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人事迹

1793年，我曾祖父是一名现役军人……1870年，我父亲参加了斯特拉斯堡守卫战……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熏陶，在爱国热情方面，没人能与我们这些流亡阿尔萨斯的犹太人相媲美。 ^[1]

布洛赫是法国东部犹太人的后裔。在现存最早的家庭档案中，有一封他曾祖父加布里埃尔［Gabriel（Getschel）Bloch］写的信。该信以希伯来语写成，落款时间是1793年（犹太历5554年）7月5日。当时加布里埃尔年仅23岁，正在美因茨（Mainz）抵抗普鲁士军队的进攻。他在信中简要地提及了一下惨烈的战事，并向父亲表明自己对上帝的笃信和捍卫先人的决心；他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和平的向往，希望能尽快返回位于阿尔萨斯地区温森海姆（Wintzenheim）的故乡。 ^[2] 在阿尔萨斯流亡的犹太人长期居住在犹太区，生活十分拮据，对1790年和1791年的解放法案积极响应。加布里埃尔是家族中该法案的第一个受惠者，但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身商贩之家的他——其父本雅明［Benjamin Marc（Wolf）Bloch］是一个商人——应征入伍，既是旧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新传统的开创者。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他的曾孙公开宣称，自己是一名法国公民。

加布里埃尔的儿子马克（Marc Bloch，1816—1880）开创了家族中的另一个传统——教书育人。马克11岁成为孤儿，由一个叔叔抚养长大，对知识怀有极大的热忱。他信奉卢梭的学说，是科尔马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d'Instituteurs of Colmar）的第一个犹太裔学生。为提升自己的法语水平，他在南锡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in Nancy）学习了一年。在此后的十二年间，他一直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小镇费热尔桑（Fegersheim）任教。1847年8月23日，他与萝丝（Rose Aron）在那里喜结连理。萝丝是当地拉比——犹太法典传授者——亚历山大·阿伦（Alexandre Aron）的女儿，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和梅茨（Metz）大拉比的外孙女。1848年7月21日，马克与萝丝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古斯塔夫（Gustave）；两年之后，他们搬到了斯特拉斯堡。在新开的斯特拉斯堡犹太中学（École Israélite de Strasbourg）校长竞选中，马克排名第一，成为校长的不二人选。此时，他已远离了费热尔桑的乡村世界，在阿尔萨斯的首府定居下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文化生活欣欣向荣，让他获益良多。

马克一家住在弗朗克－布儒瓦路（rue des Francs-Bourgeois）6号，生活相对简朴，却非常舒适。他在学校开设了四门课，都与犹太文化有关。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上层犹太家庭。1864年，斯特拉斯堡民事法庭认定，该校校长是希伯来语的权威译者。此时，马克又有了两个儿子——奥斯卡（Oscar Bloch）和路易（Louis Bloch），分别生于1861年和1864年。在各种犹太节日和暑假时，他们一家往往会去费热尔桑，与阿伦拉比共同度过。阿伦拉比给外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不仅拥有渊博的宗教知识，而且非常和蔼，经常给他们讲述各种趣闻轶事。1874年，阿伦拉比去世，马克一家与传统和乡村的纽带从此被切断了。 ^[3] 1870年，54岁的马克接连遭受沉重的打击。他先是患了中风，接着斯特拉斯堡被普鲁士军队占领。马克所在的学校被德国人控制，必须使用德语教学。马克日益不堪重负，不得不在62岁时退休。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于1880年11月9日与世长辞。

古斯塔夫是家中的长子，分别比奥斯卡和路易大13岁和16岁。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视为神童。一开始，他就读于父亲所在的学校，后来前往斯特拉斯堡中学，几乎囊括了该校所有的一等奖。他深受古代史专家埃米尔·贝洛（Emile Belot）的影响，后来两人在里昂成了同事。然而，对古斯塔夫影响最大的人，却是他的外公。他和外公时常在阿尔萨斯的平原上散步，几乎无话不谈。外公虽然身材矮小，却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总是在与天才外孙的聊天中，传授一些经久不衰的智慧。古斯塔夫保留着外公所有的信函，非常珍惜过去的点点滴滴。他在临死前，出于对祖先的尊重，要求按照宗教仪式举行葬礼。 ^[4]

