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年史学家

一本真正有趣的书，不是应该能引人深思，激发问题，甚至提出异议和批评吗？ ^[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法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复兴。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和莱昂·都德（Léon Daudet）等人的作品，就是极好的例证。这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是“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这不仅仅是德国武力威胁的产物，君主制、天主教和军国主义的复兴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上一代人相比，“1905年一代”更为保守。这些即将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年轻人，推崇勇气、个人主义和创造力，尊重权威和传统，以身着戎装为荣。1910年的索邦，到处弥漫着对朗格卢瓦、瑟诺博斯、涂尔干等学者“阿加东”式的批判 ，人们指责他们用科学主义和专业知识腐蚀高师。1912年，四十名“高师人”公开声称自己是天主教徒，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1905年时还只有三四个人。 ^[2]

布洛赫在巴黎高师学习历史专业。1908年毕业后，他前往德国柏林和莱比锡求学。在此之前，他曾申请梯也尔基金会（Fondation Thiers）的奖学金，但终因竞争激烈而失败。他在莱茵河彼岸求学时，经历了波斯尼亚危机和《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ph ）事件——这是“威廉帝国”（Wilhelmian Reich）在外交和制度上动荡的缩影。1909年春，布洛赫回到巴黎，再次申请梯也尔奖学金。他参加了体检和由法兰西学院杰出成员组织的面试，短暂地投身于学术政治争论中。这一次他获得了成功。他曾在莱比锡有过短暂的停留，于夏日返回巴黎。

梯也尔基金会成立于1893年，由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梯也尔（Adolphe Thiers）的遗孀创建，旨在资助杰出的青年学者撰写博士论文。它每年资助五个人，最长可达三年。在获奖者中“高师人”往往占很大的比重，布洛赫获奖的那一年，有三个人来自巴黎高师。作为一名常驻学者，布洛赫不仅能享受到专设的府邸、优厚的奖金、与同人们交流的机会，而且他还可以利用国家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周边各市政部门的丰富收藏。 ^[3]

布洛赫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12、13世纪巴黎乡村农奴制的消亡史。他充分利用庄园和教会的各种资料，首次从社会、经济和法律等方面，对特定地区农奴解放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4]

早在1907年，布洛赫就对此有过初步的研究。为撰写学位论文，他曾在国家档案馆研究过巴黎圣母院南方牧师会的财产契约。他的结论很有创见，受到了导师普菲斯特的首肯。普菲斯特（1857—1933）也是一位阿尔萨斯流亡者，曾与来自东部的爱国者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在皇家中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普菲斯特在巴黎高师求学期间，师从福斯泰尔、拉维斯和莫诺等人，后来在贝桑松和南锡（Nancy）执教十六年。1902年，普菲斯特回到巴黎，结识了更为保守的中古史学家朗格卢瓦。他向梯也尔基金会大力举荐布洛赫：如果布洛赫在德国，那么他关于乡村经济转型的研究必然会得到肯定，而且会大受欢迎；但是在库朗热之后的法国，这一课题却一再受到忽视。

布洛赫在第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中，采用了全新的研究方法，收集了大量材料，甚至敢与德国学者相抵牾。他探讨的主题是农奴解放：其发生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和速度展开？主要的条件和连带的问题又有哪些？布洛赫申请奖学金时强调的几个兴趣点，清晰地表明他对动态的历史演变情有独钟：（一）领主与农民关系的转变：从前者对后者身体和财产的全面占有转变为布洛赫所谓的收租者（ rentier ）和佃户（ petit propriétaire ）的关系；（二）乡村经济的转变：乡村在城市的资助下，开始引进货币与信贷体系，使农民的自由和领主的经济利益得到了保证（莱比锡大学教授卡尔·布歇尔称之为“中世纪经济革命”，即乡土化的市场、标准和理念为城市化所取代）；（三）人口结构的转变：从几乎静态的乡村群体转变为流动的劳动力（布洛赫在之前基于籍贯的姓氏研究中已有所提及）；（四）农民对领主法律义务的转变：从原来任意、多变的形式转变为每年固定征收的人头税。

