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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人事迹

1793年,我曾祖父是一名现役军人……1870年,我父亲参加了斯特拉斯堡守卫战……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熏陶,在爱国热情方面,没人能与我们这些流亡阿尔萨斯的犹太人相媲美。 [1]

布洛赫是法国东部犹太人的后裔。在现存最早的家庭档案中,有一封他曾祖父加布里埃尔[Gabriel(Getschel)Bloch]写的信。该信以希伯来语写成,落款时间是1793年(犹太历5554年)7月5日。当时加布里埃尔年仅23岁,正在美因茨(Mainz)抵抗普鲁士军队的进攻。他在信中简要地提及了一下惨烈的战事,并向父亲表明自己对上帝的笃信和捍卫先人的决心;他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和平的向往,希望能尽快返回位于阿尔萨斯地区温森海姆(Wintzenheim)的故乡。 [2] 在阿尔萨斯流亡的犹太人长期居住在犹太区,生活十分拮据,对1790年和1791年的解放法案积极响应。加布里埃尔是家族中该法案的第一个受惠者,但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身商贩之家的他——其父本雅明[Benjamin Marc(Wolf)Bloch]是一个商人——应征入伍,既是旧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新传统的开创者。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他的曾孙公开宣称,自己是一名法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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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法国和阿尔萨斯的地图

加布里埃尔的儿子马克(Marc Bloch,1816—1880)开创了家族中的另一个传统——教书育人。马克11岁成为孤儿,由一个叔叔抚养长大,对知识怀有极大的热忱。他信奉卢梭的学说,是科尔马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d'Instituteurs of Colmar)的第一个犹太裔学生。为提升自己的法语水平,他在南锡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in Nancy)学习了一年。在此后的十二年间,他一直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小镇费热尔桑(Fegersheim)任教。1847年8月23日,他与萝丝(Rose Aron)在那里喜结连理。萝丝是当地拉比——犹太法典传授者——亚历山大·阿伦(Alexandre Aron)的女儿,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和梅茨(Metz)大拉比的外孙女。1848年7月21日,马克与萝丝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古斯塔夫(Gustave);两年之后,他们搬到了斯特拉斯堡。在新开的斯特拉斯堡犹太中学(École Israélite de Strasbourg)校长竞选中,马克排名第一,成为校长的不二人选。此时,他已远离了费热尔桑的乡村世界,在阿尔萨斯的首府定居下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文化生活欣欣向荣,让他获益良多。

马克一家住在弗朗克-布儒瓦路(rue des Francs-Bourgeois)6号,生活相对简朴,却非常舒适。他在学校开设了四门课,都与犹太文化有关。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上层犹太家庭。1864年,斯特拉斯堡民事法庭认定,该校校长是希伯来语的权威译者。此时,马克又有了两个儿子——奥斯卡(Oscar Bloch)和路易(Louis Bloch),分别生于1861年和1864年。在各种犹太节日和暑假时,他们一家往往会去费热尔桑,与阿伦拉比共同度过。阿伦拉比给外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不仅拥有渊博的宗教知识,而且非常和蔼,经常给他们讲述各种趣闻轶事。1874年,阿伦拉比去世,马克一家与传统和乡村的纽带从此被切断了。 [3] 1870年,54岁的马克接连遭受沉重的打击。他先是患了中风,接着斯特拉斯堡被普鲁士军队占领。马克所在的学校被德国人控制,必须使用德语教学。马克日益不堪重负,不得不在62岁时退休。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于1880年11月9日与世长辞。

古斯塔夫是家中的长子,分别比奥斯卡和路易大13岁和16岁。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视为神童。一开始,他就读于父亲所在的学校,后来前往斯特拉斯堡中学,几乎囊括了该校所有的一等奖。他深受古代史专家埃米尔·贝洛(Emile Belot)的影响,后来两人在里昂成了同事。然而,对古斯塔夫影响最大的人,却是他的外公。他和外公时常在阿尔萨斯的平原上散步,几乎无话不谈。外公虽然身材矮小,却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总是在与天才外孙的聊天中,传授一些经久不衰的智慧。古斯塔夫保留着外公所有的信函,非常珍惜过去的点点滴滴。他在临死前,出于对祖先的尊重,要求按照宗教仪式举行葬礼。 [4]