1864年，16岁的古斯塔夫离开阿尔萨斯，前往巴黎准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巴黎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浪漫之都。 ^[5] 古斯塔夫住在斯普林格公寓（Springer Institution）——一个犹太人居住区，七年后亨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也在这里住过。古斯塔夫在波拿巴中学（Lycée Bonaparte）学习哲学，在班里排名第二。 ^[6]

四年后，古斯塔夫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晋升到巴黎高师。巴黎高师创立于1795年，其宗旨是“培养具有启蒙精神的教师队伍”。在第一帝国时期，巴黎高师就已初具规模，到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时候，它培育的毕业生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队伍，在很多中学和大学里占据教授的职位。 ^[7] 古斯塔夫聪明睿智、朝气蓬勃，后来曾回忆道，巴黎高师的学术氛围极其乏味，课程因循守旧，以哲学和修辞学为基础，根本无法满足职业训练的要求。他对波拿巴主义非常反感，因为这会让法国大学中渗透的德国当代学术成果化为乌有，并产生一种极其单调、迂腐的学术环境，最终会导致国家走向衰弱。

尽管如此，对古斯塔夫来说，跻身名校仍是提升自己的重要一步。巴黎高师以其自身的民主传统著称于世，它的生源来自法国各个地区，涵盖了不同的宗教派别和社会阶层，这为古斯塔夫认识首都的政治、文化和学术环境提供了一个良机。巴黎高师为他卓越的学术业绩奠定了基础，培育了他良好的“文化素养”（ culture générale ）——他后来的一位同事曾用该词描述19世纪70年代的青年人：他们具有相似的文学和艺术品位，热衷于社会事业，对一切充满了好奇之心，甘愿为科学献身。 正是在巴黎高师，这个解放后的第三代犹太人，最终蜕变为一名归化的、具有世界意识的法国公民。 ^[8]

1870年的暑假，古斯塔夫抵达斯特拉斯堡，在那里遭遇了德军持续七个星期的进攻。当时，乌尔利希（Ulrich）将军积极组织民兵救火，并奋力营救伤员，古斯塔夫成为第一批民兵成员之一。9月27日，乌尔利希将军被迫投降。在此之前，德国人对斯特拉斯堡狂轰滥炸，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当地著名的大教堂被毁坏，市图书馆及馆藏的珍贵手稿也损失严重。此时，古斯塔夫的学业已无法继续。

1871年2月26日，德法双方在凡尔赛签订预备和约，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区割让给德国。5月10日，德法双方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其中第二条规定了一些条款，允许当地居民保留法国国籍。古斯塔夫曾经尝试在说法语的中学求职，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他决定重回巴黎高师。那时，159000多名阿尔萨斯人选择离开家园，迁往内地（约占总人口的15%，占天主教为主的上莱茵省人口的21%，占古斯塔夫所在的下莱茵省人口的10%），这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德国人统治的近50年里，该地区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人们大批离开，人才流失严重。 ^[9]

古斯塔夫回到巴黎之后，开始觉察到巴黎高师的变化。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学术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政府最终不得不表态支持重要的人事和课程改革。 ^[10] 福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所做的有关法国古代史的讲座，为巴黎高师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和激情，古斯塔夫也深受影响。1872年，古斯塔夫以文学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

古斯塔夫在24岁时离开巴黎，前往贝桑松（Besançon）的一所中学担任古代史教师，当时他对历史还没有太大的热情。 一年之后，他获得机会前往雅典法国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学习考古，被分配到罗马分部，其负责人阿尔贝·杜蒙（Albert Dumont）也毕业于巴黎高师。罗马考古所（Institut Archéologique de Rome）最初与普鲁士合办，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停止了对它的赞助。虽然雅典学院的历史更为悠久，资力也更雄厚，但杜蒙教授反对将罗马考古所作为其实习机构。他极力主张，在罗马成立一个独立的法国研究院，提供一流的考古学训练，甚至“超越德国人的成就”。众所周知，德国人在基础设施、学术研究、专业带头人、学术期刊等诸多方面，均处于垄断地位。1873年，在罗马法国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成立之初，古斯塔夫来到了这里，当时这里只有五个热心的学生。 ^[11]

