言本身。所有的名词都被分为阳性或阴性的。桌子是阴性的，但汽车是阳性的： la mesa roja （红色的桌子）， el coche rojo （红色的车子）。至于指代人的名词，既有男性用语也有女性用语，但标准性别总是阳性的。尝试在谷歌中以德语搜索“律师”，结果会出现 Anwalt ，字面意思是男性律师，但通常被用来统称所有“律师”。如果你想特别指代一位女律师，你会说 Anwältin （顺带一提，和这里一样，女性用语往往是男性用语的变形，我们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类型的偏移——用波伏瓦的话来说，就是“他者”）。通用阳性词也可用于指代一群人，前提是这群人的性别不详，或者这个群体中有男有女。因此，一个由100名女教师组成的群体，在西班牙语中被称为 las profesoras ——但一旦你往里面添加了一名男教师，这群人突然就变成 los profesores 。这就是默认男性的力量。

在性别屈折语言中，通用阳性词仍然普遍存在。招聘广告，尤其是招聘领导职位的广告，通常还是以男性形式发布的。 奥地利最近对领导职位招聘广告中的语言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男性化”和“性别平等”（同时使用男性和女性用语）语言的比例为27比1。 欧洲议会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且从2008年起就开始建议，在使用性别屈折语言的招聘广告结尾加上“（男/女）”。他们的想法是，提示女性的存在，会让通用阳性用语显得更“公平”。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没有数据支持。研究人员实际测试了它的影响，发现通用阳性词本身的排斥性影响并未发生变化——这说明了收集数据之后再制定政策的重要性。

这些关于语言的争论对现实世界有什么影响吗？可以说，有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分析发现，使用了性别屈折语言、几乎每句话都带有强烈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概念的国家，在性别方面是最不平等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反转：使用无性别语言的国家（如匈牙利和芬兰）倒也不是最平等的。相反，这一荣誉属于第三类国家，也就是使用英语等“自然性别语言”的国家。这些语言允许标记性别［女教师（female teacher），男护士（male nurse）］，但一般不将其编入单词本身。该研究的作者认为，如果你不以任何方式标记性别，哪怕强调“世界上存在女性”，也无法“纠正”语言中隐藏的偏见。简而言之：因为男人的存在理所当然，所以在女人完全不被提及时，点出她们的存在尤其重要。

人们很容易认为，语言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偏见只是旧时代的遗留物，事实并非如此。表情符号（emoji）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语言”， 全世界90%以上的网民使用表情符号。 这种符号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使用得最频繁： 78%的女性经常使用，相比之下，男性的使用率为60%。 然而离奇的是，直到2016年，表情符号的世界里全是男性形象。

我们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表情符号是由一个名字很响亮的组织——“统一码联盟”挑选出来的。该联盟总部位于硅谷，旨在共同确保统一的国际软件标准。如果统一码联盟决定将某个特定的表情符号（比如“间谍”）添加到当前的数据库中，他们将决定应该使用哪些代码。每个手机制造商（或者推特和脸书等平台）都会基于自身对“间谍”的解读，设计不同的形象，但都使用相同的代码。因此当用户跨平台通信时，基本上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一张长着心形眼睛的脸，在别处看起来也是有心形眼睛的脸。

历史上，统一码联盟并没有明确规定大多数表情符号的性别。在大多数平台上，最初出现的一个跑步的男性形象，不叫“男性跑步者”，而是叫“跑步者”。同样，统一码联盟也将最初出现的警察符号描述为中性的“警察”，而不是“男警察”。是各个平台将这些中性词解释为男性。

2016年，统一码联盟决定做些改变。他们放弃了之前“中性”的性别立场，决定赋予所有表示人物的表情符号以明确的性别。 因此，统一码联盟不再用此前通用的“男性跑步者”形象来代表“跑步者”，而是分别发布了明显为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跑步者代码。现在所有的职业和运动员都可以选择男性或女性。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意义重大。

抨击手机制造商和社交媒体平台性别歧视（我们将在后文中读到，他们确实如此，尽管经常是无意之举）很容易，但事实是，即使他们想办法设计出一个“中性”的跑步者形象，我们大多数人仍然会把它看作男性，因为除非明确标注为女性，我们会将大多数东西都理解为男性。因此，我们当然希望愤怒的语法学家承认，说“他和她”（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她和他”）而不仅仅说“他”，可能不是他们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摆脱通用阳性词只成功了一半：男性偏见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真正的中性词都被解读为男性。

