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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海王》提出了重视鱼盐资源以富国强国的理想。先秦时期齐国的成功实践，为秦汉人树立了历史榜样。秦始皇最后灭齐，东巡时对齐文化表现了充分的敬意。西汉建国后，刘邦对齐地贵族多有疑忌的背后，也有对齐地依恃海洋资源形成的经济实力的看重。齐国重视盐业、强化盐政，实现了经济强势。国家对于盐业的所谓“轻重”，所谓“谨正盐筴”，即积极进行行政干预、鼓励开发、强化控制、充分利用的政策，对后来汉武帝时代的盐政也有一定的影响。
自远古时代起，山东沿海地方的早期文化受到海洋条件的限制，也享用着海洋条件的渥惠。当地居民在以海为邻的环境中创造文明，推进历史，生产形式和生活形式均表现出对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视。
据《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记载，齐的建国者吕尚原本就是海滨居民：“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
“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太公封于齐，即在“海滨”立国。“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建国之初，有与莱人的生存空间争夺。经过艰苦创业，国家初步形成了强固的基础。“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齐为“大国”，控制区域“东至海”。而使得国家稳定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就是“便鱼盐之利”。
海洋，是齐地重要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构成“齐为大国”人文地理条件的基本要素。“具有许多内陆国家所不能有的海洋文化的特点”
，构成齐文化的重要基因。
《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既表东海，乃居营丘。”
季札作为吴国的使节来到鲁国，“请观于周乐”，“歌齐”时，曾经深情感叹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对于所谓“表东海”，杜预注：“大公封齐，为东海之表式。”
《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表东海者，其太公乎？”裴骃《集解》引王肃曰：“言为东海之表式。”
显然，齐国文化风格之宏大，与对“东海”的开发和控制有关。
《禹贡》写道：“海岱为青州”，“海滨广斥”，“厥贡盐
，海物惟错”。《传》曰“错，杂，非一种”
，“盐”列为贡品第一。而所谓“海物”，可能是指海洋渔产。宋傅寅《禹贡说断》卷1写道：“张氏曰：海物，奇形异状，可食者众，非一色而已，故杂然并贡。”
宋人夏僎《尚书详解》卷6《夏书·禹贡》也说：“海物，即水族之可食者，所谓蠯蠃蜃蚳之属是也。”
又如元人吴澄《书纂言》卷2《夏书》：“海物，水族排蜃罗池之类。”
这里所谓“海物”，主要是指“可食”之各种海洋水产。
宋人林之奇《尚书全解》卷8《禹贡·夏书》解释“海物惟错”，则“鱼盐”并说：“此州之土有二种：平地之土则色白而性坟；至于海滨之土，则弥望皆斥卤之地。斥者，咸也，可煮以为盐者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齐管仲轻重鱼盐之权，以富齐，盖因此广斥之地也。”“厥贡盐
，盐即广斥之地所出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若蠯蠃蚳之类是也。”
宋人陈经《尚书详解》卷6《夏书·禹贡》也写道：“盐即广斥之地所出。”“错，杂，非一也。海物，鱼之类，濒海之地所出，故贡之。”
“鱼盐”代表的海洋资源，是齐国经济优势所在。其中的“鱼”，按照《禹贡》的说法，即“海物”，是包括各种“奇形异状”的“水族之可食者”的。宋人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卷4《夏书》也说：“青州产盐，故以为贡。……海错，凡海之所产，杂然不一者。”
又如宋人蔡沈《书经集传》卷2《夏书·禹贡》：“错，杂也，海物非一种，故曰错。林氏曰：既总谓之海物，则固非一物矣。”
又宋人黄伦《尚书精义》卷10写道：“海物奇形异状，可食者广，非一色而已。故杂然并贡。错，杂也。”
清人胡渭引林氏曰“海物，水族之可食者”，吴氏曰“海物，水族排蜃罗池之类”，指出，“海中之物，诡类殊形，非止江河鳞介之族，故谓之错”
。
杨宽在总结西周时期开发东方的历史时指出，“新建立的齐国，在‘辟草莱而居’的同时，就因地制宜，着重发展鱼盐等海产和衣着方面的手工业”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写道：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司马贞《索隐》：“言齐既富饶，能冠带天下，丰厚被于他邦，故海岱之间敛衽而朝齐，言趋利者也。”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
“鱼盐”资源的开发，使齐人得到了走向富足的重要条件。宋人黄度《尚书说》卷2《夏书》也写道：“海滨之地，广阔斥卤，鱼盐所出。……青州无泽薮而擅海滨鱼盐之利，太公尝以辐凑人物，管仲用之，遂富其国。”
海滨“鱼盐所出”，“鱼盐之利”，通过执政者的合理经营，即所谓“管仲轻重鱼盐之权”，于是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遂富其国”。而所谓“太公尝以辐凑人物，管仲用之”，说明包括智才集结与文华融汇在内的文化进程，也因这种经济条件得到了促进。
《史记》卷69《苏秦列传》载苏秦说赵肃侯语：“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强调齐国最强势的经济构成是“鱼盐之海”。齐国在海洋资源开发方面的优势，使其在各国间的地位得以提升。《国语·齐语》说管子建议齐桓公推行的政策，不仅据有军事地理意义的海险，“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同时，利用海洋开发条件，“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经济开放的方式，使得诸侯因流通得利，于是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和拥护。所谓“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韦昭注：“言通者，则先时禁之矣。东莱，齐东莱夷也。”对于“使关市几而不征”的政策，韦昭解释说：“几，几异服，识异言也。征，税也，取鱼盐者不征税，所以利诸侯，致远物也。”就是说，齐国竞争力最强的商品“鱼盐”，获得了免税的流通交易条件。所谓“诸侯称广焉”，韦昭注：“施惠广也。”