在杜蒙教授的领导下，罗马法国学院蒸蒸日上。最初，该学院与法国艺术研究院在同一个地方，都位于美丽的梅蒂奇宫（Villa Médicis）。1875年，经官方正式批准，罗马法国学院搬到了华丽的梅达雷宫（Villa Mérode）。年轻的杜蒙教授与学生们志同道合，他不仅开设了考古学课程，而且在处理学校的外部关系方面也非常精明。他呼吁法国为该学院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主张利用德国的贷款，大力补充图书馆稀少的藏书。该学院的历史研究，建立在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所代表的批判传统之上。

古斯塔夫从事古罗马行政史研究，专攻碑铭学，成绩显著。他于1874年秋和1876年春去过雅典两次，但他更喜欢罗马。古斯塔夫受库朗热的影响，试图研究对法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罗马文明。在25岁到28岁的三年里，他潜心研究文本、古代遗址和历史文物，增强了对历史的直觉和洞察力，丰富了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古斯塔夫的罗马时光非常充实，充满了乐趣，尤其是他与杜蒙教授以及众多法国艺术家、雕刻家、考古学家和外交家的友谊，成了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

1876年，古斯塔夫回到法国。在杜蒙教授的推荐下，他在里昂大学文学院找到一份教职，准备开设一门新课——古希腊罗马史。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自己将恪守古典史学的教条。他指出，“要重建过去的真实”，应该考察各种各样的证据，不仅要充分地研究文本和文物，还要不断地相互比较和印证。在他看来，从业者必须非常勤奋，具备多种优秀的品质：“对事实的认识要全面、准确，这是一切知识的首要条件；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具备广阔的视野；能洞察流行风潮与重大事件的差异；具有再现时代氛围的想象和把握最细微差别的直觉。”对于这种具有“反思精神的折中主义”，古斯塔夫深信不疑，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将其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这个从罗马回来的年轻人抱负远大，思想新锐，在里昂必然会受到一些老派学者的排挤。不过，由于他中学老师埃米尔·贝洛的庇护，以及巴黎高师和罗马学院的同事夏尔·巴耶（Charles Bayet）和莱昂·科莱达（Léon Clédat）的支持，古斯塔夫最终在里昂获得了一席之地。他是一名很受欢迎和敬重的教师，在教学上赢得了最高的评价；1882年，他被推荐成为一门新课——考古与碑铭学的带头人。这个罗马史专家既能汇聚大量的人气，又能提供非常专业的历史训练。

1878年3月26日，古斯塔夫与差两个月20岁的萨拉·埃布斯坦（Sarah Ebstein）结婚。埃布斯坦出生于里昂，也是一名阿尔萨斯人。他们结婚不到一年，儿子路易（Louis Constant Alexandre）诞生了；七年之后，38岁的古斯塔夫迎来了第二个儿子马克（Marc Léopold Benjamin）。1880年在父亲去世之后，古斯塔夫把母亲接到了里昂。十五年后，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12]

这段时期，古斯塔夫的事业突飞猛进。1884年，他在索邦大学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其主题是关于罗马元老院的起源，官方的报道中充满了赞许之词。在巴黎高师通过文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后，古斯塔夫虽然在大学任教多年，却始终没有博士头衔，他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认为是最有实力、最优秀的博士候选人。如今，巴黎高师终于认可了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家。评委会认为：“这个矮小、结实、黝黑、留着胡须的人……信心坚定、朝气蓬勃，他的演说铿锵有力，非常得体，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优势。” ^[13] 古斯塔夫花费十年的时间考察古罗马头几个世纪晦涩不明的历史，将贵族元老院（Senate）作为一项重要、持久的制度进行研究。他从在罗马法国学院学到的知识中深受启发，将库朗热的观点（历史就是一系列问题，并非每一个都能得到解决）与德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和博学风格相结合；他的演讲博采众家之长，具有比较的眼光。他热衷于指摘古人文献中的错误，反映出他对民众持久的兴趣。 ^[14]