布洛赫在从事研究时，有意识地采用涂尔干学派推崇的比较法。他在众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法国农奴制消失较早的地区（诺曼底）、较晚的地区（勃艮第）以及国外的类似地区。布洛赫坦承，自己缺乏治思想史的经验。但是，思想的世界会影响一切“社会转变”（他将之笼统地表述为“新观念”的结果或目标），因此他宣称自己要爬梳当代的宗教文本，尤其是布道辞，以期发现更重要的脉络和线索。

随之，布洛赫迎来了欢乐而又卓有成效的三年。在23岁到26岁的时候，他已成为一个专职研究者，完全不用担心个人生计和教学压力；而且在一个人口超过二百五十万的现代都市，他可以近距离地接触所需要的各种材料。他当时住在奥尔良大道（avenue d'Orléans），离父母和哥哥的住处都很近。布洛赫与戴维、葛兰言以及古希腊研究专家路易·热尔内（Louis Gernet）——布洛赫在巴黎高师的朋友、梯也尔基金会的同事——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个人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几位学者精力充沛，富有开拓精神，经常在堆满图书和笔记的书案前埋头苦读。布洛赫从父亲那里学会了一套适用于学术研究的分类体系，这让他受益终生，庞杂的学术工作因此而变得井井有条。 ^[5]

布洛赫的博士论文进展非常缓慢。第一年，他收集整理了很多法兰西岛（Ile-de-France）农奴制演变的地图，考察过农奴制自身的发展演变。作为一种制度，农奴制几乎完全建立在习俗之上，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有所差异，是古代奴隶制残余和中世纪附庸制相结合的产物。

此外，布洛赫还考察了一系列与农奴制相关的问题——它们也成为他终生的兴趣所在，如封建法制的形式和实践，古代奴隶制的终结，封建主义的源头，什一税的发展演变，贵族的特征，牧师在社会和经济中的地位，商业、货币和信贷的发展演变，古罗马到中世纪以来城市社会的历史，中世纪艺术、文学和建筑中的社会和政治维度。

布洛赫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元素，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他在评论库朗热有关法国农村社会特征的研究时，专门考察了圈地与敞田的区别。 他站在大师的肩膀上，进一步考察近代法国的起源；在民族认同的问题上，他对风行一时的种族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6] 布洛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比较历史学家，研读过英德两国法律、社会和经济史的基本文献。 同时，他还是一名区域史研究专家，对巴黎周边的乡村地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比如11、12世纪的开荒运动——后来导致了大型种植园的出现，促使教会主要领地形成的宗教活动，新型城镇的发展，巴黎的经济影响力，该地区的城堡、教会、地形和气候等特征。此外，他还将这里与法国其他地区以及国外进行比较。 在奖学金即将到期之时，他对卡佩王朝（Capetians）后期的农民政策产生了兴趣，这也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国王与农奴》的灵感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才完成了博士论文。

从这一阶段布洛赫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原材料的批评视角和处理技巧，以及对主要问题提炼和分析的能力。布洛赫的第一篇文章《卡斯蒂利亚的布朗歇与巴黎牧师会的农奴》（“Blanche de Castille et les serfs du chapitre de Paris”），“纠正”了两篇14世纪王权纪事中的不实之处。这两篇作品记述了被困于圣母修道院里的农民获得自由的过程，但夸大了1251年至1252年王后谕令所起的作用。布洛赫追根溯源，指出这次逮捕事件起因于修道院教士与奥利（Orly）农奴之间的税收争端，后来王室出面干预，作出了对反抗者不利的判决，但他们最终获得了解放。作为一名年轻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将自己的专长展示得一览无余。他揭示出13世纪中期巴黎地区在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层面上的奴役状态，剖析了农奴解放运动的复杂性：野心勃勃的巴黎资产阶级和王室官员，如何增强了农民对自身解放的渴望？受财政危机和王室税收逼迫的教会庄园主们，在剥削农民的问题上存在着何种分歧？一个相对孱弱的王权面对不同主体之间的争端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司法权？ ^[7]

