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流浪汉小说是巴洛克小说的一种主要类型。这类小说通常描写一个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在社会上种种的经历和遭遇。他们为了生存，往往不择手段地来对付险恶的社会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浪汉小说所叙述的一般又都是主人公的坎坷不平的成长史。所以说，它开了德国的“成长小说”（Entwicklungsroman）或“教育小说”（Erziehungsroman/Bildungsroman）的先河，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这类小说背景广阔，取材广泛，且又注重表现作者的情志，所以，它们完全可能和有条件去运用当时盛行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并进行创造性和诗意化的加工，刻画出一幅充满理想乃至幻想成分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
格里美尔斯豪森（Hans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1622—1676）是晚期德国巴洛克风格的重要作家。出自他的手笔的《痴儿西木传》（ 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i ）是德国第一部流浪汉小说，用第一人称自叙体体裁写成。这部小说描写了德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一个小人物痴儿西木的传奇故事。 [25] 在格里美尔斯豪森笔下，西木是一个孤儿，生在德国中南部偏僻的斯贝塞的村子里。由于战争，他被迫背井离乡，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在流浪过程中，西木历经千辛万苦，识遍人间万象，认清人情百态，逐渐长大成人。但经过若干年的颠沛流离，西木亦已万念俱灰，决计告别这个纷乱无序的世界，过一种清静无为的隐居生活。
偶然之中，西木漂流到了遥远的中国，具体地说，是在旅途中经过了一次澳门。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夜里，正当西木在阿斯特拉罕要塞外的一个火药研磨工场里忙碌的时候，他遭到了一群俄国鞑靼侦察兵的劫持，被带回了他们的国家，并被用来向通古斯鞑靼人交换了一些中国商品。随后，他又被作为不寻常的贡品，呈送给了刚刚与他们停战的朝鲜国王。由于善耍刀剑，西木得到了朝鲜国王的青睐，最后被释放回国。在回国途中，西木先经由日本，到达中国的澳门，后几经周折，经过长达三年零几个月的漂流，终于回到了德国。 [26] 在这次非同寻常的东方历险中，西木尽管身不由己，任人摆弄，但他还是有幸领略到了东方的异国风光和不同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不过，由于“他在他们那里所受的虐待却多于机遇”， [27] 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未能给西木留下些什么特别值得追念和书写的印象。可以说，西木的东方经历实质上是其整个人生苦难历程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一个缩影。至于西木先前所幻想的中国形象，是否在他的东方之旅中得到了证实或证伪，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正如小说告诉我们的，西木“带回家的，除了一大把在异乡客地长起来的胡子，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28]
在西木的幻想中，中国和德语国家截然两样，一边是战争无休无止，百姓民不聊生，另一边则是“百姓们安居乐业，厩舍里满是牲畜，场院里鸡鸭成群，街市上游人熙攘，酒店里宾客满座，尽在寻欢作乐”。 [29] 不难看到，这是一幅充满和谐和生气的生活画面，与当时饱受三十年战争之苦的德国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这里不存在对敌人的恐惧和对抢劫的担忧，根本不必为生命财产的安全而牵肠挂肚，人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下生活得无忧无虑”。 [30] 在西木乃至所有飘忽不定的德国人看来，甚至在作家本人看来，“这里是一片欢乐和愉快的景象”， [31] 以至于他们充满向往地“把这块国土看作是人间的天堂”。 [32]
可以说，西木对于东方的想象是“人间的天堂”。然而，在现实中他渐渐发现，他所需求的仅仅是一个异国他乡，一个他所梦寐以求的乌托邦而已。
虽然中国是个模糊的概念，但不容否认，西木对中国既充满了向往，也进行了歌颂。那么，作为乌托邦的中国在西木心目中是否会因此而居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呢？换言之，作为乌托邦的中国在巴洛克作家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世界图景中是否就处于中心位置呢？遗憾的是，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只要来听一听西木与朱庇特之间一场精彩的对白，一切便会昭然若揭了。天神朱庇特告诉西木，他要派一个英雄来到人间，帮助人们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这位英雄）不需要一兵一卒，然而却要改变整个世界；他一降生人间，我就要赐给他一个健美的身体，就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并赋予他以充分的谨慎、智慧和理性；维纳斯还要给他一副漂亮的容貌，以致胜过那喀索斯和阿多尼斯，甚至我的加尼梅黛；在他的一切美德之中，我要让维纳斯突出他那出众的容貌、仪表和优雅，使他因而受到世人的爱慕，……此外，墨丘利要赋予他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月亮将在他身上注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的素质；科学女神派拉斯要在帕那萨斯山上把他抚养成人；伏尔甘要在“战神统治之时”为他锻造武器，特别要为他锻造一把剑，他将用这把剑来征服整个世界。 [33]
