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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旅行家们和商贾们的游记塑造了中世纪乃至十六世纪西方人的中国观的话，那么，到了十六世纪末，具体而言，到了1583年，随着传教士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他们的著述报道也源源不断地被发回西方。他们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在十七世纪便牢牢地控制了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想象和观念。换言之，十七世纪之前，促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原动力可以说是文艺复兴；而到了十七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作用占据了上风，救世史思想泛滥一时，西方人对世界的观察几乎无法甩开《圣经》这副有色眼镜，对中国的认识当然也不会例外。甚至于，这副救世史的有色眼镜集中体现在了对中国的认识上。
我们在前面说过，中世纪的冒险家一般还只是满足于捕捉些地理上和物质上的新发现，搜罗些奇珍异宝，以作回国后制造趣闻逸事之用。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探索只能是走马观花，除了惊叹中国外表上的庞大和物质上的富足以外，很难有什么深入而细致的了解，更别说领会和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了。这样来看，对于马可·波罗在中国居留长达二十年，在其游记著作中对代表中国文化最高成就的四大发明，尤其是举世闻名的长城，不是只字未提，就是一笔带过，便也不难理解了。所以，难怪道森道森（Raymond Dawson）称这帮冒险家为“浏览者”（Observer）， [1] 在道森道森看来，他们只是匆匆而去的过客，追求的是也只是一饱眼福。
十七世纪的传教士们就截然不同了。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人皈依他们的宗教。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坚信，中国人也会信仰基督教的真谛和普遍价值。 [2] 为了实现其传教和救世的宏伟目标，他们自觉首先必须深刻而全面地了解中国及其内在文化。为此，他们刻苦钻研中国文化典籍，深入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在此基础上，他们撰写了大量的书简、回忆录和论著。尽管他们的资料往往受到护教和宗教感化之成见即救世史思想的启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曲解，甚至他们自身也常常被斥责为“文化间谍”，但是，他们努力登堂入室，主动地接触中国文人，积极地研习中国经典，有意识地去领会中国文化的真义，并向西方介绍这个神秘的国度及其文化等行为，无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或者说，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传教士们“与文人阶层相结合，以欧洲科学影响他们并由此而从他们中获得前来中国传播真正上帝教义的人必不可少的权威，学习他们的知识传统以便能根据它们表现得与基督教真谛相吻合还是相悖而利用之或反对之”， [3] 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布教策略。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不管传教士们主观上的动机如何，客观上正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国的儒教、道教、瓷器、园林、艺术等各方面的文化成就才被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了西方，从而在他们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掀起了一股“东学西渐”的逆流，并造就出一个以救世史思想为依据，充满了《圣经》情调的中国形象，开创了中西文化关系的新篇章，也揭开了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的真正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