布洛赫对考据工作情有独钟，但绝非为考据而考据。19世纪后期，法国涌现了一大批区域史专家，但他们往往热情有余，知识储备不足，文献考据则能有效地矫正这一弊端。布洛赫在《瑟尼还是塞林》（“Cerny ou Serin？”）一文中，运用古文字学和地理学的技巧，纠正了一个区域史研究专家的错误。该学者提到一个领主曾于1345年释放了自己的所有农奴，但是他把地名弄错了。 ^[8] 此外，布洛赫还利用文献阐释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古代封建法下臣服礼破裂的形式》（“Les formes de la rupture de l'hommage dans l'ancien droit féodal”）一文中，布洛赫借助大量的文本分析，再现了象征封建关系破裂的仪式，即一方在另一方的面前扔掉或折断一根或一缕稻草。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看似普遍的仪式又各有差异。由此可见，封建主义在法律和现实中并非铁板一块。布洛赫对于资料的来源非常慎重，虽然有证据显示法兰克人解除家庭纽带束缚时的方式与之类似，但布洛赫不像德国学者那样草率，并未将日耳曼的先祖放置到六个世纪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封建仪式名下。 ^[9]

在这个阶段，布洛赫的代表作是一篇有关法兰西岛的论文，这是研究这一主题的第一篇学术作品。这种地域研究在1903年至1913年之间达到了高潮。在贝尔主编的《综合历史评论》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名为《法国各个地区》（“Les régions de la France”）的文章。 ^[10] 贝尔之所以推出这个系列，是因为他相信这是认识“历史群体心理”的一种方式。在他看来，民族不应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人们应该从事非常具体的研究。他在“综合精神”的名义下，建立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要求参与的学者们评估当今的学术状况，完成各自领域的工作。

作为一名新出道的学者，布洛赫在法兰西岛区域史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他勾勒了这个地区的自然特征，肯定了一些区域史学专家的作品。然而，他也质疑他们没有提供一种特殊的视角，对“总体”或真正的历史贡献不大。 布洛赫与贝尔组织的其他作者有所不同，他否定了该区域的整体性特征：弗朗什－孔泰、洛林、布列塔尼（Brittany）以及诺曼底都有它们各自的历史，在地理意义上也具有自身的一贯性。布洛赫描绘法兰西岛时用的副标题很朴实：“巴黎周边地区。”

布洛赫虽然受过地理学的训练，但他研究问题时主要用的是历史和比较的方法：人们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到干燥或湿润的平原定居？城镇或乡村的自然特征与人类的选择和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哪些具体特征使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在第一篇论文中，布洛赫否定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作用，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人类时间和变化的基础上。

1912年，布洛赫的奖学金到期，之后他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中学教学一年，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教职。 蒙彼利埃是埃罗省（département of Hérault）的省会，朗格多克（Languedoc）地区的主要城市，距地中海只有六英里，位于广阔的葡萄酒产区的中心。蒙彼利埃是一个很小的大学城，居民只有6.6万人，却拥有法国最古老的医学机构。这是布洛赫第一次在外省和南部地区长期居住，也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人、朋友和巴黎的档案馆。他的日程很满，需要备课和批改作业，一周授课十六个半小时，几乎没有时间写博士论文。

蒙彼利埃是一个与巴黎迥异的世界，这里几乎没有受到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更多地充斥着宗教纷争。 1913年1月，布洛赫在大学中做了一次关于民族历史的讲座。他强调法兰西民族的构成具有多元性，包括利古里亚人（Ligurians）、伊比利亚人（Iberians）、凯尔特人（Celts）、罗马人、勃艮第人（Burgundians）、哥特人（Goths）、法兰克人（Franks）、布列塔尼人（Bretons）、诺曼人（Normans）以及犹太人。他指出，由于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以及忠君观念的发展，现代法国民族国家在10世纪时开始形成。

布洛赫在这个时期主要致力于王权的研究。1911年，波恩大学历史学家汉斯·施罗伊（Hans Schreuer）出版了一部关于法国和德国加冕礼的专著。施罗伊认为，加冕礼起源于查理大帝时期，并持续到18世纪。该书还提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大陆的一些仪式。施罗伊对涂油仪式、加冕礼、权杖和宝剑、登基典礼、效忠仪式等做了深入的研究，结合法国的中央集权和德国的分散王权，分别指出它们在莱茵河两岸不同的政治意义。 ^[11]