1864年,16岁的古斯塔夫离开阿尔萨斯,前往巴黎准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巴黎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浪漫之都。 [5] 古斯塔夫住在斯普林格公寓(Springer Institution)——一个犹太人居住区,七年后亨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也在这里住过。古斯塔夫在波拿巴中学(Lycée Bonaparte)学习哲学,在班里排名第二。 [6]

四年后,古斯塔夫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晋升到巴黎高师。巴黎高师创立于1795年,其宗旨是“培养具有启蒙精神的教师队伍”。在第一帝国时期,巴黎高师就已初具规模,到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时候,它培育的毕业生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队伍,在很多中学和大学里占据教授的职位。 [7] 古斯塔夫聪明睿智、朝气蓬勃,后来曾回忆道,巴黎高师的学术氛围极其乏味,课程因循守旧,以哲学和修辞学为基础,根本无法满足职业训练的要求。他对波拿巴主义非常反感,因为这会让法国大学中渗透的德国当代学术成果化为乌有,并产生一种极其单调、迂腐的学术环境,最终会导致国家走向衰弱。

尽管如此,对古斯塔夫来说,跻身名校仍是提升自己的重要一步。巴黎高师以其自身的民主传统著称于世,它的生源来自法国各个地区,涵盖了不同的宗教派别和社会阶层,这为古斯塔夫认识首都的政治、文化和学术环境提供了一个良机。巴黎高师为他卓越的学术业绩奠定了基础,培育了他良好的“文化素养”( culture générale )——他后来的一位同事曾用该词描述19世纪70年代的青年人:他们具有相似的文学和艺术品位,热衷于社会事业,对一切充满了好奇之心,甘愿为科学献身。 正是在巴黎高师,这个解放后的第三代犹太人,最终蜕变为一名归化的、具有世界意识的法国公民。 [8]

1870年的暑假,古斯塔夫抵达斯特拉斯堡,在那里遭遇了德军持续七个星期的进攻。当时,乌尔利希(Ulrich)将军积极组织民兵救火,并奋力营救伤员,古斯塔夫成为第一批民兵成员之一。9月27日,乌尔利希将军被迫投降。在此之前,德国人对斯特拉斯堡狂轰滥炸,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当地著名的大教堂被毁坏,市图书馆及馆藏的珍贵手稿也损失严重。此时,古斯塔夫的学业已无法继续。

1871年2月26日,德法双方在凡尔赛签订预备和约,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区割让给德国。5月10日,德法双方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其中第二条规定了一些条款,允许当地居民保留法国国籍。古斯塔夫曾经尝试在说法语的中学求职,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他决定重回巴黎高师。那时,159000多名阿尔萨斯人选择离开家园,迁往内地(约占总人口的15%,占天主教为主的上莱茵省人口的21%,占古斯塔夫所在的下莱茵省人口的10%),这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德国人统治的近50年里,该地区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人们大批离开,人才流失严重。 [9]

古斯塔夫回到巴黎之后,开始觉察到巴黎高师的变化。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学术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政府最终不得不表态支持重要的人事和课程改革。 [10] 福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所做的有关法国古代史的讲座,为巴黎高师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和激情,古斯塔夫也深受影响。1872年,古斯塔夫以文学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

古斯塔夫在24岁时离开巴黎,前往贝桑松(Besançon)的一所中学担任古代史教师,当时他对历史还没有太大的热情。 一年之后,他获得机会前往雅典法国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学习考古,被分配到罗马分部,其负责人阿尔贝·杜蒙(Albert Dumont)也毕业于巴黎高师。罗马考古所(Institut Archéologique de Rome)最初与普鲁士合办,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停止了对它的赞助。虽然雅典学院的历史更为悠久,资力也更雄厚,但杜蒙教授反对将罗马考古所作为其实习机构。他极力主张,在罗马成立一个独立的法国研究院,提供一流的考古学训练,甚至“超越德国人的成就”。众所周知,德国人在基础设施、学术研究、专业带头人、学术期刊等诸多方面,均处于垄断地位。1873年,在罗马法国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成立之初,古斯塔夫来到了这里,当时这里只有五个热心的学生。 [11]