2015年，一项研究从2014年的人机交互论文中找出了最常用来指代人的5个单词，发现它们显然都是中性的：用户（user）、参与者（participant）、人（person）、设计师（designer）和研究人员（researcher）。 干得好啊，人机交互学者！但这里（当然）有一个陷阱。参与研究的人被要求花10秒钟思考其中一个单词，然后画出它的图像，这时，这些明显中性的单词被描绘为男性或女性，但比例并不相等。对于男性参与者来说，5个单词里，只有“设计师”被解读为男性的比例低于80%（但也仍接近70%）；他们更有可能将“研究人员”描述为没有性别，而不是女性。女性的性别偏见稍微少一些，但总体上仍倾向于将中性词解读为男性，只有在描绘“人”和“参与者”两个词的图像中，性别比例大约为50比50（而约有80%的男性参与者将这2个词解读为男人）。

这一发现相当令人沮丧，但符合几十年来“画个科学家”的研究数据，在这类研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将科学家画成男人（这种偏见一直很极端，所以当最近的一篇论文发现，现在有28%的儿童将科学家画成女人时，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击节相庆，视之为巨大的进步）。 它也符合2008年的一项研究结果，这或许更令人不安：巴基斯坦的学生（年龄在9岁到10岁之间）被要求画一张关于“我们”的图像 ^[5] ，几乎没有女学生画女人，也没有男学生画。

我们甚至不允许非人类逃脱我们的认知，即这个世界主要由男性构成：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试图通过使用女性代词，提示参与者将中性的毛绒动物视为女性，但绝大多数的儿童、家长和看护者仍然称这种动物为“他”。 ^[6] 该项研究发现，只有在动物“超级女性化”的时候，才会有“接近一半的参与者称其为‘她’而不是‘他’”。

公平地说，这个假设并非完全不合理：通常情况下，它确实是“他”。2007年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在25 439个儿童电视角色中，只有13%的非人类角色是女性（女性人类角色的比例稍好一些，但仍然只有32%）。 一项电影分析发现，在1990年至2005年间上映的G级片（适合儿童观看）中，会说话的角色中只有28%是女性——而在群众演员的场景中，女性角色仅占17%，这也许更能说明默认人类为男性的情况。

男性不仅拥有更多角色，出现在银幕上的时间也是女性的两倍——如果这部电影和大部分电影一样，是由男性领衔主演，那么，他们的出场时间会达到女性的近3倍。 只有当主角是女性时，男性和女性出现的频率才大体一样（而不是你想的那样，由女性占据大部分银幕时间）。男性的台词也更多，总的来说是女性的2倍；在由男性主演的电影中，是女性的3倍；在男女联合主演的电影中，仍然是女性的近2倍。同样，只有在少数几部由女性领衔主演的电影中，男女角色才能获得同等的银幕时间。

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电影和电视中。它无处不在。

不平衡表现在雕像上：当我清点英国公共纪念碑和雕塑协会数据库中的所有雕像时，我发现名为约翰的男性雕像比有名有姓的女性非王室历史人物雕像加起来还要多（如果算上王室成员，女性人物的数量倒是能堪堪压倒这些约翰们，但也只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喜欢为自己立像，对她的这种热情，我只能勉强表示尊重）。

不平衡也表现在钞票上：2013年，英国央行宣布他们要把纸币上的唯一一位女性历史人物换成一位男性（我发起了一场运动，成功击退了这个计划，类似的运动也在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出现过）。

不平衡还表现在新闻媒体上：自1995年以来，全球媒体监测项目每过5年就会评估一次全球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对女性的描写。2015年的最新一期报告发现：“在人们从报纸、电视和广播新闻中读到、看到和听到的人物当中，女性只占24%，与2010年的比例完全相同。”

甚至学校的教科书里也有这种偏见。多项跨度长达30年的研究分析了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国的语言和语法教科书，结果发现，男性在例句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女性（平均约为3比1）。 ^[7] 美国一项研究分析了1960年至1990年间出版的18本广泛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发现有名字的男性照片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有名字的女性照片，约为18到100倍不等，而索引中的名字只有9%是女性（在其中一本教科书的2002年版中，这个比例仍旧未变）。 ^[8] 还有更近期的研究，2017年，一项针对10本政治学入门教科书的分析发现，平均每篇文章中只有10.8%的页面涉及女性（有些文章甚至低至5.3%）。 ^[9] 在最近对亚美尼亚、马拉维、巴基斯坦、南非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教科书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了同样程度的男性偏见。 ^[10]