施罗伊的作品在法国学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一些重要的社会学期刊对这种比较研究极力褒扬，但是历史学家们却指责他充满了浮夸之风，具有化约主义的倾向，甚至不乏文献上的错误。 ^[12] 有关施罗伊作品引起的讨论，反映了在欧洲古老政权式微时期，人们对王权所持有的高度成见。传统强国之间的竞争，以及近期频繁上演的宫廷仪式，使这一争论持续升温。尤其是在柏林地区，王室成员经常会参加各种民间、国家和宗教的仪式。当时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场合，比如1908年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登基六十周年纪念典礼，1910年爱德华七世的豪华葬礼和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1913年威廉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的隆重庆典。 ^[13]

布洛赫虽然从巴黎来到了蒙彼利埃，却依旧在思考施罗伊作品的问题。他在大学图书馆查证了施罗伊的文献来源和相关阐释，并且阅读了其他一些作品。布洛赫同意作者对库朗热的批评——他夸大了王室涂油礼的神圣面，但是他也指出了施罗伊的疏忽之处（如圣女贞德），以及他在区分说明性文本和叙述性文本上的不足。

布洛赫对王权的表现形式——各种神圣的仪式——很感兴趣。后来，这促使他完成了《国王神迹》（1924）一书。布洛赫曾对封建效忠仪式有过研究。如今他开始关注法国中世纪的国王们——他们发展出来了各种仪式，这也反映出政治和道德统治在不断地加强。他在梯也尔基金会的两个同事——葛兰言和热尔内，分别研究中国和古希腊的神话和仪式；他所敬重的兄长热衷于比较民族志，尤其是宗教心理学。年轻的布洛赫决心“纠正”施罗伊，以及德英两国学者在研究法国王权时的错误。他希望将来自己能完成一本关于兰斯（Rheims）加冕礼的专著。在布洛赫看来，对兰斯加冕礼的认同，是法国公民爱国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布洛赫对国王和加冕礼痴迷的具体原因，至今让人捉摸不透。或许，因为他与旧政权以及父亲所憎恶的波旁王朝相隔甚远，可以采用客观的视角进行观察，于是这便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或许，因为他年轻时对圣女贞德的祭礼耳濡目染。或许，他吸收了勒南的一些关于神秘法兰西的观点——君主制与共和制、精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联合。如今，法国已发展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度，身居其中的犹太爱国者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15]

1913年，布洛赫转到了亚眠中学教书。这里有两个同事是他在巴黎高师认识的。亚眠比蒙彼利埃略大，居民有78400人，距离巴黎约135千米。亚眠是索姆省（Somme）的省会，是皮卡第（Picardy）地区的贸易、制造业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它位于一个低洼的山谷，那里耸立着一座13世纪的大教堂，是法国最宏伟的教堂之一。

布洛赫的学徒生涯即将结束。这一年，他在两个地方说出了自己的新观点：给未来的合作者吕西安·费弗尔的作品所写的评论 ，以及1914年7月他在中学的颁奖典礼上面对行政长官和其他显贵所做的一次演讲。

对于费弗尔撰写的弗朗什-孔泰地区（也是他的故乡）的历史，27岁的布洛赫在不少方面持保留意见，比如作者华丽的文风和语言 ，以及他对中世纪社会和经济史的掌握程度。布洛赫声称，该主题是一片“真正的学术领地”，非常值得研究。但是，像其他地区一样，这个勃艮第的东部县城——包括侏罗山脉（Jura）和索恩河（Saône）右岸——基本上也是政治和历史偶然的产物。