也就是说，齐地“取鱼盐者”的生产收获，通过流通程序，对于滨海地区之外的积极的经济影响也是显著的。
还应当注意到，“海物”即“水族之可食者”的“贡”“致远”“施惠广”，这种远途运输过程，在当时保鲜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往往是需要利用“盐”予以必要加工方可实现的。
考察中国古代盐业史，应当注意到齐地盐业较早开发的历史事实。就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言，齐人也是先行者。
《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记述齐桓公时代齐国的崛起：“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所谓“通鱼盐”“通鱼盐之利”“便鱼盐之利”，指充分利用“鱼盐之海”的资源优势。所谓“设轻重鱼盐之利”“轻重鱼盐之权”，则说明对“鱼盐”生产与消费的控制，使国家充盈了经济实力，改善了财政状况。
虽然秦人崛起于西北，对秦文化形成显著影响的法家学说，其论著已经体现出对遥远的“海”的重视。
《商君书》与战国时期其他一些文化名著一样，已经以“海内”一语指代“天下”，亦表现出“海内”与“天下”共同使用的语言习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社会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如《商君书·立本》所谓“无敌于海内”，以及《商君书·赏刑》所谓“海内治”，又同篇：“汤、武既破桀、纣，海内无害，天下大定。”
后者则“海内”与“天下”并说，这种句式到汉代依然习用。《商君书·兵守》：“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
此则从战略学角度比较“四战之国”与“负海之国”，承认“负海之国”在军事地理方面的优越。不过，《商君书》中没有看到涉及海洋资源的文字。
对于秦政影响最为深刻的《韩非子》书中，则可以看到重视海洋资源之经济意义的理念有所表现。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晏子对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国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对曰：“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故市木之价不加贵于山，泽之鱼盐龟鳖蠃蚌不加贵于海。君重敛，而田成氏厚施。齐尝大饥，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周秦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己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归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国而田成氏有之，今为之奈何？”晏子对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这是一个讲述执政原则的故事，然而发生在“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时。而晏子言语涉及“泽之鱼盐龟鳖蠃蚌不加贵于海”，明确说到“鱼盐”。《韩非子·说林下》又有说到“海大鱼”的内容：
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者。靖郭君谓谒者曰：“毋为客通。”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三言而已，过三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进曰：“海大鱼。”因反走。靖郭君曰：“请闻其说。”客曰：“臣不敢以死为戏。”靖郭君曰：“愿为寡人言之。”答曰：“君闻大鱼乎？网不能止，缴不能
也，荡而失水，蝼蚁得意焉。
今夫齐亦君之海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君失齐，虽隆薛城至于天犹无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辍，不城薛。
《太平御览》卷935引《战国策》曰：“靖郭君将城薛，齐人有请一言者，靖郭君见之，趋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使更言之，曰：‘海大鱼，网不能止，钓不能牵，荡而失水，蝼蚁得意。今齐亦君之水也。’靖郭君乃止。”
“客”或说“齐人”的谏言说到“海大鱼”“网不能止，缴不能
也，荡而失水，蝼蚁得意焉”，“网不能止，钓不能牵，荡而失水，蝼蚁得意”，涉及具体的海洋生物学知识。所谓“网”“止”、“钓”“牵”、“缴”“
”，都体现了对海洋渔业生产方式的了解。
《韩非子·大体》强调“望天地”“全大体”，“因天命，持大体”。所谓“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
，也是有关海洋资源开发的表述。
《吕氏春秋·长利》：“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之渚海阻山高，险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广，子孙弥隆。”
说到齐国的成功，利用了“海”的条件。
《吕氏春秋·开春》：“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
《吕氏春秋·简选》颂扬齐桓公霸业，也使用了“海内”“天下”并说语式：“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
《谨听》之“求有道之士，则于四海之内”，《孝行览》之“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遇合》之“孔子周流海内”，《上德》之“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爱类》之“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
，都是相关文例。又《必己》篇说到这样的故事：“孔子行道而息，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请往说之。’因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说，相谓曰：‘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解马而与之。”