这种男性形象的文化偏见是如此普遍，所以当经典科幻动作系列游戏《大都会》的主创人员想要给玩家带来惊喜时，也诉诸这种偏见。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们好奇什么才能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于是聊到了摘掉（主角）萨姆斯的头盔。然后有人说：‘如果萨姆斯是个女人，肯定会把大家惊呆！’” 为了确保所有玩家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还让她穿上粉色比基尼，摆出翘起臀部的姿势。

《大都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游戏界的异类。尽管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 发现，美国玩电子游戏的男性和女性数量相当，但在2016年E3（全球最大的年度游戏博览会）新闻发布会重点推介的游戏中，只有3.3%的游戏由女性担任主角。 这个数据实际上低于2015年，根据视频博客“女权频率”统计，当时还有9%。 就算游戏中出现了女性的可玩角色，她们往往也只是被视为第二特征。在2015年的E3展上，《辐射4》的导演托德·霍华德演示了在男性和女性可玩角色之间切换是多么容易——只是在演示的其余部分又切换回了男性版本。 正如“女权频率”在发布2016年E3展会数据时评论的那样：“主角被默认为男性。”

这种完全由男性主导的文化带来一种后果，那就是，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被视为普遍的；而女性的经验——尽管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经验——被视为，嗯，小众的。正因为男性如此普遍，当乔治城大学的一位教授把她的文学课命名为“白人男性作家”时，她竟然上了报纸头条，而众多关于“女性作家”的课程却无人关注。

因为男性是普遍的（而女性属于小众），一部关于英国妇女争取投票权的电影被痛斥为“极度与世隔绝”，只因它没有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卫报》也不例外）——遗憾的是，这恰恰证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的一项观察（“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涉及战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因为它描写的是妇女在客厅里的感受。”）在今日仍然切题。 这就是为什么V. S.奈保尔批评简·奥斯汀的写作“狭隘”，可是与此同时，没人指望《华尔街之狼》触及海湾战争，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在其六卷本的自传中没有书写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引用超过一位女作家），却能获得《纽约客》的盛赞，称他表达了“普适性的焦虑”。

这就是为什么在维基百科上，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页面说的是男子国家足球队，而女队的页面被称为英格兰女子国家足球队；也是为什么2013年维基百科将作家分为“美国小说家”和“美国女性小说家”。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一项针对多语种维基百科的研究发现，关于女性的文章中包含了“妇女”“女性”或“女士”等词，而关于男性的文章中却没有“男人”“阳性”或“绅士”（因为男性不言而喻）等词。

我们把14世纪到17世纪划归为“文艺复兴”时期，但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在1992年出版的《对女性的误测》中指出，它并不是女性的文艺复兴，因为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排除在智识和艺术生活之外。我们称18世纪为“启蒙运动”时期，但是，它虽然可能扩大了“男性的权利”，却“收紧了女性的权利，她们被剥夺了对财产和收入的控制，并被排除在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之外”。我们认为古希腊是民主的摇篮，但占人口半数的女性被明确禁止投票。

2013年，英国网球运动员安迪·穆雷赢得温布尔登网球赛冠军，因而被媒体赞颂为结束了英国“77年的等待”，但实际上弗吉尼亚·韦德在1977年就赢得了温网的女子单打冠军。3年后，一位体育记者告诉穆雷，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赢得2枚奥运网球金牌的人”（穆雷准确地回答：“维纳斯和塞雷娜各获得了4枚金牌。”）。 在美国，人们公认本国足球队从未拿过世界杯冠军，连决赛都没进过——但其实她们进过。美国的国家女子足球队赢得过4次世界杯冠军。