布洛赫指出了费弗尔区域史的不足之处，认为他在一些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比如勃艮第爱国主义的高涨及其本质，该地区分裂主义因素的消失，以及19世纪法国公民身份的确立等。布洛赫批评费弗尔的另一点在于，他以程式化的方式描绘“真正孔泰人”（Comtois）的特征。他所认同的一些特征如谨慎、镇静、近似刻薄的聪明、高度的韧性、“比宝石还要顽强”等，差不多是所有法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共同的特征。费弗尔声称的孔泰人的代表，如库尔贝（Gustave Courbet）、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以及第三共和国的总统格雷维（Jules Grévy）等，其实是一种任意的选择，忽视了古代居民和近代移民的差别。尽管布洛赫为费弗尔的结论所吸引，但他坚持认为，研究集体心理的新型科学需要更“坚实的基础”，要建立在“小心求证和怀疑一切”的原则之上。

1914年7月13日，布洛赫给亚眠中心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此演讲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他在演讲中归纳了一些历史学家的信条，这些“指导思想”一直指引着他的人生。 历史学家与科学家不同，可怜的他们注定无法认识自己所研究的现象；与他哥哥那样的内科医生也不一样——他们可以直接从事实验，历史学家则只能依赖二手的证词。他如同一名预审法官，只能根据各种各样的证人来重构“现实”。历史批评必须剥离真实、虚假和可能性。

布洛赫认为人类非常懒散，随时都会将各种观点当作事实本身。因此，历史学家要发展出一种批评方法，将其作为一套“永恒的戒律”，与自满、工作过度、疲惫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做斗争。面对互相矛盾的证据，批判的精神必须避免做任何判断：“如果你左边的邻居说二二得四，你右边的邻居说二二得五，不要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二二得四点五。”

如果针对一个特殊的事件，三个证人给出了相似的言辞，那么精明的历史学家就要找出谁是抄袭者。一般来说，原创者与抄袭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一定的表述风格，使用的主动词汇多于被动词汇。绝对的数量并不一定会指向真理，如果十个甚至一千个人坚称北极的海没有冰，那么只需要一个人——皮尔里上将（Admiral Peary）就可以将他们的言论推翻，因为他五年前到过那里。 ^[16] 在亚眠大教堂的正面，大天使在得救者和被诅咒者的灵魂之间维持着一种平衡；同样，历史学家也需要两种证人，他不能完全相信或否定任何一方。所有的证据都有瑕疵，有时虚假的证据也会包含有用的细节。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对整体进行解剖——往往是各种美好、有趣的现象，从而去伪存真。正如歌谣中所唱的那样：罗兰（Roland）死于龙塞沃（Roncevaux）；但是历史学家必须纠正诗人的错误——他并非被撒拉逊人（Saracens）所杀。

布洛赫指出，人的记忆非常脆弱，也不够完美，是一面遍布污点的镜子，它所照出的图像也会随之变形。人类的智力在不断地运转，像一个渗漏的容器，会丢失它所存储的一些记忆，与事实本身相比，它只能保留很小的一部分。与一件事情持续接触最多的人，往往最不可靠。布洛赫用一些最新的实验表明，我们往往关注重大事件，而忽略了日常生活。 医生天天照料病人，能够给出很好的诊断报告，但他们对病房却视而不见。

历史学家只有借助比较的方法，才能在充满错误和矛盾的证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必须将每一个易犯错的证人与尽可能多的证据进行对比，最终才能推导出真理。人们可能会指责历史学家吹毛求疵，用事实摧毁了“诗意的过去”；一些严谨的学者们，也很容易受到谴责。人们依然会为古代诗歌中的细节所感动，虽然它们的时间顺序极为混乱；它们不仅是在伟大、神秘而又动荡的时代发生的美好的故事，同时也是反映历史真实的一面哈哈镜。虽然一些美好的形象可能会被历史批评所玷污，但人们不必为此而遗憾。布洛赫很有信心地说：“批判的精神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一种方法。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净化它。”