此则是对应言及“东海”“西海”的文字。《审分览》：“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
这里使用了“海外”概念。《士容论》可见“欲服海外”语。《务大》：“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
所谓“欲服海外”这种政治战略要求的表述，当然是以有关“海外”的地理知识为条件的。
《吕氏春秋》涉及海洋知识的论述，则有《古乐》：“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贵因》：“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审己》：“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有始览》列举“泽有九薮”，有“齐之海隅”：“何谓九薮？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巨鹿，燕之大昭。”又说：“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介绍了当时有关“四海之内”的知识。《吕氏春秋·听言》甚至有关于海上航行体验的文字：“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遇合》又说到“居海上者”以及“海上人”：“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说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说亦有若此者。”《精谕》也说到“海上之人”：“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后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蜻皆从女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无至者矣。”
与此说“居海上”“之海上”类同的文例，有《吕氏春秋·恃君览》：“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日则食菱芡，冬日则食橡栗。”
此说“海上”，可能指海滨或海岛上。又《离俗览》有“入于海”之说，则可排除海滨的可能：“舜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桊桊乎后之为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乎夫负妻妻携子以入于海，去之终身不反。”
《君守》篇所谓“东海之极，水至而反”，高诱注：“反，还。”
大概可以理解为有关海流的知识。《吕氏春秋·慎势》：“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高诱注：“近国大，远国小，强干弱枝。”“海上，四海之上，言远也。十里，小国。”
言“海上”为“远国”以及所谓“有十里之诸侯”，应透露了有关“海上”人文知识的信息。
关于海洋渔产，《吕氏春秋·本味》说到“东海之鲕”，又说所谓“鳐”的“飞”“游”历程从“西海”至于“东海”：“鱼之美者：洞庭之鱄，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遇合》篇又有“比目之鱼死乎海”的说法。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由与秦始皇个人关系曾经十分密切的吕不韦主持编撰。其中言及海洋的内容，应当对这位出身西北、有关海洋的知识相对不足的帝王产生了影响。
秦统一战争中，对齐国的政策比较特殊。秦昭襄王十九年（前288）甚至在自称“西帝”时，尊齐王为“东帝”。《史记》卷5《秦本纪》：“（秦昭襄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
《史记》卷44《魏世家》：“（魏昭王）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愍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
《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齐愍王）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
又《史记》卷72《穰侯列传》：“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
史籍多称齐王“为东帝”，如《史记》卷15《六国年表》：“（齐愍王三十六年）为东帝二月，复为王。”
然而事实上是秦人主动。《史记》卷43《赵世家》说：“秦自置为西帝。”
《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愍王说：“秦使魏冉致帝。”
可知秦、齐短暂称帝，是“秦自置为西帝”在先，而秦“致帝”于齐，如司马贞《索隐述赞》所谓“秦假东帝”
，这应当是出于战略合作的需要。看起来秦“致帝”齐王符合远交近攻的原则。《史记》卷78《范雎蔡泽列传》：“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
然而此战略原则的提出，在“秦称西帝，齐称东帝”之后。“齐称东帝”的缘由，首先是齐国已经据有强势地位。汉代学者应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史记》卷8《高祖本纪》裴骃《集解》引应劭曰：“齐得十之二，故齐愍王称东帝。后复归之，卒为秦所灭者，利钝之势异也。”
秦灭六国，齐最后亡。《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在相继灭韩、赵、魏、楚、燕之后，“（秦王政）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张守节《正义》：“齐王建之三十四年，齐国亡。”司马贞《索隐》：“六国皆灭也。”
两年之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行郡县”，至于齐地。琅邪刻石称：“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琅邪刻石宣布：“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又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者。”所谓“四方”“四极”之中，对于“东有东海”的特别关切，值得注意。秦始皇在宣传“忧恤黔首，朝夕不懈”“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事业有常”“兴利致福”“黔首安宁”“各安其宇”的经济政策时，应当注意到齐地久远的重视海洋资源开发的传统。刻石文字强调“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同时也说“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似乎在坚守“上农”原则的同时，也有意发展其他产业，实现“诸产繁殖”。秦始皇泰山刻石：“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
