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任何一本传记的开篇，都要说明两点：选择传主的原因和文本的写作方式。本书的传主布洛赫（Marc Bloch），是20世纪最睿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一名犹太爱国者、联合抵抗运动的战士和领导人；他曾与人合办过一本极具影响的学术期刊；他是一名硕果累累的教师、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毋庸置疑，他应该为世人所铭记。然而，他的性格和命运却让他卷入到历史的大潮之中，为法国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对于欧洲当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布洛赫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他生逢乱世，命途多舛，一生经历了从德雷福斯事件到犹太人大屠杀等众多历史大事；切身体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祖国被纳粹侵略的惨剧。布洛赫的人生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对称性：他生命的第一年和最后一年都在里昂；教学生涯的开始和终结都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在回到日新月异的巴黎之前，他在先人的故乡阿尔萨斯（Alsace）生活了十七年。然而，有一条主线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即他对法国最真挚的热爱——法国是他精忠报效的祖国，是他的祖辈获得自由、接受教育的地方。1906年和1918年，他曾以这个共和国为荣。可是，他亲眼目睹了祖国一步步走向衰亡，并于1940年最终覆灭的过程。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却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法国，他后来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布洛赫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那个时期的法国，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这种情怀并不少见。然而，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他为之注入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等品质，以及聪明、黠慧和想象力的因子。因此，他能穿越狭隘的时空壁垒，位列世人所景仰的英雄谱之中。

本书是布洛赫的第一本传记。它借助大量未曾出版的材料，从思想和政治的视角出发，力图呈现布洛赫生平、思想和生活环境的一系列画面。虽然我努力追求一种平衡，却也往往顾此失彼，难以面面俱到。本书试图从多门学科中汲取营养，但是并没有一个宏大的理论。为了忠实于传主，我尽力将现实中的布洛赫与传说之人分开，赋予他适当的质地和外形，通过还原他的声音和所处的环境，讲述一名知识分子复杂而又勇敢的一生。如今，距离他被害已有四十五载，然而人们并没有遗忘他，甚至在学术殿堂之外，他也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学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1986年至1987年，我非常荣幸地获得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奖学金，那里是绝佳的工作场所，学术氛围良好，与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毗邻。1987年至1988年，我在马里兰州罗耀拉学院（Loyola College in Maryland）担任首任人文学科卡丁讲席（Cardin Chair）学者，享有充裕的写作时间；作为该校历史系的客座教授，我有幸开设过两门课。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Wilmington）允许我离职两年；感谢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蒙特利尔欧洲研究校际中心（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in Montreal），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它们先后授予我各种奖项；感谢国家人文科学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美国南部地区教育董事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al Board）资助我进行研究考察和收集资料。

很多机构为我阅读资料大开方便之门，使我的研究增色不少，它们包括：北卡罗来纳东部历史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Eastern North Carolina）、南方历史学会（Souther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和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6年，巴黎举办了纪念布洛赫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这让我收获颇丰。此外，我曾在许多学校和研究机构做过有关布洛赫的讲座，如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和威尔逊中心。

最后，我要向一些人表达深深的谢意。对于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学术研究，他们有着特殊的贡献。首先是艾蒂安和格洛蕾娅（Etienne and Gloria Bloch），他们表现出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深怀感激。我以前的老师——梁锡辉（Hsi-Huey Liang）和已经仙逝的加茨克（Hans W.Gatzke），时时激励着我。阿陶德（Denise Artaud）、博灵（Rebecca Boehling）、戴伊（John Day）、戈德温（Hilda Godwin）、格雷奇（Ruth Gratch）、海德尔（Waltraud Heindl）、基尔比（Peter Kilby）、克纳普（Roberta Knapp）、麦克劳林（Melton McLaurin）、马维尔（David Marwell）、施内茨（Evelyn Schnetz）等朋友和同事，曾给予我各种帮助和支持。罗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和比尼昂（Rudolf Binion），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对传记的看法。贝莱希泽（Diane de Bellescize）为我提供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我在巴黎期间，她曾对我进行盛情款待。维尔纳（Karl Ferdinand Werner）教授十分热情地支持我；埃玛尔（Maurice Aymard）为我提供过一些重要的资料；哈里斯（William Harris）对于不少优良的地图有所贡献。我在威尔逊中心访学期间，科伯恩（Snežana Cockburn）和尼克斯（Tim Nix）曾积极地帮助过我。我以前的学生雷伯恩（Richard Rayburn）、斯劳特（Juanita Slaughter）和廷德尔（Andrea Tyndall），是最热心的提问者和支持者。面对我无穷无尽的咨询，北卡大教堂山分校威尔逊图书馆（Wilson Library at UNC-Chapel Hill）的各个部门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北卡大威尔明顿校区、威尔逊中心、罗耀拉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们效率极高，对我的帮助极大。班吉（Terry Benjey）和迪斯兰德（John Dysland）经验丰富，为我解决了众多复杂的电脑难题。责编史密斯（Frank Smith）非常称职，极具洞察力；文字编辑塔瑟尔（Jane Van Tassel）技术娴熟、经验老到，西摩尔（Seymour Fink）对我的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爱和支持。我将本书献给两个人，他们是我的挚爱和希望。

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
卡萝尔·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