在说这些话的十五天前，哈布斯堡帝国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被一个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刺杀。维也纳政府在德国同盟者的支持下，向塞尔维亚提出了一系列无法满足的要求，意在发动一场战争。布洛赫在亚眠的演讲刚过去一周，法国总统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和总理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动身前往圣彼得堡，希望巩固1894年结成的法俄防卫同盟，以应对人们对战争的恐惧。虽然德国人气焰嚣张，但多数人认为危机很快会得以解除。这时，布洛赫一家前往瑞士的奥伯朗特（Oberland）旅游。他与哥哥、嫂子以及两个侄子率先抵达，父亲古斯塔夫因毕业会考之事，于1914年7月29日才和妻子萨拉动身前往。一天后，奥地利宣布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第二天傍晚，俄国宣布全国总动员。消息很快传到了罗森劳伊（Rosenlaui），瑞士的预备役军人收到坚守岗位保卫边境的命令。布洛赫毫无选择，必须在边境线被攻击或关闭之前返回法国。7月31日，布洛赫和哥哥路易选择了从韦威（Vevey）到巴黎的第一班车。他们看过德国关于“战争威胁”的公告；紧接着，德国对俄国下达了最后十二小时的通牒，还询问法国在俄德冲突时的反应。8月1日，他们抵达里昂车站，报刊充斥着布洛赫的偶像——饶勒斯被暗杀的报道。当得知这出悲剧没有引起骚动和内乱时，布洛赫的悲痛才稍微有些平复。如今，所有的城墙上都贴满了动员令。 ^[17]

布洛赫回到祖国后，看到的却全是让人心酸的场景：人们在一个死寂的城市里惊慌失措，而又不乏果敢。巴黎被分成了两派：随时准备逃离的贵族和其余的人——“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是一味地纵容将来的士兵。”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并入侵了持中立态度的比利时。一天后，布洛赫动身前往亚眠参军。他在赶往小教堂车站（Gare de la Chapelle）的途中，乘坐了一个菜农的四轮马车——该车被一名警官所征用。布洛赫坐在马车的后排，四周堆满了蔬菜，卷心菜和胡萝卜不时散发出清新而又略微刺鼻的气味。布洛赫在兴奋之余，也疑惑重重。 这个年轻的历史学家，在28岁之时毅然走上了战场。

注释

[1] 布洛赫为费弗尔《弗朗什－孔泰史》（ Histoire de Franche-Comté ）所写的书评，载《综合历史评论》，1914（28），356页。

[2] 阿加东：《新索邦精神》（ L'esprit de la Nouvelle Sorbonne ）（Paris，1911）；《今日青年》（ 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 ）（Paris，1913）。也可参见菲利斯·H.斯托克（Phyllis H.Stock）：《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黎的学生与高校》（“Students versus the University in Pre-World War Paris”），载《法国历史研究》，1971年秋（7），93～110页；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1914年一代》（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1979），5～18页；H.斯图亚特·休斯：《意识与社会》，342～358页；尤金·韦伯：《1905—1914年法国民族主义的复兴》（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in France，1905-1914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59）。反犹太主义的兴起，见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89—1949年日记》（ Journals ， 1889-1949 ），贾斯汀·奥布莱恩（Justin O'Brien）编、选、译（Harmondsworth，1967），1914年1月24日，194～196页；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约翰·克里斯朵夫》（ Jean Christophe ），吉尔伯特·甘南（Gilbert Gannan）译（New York，1938），384～388页。

[3] 艾德姆·塔西、皮埃尔·莱利（Edme Tassy and Pierre Léris）：《法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资源》（ Les ressources du travail intellectuel en France ）（Paris，1921），312页；也可参见《梯也尔基金会名录》（ Annuaire de la Fondation Thiers ）（Paris，1910-1913）。

[4] 普菲斯特致布鲁特的信（第一次申请），1908年5月1日；国家档案馆档案，M1 318 1，433—436；关于布洛赫的更多资料参见《法兰西岛》（“L'lle-de-France”），见布洛赫：《历史作品集》第二卷（ Mélanges historiques II）（Paris，1963），754～764页。