也说“诸产得宜”。所谓“顺承勿革”者，当然是秦王朝政治的“大义”。但是“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者，如果言“鱼盐”生产，则皆与秦人农学经验无关。“法式”的形成，在于齐人的创造与总结。秦王朝要在齐地发展包括“鱼盐”的“诸产”，无疑应当继承齐人的经济传统，只能“顺承勿革”。
《吕氏春秋·仲冬纪》说到“海”的“祈祀”：“……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高诱注：“皆有功于人，故祈祀之也。”
《礼记·月令》也说：“仲冬之月……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郑玄注：“顺其德盛之时祭之也。”
但是“祈祀四海”理念对秦始皇形成影响，很可能源自《吕氏春秋》。《史记》卷28《封禅书》：“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八神”之中，“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都在海滨。秦人对齐人礼祀制度的继承，对齐人信仰世界的尊重，透露出对齐文化重视海洋的传统的态度。
秦始皇“东游海上”表现出来的对海洋的热忱，应当也受到齐国君主喜好“游”于“海”的行为传统的影响。
《孟子·梁惠王下》说到齐景公“遵海而南，放于琅邪”的航行计划：“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赵岐注：“孟子言往者齐景公尝问其相晏子，若此也。转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于琅邪。琅邪，齐东南境上邑也。当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观游乎？先王，先圣之王也。”
《韩非子·十过》又载录一则海上“远游”，“游海而乐之”“游海上乐之”“游于海上而乐之”的故事：“奚谓离内远游？昔者田成子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颜涿聚曰：‘君游海而乐之，奈臣有图国者何？君虽乐之，将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归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将击之。颜涿聚曰：‘昔桀杀关龙逢而纣杀王子比干，今君虽杀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为国，非为身也。’延颈而前曰：‘君击之矣！’君乃释戈趣驾而归，至三日，而闻国人有谋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齐国者，颜涿聚之力也。故曰：离内远游，则危身之道也。”
《说苑·正谏》说同一故事，“田成子”写作“齐景公”。关于“离内远游”之“远”，又有“六月不归”的情节：“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而六月不归，彼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斫之，颜烛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
《太平御览》卷353引刘向《新序》曰：“齐景公游海上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敢言归者死！’颜歜谏曰：‘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出乐海也！’公据戟将斫之，歜抚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君奚不斫？臣以参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归。”
今本《新序》未见此事。所谓“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太平御览》卷468引刘向《说苑》颜蠋谏语作“君乐治海，不乐治国”。
“治海”与“治国”的这种直接对照，或许是未曾窜错的原文。
《韩非子》还有齐景公“游”“海”的直接记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
又《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晏子对曰：‘其田成氏乎？’”
又《韩非子·难三》可见对齐桓公“去其国而数之海”的批评。
《韩非子·十过》：“奚谓离内远游？昔者田成子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陈奇猷认为，《外储说左上》与《外储说右上》所言齐景公游“少海”，“当即此所谓海也。（少海省称为海，《说苑》作海上，《史记·田齐世家》：‘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外储说右上》：‘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少海、海上、海当为一地。）”
可知对“海”的特殊迷恋，是齐国执政者共同的心理。秦始皇读过《韩非子》
，书中有关齐国君“游”“海”的故事对他产生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
秦灭亡后，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齐人田荣首先挑战项羽确定的天下秩序。《史记》卷7《项羽本纪》：“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杀击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项羽破齐，“多所残灭”。“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
《史记》卷94《田儋列传》记载，刘邦称帝后，“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
