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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之前，旅行家们的游记不管是出于实录还是出于虚构，都为西方人接受中国做好了扎实的知识准备工作；传教士和商贾们的报道则进一步推波助澜，促使人们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认知。进入十六世纪，这种认知无论是在深度上，或是在广度上，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标志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在西方语言中一改从前的虚设符号“Seres”和模糊名称“Katai”，而被正式命名为“Tschina”。“Tschina”这种叫法一直沿袭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那里。但是，令人颇为遗憾的是，在利马窦（Matteo Ricci，1552—1610）之前很少有人真正判断出，“Tschina”就是“Seres”或“Katai”，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China”。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会把中国当作美洲，找到中国就像发现美洲大陆一样，堪称一大新的发现。这种把中国和美洲相提并论，或者说混为一谈的做法，其影响所及直到十九世纪，因为直到这个时候，德国仍有作家用美洲人的形象来指称中国人，譬如，德国诗意小说家施蒂夫特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的《林中小径》（ Waldsteig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综观整个中世纪，我们看到，中国不断地被西方“重新发现”和“重新命名”。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浅陋知识，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西方从未放弃接受中国，而且，由不同命名的贴切程度和合理程度，我们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接受逐步走向全面和深入，从而为肇始于十七世纪、全盛于十八世纪并席卷整个西方的“中国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在这股中国热潮欲来风满楼之际，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编撰作品，由此构成了十六世纪西方人主动认知中国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标志。
概括地说，这类编撰之作主要有如下四部：
1.伽列奥特·彼莱拉（Galeote Pereira）的《东西印度旅行史》（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
2.伽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e Cruz）的《中国概说》（ Tractado em que se cotam muito por estě so as cousas de China ）；
3.贝尔那狄努·德·艾斯卡朗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的《论葡萄牙人远航世界东部地区，以及在远航过程中对中国特有事物的认识》；
4.冈萨雷斯·德·门多萨门多萨（Gonzáles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ritos ycon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想对这四部著作做详细的评述，而只想对门多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稍作介绍。据美国学者拉赫（Donald F.Lach）研究，门多萨门多萨的这部著作除了依据传教士的一般著述之外，还着重参考了克鲁兹和艾斯卡朗特的著作。克鲁兹是葡萄牙多明我会会士，曾经到过中国，逗留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其传教的宏图大志也未能实现，但他的著作试图“尽其所能地叙述他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 [10] 此外，克鲁兹还根据阅读彼莱拉的作品来编撰并充实其著作。克鲁兹充分发挥了其想象才能，对中国的风俗人情和地理环境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作品才成为欧洲最早广泛印行的一部有关中国的专著，而且也是最杰出的“中国著作”之一。所以，鲍克瑟（C.R.Boxer）在其《十六世纪的南部中国》（ South China in the 16 th Century ）一书中认为：
说伽斯帕·达·克鲁兹充分利用了他在广州的几个月时间，甚至超过了马可·波罗在契丹逗留的所有时间，也许有些过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位葡萄牙传教士确实提供给我们一部较那位更加出名的意大利旅行家所提供的要详细和生动得多的有关中国的作品。 [11]
与克鲁兹不同，艾斯卡朗特从未到过中国。他是依靠阅读包括克鲁兹著作在内的大量资料之后，单纯凭想象而完成他的“中国著作”的。艾斯卡朗特的书用西班牙语写成，但不久就被译成了英文。克鲁兹和艾斯卡朗特的书，一实一虚，共同为门多萨门多萨提供了极好的材料和参考的方法。说得再具体一些，门多萨门多萨是运用克鲁兹的实证材料和艾斯卡朗特的虚构想象相结合的方法来撰写他自己的著作的。
本来，门多萨门多萨是应罗马教皇的要求而编撰此书的，为的是向教会提供一份有关中国的参考手册，为教会到中国传教做信息上的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该书发表后竟不胫而走，成为一本热门读物。由此可见，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不光是教皇和教会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欧洲民间也已经发觉了中国的价值。因此，拉赫把《中华大帝国史》的畅销仅仅归因于门多萨门多萨清新流畅的笔调、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以及生动活泼的风格，未免显得有些狭隘。毕竟，我们不能完全忽略当时欧洲公众的阅读口味和认知要求。
《中华大帝国史》共由三方面内容组成，第一部分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气候、人口、产品、早期历史与国王、行政机构、城市、道路和建筑等；第二部分叙述的则是中国的宗教、婚姻、葬礼、慈善事业等；最后一部分主要介绍中国的道德和政治事务。第一部分是全书的重心。通过对中国各方面的详细介绍，门多萨门多萨得出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划分为十五个省，其中每一个省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大得多的中华帝国”。 [12]
门多萨门多萨所描绘的这一中国形象虽然是写实性的，没有太多的文学意味，但却在西方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就罗马教会而言，门多萨门多萨的著作让他们发现中国是一个异教世界，因此，亟须向那里派遣传教士，以实行救世的策略，尽早使中国基督教化。就欧洲的各种世俗权力而言，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广袤土地上所蕴藏的巨大的物质利益。因此，在殖民主义观念的驱使下，他们对中国突发好奇，也充满欲望。而就西方的广大民众来看，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中国的地理风貌和文化特征，即中国所特有的丰富的异国情调。由此，追逐中国的“异国情调”，更成为以后几个世纪西方民众始终贯彻的动机，尽管时隐时现，但未曾有过中断。
总之，门多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可谓是“一箭三雕”，分别从心理上、物理上和地理上激起了西方各阶层对中国的广泛兴趣，因而也就成了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各阶层构造其中国形象的蓝本。据不完全统计，门多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发表后，在短短十五年时间里，竟以七种语言出版了四十六个版本，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这部著作仍然不断再版。 [13] 而1589年和1597年，德国分别出现了该书的德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对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曾未风等译，1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228页。
[3]参见Ramond Dawson：《中国变色龙》（ 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23～25页，London，1967。
[4]参见Harald Bräuner：《异国与现实》（ Exotik und Wirklichkeit ），15页，München，1990。
[5]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2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280页。
[7]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281页。
[8]我国最早介绍马可·波罗的文字，是1874年映堂居士的《中西闻见录》。迄今为止，《马可·波罗游记》已有多种汉译本，主要包括冯承钧译注的《马可波罗行记》（1936）；李秀译的《马可·波罗游记》（1936）以及陈开佼等合译的《马可·波罗游记》（1981），另有若干种有关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介绍著作。
[9]参见Ramond Dawson：《中国变色龙》（ 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0页。
[10]Donald F.Lach：《16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Europe，the Sixteenth Century ），748页，Chicago，1968。
[11]参见Ramond Dawson：《中国变色龙》（ 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30页。
[12]参见门多萨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参见Donald F.Lach：《16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Europe，the Sixteenth Century ），Chicago，748页，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