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人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尝试，想要消除这种无情的男性文化偏见，但他们往往会遭遇敌意。当雷神托尔被漫威漫画公司重新塑造成一个女人时， 粉丝都很反感——但正如《连线》杂志指出，当雷神被画成一只青蛙的时候，“没有人发出一声惊呼”。 当《星球大战》系列连续推出两部由女性担纲主角的电影时，愤怒的吼声在男人的世界里回荡。 《神秘博士》是英国播出时间最长的电视剧之一，这部科幻剧讲述了一个会变形的外星人周期性地重生为新的身体，它的前12个化身都是男性。但在2017年，“博士”第一次变成了女性。作为回应，前博士彼得·戴维森“质疑”让一名女性出演《神秘博士》是否明智。 他更喜欢把博士称为“男孩”，并为“失去了一个男孩的榜样”而感到惋惜。愤怒的男人们在推特上呼吁抵制该剧，谴责这一决定是在标榜“政治正确”和“自由主义”。

科林·贝克饰演彼得·戴维森重生后的身体，他不同意自己的前任。他认为，男孩“已经拥有一个榜样50年了”，而且要成为别人的榜样，非得和对方同一个性别才行吗？“你难道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榜样吗？”不尽然，科林，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类”往往被解读为男性。无论如何，虽然有证据表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男性作为榜样，但男性不会接受女性。女人会买关于男人的书，但男人不会买女人写的书和写女人的书（至少不会买很多）。 2014年，冒险类电子游戏系列《刺客信条》宣布，玩家无法在新的多人合作模式中扮演女性刺客，一些男性玩家对此感到满意。 他们认为，如果是扮演女性角色，那还不如不玩。

记者萨拉·迪特姆不想花时间来讨论这种问题。“得了吧，”她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斥责道，“你在游戏中扮演过蓝色的刺猬、生化机械改造的太空海军，还有可怕的驯龙者。女人成为主角，拥有内心生活和活跃天性，怎么就如此超越你的想象？” 理论上讲，迪特姆当然没错。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人，总该比想象成一只蓝色的刺猬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她也错了，因为蓝刺猬和男性玩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相似之处，甚至比物种排列更重要，那就是刺猬索尼克是雄性。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不是粉色的，他的头发上没有蝴蝶结，他不傻笑。他是标准的、无标记的性别，而不是非典型的性别。

引入女性所激起的负面反应，在文化界随处可见。2013年，我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在英国纸币的背面保留一位女性历史人物。一些男人显然愤怒到极点，甚至到了不惜以强奸、残害和死亡来威胁我的程度。当然，并不是所有不喜欢这场运动的男人都做得如此过火，但即便是在比较有分寸的回应中，我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不公。我记得有一个男人告诫我说：“但现在已经到处都是女人了！”考虑到我费了好大劲只是想争取将仅仅一个女性形象印到纸币上，他的说法显然不成立，但他的观点还是很能说明问题。这些男人觉得，哪怕有少许女性代表，也是不公平的。在他们看来，竞争环境已经很公平了，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阵容只是在客观上反映了他们的优势。

在他们做出让步之前，英国央行同样基于精英主义的论点，为纸币人物全部由男性组成提出了辩护：他们表示，历史人物是根据“客观选择标准”挑选出来的。要加入“我们历史上关键人物”的“崇高名单”，一个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拥有广泛的知名度；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没有争议；并且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持久贡献，并带来持久利益”。读了这些主观的价值评定标准后，我终于明白这家银行的钞票上为何会出现五位白人男性：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意味着，女性满足这些“客观”标准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1839年，作曲家克拉拉·舒曼在日记中写道：“我曾经认为自己有创作天赋，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女人决不能有作曲的愿望——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又凭什么指望自己能这么做呢？”可悲的是，舒曼错了。在她之前的女性已经做到这一点，其中包括一些17和18世纪最成功、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 ^[11] 只是她们没有“广泛的知名度”，因为还没等到一个女人死去，她就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还没等到她死去，我们就把她的作品划到了一个男人的名下，使其成为性别数据缺口。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他姐姐范妮·亨塞尔的六首作品，2010年，另一份之前被认为属于他的手稿也被证实出自亨塞尔之手。 多年来，古典文学学者一直认为，罗马诗人索皮西娅不可能写出那些署了她名字的诗句——它们未免太好了，更不用说还很淫靡。 朱迪思·莱斯特是最早获准加入艺术家协会的荷兰女性之一，在当时享有盛名。但在1660年去世后，她的名字被抹去，作品被归到丈夫名下。2017年，19世纪的艺术家卡罗琳·路易莎·戴利的新画作被发现——它们之前被归给了多名男性，其中一人甚至不是艺术家。