在杜蒙教授的领导下,罗马法国学院蒸蒸日上。最初,该学院与法国艺术研究院在同一个地方,都位于美丽的梅蒂奇宫(Villa Médicis)。1875年,经官方正式批准,罗马法国学院搬到了华丽的梅达雷宫(Villa Mérode)。年轻的杜蒙教授与学生们志同道合,他不仅开设了考古学课程,而且在处理学校的外部关系方面也非常精明。他呼吁法国为该学院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主张利用德国的贷款,大力补充图书馆稀少的藏书。该学院的历史研究,建立在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所代表的批判传统之上。

古斯塔夫从事古罗马行政史研究,专攻碑铭学,成绩显著。他于1874年秋和1876年春去过雅典两次,但他更喜欢罗马。古斯塔夫受库朗热的影响,试图研究对法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罗马文明。在25岁到28岁的三年里,他潜心研究文本、古代遗址和历史文物,增强了对历史的直觉和洞察力,丰富了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古斯塔夫的罗马时光非常充实,充满了乐趣,尤其是他与杜蒙教授以及众多法国艺术家、雕刻家、考古学家和外交家的友谊,成了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

1876年,古斯塔夫回到法国。在杜蒙教授的推荐下,他在里昂大学文学院找到一份教职,准备开设一门新课——古希腊罗马史。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自己将恪守古典史学的教条。他指出,“要重建过去的真实”,应该考察各种各样的证据,不仅要充分地研究文本和文物,还要不断地相互比较和印证。在他看来,从业者必须非常勤奋,具备多种优秀的品质:“对事实的认识要全面、准确,这是一切知识的首要条件;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具备广阔的视野;能洞察流行风潮与重大事件的差异;具有再现时代氛围的想象和把握最细微差别的直觉。”对于这种具有“反思精神的折中主义”,古斯塔夫深信不疑,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将其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这个从罗马回来的年轻人抱负远大,思想新锐,在里昂必然会受到一些老派学者的排挤。不过,由于他中学老师埃米尔·贝洛的庇护,以及巴黎高师和罗马学院的同事夏尔·巴耶(Charles Bayet)和莱昂·科莱达(Léon Clédat)的支持,古斯塔夫最终在里昂获得了一席之地。他是一名很受欢迎和敬重的教师,在教学上赢得了最高的评价;1882年,他被推荐成为一门新课——考古与碑铭学的带头人。这个罗马史专家既能汇聚大量的人气,又能提供非常专业的历史训练。

1878年3月26日,古斯塔夫与差两个月20岁的萨拉·埃布斯坦(Sarah Ebstein)结婚。埃布斯坦出生于里昂,也是一名阿尔萨斯人。他们结婚不到一年,儿子路易(Louis Constant Alexandre)诞生了;七年之后,38岁的古斯塔夫迎来了第二个儿子马克(Marc Léopold Benjamin)。1880年在父亲去世之后,古斯塔夫把母亲接到了里昂。十五年后,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12]

这段时期,古斯塔夫的事业突飞猛进。1884年,他在索邦大学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其主题是关于罗马元老院的起源,官方的报道中充满了赞许之词。在巴黎高师通过文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后,古斯塔夫虽然在大学任教多年,却始终没有博士头衔,他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认为是最有实力、最优秀的博士候选人。如今,巴黎高师终于认可了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家。评委会认为:“这个矮小、结实、黝黑、留着胡须的人……信心坚定、朝气蓬勃,他的演说铿锵有力,非常得体,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优势。” [13] 古斯塔夫花费十年的时间考察古罗马头几个世纪晦涩不明的历史,将贵族元老院(Senate)作为一项重要、持久的制度进行研究。他从在罗马法国学院学到的知识中深受启发,将库朗热的观点(历史就是一系列问题,并非每一个都能得到解决)与德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和博学风格相结合;他的演讲博采众家之长,具有比较的眼光。他热衷于指摘古人文献中的错误,反映出他对民众持久的兴趣。 [14]