这位英雄还把所有大人物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那些统治着而又总想统治别人的人；他要领他们越过匈牙利和意大利进入摩尔达维亚、华拉夏、马其顿、色雷斯地区、希腊，再穿过赫勒斯滂进入五洲，为他们征服这些国家，让全德国那些靠战争生活的雇佣兵都陪伴着他们，使他们成为各地的皇帝。然后在一天之内占领君士坦丁堡，使那些不愿皈依、不肯顺从的土耳其人个个人头落地；然后他要在那里重新建立起罗马帝国，再回到德意志去，带上他议会的成员们，在德国中部建立起一座城市，它要比美洲的马诺阿大得多，比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更加富有。 [34]
可见，这幅世界图景的中心无疑是德国，统治这幅世界图景的则是德意志意识和基督教观念，其包容范围之大，覆盖文化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而其势力所及，无不低头臣服，三叹万岁；这就难怪在这位英雄将要建立的艺术宝库里，将收藏全世界的文化珍品：
这些珍品都是中国的皇帝、波斯的皇帝、东印度大蒙兀儿人的皇帝、鞑靼的可汗、非洲大皇帝以及莫斯科的沙皇向他进贡的。 [35]
既然皇帝都已经拱手纳贡，东方国家纵是实力雄厚，也难免遭殖民之厄运。这里，格里美尔斯豪森运用了反讽的手法，给中国在其世界图景中安排了一个很不光彩的位置。之所以如此，我们只能来分析形成这种形象的意识形态了。换言之，我们只要搞清楚这位英雄的“意识形态”，便可以解释清楚这幅世界图景以及其中的中国形象。
由后文我们知道，这位英雄实际上是在替上帝行道。因为，他征服世界的目的是要杀死所有不信上帝的人。要杀死所有不信上帝的人，又无须流血；要征服整个辽阔的世界，而又不使用异常巨大的暴力和强劲手段。那靠什么呢？自然是要靠救世主。所以，在这位英雄创造了这场所谓的和平之后，他就要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和其他不同教派的宗教领袖、世俗首脑作一次十分动人的布道，以便让他们以《圣经》和教皇的观念作为统治的原则，在建立真正的、神圣的、基督教的宗教基础上统一认识，达成普遍的联合。谁要是不皈依基督教，谁就要被作为异教徒而用硫黄和沥青烧死，或者给他戴上黄杨桂冠，将他作为新年礼物献于普鲁托。 [36]
至此，想必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位英雄的做法与耶稣会的教条教规如出一辙，或者说，支配格里美尔斯豪森的就是这种救世史思想，中国作为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当然是其救赎对象。因此，在救世史思想的支配下，格里美尔斯豪森对当时刚刚开始兴起的“中国时尚”（Chinamode）表现出了偏见。他借西木之口，斥之为有伤道德风化的妄想举动，与德意志意识完全抵牾。在一间文物和艺术陈列室里，西木看到基督受难图边上的中国纸画虽然是“稀罕之作”，而且也“因此更加珍贵”，但“纸画上端坐着几个中国人的偶像，有的画得像是魔鬼”。 [37] 格里美尔斯豪森的这段描写很是值得注意。将作为中国时尚之精粹的中国纸画与耶稣受难图相依而挂，并把中国人画得如同魔鬼一般，足以暴露出作者的别有用心，即中国人犹如魔鬼，他们都是些无知无识的野蛮而凶恶的异教徒。
不难看出，格里美尔斯豪森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不可能接受德国的现实，尤其是无法忍受战争的连绵无止；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安定而统一的中国不能不引起他的向往和爱慕。为了放逐自己的心胸，把中国乌托邦化成人间的天堂，也算不得过分。其实，这种乌托邦化背后还掩盖着更深一层意图，即把中德两国加以比较，用中国的和平来衬托和批判德国的动乱，从而揭开了西方把中国（东方）作为自我批判的参照系的序幕。另一方面，格里美尔斯豪森根本无法走出现实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置基督教观念和德意志意识于不理不顾。因此，他不能不，也不得不把中国驱逐到世界的边缘，并要求中国接受西方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殖民。否则，中国在其世界图景中将无立足之地。总之，由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交叉影响，格里美尔斯豪森笔下的中国形象显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作者的态度也显得异常暧昧。但归纳起来，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或是作为乌托邦，中国都是一个被利用的对象。我们知道，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形象与传教士的著作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互动关系；那么，作为乌托邦的中国形象又从何而来呢？换言之，利用中国来批判自己的观念又缘何而来呢？这一点只能另找原因了。
在《痴儿西木传》的直接影响下，德国流浪汉小说兴盛了起来，形成了几百年经久不衰的传统；单就十七世纪而言，格里美尔斯豪森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都以“痴儿西木的故事”为中心，撰写了不少的同类小说，其中不乏有关中国的描写，但根本上看来都未能走出《痴儿西木传》中的套路，因而意义不是很大。
