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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自汉武帝时代起，汉帝国开始打通了东南海上航路，推进了南洋交通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地方、南亚地方，乃至更遥远的中亚地方、西亚地方实现了海路交通的联系。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记述了西汉时期得以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状况：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这些地区与汉王朝间的海上商运相当繁忙：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
王莽专政时，还曾经利用南洋航运进行政治宣传：
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
由黄支国还可以继续前行：
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夫甘都卢国、皮宗等国家或部族的具体位置，学者多有异议，而对于黄支国即印度康契普腊姆，已不程国即师子国亦今斯里兰卡，中外学者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国和天竺（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相当艰难，然而仍大致保持着畅通，海路于是成为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的佛教题材摩崖造像，其中多有“胡人”形象
，结合徐州东海地区佛教首先炽盛的记载
，则可以理解海上交通的历史文化作用。
汉顺帝永建六年（131），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或苏门答腊的叶调国国王遣使经日南航海来汉，同期抵达者还有位于今缅甸的掸国的使节。
除了当地产珠而外，由南洋贸易通路输入的“珠”，也在汉地经济生活中形成影响。《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为什么“入海市明珠”，因为“明珠”的规格与价值，海内与海外存在差别，冒“苦逢风波溺死”之险贩运的，即所谓“大珠至围二寸以下”的珍品。所谓“赍黄金杂缯而往”，提示这也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种形式。而“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以及“亦利交易，剽杀人”等记述
，保留了有关“入海市明珠”的宝贵信息。
《后汉书》卷6《顺帝纪》记载：“（永建四年）夏五月壬辰，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还之。’”
汉顺帝愤然“封以还之”桂阳郡地方长官“远献”之“大珠”，有可能即《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所说“入海市明珠”所得“大珠至围二寸以下”者。马援“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
，可知南海产“珠”，正是沿这一路径北上。另一有关“大珠”的史例，即《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记载的故事：“宫中亡大珠一箧，太后念，欲考问，必有不辜。乃亲阅宫人，观察颜色，即时首服。”
顾实研究《穆天子传》，在论证“上古东西亚欧大陆交通之孔道”时，提到孙中山与他涉及“琅邪”的交谈：“犹忆先总理孙公告余曰：‘中国山东滨海之名胜，有曰琅邪者，而南洋群岛有地曰琅琊（Langa），波斯湾有地亦曰琅琊（Linga），此即东西海道交通之残迹，故三地同名也。’”他回忆说，孙中山当时“并手一册英文地图，一一指示余”。顾实感叹道：“煌煌遗言，今犹在耳，勿能一日忘。”他说：“上古东西陆路之交通，见于《穆传》者，既已昭彰若是。则今言东西民族交通史者，可不郑重宝视之乎哉！”顾实随即又指出：“然上古东西海道之交通，尚待考证。”
关于“琅邪”地名体现的“东西海道交通之残迹”，确实值得注意。
印度尼西亚的林加港（Lingga），或有可能是孙中山与顾实说到的“南洋群岛有地曰琅琊（Langa）”。而菲律宾又有林加延港（Lingayen），或许也有可能是“琅琊（Langa）”的音转。
“大约写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初”的“阿拉伯作家关于中国的最早著作之一”《中国印度见闻录》说到“朗迦婆鲁斯岛（Langabalous）”。中译者注：“Langabalous中前半部Langa一词，在《梁书》卷五四作狼牙修；《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作棱加修；《隋书·赤土传》作狼牙须；义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朗迦戊；《岛夷志略》作龙牙犀角；印度尼西亚古代碑铭中作Llangacogam，或Lengkasuka Balus即贾耽书中的婆露国。”
有学者说：“《梁书》之狼牙修，自为此国见于我国著录最早之译名。次为《续高僧传·拘那罗陀（Gunarata）传》之棱加修。次为《隋书》狼牙须，义静书之朗迦戊，《诸蕃志》之凌牙斯加，《事林广记》与《大德南海志》之凌牙苏家。《苏莱曼东游记》作Langsakā，则为此国之阿拉伯名。”这就是《岛夷志略》作“龙牙犀角”者。然而《岛夷志略》又有“龙牙门”。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写道：“《诸蕃志》与《事林广记》二书三佛齐条皆有凌牙门一名。格伦维尔以其指林加海峡（Notes，p.99，n.2）。夏德与柔克义亦以其指林加海峡与林加岛（Chao Ju-kua，p.63，n.2）。案：林加岛，《东西洋考》作龙雅山，以凌牙当于Lingga，对音自极合。惟鄙意凌牙门或亦一汉语名，而非音译。疑龙牙门一名，宋代即已有之，讹作凌牙门也。”又说：“龙牙门一名在元明时又成为新加坡岛与其南之广阔海峡称。至于本书龙牙门一名，殆指新嘉坡岛。”论者以为“凌牙犀角”地名有可能与《马可波罗行纪》“载有Locac一名”或“Lochac”，及“《武备志·航海图》之狼西加”有关
，也是值得注意的意见。论者以为“凌牙门或亦一汉语名，而非音译”，其来自“汉语”的推想，或许比较接近历史真实。
有学者解释《西洋朝贡典录》卷上《满剌加国》之“龙牙山门”：“《岛夷志略》作龙牙门，云：‘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龙牙门在今新加坡南海峡入口处，今称石叻门，此为沿马来半岛东部至马六甲海峡所必经，故曰‘入由龙牙山门’。”
所谓“两山相交若龙牙状”，“龙牙”是神话传说境象，无有确定形式，以“龙牙”拟状似不合乎情理。“龙牙”来自汉地地名的可能性，似未可排除。
也许“林加”这个地名是我们考虑南洋地方与“琅琊（Langa）”或“琅琊（Linga）”之对应关系时首先想到的。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Lingga”条写道：“名见《Pasey诸王史》，谓为满者伯夷之诸国。《南海志》龙牙山，《东西洋考》两洋针路条之龙雅山、龙雅大山，《顺风相送》龙雅大山，《指南正法》之龙牙大山，皆其对音，即今印度尼西亚之林加岛（Lingga Ⅰ.）。《海路》之龙牙国，亦指此岛。”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说：“龙牙门，《诸蕃志》作凌牙门（Linga），星加坡之旧海岬也。”又《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国”条所见“凌牙门”，冯承钧又写作“凌牙（Linga）门”。
