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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常识告诉我们，十七世纪的德国文学以巴洛克风格为主潮。当时，作家们普遍追求错彩镂金，崇尚新奇怪异。具体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堆砌词汇，导致辞藻优美而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文风蔓延；再者就是对异国的猎奇与描写以及对异国情调的追求。
德国作家主观上的这种期待视野，与当时传教士们源源不断地向西方发回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报道所提供的客观上的条件一拍即合。没有作者们的这种期待视野，传教士们的客观材料纵使泛滥成灾，恐怕也不会发挥什么历史作用。当然，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在中德文化交流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仅表现在十七世纪，以后的每个历史时期都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在考察任何一段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时，都必须梳理清楚当时的期待视野。换言之，我们必须顺着西方的“自我”来考虑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来确定中国形象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形态、内涵以及所充任的角色。
在巴洛克时期，作家们的期待视野决定了他们将把传教士们的著述作为汲取知识和灵感的宝库。而传教士们有关中国的描写，更是令他们叹为观止。所以，无论是在巴洛克小说中，还是在巴洛克诗歌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中国的影子。这个影子或隐或显，或详或略，但都呈现出一个充满浓郁圣经情调的中国形象。或者说，中国作为一个异国形象，在德国巴洛克作家笔下已经初具雏形。鉴于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作在其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我们可以认为，德国巴洛克作家们在中国身上所寻求的异国情调，实在又是一种圣经情调。
我们首先考察德国的巴洛克诗人。狭义来看，德国巴洛克诗歌中有关中国的描写确实不多见。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中西文化接触发端之际，就是东西文化开始交流之时。因此，当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内在于，甚至等同于西方的东方形象。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虽然千差万别，但在西方人眼中却是浑然一体的。这种浑然性反映了西方在早先时候对东方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尚未区别出东方文化内部的差异性。这种东方一体的观念在西方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直到当代依然多有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许要把眼界放宽一些，从东西方文化关系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上去考察巴洛克时期的中国形象。事实上，在以后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不能止步于狭义上的中西文化关系，而必须兼顾东西方文化关系。
保尔·弗莱明（Paul Flemming，1609—1640），曾到过俄罗斯和波斯，是巴洛克时期唯一一位曾经踏上过东方土地的诗人，也被誉为杰出的旅游诗人。弗莱明亲眼目睹了东方的奇观异景，亲身体验了东方文化的神奇瑰丽。根据自身的游历，弗莱明创作了不少以俄国和波斯为背景的“东方诗歌”，比较著名的有《莫斯科河畔》（ An den Fluss Moskaw ）等。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位“身临其境”的“东方诗人”，弗莱明有关其东方之旅和异国历险的诗歌，一般都停留在对个人经历的复述或追忆上。而且，他在追述过程中过分偏重于堆砌古代神话传说和地理奇迹，借以抒发个人的情思，而极少对东方特殊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进行深刻认识和具体描绘。
相较而言，倒是未涉足过东方、单凭阅读来了解东方的格奥尔格·菲立蒲·哈尔斯德弗尔（Georg Philipp Harsdörffer，1607—1658）对东方的认识深入许多。这点具体表现为他充分认识到了作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之化身和微缩的园林的重要性，并不惜笔墨对东方的园林建筑和园林风光大加描绘。我们知道，中国园林真正为西方所关注，并对西方文化和思想产生广泛影响，是到洛可可艺术时代的事情，而这距哈尔斯德弗尔还有整整一个世纪之遥。所以，在德国文学中，哈尔斯德弗尔可以说是开了描述中国园林形象风气之先河。尽管他的描写几乎都取材于传教士的著作，如卫匡国卫匡国、克察克察等人对中国花卉和植物的长篇大论或专章图示，但也属十分难能可贵了。哈尔斯德弗尔通过对充满田园风光和自然景观的东方园林及原野的歌颂，建立起了一种崭新而开阔的世界图景（Weltbild），在他的笔下：
从东方和西方
人们观看这里
花饰永远奇妙无比……
樱桃、无花果和石榴
人们在异国所有的一切
这里都能如愿以偿
相花以及酸橙
这里亦能蓬勃生长
还有古人不曾识得的苋菜 [22]
把“东方和西方”并列起来，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时髦的表达。根记载，当时的文人如果言不称东方，就显得不够高雅或不合时宜。诗人把东方用来补充或拓展自己的视界，目的是要建立起一种对而统一的新型世界图景，以便更好地放逐自己的心灵，抒发自己的诗意。《花之歌》中的世界图景是由一幅洋溢着异国情调的东方园林构成的，它自然纯洁，“奇妙无比”。这样一种世界图景在巴洛克时代的新自然诗中是比较常见的。克利斯蒂安·霍夫曼·冯·霍夫曼斯瓦尔多（Christian Hoffmann von Hoffmannswaldau，1617—1679）的《心平气和的维纳斯》（ Versöhnte Venus ）一诗也曾描绘过类似的图景。但是，在这两位巴洛克诗人所描绘的新型世界图景中，东方还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中国的地位并不突出。
马丁·奥匹兹（Martin Opitz，1597—1639）是德国巴洛克诗歌的创始人，也是德国巴洛克文学中最有作为的诗人。正是他把这幅新型的世界图景具体到了中国头上。1628年，奥匹兹创作了《战神颂》（ Lob des Krieges-Gottes ）一诗，用以歌颂欧洲十六世纪如火如荼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在这首诗中，战神玛尔斯（Mars）把人们引向了东方，带到了中国：
到达中国（sina），我们上了岸，这里盛产瓷器，还有火药和印刷术。 [23]
奥匹兹本人对上述诗行所作的注解告诉我们，诗中有关中国（东方）的描写，或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门多萨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志》。我们在上文提到过，门多萨门多萨在其书中曾对中国的火药和印刷术大书特书，并大加赞赏。奥匹兹则不加丝毫处理，照搬入诗，倒也自然贴切。其实，奥匹兹有关东方的诗歌，都恪守这样一种白描手法，把新得来的远古神话、哲学观点、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以及地理发现等，一股脑儿地推到读者面前，表现出某种纯朴的普遍主义观念。 [24]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奥匹兹并没有完全舍弃价值判断，他不但关心作为陌生存在国度的中国，更对中国的文明表现出兴趣，因为他注意到了中国的四大发明，这就为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开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