这个时候,巴黎向古斯塔夫抛来了橄榄枝。虽然他没能成为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候选人,却被提名为母校巴黎高师的古代史教授,任期从1888年1月1日开始。十一年之后,由于他对巴黎高师的贡献,古斯塔夫获得了荣誉军团(Legion of Honor)军官勋位。1904年,教育部将巴黎高师和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合并,废除了各自独立的院系,古斯塔夫成为索邦大学古代史的教授,直到1919年退休。

古斯塔夫被称为“大人物”,是巴黎高师杰出的一员。 [15] 他在这里似乎继承了库朗热的角色,成了一名严谨的学者,一位苛刻的老师。他精力非常充沛,却从不感情用事。他知识渊博,说话绘声绘色。他个子不高,有些肥胖,头上光秃秃,胡子一大把,虽然其貌不扬,却无损他的“静穆和庄严”。他为人正直、坦诚,处事严谨,却并不教条,在课上给学生们展示自己思想演变的过程;有不少听众因此而投身于古代史研究。他对待学生异常苛刻,一些准备草率的发言被他批驳得体无完肤。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学生的关心和喜爱。他非常真诚、和蔼可亲,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总是关心学生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

作为一名学者,古斯塔夫非常活跃,撰写了许多文章、评论和简短的专论,始终关注古罗马的平民阶层。 他还参与撰写了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主编的法国历史丛书,于1900年完成了其中的一卷。他的专著《凯尔特时期的高卢与古罗马时期的高卢》( La Gaule indépendante et la Gaule romaine )受到库朗热的启发,也得益于他在里昂的研究。这本书气势恢宏,时间跨度从石器时代持续到5世纪,深受人们的欢迎。作为一名爱国者,古斯塔夫试图打破德国人在该领域的统治地位;然而,对于一名研究者来说,闯入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他可能会本能地重视罗马文化的影响,从而忽略古代高卢的传统。大多数国外的评论家对该书持褒扬态度,但是法国国内的专家却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他的最后两部作品《罗马共和国》(La république romaine)和《罗马帝国》( L'empire romain ),分别出版于1913年和1921年,从总体上研究罗马政治和社会制度形成和衰亡的过程,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16]

古斯塔夫是众多归化的犹太裔学者之一。他们深受第三共和国自由和改良氛围以及体制的影响,专注于他们民族此前不熟悉的领域。古斯塔夫有几个终生的挚友,在德伦堡寄宿学校(Pension Derenbourg)期间,他结识了来自《圣经》研究世家的阿尔塞纳·达梅斯特泰(Arsène Darmesteter)和詹姆斯·达梅斯特泰(James Darmesteter),两兄弟分别生于1846年和1849年,后来成了中世纪法语专家和东方语言学的权威;涂尔干和柏格森成为他后来的大学同事。涂尔干生于1853年,是一个阿尔萨斯拉比的儿子,后来成为法国顶尖的社会学家。柏格森生于1859年,是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其父是一名波兰犹太裔音乐家,家族世代信奉哈西德(Hassidic)教派。由于在古代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古斯塔夫成了民族和国家的骄傲。 [17] 他是一位富有奉献精神的公民,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和司法公正。他努力改进巴黎高师的教学法,呼吁将“科学文化”( culture scientifique )注入到“文化素养”( culture générale )中。后来,他成为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加入了人权联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18]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古斯塔夫坚守在靠近前线的巴黎,他的两个儿子则投身战场。他一边从事教学工作,撰写《罗马帝国》一书;一边惶惶不安地关注着战况,为失去的朋友和学生悲痛不已 ,为儿子们的安危忧心忡忡。不过,他更为儿子们的勇气和成就自豪,坚信法国必然会取得胜利。他参加了同事欧内斯特·丹尼斯(Ernest Denis)领导的爱国公民联盟(Ligue Civique)。 战争胜利后,他作为索邦大学的荣誉代表,出席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复课典礼——他的儿子布洛赫已在那里担任教授。 当看到三色旗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飘扬的时候,他欣喜若狂,兴冲冲地与儿子一起去了趟费热尔桑。