刘邦对田横的重视，并不限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的感叹，“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的疑惧特别值得重视。
《史记》卷8《高祖本纪》所见田肯为刘邦分析局势时的言语，有“东西秦”之说：“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齐”与“秦”，司马贞《索隐》引虞喜云：“为东西秦，言势相敌。”
而“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两地均依托海洋资源优势得以富饶，而“北有勃海之利”，更突出强调了齐地据“鱼盐”物产所占有的经济领先的地位。
《管子·海王》提出了“海王之国”的概念。文中“管子”与“桓公”的对话，讨论立国强国之路，“海王之国，谨正盐筴”的政策得以明确提出：
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
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
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筴。”
什么是“海王”？按照马非百的理解，“此谓海王之国，当以极慎重之态度运用征盐之政策。盖盐之为物乃人生生活之必需品，其需要为无伸缩力的。为用既广，故政府专利，定能收入极大之利也”
。
盐业对于社会经济生活重要之地位，受到齐人的重视。而这一重要海产，也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
有注家说：“‘海王’，言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
马非百则认为：“‘海王’当作‘山海王’。山海二字，乃汉人言财政经济者通用术语。《盐铁论》中即有十七见之多。本篇中屡以‘山、海’并称。又前半言盐，后半言铁。盐者海所出，铁者山所出。正与《史记·平准书》所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及《盐铁论·轻重篇》文学所谓‘管仲设九府徼山海’之传说相符合。”
然而言“盐者海所出”在先，也显然是重点。篇名《海王》，应当就是原文无误。
对于所谓“官山海”，马非百以为“‘官’即‘管’字之假借”。又指出，“本书‘官’字凡三十见。其假‘官’为‘管’者估其大多数”。“又案：《盐铁论》中，除‘管山海’外，又另有‘擅山海’（《复古》）、‘总山海’（《园池》）、‘徼山海’（《轻重》）及‘障山海’（《国病》）等语，意义皆同。”
“官”“管”假借之说，虽非确论，然而具有参考意义。
在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已经走向“兴盛”。至战国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管子·地数》所谓“齐有渠展之盐”
，即反映了这一经济形势。杨宽指出，“海盐的产量比较多，流通范围比较广，所以《禹贡》说青州‘贡盐’”。
在有关齐国基本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对于桓公“何谓正盐筴”的提问，管子回答说：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筴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筴，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对于“正盐筴”之“正”，马非百以为“即《地数篇》‘君伐菹薪，煮泲水以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之正。正即征，此处当训为征收或征集，与其他各处之训为征税者不同。”马非百说：“盖本书所言盐政，不仅由国家专卖而已，实则生产亦归国家经营。观《地数篇》‘君伐菹薪，煮泲水以为盐’及‘阳春农事方作，令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即可证明。惟国家经营，亦须雇佣工人。工人不止一人，盐场所在又不止一处，故不得不‘正而积之’。”
《管子·海王》写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又《管子·地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
汉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在对于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尚书张林言盐政得失，有“盐者食之急也”语。
所谓“正盐筴”所以体现出执政者的智慧，在于“盖盐之为物乃人生生活之必需品，其需要为无伸缩力的。为用既广，故政府专利，定能收入极大之利也。”有的学者认为，“所言盐政，不仅由国家专卖而已，实则生产亦归国家经营”。
其产、运、销统由国家管理。
《管子·海王》还写道：
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
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数也。”
所谓“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也体现出“山海”之中，“海”尤为重。而齐国的盐政，是包括与“雠盐”相关的盐的储运和贸易的。
盐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是维持社会正常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秦汉帝国“大一统”的规模，使得盐的消费与供应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
，盐业管理也成为国家行政任务
。汉武帝时代，最高执政集团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盐业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有识见的政治家强烈主张盐业官营，“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汉武帝时代实行盐铁官营，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受到齐国“正盐筴”经济政策的启示。有学者认为，“齐国对‘盐’是官营的。开发海洋（实际是近海）资源给齐国带来了富强”，齐国于是“成为七雄之首”。“从齐国开始，‘盐’一直成为我国政府官营的垄断产业，成为无可争辩的、天经地义的一贯国策。”
此说虽不免绝对化之嫌，但是指出齐盐政的创始性意义，是大体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