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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与其外部世界（非西方）的关系着眼，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历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这部巨著中认为，应当把西方现代的开端安置在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 [1] 汤因比对现代的发生做这样的处理，主要是出于“内”和“外”两个方面的考虑：从“内”看，直到十五世纪，西方人才开始得以迈出基督教教规的重重钳制，走出了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中世纪，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和上帝的庇荫，得以把观察的视界由天上拉回到人间，并开始真正关注人类自身；就“外”而言，西方人在十五世纪已经准确地掌握了远洋航海技术，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想方设法克服地理和物理上的障碍，漂洋过海，探访地球上一切有居民和可以居住的陆地。而在这项成就为西方基督教文明所掌握之前，西方旧世界文明与新大陆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甚至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往来。因此，远洋航海不但是促成西方人将目光投射到西方以外世界的直接条件，由此真正开始西方与外部世界的相互接触，揭开西方与非西方（包括东方）之间的关系史；同时，它也是一块鲜明的历史界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以便进行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西文化关系的发生也应该定于此时此刻，中德文化关系自然不能例外。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芽、发展，并逐步走向复杂和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