古斯塔夫退休后,回到了位于玛尔洛特(Marlotte)的乡村,那里有一个较小的学术团体。早上他研读古代史和卢梭,下午和妻子在附近的树林里散步,晚上则与朋友们聚会。他每年有两次前往巴黎,去看望长子一家。他的长子生有两个儿子,都在古斯塔夫的母校读书——如今该校已改名为孔多塞中学(Lycée Condorcet)。他又回过一次斯特拉斯堡,参加了由布洛赫及其文学院同事组织的妙趣横生的礼拜六聚会。1921年10月,他前往巴黎接受纪念奖章,获得了同事和学生们的敬意。此外,他还着手一项新的研究,即公元前146年至公元前44年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史。然而,疾病的打击和亲友的离世——尤其1922年3月16日长子路易的去世——让古斯塔夫的身体和精神每况愈下。他身患黄疸病,呼吸也非常困难,而且有严重的心脏病,体重锐减了三分之一。1923年12月3日,古斯塔夫与世长辞,享年75岁。在临死前,他非常平静地对妻子萨拉说:“我很好。” [19]

注释

[1] 马克·布洛赫:《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 L'étrange défaite:Témoignage écrit en 1940 )(Paris,1957),23~24页。为避免混乱,本书只称传主为布洛赫,其他家族成员一律称名。——译者注

[2] 该信的原件为艾蒂安·布洛赫(Etienne Bloch)所有。更多背景知识,参见左沙·斯扎考斯基(Zosa Szajkowski):《法国大革命时期军队中的犹太人》(“French Jews in the Armed Forces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789”),见《犹太人与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 Jew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s of 1789,1830,and 1848 )(New York,1970),544~575页。

[3] 阿伦的讣告,参见《阿尔萨斯日报》( Journal d'Alsace ),1874年8月9日。

[4] 讣告中古斯塔夫的生平履历,由他的学生杰罗姆·卡科皮诺(Jérôme Carcopino)撰写。参见《古斯塔夫·布洛赫》(“Gustave Bloch”),见巴黎高师校友救济友好协会(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Association Amicale de Secours des Ancients Elèves)编:《年鉴》( Annuaire )(Paris,1925),86~109页。

[5]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第七版( Apologie Pour l'histoire)(7th ed., Paris,1974),150~151页。后来,布洛赫经常以此来解释特定群体的“滞后性”( décalage )。

[6] 国家档案馆档案(Archives Nationale),F17 4201,9042。参见路易斯·M.格林伯格(Louis M.Greenberg):《作为儿子和同化者的柏格森和涂尔干:早年时光》(“Bergson and Durkheim as Sons and Assimilators:The Early Years”),载《法国历史研究》(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976年秋(9,no.4),662页。

[7] 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巴黎高师与第三共和国》( The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and the Third Republic )(Albany,1982),5~18页。

[8] 弗拉迪米尔·拉比(Wladimir Rabi):《法国犹太人剖析》( Anatomie du judaïsme français )(Paris,1962),65~66页。

[9] 参见致教育部长的信,1871年5月29日,6月8日,9月6日。国家档案馆档案,F17 22468。古斯塔夫:《关于选择法国国籍》(Option pour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1872年6月28日,国家档案馆档案,BB 31 47。也可参看阿尔弗雷德·瓦尔(Alfred Wahl):《阿尔萨斯与洛林移民者的选择(1871—1872)》( L'option et l' émigration des Alsaciens-Lorrains,1871-1872 )(Paris,1972),以及弗朗索瓦-乔治·德雷福斯(François-Georges Dreyfus):《阿尔萨斯史》( Histoire de l'Alsace )(Paris,1979),248~255页。

[10] 克劳德·迪容(Claude Digeon):《1870—1914年法国思想中的德国恐慌》( La crise allemande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1870—1914 )(Paris,1959),第5~7章。

