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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任何一本传记的开篇,都要说明两点:选择传主的原因和文本的写作方式。本书的传主布洛赫(Marc Bloch),是20世纪最睿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一名犹太爱国者、联合抵抗运动的战士和领导人;他曾与人合办过一本极具影响的学术期刊;他是一名硕果累累的教师、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毋庸置疑,他应该为世人所铭记。然而,他的性格和命运却让他卷入到历史的大潮之中,为法国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对于欧洲当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布洛赫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他生逢乱世,命途多舛,一生经历了从德雷福斯事件到犹太人大屠杀等众多历史大事;切身体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祖国被纳粹侵略的惨剧。布洛赫的人生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对称性:他生命的第一年和最后一年都在里昂;教学生涯的开始和终结都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在回到日新月异的巴黎之前,他在先人的故乡阿尔萨斯(Alsace)生活了十七年。然而,有一条主线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即他对法国最真挚的热爱——法国是他精忠报效的祖国,是他的祖辈获得自由、接受教育的地方。1906年和1918年,他曾以这个共和国为荣。可是,他亲眼目睹了祖国一步步走向衰亡,并于1940年最终覆灭的过程。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却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法国,他后来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布洛赫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那个时期的法国,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这种情怀并不少见。然而,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他为之注入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等品质,以及聪明、黠慧和想象力的因子。因此,他能穿越狭隘的时空壁垒,位列世人所景仰的英雄谱之中。

本书是布洛赫的第一本传记。它借助大量未曾出版的材料,从思想和政治的视角出发,力图呈现布洛赫生平、思想和生活环境的一系列画面。虽然我努力追求一种平衡,却也往往顾此失彼,难以面面俱到。本书试图从多门学科中汲取营养,但是并没有一个宏大的理论。为了忠实于传主,我尽力将现实中的布洛赫与传说之人分开,赋予他适当的质地和外形,通过还原他的声音和所处的环境,讲述一名知识分子复杂而又勇敢的一生。如今,距离他被害已有四十五载,然而人们并没有遗忘他,甚至在学术殿堂之外,他也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学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1986年至1987年,我非常荣幸地获得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奖学金,那里是绝佳的工作场所,学术氛围良好,与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毗邻。1987年至1988年,我在马里兰州罗耀拉学院(Loyola College in Maryland)担任首任人文学科卡丁讲席(Cardin Chair)学者,享有充裕的写作时间;作为该校历史系的客座教授,我有幸开设过两门课。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Wilmington)允许我离职两年;感谢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蒙特利尔欧洲研究校际中心(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in Montreal),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它们先后授予我各种奖项;感谢国家人文科学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美国南部地区教育董事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al Board)资助我进行研究考察和收集资料。

很多机构为我阅读资料大开方便之门,使我的研究增色不少,它们包括:北卡罗来纳东部历史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Eastern North Carolina)、南方历史学会(Souther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和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6年,巴黎举办了纪念布洛赫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这让我收获颇丰。此外,我曾在许多学校和研究机构做过有关布洛赫的讲座,如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和威尔逊中心。

最后,我要向一些人表达深深的谢意。对于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学术研究,他们有着特殊的贡献。首先是艾蒂安和格洛蕾娅(Etienne and Gloria Bloch),他们表现出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深怀感激。我以前的老师——梁锡辉(Hsi-Huey Liang)和已经仙逝的加茨克(Hans W.Gatzke),时时激励着我。阿陶德(Denise Artaud)、博灵(Rebecca Boehling)、戴伊(John Day)、戈德温(Hilda Godwin)、格雷奇(Ruth Gratch)、海德尔(Waltraud Heindl)、基尔比(Peter Kilby)、克纳普(Roberta Knapp)、麦克劳林(Melton McLaurin)、马维尔(David Marwell)、施内茨(Evelyn Schnetz)等朋友和同事,曾给予我各种帮助和支持。罗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和比尼昂(Rudolf Binion),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对传记的看法。贝莱希泽(Diane de Bellescize)为我提供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我在巴黎期间,她曾对我进行盛情款待。维尔纳(Karl Ferdinand Werner)教授十分热情地支持我;埃玛尔(Maurice Aymard)为我提供过一些重要的资料;哈里斯(William Harris)对于不少优良的地图有所贡献。我在威尔逊中心访学期间,科伯恩(Snežana Cockburn)和尼克斯(Tim Nix)曾积极地帮助过我。我以前的学生雷伯恩(Richard Rayburn)、斯劳特(Juanita Slaughter)和廷德尔(Andrea Tyndall),是最热心的提问者和支持者。面对我无穷无尽的咨询,北卡大教堂山分校威尔逊图书馆(Wilson Library at UNC-Chapel Hill)的各个部门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北卡大威尔明顿校区、威尔逊中心、罗耀拉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们效率极高,对我的帮助极大。班吉(Terry Benjey)和迪斯兰德(John Dysland)经验丰富,为我解决了众多复杂的电脑难题。责编史密斯(Frank Smith)非常称职,极具洞察力;文字编辑塔瑟尔(Jane Van Tassel)技术娴熟、经验老到,西摩尔(Seymour Fink)对我的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爱和支持。我将本书献给两个人,他们是我的挚爱和希望。

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
卡萝尔·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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