[5] 贝施致布洛赫的信，1910年6月29日，10月26日，1911年1月6日，5月30日，12月13日，艾蒂安藏品；乔治·戴维：《作为个人与社会学家的路易·热尔内》（“Louis Gernet，l'homme et le sociologue”），见马塞尔·巴塔永（Marcel Bataillon）等：《悼念葛兰言》（ Hommage à Louis Gernet ）（Paris，1966），8页。关于布洛赫、热尔内、葛兰言之间的关系，见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为布洛赫的书《国王神迹》所写的序言，iv～v页。布洛赫的学术文件（国家档案馆档案，AB XIX 3796—3852），按照一种精细的、主题的分类体系进行整理；在一些重复利用的文件中，有他父亲的样稿，二者的组织结构非常相似。

[6] 国家档案馆档案，AB XIX 3828；A.郎格农（A.Longnon）为《法国国籍的起源和形成》（ Origine et formation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Paris，1912）所写的书评，载《综合历史评论》，1912（25），365页。

[7] 《巴黎及法兰西岛历史学会论文集》（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Paris et de l'Ile-de-France ），1911（38），224～272页；重印本见布洛赫：《历史作品集》第一卷（ Mélanges historiques I）（Paris，1963），462～490页。

[8] 《加蒂奈地区考古与历史学会年鉴》（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Historique et Archéologique du Gâtinais ），1912（30），157～160页。

[9] 《法国内外法制史新论》（ Nouvel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Etranger ），1912（36），141～177页。

[10] 《综合历史评论》，1912（25），209～233、310～339页；《综合历史评论》，1913（26），131～199、325～350页。作为独立论文出版的《法兰西岛》（ L'Ile-de-France ）（Paris，1913）。

[11] 《法国国王加冕的基本法律思想——并兼及德国的情况》（ Die rechtlichen Grundgedanken der französischen Königskrönung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ie deutschen Verhältnisse ）（Weimar，1911）。

[12] 《社会学年鉴》，1911（12），460～465页；参见保罗·富尼耶（Paul Fournier）：《加冕礼与法国国王的加冕》（“Le sacre et le couronnement des rois de France”），载《学者杂志》（ Journal des Savants ），1913（N.S.11），116～120页；《历史评论》，1911（108），136页；《历史与文化评论》（ 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1913（75），50页。

[13] 阿诺·马耶尔（Arno Mayer）：《旧政权的维持：欧洲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Europe to the Great War ）（New York，1981），136～146页及以下。《国王的罪恶》（ The King's Evil ）（Oxford，1911）一书对布洛赫的影响很大，作者雷蒙·克劳福德（Raymond Crawfurd）曾提到自己在研究英法神圣王权时的欢乐时光。

[14] 布洛赫在三十年后指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应该认同兰斯加冕礼和联邦的节日。见《奇怪的战败》，210页。理查德·A.杰克逊（Richard A.Jackson）：《国王万岁！从查理五世到查理十世的法国史》（ Vive le Roi!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Coronation from Charles V to Charles X ）（Chapel Hill，1984），总结了学术的争论。

[15] 虽然布洛赫批评了勒南的“夸张之处”，但他仍从勒南的文章《法国君主立宪制》（“La monarchie constitutionelle en France”）中摘录一段精彩的引文，该文是《知识与道德改革》（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 ）（Paris，1871）中的一篇。布洛赫指出，中世纪的法国国王与英、德两国国王的区别在于，他们在赐予人们正义时的身份非常特殊，其加冕仪式来自《列王纪》；他们如同大卫王一样，既是祭司又是国王，能够“显示奇迹”。相关的研究笔记，见国家档案馆档案，AB XIX 3845。布洛赫认为，圣女贞德的幻象赶不上她的“勇气、理智和高贵”重要，见国家档案馆档案，AB XIX 3831。

[16] 差不多八十年之后，人们在皮里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些证据，挑战了他到达过北极的说法。但是，布洛赫应该不会对此吃惊。《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1988年8月22日，1989年2月5日。

[17] 马克·布洛赫：《1914—1915年战争回忆》（ Souvenirs de guerre，1914-1915 ）（Paris，1969），9页；杰罗姆·卡克皮诺：《古斯塔夫·布洛赫》，载《年鉴》，104～105页。 dq90TxlCxT0l078RDe6tSbO7gdso/UJwnY5Z5m1sV6vr1AafjqBGPV8BoAaX15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