[11] 《时代》( Le Temps ),1874年7月19日;相关记录见国家档案馆档案,F17 4129/4130。

[12] 古斯塔夫把两个兄弟也接到了里昂,此时两人已选择了法国国籍,他们后来在里昂经商。参见马克·布洛赫:《奇怪的战败》,23页。

在返回巴黎之前,古斯塔夫的母亲萝丝在行李箱中收藏了一面陈旧的国旗。在斯特拉斯堡被围攻期间,这面旗帜曾在她丈夫所在的学校上空飘扬;古斯塔夫夫妇在后来所有的国家节日中都会展示它。参见路易关于家庭历史的记载,艾蒂安藏品。

[13] 论文答辩报告,1884年2月23日。国家档案馆档案,F17 22468。如果把他和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做一下比较,会很有意思。奥拉尔于1871年毕业于巴黎高师,成为现代文学的专家,之后他怀着巨大的热情和爱国之心自学,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法国大革命,成为许多优秀历史学家的导师。威廉·凯勒(William Keylor):《学院与社团》( Academy and Community )(Cambridge,1975),68~70页。

[14] 古斯塔夫·布洛赫:《古罗马元老院的起源》( Les origines du Sénat romain )(Paris,1883);韦勒姆(Willems)的书评,载《历史评论》( Revue Historique ),1885(2),164~175页。

[15] 拉乌尔·布朗夏尔(Raoul Blanchard):《在贝玑羽翼下的青年时代》( Ma jeunesse sous l'aile de Péguy )(Paris,1961),224~225页;保罗·迪莫夫(Paul Dimoff):《处于美好时代的巴黎高师(1899—1903):巴黎高师回忆录》( La rue d'Ulm à la Belle Epoque, 1899-1903:Mémoires d'un normalien supérieur)(Nancy,1970),33~34页;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 Jadis:Avan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1948),70~71页;休伯特·布尔金(Hubert Bourgin):《从饶勒斯到布鲁姆:巴黎高师与政治》( De Jaurès à Léon Blum:L'Ecole Normale et la politique )(Paris,1938),30~31页;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马克·布洛赫与斯特拉斯堡:一段伟大历史的回忆》(Marc Bloch et Strasbourg:Souvenirs d'une grande histoire),见《1939—1945年纪事》( Mémorial des années 1939-1945 )(Paris,1947),171~172页;主要参考的是杰罗姆·卡克皮诺:《古斯塔夫·布洛赫》,97~100页。

[16] 萨洛蒙·雷纳克(Salomon Reinach)的书评见《考古评论》( Revue Archéologique ),1924(19),389页;参见杰罗姆·卡克皮诺:《古斯塔夫·布洛赫》,101~103页。

[17] 弗拉迪米尔·拉比:《法国犹太民族剖析》,67页;迈克尔·马鲁斯(Michael Marrus):《同化的政治:德雷福斯事件时期的法国犹太团体》(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The French Jewish Community at the Time of the Dreyfus Affair )(Oxford,1980),100~110页。

[18] 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1888年巴黎高师的历史教学》(“La pédagogie historique à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 1888”),载《国际教育评论》(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1907(54),199~207页;马丁·西格尔(Martin Siegel):《克利俄在巴黎高师:历史学家与法国名校的改革(1870—1904)》(“Clio at the École Normale:Historia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Elite Institution in France,1870-1904”),载《发现》( Findings ),1981(2),15~19页;罗伯特·史密斯:《十九世纪后期巴黎高师的政治环境》(“L'atmosphère politique à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载《现当代历史评论》(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973(20),248~269页;杰罗姆·卡克皮诺:《古斯塔夫·布洛赫》,104页。

[19] 参见《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通讯》( Bulletin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1923—1924(2),92页;杰罗姆·卡克皮诺:《古斯塔夫·布洛赫》,105~109页。也可参见萨拉·布洛赫从玛尔洛特写给西蒙尼·布洛赫(Simonne Bloch)的信,1923年11月11日、20日;萨拉致布洛赫的两封信,一封未注明日期,另一封写于1923年11月22日,以及盖拉德(Gaillard)医生致布洛赫的三封信,一封写于10月8日,另两封未注明日期,谈到了古斯塔夫的病情。卡克皮诺所写的悼词,1923年12月5日,艾蒂安藏品。 gTpXTaID8a2GFShkrFjv93toISCJAF3tUrOpsqZoOcPkmu17idMNSucZWKlzOY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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