但我们不应忽视一点：流浪汉小说在德国的兴旺发达还受到了外在的间接影响。具体地说，是受到了葡萄牙作家品托（Fernāo Mendez Pinto）的著作《游历者》（ Peregrinaçam de Fernam Mendez ）和英国作家托马斯·希德（Thomas Head）的《痴儿杨·彼鲁斯》（ Simplicianischer Jan Perus ）的影响，尤以前者为甚。据载，品托是一名水手，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亚洲。他回到葡萄牙之后撰写了他在亚洲的漫游经历，即《游历者》。这部书出版之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堪与当时名噪一时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相提并论。据统计，品托的这部著作用西班牙文出了七版，用英文和法文各出了三版，用葡萄牙文、荷兰文和德文分别出了两版，凡十九版，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38] 《游历者》的德译本是在1671年问世的。出版者冠之以一个冗长而翔实的标题，使我们对其内容一览无余：
品托漫游欧洲、亚洲、美洲各国长达二十一年所作的杰出而罕见的游记。其中描写了他在水陆两路所遭受的巨大的艰难险阻，比如他十三次被俘，十七次被出卖，并经受住了若干次船毁人淹的打击。作品中还充满了有关上述各地奇风异俗的详细描述，诸如所列各地区的法律、风俗和习惯；以及当地居民的国家机构和军事实力。 [39]
品托的作品无论是作为一部游记小说，还是流浪汉小说，其中都不乏凭空杜撰之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作品中描述中国的具体方法。归纳起来，品托有两种方法值得我们分析，一是批判的方法，即批判中国的虚弱；二是利用的方法，即利用中国来批判自身的不足。
先说批判的方法。如果说格里美尔斯豪森是从宗教的角度去批判中国，并要求中国接受救世史观念的话，那么，品托则完全从世俗的立场出发，要求诉诸武力，彻底征服中国。在品托那里，殖民统治的思想和强权政治的观念一跃到了前台，连传教士们所采用的那种智取软攻的策略都全然不顾了。小说写道：“Nonday”城被攻陷之后，有许多葡萄牙人锒铛入狱。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海盗头目安东尼·德·法利亚（Antonius de Faria）致信中国官员，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要求释放被捕者，使得中国官员火冒三丈：
这句话深深地激怒了中国官员，尤其他竟然说葡萄牙国王是中国皇帝的兄弟，更是叫中国官员难以接受。 [40]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相互之间平等交往，称兄道弟，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当时自号“中央帝国”、不可一世的中国又如何能容忍一个“蛮夷小国”同自己平起平坐呢？所以，中国官员便割下来使的耳朵，让他捎回去一封写在破纸片上的信，对他们及其国家大加辱骂。安东尼自然更是怒不可遏。既然谈判不成，交涉未果，剩下的唯一选择也就是武力了。于是，安东尼决定强行解救被捕的葡萄牙人。他亲自率领三百人，摇旗呐喊，经过长途跋涉直奔“Nonday”城。结果不消说，百分之百是安东尼成功了。因为，在品托看来，中国人个个弱不禁风，根本不堪一击。
品托所描写的这出远征中国的把戏，在西方影响既大且远。对巴洛克流浪汉小说的影响自不待言，对今后几个世纪的冒险小说更是产生了无以估量的直接影响。因而，甚至到了十九世纪，德国著名通俗小说家卡尔·迈卡尔·迈（Karl May，1842—1912）还承其衣钵，创作了若干部有关中国的冒险小说，诸如《青红玛土撒拉》（ Der blaurote Methusalem ）、《黑骏马》（ Der schwarz Mustang ）等，表现出了相似的中国观念和同等的操作技巧。 [41]
不过，《游历者》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我们倍加注意，这就是史景迁教授在其演讲中所指出的：“品托提出了一个利用中国的新观念，即用中国来批判欧洲的一些因素。” [42] 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无论是就物质丰裕，或是生产力水平来看，中国在当时都远远走在西方前面；此外，中国的诸多特产精品，是西方人所钟情和难忘的。因此，《游历者》中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安东尼的队伍攻进“Nonday”城之后，除了释放被捕同胞之外，大多一心一意地专事抢劫丝绸、花缎、地毯和瓷器等奇珍异品。他们肩挑手提，各尽所能。这固然说明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本质，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以后不同时期殖民侵略行为的原型；但这种描写也隐形地指明了西方物质文化在当时的相对落后。二是精神方面。作品中不乏对中国乡风里俗的赞美，对中国国家机制、社会组织的表扬。品托的这种利用中国的新观念同其批判中国的观念是相辅相成的；也与格里美尔斯豪森的乌托邦思想相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传教士们有关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化背景的介绍。
总而言之，批判和利用这两种观念在十七世纪德国巴洛克流浪汉小说中彼此共存，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一个符合西方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中国形象。但批判也好，利用也罢，作家们都把中国和欧洲相互参照和相互比较，再做出贬褒之分。褒则殖民掠夺，贬则传教救世。面对这种双重的指令，中国纵然挣扎，也难有回天之力，而只能缄默。从此之后，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沉默的中国”一直都是德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首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