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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布洛伊纳（Harald Bräuner）所指出的那样，曼德维尔曼德维尔只是“契丹形象的传播者；真正的塑造者应是其他的两位旅行家，即威廉·鲁布鲁克（Wilhelm Rubruk）和马可·波罗（Macao Polo）”， [4] 其中又以马可·波罗更为突出。
瑞士著名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一书中指出，十字军东征不仅在思想观念上为欧洲人打开了远方未知的世界，从而引发了许许多多有关远方陌生国度的幻想和猜测，而且在实践方面唤起了西方的旅行冲动和冒险热情，激起了人们到异国他乡作实地考察和亲身认知的无穷欲望。冲出欧洲大陆，走向外部世界，寻求新的发现，成为当时的一股热潮。 [5] 我们稍作深究，便会发现，这股热潮的根本动机其实还是在于“求知”，具体表现为对地理知识的发现和对物理知识的获取，当然，也不排除对文化知识的好奇和猎取。
在这股热潮中，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确无与伦比。不过两相对比之下，马可·波罗同样堪称是一位“佼佼者”，否则，布克哈特也不会称赞他是当时最富有进取精神的人：
世界的另一半就好像新发现一样，展现在他面前。他被卷入了蒙古人的洪流中，被带到大可汗的朝廷上去。 [6]
因此，就中西文化关系乃至中德文化关系而言，马可·波罗或许才是一位“真正的发现者”。按照布克哈特的理解，“真正的发现者不是那个第一个偶然碰到任何东西的人，而是那个找到了他所寻找的那个东西的人”。 [7] 就此而言，马可·波罗显然当之无愧。
汉语世界对马可·波罗一点也不陌生，甚至赋予了他深厚的神话色彩。马可·波罗出生于1254年。他的家庭既是威尼斯的富商，也是一个旅行世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追求地理上的发现和致力于物质上的赢利，在马可·波罗家族那里得到了较为完美的体现，并且是那么的融合和一致。早在马可·波罗之前，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Nicola Polo）和叔父马菲·波罗（Mafeo Polo）就曾经涉足过元朝中国的领地，而且一度非常深入。马可·波罗也是在这两位前辈的带领下到达中国的，具体时间是1275年6月。当时，马可·波罗年仅21岁。由于聪明伶俐，他深得元朝大可汗忽必烈（Kubilai）的赏识和喜欢，并多次受忽必烈的派遣出使国内外。马可·波罗在中国居留长达20年，可谓前无古人。直到1295年，他才重新回到久违了的故乡威尼斯。
长时间在中国的逗留，以及与最高层当权者的直接接触和密切交往，所有这些都使得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蒙上了一层诱人的神秘色彩，他本人也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回国3年后，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内亚之间的战争中不幸沦为阶下囚。在狱中，他的海外奇闻、东方奇遇引起了同狱的小说家皮萨的罗斯蒂奇罗（Rustichello of Pisa）的极大兴趣。于是，马可·波罗口述，罗斯蒂奇罗笔录，二人共同完成了一部伟大的游记，让后人受益匪浅。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被辗转翻译成各种文字，并且反复校勘和注解。大体而言，这部游记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马可·波罗个人的成长历史，第二部分记载他所到过的各地的情形。我国学术界通常把这部游记分为四卷，第一卷记载马可·波罗等东游沿途所见所闻，直至到达上都为止。第二卷所记内容比较繁复，主要有（1）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2）自大都西南行至缅国，记沿途所经诸州城等事；（3）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南沿海诸州等事。第三卷记录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的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案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又分成数章，每章叙述一地或一事，全书共229章。书中所记录的国家和城市地名多达一百多个，举凡山川地形、气候物产、商贾贸易、风俗信仰，乃至琐闻逸事、朝章国政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展示了一幅宏大而动人的东方政治、社会和民俗画卷。 [8]
《马可·波罗游记》集中记述中国的是第二卷，共82章。这一卷占全书分量最重，因而可以说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其中广泛记载了当时中国的方方面面，诸如区域、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劳动生产、风俗习惯等。另外还描述了北京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城和商埠的繁荣景况，介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育蚕治丝、制盐造纸以及在使用货币、建筑桥梁和宫廷、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社会救济、植树造林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和独特经验。
《马可·波罗游记》虚实相杂，在对中国的惊讶和赞赏当中，固然有内容可靠、叙述踏实的实录，但也绝不乏想象夸大之后的虚构和杜撰。概括地说，《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可谓是“高、大、全”。它给人以神秘感和新鲜感，但也有过誉之嫌。因为，在马可·波罗眼里，中国十全十美，几乎到了让人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程度。因此，《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毁誉交加，褒贬不一，未能在短时间内引起普遍关注。至于说它发表后很快就被争相传阅和受到普遍欢迎，恐怕只是后人的臆测了。单就德国而言，这部作品很早就被翻译成了德文，但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直到十五世纪，确切地说，直到1477年，才在德国广泛刊行开来，而这又是此书的第一个印本。但就是这第一个印本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年之后被一版再版，成了欧洲第一本真正畅销的“中国读物”。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不惜笔墨，对早已广为人知的马可·波罗及其《游记》大书特书，并非单纯考虑到“他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和最杰出的观察者” [9] ，更多地还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马可·波罗游记》最初是在德国公开印行的，其影响之大，由初版后不断被再版便可略见一斑，尽管我们很难具体考证出其影响的范围。其次，就《马可·波罗游记》本身而言，它内容繁博，记载生动，在当时诸多游记作品中堪称上乘。尤其是马可·波罗把中国命名为“契丹”（Cathay或Kitai），正如上文所说，更是具有某种开创意义。随后，这个名称便彻底取代了先前的“赛里斯”，成了中世纪后期有关中国的主要指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德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可·波罗游记》在德国乃至在西方被接受的过程告诉我们，西方真正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是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期，这与汤因比所确定的西方现代精神的开端无疑是吻合的。而且，这种吻合绝对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更不是被人为地拉扯到了一起，而是有其内在逻辑性和历史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