这个时候，巴黎向古斯塔夫抛来了橄榄枝。虽然他没能成为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候选人，却被提名为母校巴黎高师的古代史教授，任期从1888年1月1日开始。十一年之后，由于他对巴黎高师的贡献，古斯塔夫获得了荣誉军团（Legion of Honor）军官勋位。1904年，教育部将巴黎高师和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合并，废除了各自独立的院系，古斯塔夫成为索邦大学古代史的教授，直到1919年退休。

古斯塔夫被称为“大人物”，是巴黎高师杰出的一员。 ^[15] 他在这里似乎继承了库朗热的角色，成了一名严谨的学者，一位苛刻的老师。他精力非常充沛，却从不感情用事。他知识渊博，说话绘声绘色。他个子不高，有些肥胖，头上光秃秃，胡子一大把，虽然其貌不扬，却无损他的“静穆和庄严”。他为人正直、坦诚，处事严谨，却并不教条，在课上给学生们展示自己思想演变的过程；有不少听众因此而投身于古代史研究。他对待学生异常苛刻，一些准备草率的发言被他批驳得体无完肤。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学生的关心和喜爱。他非常真诚、和蔼可亲，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总是关心学生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

作为一名学者，古斯塔夫非常活跃，撰写了许多文章、评论和简短的专论，始终关注古罗马的平民阶层。 他还参与撰写了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主编的法国历史丛书，于1900年完成了其中的一卷。他的专著《凯尔特时期的高卢与古罗马时期的高卢》（ La Gaule indépendante et la Gaule romaine ）受到库朗热的启发，也得益于他在里昂的研究。这本书气势恢宏，时间跨度从石器时代持续到5世纪，深受人们的欢迎。作为一名爱国者，古斯塔夫试图打破德国人在该领域的统治地位；然而，对于一名研究者来说，闯入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他可能会本能地重视罗马文化的影响，从而忽略古代高卢的传统。大多数国外的评论家对该书持褒扬态度，但是法国国内的专家却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他的最后两部作品《罗马共和国》（La république romaine）和《罗马帝国》（ L'empire romain ），分别出版于1913年和1921年，从总体上研究罗马政治和社会制度形成和衰亡的过程，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16]

古斯塔夫是众多归化的犹太裔学者之一。他们深受第三共和国自由和改良氛围以及体制的影响，专注于他们民族此前不熟悉的领域。古斯塔夫有几个终生的挚友，在德伦堡寄宿学校（Pension Derenbourg）期间，他结识了来自《圣经》研究世家的阿尔塞纳·达梅斯特泰（Arsène Darmesteter）和詹姆斯·达梅斯特泰（James Darmesteter），两兄弟分别生于1846年和1849年，后来成了中世纪法语专家和东方语言学的权威；涂尔干和柏格森成为他后来的大学同事。涂尔干生于1853年，是一个阿尔萨斯拉比的儿子，后来成为法国顶尖的社会学家。柏格森生于1859年，是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其父是一名波兰犹太裔音乐家，家族世代信奉哈西德（Hassidic）教派。由于在古代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古斯塔夫成了民族和国家的骄傲。 ^[17] 他是一位富有奉献精神的公民，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和司法公正。他努力改进巴黎高师的教学法，呼吁将“科学文化”（ culture scientifique ）注入到“文化素养”（ culture générale ）中。后来，他成为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加入了人权联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18]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古斯塔夫坚守在靠近前线的巴黎，他的两个儿子则投身战场。他一边从事教学工作，撰写《罗马帝国》一书；一边惶惶不安地关注着战况，为失去的朋友和学生悲痛不已 ，为儿子们的安危忧心忡忡。不过，他更为儿子们的勇气和成就自豪，坚信法国必然会取得胜利。他参加了同事欧内斯特·丹尼斯（Ernest Denis）领导的爱国公民联盟（Ligue Civique）。 战争胜利后，他作为索邦大学的荣誉代表，出席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复课典礼——他的儿子布洛赫已在那里担任教授。 当看到三色旗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飘扬的时候，他欣喜若狂，兴冲冲地与儿子一起去了趟费热尔桑。

