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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在确立西方现代开端的同时还明确指出，西方于十一世纪开始进入中世纪，其间曾发生过震天动地的“十字军东征”（Kreuzzüge）事件。所谓“十字军东征”，通常是指西方的几次军事远征。当时，在教皇的鼓励和祝福下，西方进行了这些带有神圣色彩的远征，旨在去争取、支持或再一次争取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基督教王国。 [2] “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文化关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使得中世纪的西方与其周边世界开始直接照面并有了初步的接触，也使得西方通过周边世界对遥远的东方形成了间接而朦胧的了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于隐约之中感觉到了东方古国——中国的存在，中国形象随即在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德国文学作品中初露端倪。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真正进入中西文化关系之前，还存在着一段比较模糊，却又值得重视的中西文化关系史前史。就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而言，这段时期则可以称为中国形象的史前史。
我们不妨先把视野放宽一些，回到西方文化的源头。我们注意到，其实大约早在古希腊时期，中国就已经作为一个神秘的国度存在于欧洲人的意识当中了。到了罗马时期，欧洲人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称中国为“Seres”（赛里斯）。据有关学者研究，“Seres”一词可能由汉语“丝绸”中的“丝”字转化而成，此后沿用了若干世纪。当然，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与其说是出于想象或判断，毋宁说是纯属猜测。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方人要想准确地判断中国人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显然是极为困难的。而把中国人描绘成“红头发，蓝眼睛，粗嗓子”等令人忍俊不禁的形象，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毕竟，我们在早先时候也是这样来想象和描述那些非我族类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德语世界。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诺特克尔·托伊托尼克尔诺特克尔·托伊托尼克尔（Nother Teutonikus）在其关于波伊提乌波伊提乌（Boethius，约480—524）的评注著作中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并称之为“异教徒”。1190年，受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大公海因里希·勒弗（Heinrich der Loewe，约1129—1195）的委托而出版的《卢西达留斯》（ Lucidarius ）和鲁道夫·冯·埃姆斯（Rudolf von Ems，生卒不祥）大约于1240年出版的《世界编年史》（ Weltchronik ）也都提到过“赛里斯人”。但不管是托伊托尼克尔，还是埃姆斯，他们都是严肃的学者，其著作也都是学术性的，他们注重的是文献记载，和文学虚构还不是一回事。但这里也必须指出，托伊托尼克尔称中国人为“异教徒”，显然是出于宗教考虑，带着浓厚的神圣色彩，与当时的历史氛围有着深刻的联系，可谓是开了救世史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先河。
“赛里斯”一词最早进入德国文学想象领域，成为德国作家笔下的艺术素材，是在中世纪宫廷史诗作家沃尔夫沃尔夫拉姆·冯·艾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约1170—约1220）的史诗《帕尔齐法尔》（ Parzival ）和《威廉》（ Willehalm ）当中完成的。但是，在沃尔夫沃尔夫拉姆眼中，“赛里斯”只是一个名称（Name），或者说只是一种装饰。至于诗人为何要选用这个名词作为自己诗作中的点缀，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赛里斯”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或特定的所指。
到了中世纪后期，德国出现了一部详细描写中国的游记作品，模仿的是英国作家曼德维尔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1371）所著的《东方闻见录》（ The voiage and travaile：which treateth of the way to Hierusalem；and of marvayles of Inde，with other iland and countryes ）。德国的这部游记作品，其作者已不可考，是一部虚构作品，也是一部杂烩之作，广采有关东方的资料加以编撰。 [3]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在其中已不再叫作“赛里斯”，而是被冠以“契丹”（Kitai）一名。由于曼德维尔曼德维尔的作品在当时流传极其广远，“契丹”一词在德语语境中便也渐渐地深入人心，进而广为人知。
“契丹”一词在德语世界里虽然被广泛地使用开来，但比较有趣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契丹”就是“赛里斯”，两者指代的是同一个国家：中国。人们不是把这两者说成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就是称中国的北部为“契丹”，南部为“塞里斯”，并不能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契丹”的认识和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于“赛里斯”的确都要进步了许多。比如，人们知道了“契丹”的君主叫“可汗”（Great Khan）。诗人汉斯·罗森普吕特（Hans Rosenpluet，约1400—1460）的《葡萄酒颂歌》（ Weinsegen ）一诗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上帝赐福于你，名贵的酒药！
你使我健康强壮，
因为你是一个健康的Syropel。
君士坦丁堡的皇帝，
契丹国伟大的可汗和
教皇约翰，这三位巨富；
连他们用钱都买不来你的价值，
难道我还会指责你吗？
这首诗中不无幽默与调侃色彩。在罗森普吕特看来，“契丹”犹如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充满东方情调和传说色彩的陌生国度；而“契丹”的君主“可汗”堪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教皇约翰鼎足而三，成为传说中的巨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