在20世纪初，备受赞誉的英国工程师、物理学家和发明家赫莎·艾尔顿评论说，尽管错误“是出了名的难根除，但把女人的成果归功于男人——这种错误简直比猫的生命力还顽强”。她是对的。教科书仍然习惯性地将托马斯·亨特·摩根视为发现性别由染色体而非环境决定的人，尽管事实上是内蒂·史蒂文斯对黄粉虫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之间明明有书信往来，摩根还在其中询问史蒂文斯的实验细节。 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斯金发现太阳主要由氢组成，这一发现常被归功于她的男性导师。 也许这种不公正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罗莎琳·富兰克林，她通过X射线实验和单位细胞测量发现，DNA是由两条链和一个磷酸盐骨干组成的，她的工作却使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DNA，并成为家喻户晓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英国央行故意将女性排除在外，而只是表明，看似客观的东西实际上充满了男性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的成果归功于男性——这种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做法，就使得女性更难满足央行的要求。事实上，价值是一种见仁见智的观点，而观点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这种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一样偏袒男性，那么不言而喻，它只会对女性充满偏见。

英国央行的主观选择标准也表明，对男性的默认既是性别数据缺口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忽视了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英国央行遴选历史人物的程序是围绕着通常由男性取得的成功来设计的；即使是看似温和的要求，比如这个人物不应该引起争议，也同样如此，正如历史学家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希所说：“行为端正的女性很少创造历史。”其结果是，英国央行不仅未能纠正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还使之延续下来。

这种完全主观的价值判断伪装成客观，而且随处可见。2015年，一位名叫杰西·麦凯比的英国高中生注意到，在她的音乐教学大纲所收录的63首作品中，没有一首是由女性创作的。她写信给爱德思国家学历与学术考试机构，对方却为大纲辩护，并写道：“考虑到女性作曲家在西方古典音乐传统（或其他类似传统）中表现并不突出，几乎没有女性作曲家可以被收录在内。”这里的措辞很重要。爱德思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女性作曲家——毕竟，仅《国际女性作曲家百科全书》中就有6000多个条目。他们在这里说的是“正典”，也就是普遍认为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作品。

正典的形成被视作音乐市场客观的滴漏效应 的结果，但实际上，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做出的任何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女性被完全排除在正典之外，因为从历史上看，女性几乎不可能在作曲方面取得成功。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女性被允许作曲，那也只是为私人观众和家庭环境而作。大型管弦乐作品对作曲家的声誉发展至关重要，但通常是女性的禁区，因为会被认为“不合适”。 音乐是女人的“点缀”，而不是她们的事业。 即使到了20世纪，伊丽莎白·麦康基（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英国作曲家协会主席的女性）的雄心壮志也被莱斯利·布西等出版商限制住了，他们声称“除了小曲外，不接受女人的任何其他作品”。

即使这种允许女性创作的“小曲”足以让她在正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女性也没有资源或地位来保护自己的传承。安娜·布瑞尔在她的《声音与甜美的曲调：被遗忘的古典音乐女性》一书中，比较了17世纪的多产作曲家芭芭拉·斯特罗奇（“她一生中创作的音乐比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作曲家都多”）和她同时代的男性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卡瓦利。卡瓦利曾是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音乐总监（当时这个职位还不向女性开放），有足够的财力和声望确保他所有的作品都保存在图书馆里，包括生前未发表的许多作品。他可以花钱请一个档案保管员来保管它们，有能力而且也确实花钱请了人在他逝世周年纪念日时演唱他创作的弥撒曲。在这种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斯特罗齐从来没有平等的机会被人记住。正典将像她这样的女性排除在外，而继续坚持正典的首要地位，就是在延续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不公正。

女性被排斥在权力地位之外，除了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女性未被纳入文化史范畴的原因，还常常被当作一种借口，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教孩子了解过去的时候，几乎只教给他们男人的生活。2013年，英国爆发了一场关于“历史”意义的争论。一方是当时的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他提出了“回归基础”的国家历史课程。 他和他的支持者恰似21世纪的葛莱恩 大军，坚持认为孩子需要“事实”。 他们需要“知识的基础”。

这种“知识的基础”，也即“事实”的“基础”架构，是每个孩子都应该知道的。但它存在许多空白，最明显的是其中几乎完全没有女性的身影。在关键阶段 2（7至11岁），除了两位都铎女王以外，没有女性出现。在关键阶段3（11至14岁），只出现了五名女性，其中四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玛丽·希科尔、乔治·艾略特和安妮·贝桑特）被统一列入“女性角色的变化”一栏——难怪人们会认为，课程的其余部分都是关于男性的。