古斯塔夫退休后，回到了位于玛尔洛特（Marlotte）的乡村，那里有一个较小的学术团体。早上他研读古代史和卢梭，下午和妻子在附近的树林里散步，晚上则与朋友们聚会。他每年有两次前往巴黎，去看望长子一家。他的长子生有两个儿子，都在古斯塔夫的母校读书——如今该校已改名为孔多塞中学（Lycée Condorcet）。他又回过一次斯特拉斯堡，参加了由布洛赫及其文学院同事组织的妙趣横生的礼拜六聚会。1921年10月，他前往巴黎接受纪念奖章，获得了同事和学生们的敬意。此外，他还着手一项新的研究，即公元前146年至公元前44年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史。然而，疾病的打击和亲友的离世——尤其1922年3月16日长子路易的去世——让古斯塔夫的身体和精神每况愈下。他身患黄疸病，呼吸也非常困难，而且有严重的心脏病，体重锐减了三分之一。1923年12月3日，古斯塔夫与世长辞，享年75岁。在临死前，他非常平静地对妻子萨拉说：“我很好。” ^[19]

注释

[1] 马克·布洛赫：《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 L'étrange défaite：Témoignage écrit en 1940 ）（Paris，1957），23～24页。为避免混乱，本书只称传主为布洛赫，其他家族成员一律称名。——译者注

[2] 该信的原件为艾蒂安·布洛赫（Etienne Bloch）所有。更多背景知识，参见左沙·斯扎考斯基（Zosa Szajkowski）：《法国大革命时期军队中的犹太人》（“French Jews in the Armed Forces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789”），见《犹太人与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 Jew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s of 1789，1830，and 1848 ）（New York，1970），544～575页。

[3] 阿伦的讣告，参见《阿尔萨斯日报》（ Journal d'Alsace ），1874年8月9日。

[4] 讣告中古斯塔夫的生平履历，由他的学生杰罗姆·卡科皮诺（Jérôme Carcopino）撰写。参见《古斯塔夫·布洛赫》（“Gustave Bloch”），见巴黎高师校友救济友好协会（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Association Amicale de Secours des Ancients Elèves）编：《年鉴》（ Annuaire ）（Paris，1925），86～109页。

[5]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第七版（ Apologie Pour l'histoire）（7th ed.， Paris，1974），150～151页。后来，布洛赫经常以此来解释特定群体的“滞后性”（ décalage ）。

[6] 国家档案馆档案（Archives Nationale），F17 4201，9042。参见路易斯·M.格林伯格（Louis M.Greenberg）：《作为儿子和同化者的柏格森和涂尔干：早年时光》（“Bergson and Durkheim as Sons and Assimilators：The Early Years”），载《法国历史研究》（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976年秋（9，no.4），662页。

[7] 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巴黎高师与第三共和国》（ The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and the Third Republic ）（Albany，1982），5～18页。

[8] 弗拉迪米尔·拉比（Wladimir Rabi）：《法国犹太人剖析》（ Anatomie du judaïsme français ）（Paris，1962），65～66页。

[9] 参见致教育部长的信，1871年5月29日，6月8日，9月6日。国家档案馆档案，F17 22468。古斯塔夫：《关于选择法国国籍》（Option pour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1872年6月28日，国家档案馆档案，BB 31 47。也可参看阿尔弗雷德·瓦尔（Alfred Wahl）：《阿尔萨斯与洛林移民者的选择（1871—1872）》（ L'option et l' émigration des Alsaciens-Lorrains，1871-1872 ）（Paris，1972），以及弗朗索瓦－乔治·德雷福斯（François-Georges Dreyfus）：《阿尔萨斯史》（ Histoire de l'Alsace ）（Paris，1979），248～255页。

[10] 克劳德·迪容（Claude Digeon）：《1870—1914年法国思想中的德国恐慌》（ La crise allemande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1870—1914 ）（Paris，1959），第5～7章。

[11] 《时代》（ Le Temps ），1874年7月19日；相关记录见国家档案馆档案，F17 4129/4130。

[12] 古斯塔夫把两个兄弟也接到了里昂，此时两人已选择了法国国籍，他们后来在里昂经商。参见马克·布洛赫：《奇怪的战败》，23页。

在返回巴黎之前，古斯塔夫的母亲萝丝在行李箱中收藏了一面陈旧的国旗。在斯特拉斯堡被围攻期间，这面旗帜曾在她丈夫所在的学校上空飘扬；古斯塔夫夫妇在后来所有的国家节日中都会展示它。参见路易关于家庭历史的记载，艾蒂安藏品。