2009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基批评他的女性同行，在他看来，女性历史学家过于关注亨利八世的妻子们，而不是国王本人。他抨击说，国王才应该站在“舞台中心”。 斯塔基认为亨利八世个人生活中的“肥皂剧”与他统治的正式政治结果（如宗教改革）相比是次要的，他坚持认为：“如果你要在最后五分钟前讲一部真正的欧洲历史，那就是一部白人男性的历史，因为他们是权力的参与者，拿其他任何事情充数都是篡改历史。”

斯塔基的立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私人领域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但这是事实吗？阿格尼丝·亨廷顿（出生于1320年之后）的两次婚姻法庭案件都留下了公开文件片段，让人们得以窥见她的私生活。 我们发现她是家暴受害者，她的第一次婚姻引起了纠纷，因为家人不同意她的选择。1345年7月25日晚，她在遭受第二任丈夫攻击后逃跑；当天深夜，他带着一把刀出现在她兄弟的家里。14世纪女性遭受的虐待（以及缺乏选择的自由）是无关紧要的隐私，还是女性奴役史的一部分？

武断地把世界划分为“私人的”和“公共的”，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区分。两者总是彼此渗透。凯瑟琳·爱德华兹是一位历史教师，曾积极参与反对戈夫教材改革的斗争。在我们的谈话中，她提到了近期对女性在美国内战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她说，女性远非无关紧要，“女性和她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完全削弱了整个南方邦联的努力”。

精英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自己柔弱无助的神话，根本无法克服工作在本质上不属于女人的看法。她们无法承担男人入伍后丢下来的工作，于是写信给丈夫，恳求他们当逃兵，回家保护自己。相比之下，比较贫穷的妇女则组织起来抵抗南方邦联的政策，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因为她们基本上都在挨饿，而且需要养家糊口”。将妇女排除在对美国内战结果的分析之外，不仅构成了性别数据上的缺口，也给对美国建设本身的理解造成了数据缺口。这似乎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事实”。

人类的历史，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历史，演化本身的历史——都被冠以客观事实之名，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实际上，这些所谓事实一直在欺骗我们。它们是扭曲的，因为未能对另一半人类做出解释——至少不能以我们半真半假的言论来解释。不能解释，就会导致数据缺口。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发生了腐坏，助长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话。而这才是事实。

这种神话的持续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自己的看法——若说过去几年让我们意识到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身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忽视、误读它，就有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特朗普、英国脱欧和ISIS（仅举最近的三个例子）是颠覆世界秩序的全球现象——而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以身份驱动的项目。打着性别中立的普遍性的幌子，混淆男性视角，就会给我们带来误读和忽视身份的后果。

我曾短暂约会过一个男人，他为了在争论中赢过我，就说我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他说我不能客观地看待世界，也不能理性地看待世界，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用女权主义的视角看待一切。当我指出这对他（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成立时，他予以反驳。不，他的看法是客观的，是常识——波伏瓦所说的“绝对真理”。对他来说，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普遍的，而女权主义——从女性的角度看世界——是小众的，是意识形态。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我想起了这个人，当时（主要由）白人男性纷纷发推特、做演讲和写专栏文章，谴责他们所谓的“身份政治”的弊端，但看完后你完全不为所动。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十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科教授马克·里拉的一篇文章，批评希拉里·克林顿“堂而皇之地去拉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同性恋者、变性者和女性选民的选票”。 他说，这就遗漏了“白人工人阶级”。里拉认为克林顿的“多元化言论”与“更大的愿景”是相互排斥的，并将这种“狭隘”的愿景（显然，里拉一直在读V. S.奈保尔）与他认为自己在大学生中看到的情况联系起来。他声称，如今的学生是如此关注多元化，以至于他们“对诸如阶级、战争、经济和公共利益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关注已经少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在这篇文章发表两天后，前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他的波士顿新书巡展 中解释说：“有人说，我是女人，投票给我吧！光说这个可不够。” 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的编辑保罗·凯利将特朗普的胜利形容为“对身份政治的反叛”， 而在英国，工党议员理查德·伯根在推特上表示，特朗普走马上任是“中左翼政党放弃经济体制转型、依赖身份政治导致的结果”。

《卫报》的西蒙·詹金斯总结2016年是“恐怖之年”，并猛烈抨击“身份信徒”，称他们一直以来“过度保护”少数族裔，从而扼杀了自由主义。他写道：“我没有部落”，不能“加入眼下盛行的歇斯底里”。他想要的是“重现1832年的光荣革命”——正是这场革命让新增的几十万有产者获得了英国选举权。 旧时光可真让人陶醉。

这些白人男性的共同观点是：只有在涉及种族或性别时，身份政治才成其为身份政治；种族和性别与“经济”等“更广泛的”议题无关；聚焦女性选民和有色人种选民关心的问题，是“狭隘”的；工人阶级意味着白人男性工人阶级。顺带一提，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大选期间，煤矿行业成为工人阶级工作的代名词（言下之意是男性），总共提供了53 420个工作岗位，年收入中位数为59 380美元。 相比之下，主要雇用女性的清洁和家政业提供了超过924 640个工作岗位，年收入中位数为21 820.90美元。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

这些白人男性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白人男性。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正是他们的白人和男性特质，让他们认真地说出了一个逻辑上的谬论：身份只存在于那些碰巧不是白人或男性的人身上。当你身为一名白人男性，对白人和男性的身份已经习以为常，并且觉得理所当然，就很可能会忘记白人和男性也是一种身份，这是可以理解的。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1977年写道：“本质的东西无须赘言，因为它不言自明：传统是沉默的，尤其无须说明自身是一种传统。” ^[12] 白人与男性之所以沉默，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表达。白人和男性是言外之意。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默认的。但还有些人的身份并非不言自明。还有些人的需求和观点经常被遗忘。还有些人习惯于对抗一个没有考虑到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需求来设计的世界。对这些人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不言自明的白人和男性特质，让我想起了那次糟糕的约会（好吧，不止一次），因为它本质上与一种被误导的信念有关：相信白人男性视角是客观、理性并且如凯瑟琳·麦金农所说——“无特定角度”的。因为并没有被明确地描述为白人和男性视角（因为不需要），因为是常态，所以这种观点被假定为不具有主观性，被假定为客观甚至是普遍的。

但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白人、男性与黑人、女性一样，都是一种身份。一项针对美国白人的态度和候选人偏好的研究发现，特朗普的成功反映了“白人身份政治”的兴起，研究人员将其定义为“试图通过投票箱来保护白人选民的集体利益”。 他们总结说，白人身份“强烈预示着对特朗普的偏好”。男性身份也一样。还有一些分析侧重性别对特朗普支持率的影响，其结果显示：“选民越是敌视女性，就越有可能支持特朗普。” 事实上，带有敌意的性别歧视几乎和党派认同一样有效，可以用来预测特朗普的支持率。这一点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意外，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话。

“男性的就是普遍的”——这种假设是性别数据缺口直接导致的结果。白人和男性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大多数其他身份从未被提及。但男性的普遍性也是造成性别数据缺口的一个原因：因为女性不被看到，也不被记住，因为男性数据构成了我们的大部分认知，男性的就被视为普遍的。数据缺口导致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定义为少数群体，拥有一种特定的身份和主观的观点。在这样的框架下，女人就被设计成可以遗忘的、可以忽略的、可有可无的存在——在文化上、历史上、数据上，都是如此。因此，女性就成了隐形人。

《看不见的女性》讲述的是，当我们忘记占人类一半的人口时会发生什么。它揭露了当生活或多或少正常进行时，性别数据缺口是如何伤害女性的。无论在城市规划中，在政治领域中，还是在工作场所中。它还讲述了当事情出错的时候，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女性会遭遇什么：当她们生病的时候，当她们在洪水中失去家园的时候，当她们因为战争而不得不逃离家园的时候。

但这个故事中也有希望，因为当女性能够带着她们的声音和身体走出阴影时，事情就会开始改变。缺口就会缩小。因此，从根本上说，《看不见的女性》也是对改变的呼唤。长久以来，我们将女性定位为偏离标准的人类，也因此任由女性销声匿迹。是时候改变视角了。是时候让女性被看见了。 Bjqgr2H+CRoTrgElsyueXfrzWphKzxcq/G4KZG22NvTMaIAstJBU4lT/+C6g1m/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