[13] 论文答辩报告，1884年2月23日。国家档案馆档案，F17 22468。如果把他和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做一下比较，会很有意思。奥拉尔于1871年毕业于巴黎高师，成为现代文学的专家，之后他怀着巨大的热情和爱国之心自学，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法国大革命，成为许多优秀历史学家的导师。威廉·凯勒（William Keylor）：《学院与社团》（ Academy and Community ）（Cambridge，1975），68～70页。

[14] 古斯塔夫·布洛赫：《古罗马元老院的起源》（ Les origines du Sénat romain ）（Paris，1883）；韦勒姆（Willems）的书评，载《历史评论》（ Revue Historique ），1885（2），164～175页。

[15] 拉乌尔·布朗夏尔（Raoul Blanchard）：《在贝玑羽翼下的青年时代》（ Ma jeunesse sous l'aile de Péguy ）（Paris，1961），224～225页；保罗·迪莫夫（Paul Dimoff）：《处于美好时代的巴黎高师（1899—1903）：巴黎高师回忆录》（ La rue d'Ulm à la Belle Epoque， 1899-1903：Mémoires d'un normalien supérieur）（Nancy，1970），33～34页；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 Jadis：Avan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1948），70～71页；休伯特·布尔金（Hubert Bourgin）：《从饶勒斯到布鲁姆：巴黎高师与政治》（ De Jaurès à Léon Blum：L'Ecole Normale et la politique ）（Paris，1938），30～31页；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马克·布洛赫与斯特拉斯堡：一段伟大历史的回忆》（Marc Bloch et Strasbourg：Souvenirs d'une grande histoire），见《1939—1945年纪事》（ Mémorial des années 1939-1945 ）（Paris，1947），171～172页；主要参考的是杰罗姆·卡克皮诺：《古斯塔夫·布洛赫》，97～100页。

[16] 萨洛蒙·雷纳克（Salomon Reinach）的书评见《考古评论》（ Revue Archéologique ），1924（19），389页；参见杰罗姆·卡克皮诺：《古斯塔夫·布洛赫》，101～103页。

[17] 弗拉迪米尔·拉比：《法国犹太民族剖析》，67页；迈克尔·马鲁斯（Michael Marrus）：《同化的政治：德雷福斯事件时期的法国犹太团体》（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The French Jewish Community at the Time of the Dreyfus Affair ）（Oxford，1980），100～110页。

[18] 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1888年巴黎高师的历史教学》（“La pédagogie historique à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 1888”），载《国际教育评论》（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1907（54），199～207页；马丁·西格尔（Martin Siegel）：《克利俄在巴黎高师：历史学家与法国名校的改革（1870—1904）》（“Clio at the École Normale：Historia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Elite Institution in France，1870-1904”），载《发现》（ Findings ），1981（2），15～19页；罗伯特·史密斯：《十九世纪后期巴黎高师的政治环境》（“L'atmosphère politique à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载《现当代历史评论》（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973（20），248～269页；杰罗姆·卡克皮诺：《古斯塔夫·布洛赫》，104页。

[19] 参见《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通讯》（ Bulletin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1923—1924（2），92页；杰罗姆·卡克皮诺：《古斯塔夫·布洛赫》，105～109页。也可参见萨拉·布洛赫从玛尔洛特写给西蒙尼·布洛赫（Simonne Bloch）的信，1923年11月11日、20日；萨拉致布洛赫的两封信，一封未注明日期，另一封写于1923年11月22日，以及盖拉德（Gaillard）医生致布洛赫的三封信，一封写于10月8日，另两封未注明日期，谈到了古斯塔夫的病情。卡克皮诺所写的悼词，1923年12月5日，艾蒂安藏品。 33k4iFJen/juKlq7o6cNixVBdQytoUbUNVDKEikYpJ67K8O1/n3vY9L/gUKt9T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