关于其国情，《诸蕃志》说，“经商三分之一”，“累甓为城，周数十里。国王出入乘船”。其情形似与古“琅邪”颇类似。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就“狼西加”言：“据图，狼西加在孙姑那与吉兰丹之间，或谓此应作狼牙西加，为Langka-suka对音，即为大泥地方。”
所谓“狼牙西加”之“狼牙”，确实与“琅邪”音近。
另一能够引起我们联想的是《隋书》卷82《南蛮传·真腊》的记载：“近都有陵伽钵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引文作“每以兵二千人守卫之”，“陵伽钵婆山”作“陵伽钵婆（Lingaparvata）山”。
其中关于“神祠”及“信道士”等的信息，也使人想到与战国秦汉“琅邪”的相近之处。
寻找波斯湾地区的“Linga”或“Langa”，只有伊朗的伦格港（Lingah）或称作林格港（Lingoh）比较接近。这一港口在有的地图上标注的名称是“Bandar lengeh”。Bandar即波斯语“港口”。然而这处海港是否孙中山所指“琅琊（Linga）”，同样尚不能确定。
移民将家乡的地名带到新居住地，是很普遍的情形。
航海者也往往习惯以旧有知识中的地名为新的地理发现命名。“琅邪”地名在秦代已经十分响亮。不能排除“琅邪”地名在秦代起就因这里起航的船队传播至远方的可能。对于南海“琅邪”的讨论虽然尚未能提出确定的结论，但还是应当肯定相关探索对于说明自秦汉时期形成重要影响的海上航运和中外文化交流之历史进步的意义。
有关“西南夷”物产，《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哀牢》提到其地出“光珠”，又说到“蚌珠”。李贤注引徐衷《南方草木状》则称“蜯珠”：
凡采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祷，若祠祭有失，则风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左右。蜯珠长三寸半，凡二品珠也。
所谓“风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左右”，明说是海产之“珠”。《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论曰：
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幄焉。
说这些来自海外的“怪丽”珍宝，均得进入中原，服务于宫廷华贵生活消费。“灵物”“玮宝”句李贤注：
珠玉、金碧、珊瑚、虎魄之类。
这些“隐海”“沈沙”的“灵物”“玮宝”，有可能出产于更遥远的海域，经西南丝绸之路进入中土。据《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大秦》言“大秦国”物产：
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
中国人对于出产于需涉渡远海方能接近的“大秦”的“明月珠”等“奇宝”的认识，应当经由这条路径。
这一路径，或称西南丝绸之路。
在中国境内的路段与海域无关。然而“隐海”“沈沙”的“灵物”“玮宝”，是通过海上航行接近中土的。所经历海域，见于《汉书》卷28《地理志下》说到的南洋航线。
《后汉书·顺帝纪》记载：“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李贤注引《东观记》曰：“叶调国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及掸国王雍由亦赐金印紫绶。”
叶调，一般认为即梵文Yava-dvipa译音之略。掸国遣使奉贡事有多次，据《后汉书》记载：
（1）和帝永元九年（97）“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和帝纪》）。
（2）安帝永宁元年（120）“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安帝纪》）。
（3）顺帝永建六年（131）“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顺帝纪》）。
（1）（2）称“永昌徼外”，《陈禅传》记（2）事，谓“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又称“今掸国越流沙，逾县度，万里贡献”，显然经由陆路。（3）称“日南徼外”，则可能经由海路。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述永宁元年（120）掸国遣使奉献事，说到掸国与大秦的海上联系：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自言“海西人”，很有可能浮海而来。《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一名犁鞬，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又有“临西海以望大秦”语。
大秦又称黎轩、犁靬、犁轩，或谓泛指古代罗马帝国，或指古代东罗马帝国，包括今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叙利亚及埃及一带，也有以为专指叙利亚的认识。《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与东方往来通路有陆路亦有海路，而海路似较先开通：“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
。看来汉代文物资料中出现的深目高鼻的“幻人”形象，可能多是经由海路东来的大秦杂技演员。
从《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关于“大秦道”的说法，可知《魏略》的作者当时已经认识到海西幻人的来路大略有三条，即：
（1）西域陆路；
（2）交阯海路；
（3）海陆兼行的益州、永昌路。
由海路经行交阯的通路，有《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大秦国》所谓“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的史证。范晔还指出，“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疑心是传递间出现的问题。
两汉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东。东汉时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东北。
秦汉时期海外航运的发展体现出与外域文化相互交流的空前活跃的气象，标志着历史的进步。然而同时人们又可以发现这种交通活动的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许即后世海运最终难以真正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首先注意到，当时海上贸易交往的主要内容，往往仅限于奇兽珍宝等为上层社会享乐生活服务的奢淫侈靡之物，因而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并未产生广泛的深刻的影响。其次，当时较大规模的海外交通，多由政府组织，如“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
浮海来华的船队，也以“遣使贡献”者受到更多的重视。从1973年至1974年对汉代重要海运基地徐闻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看，51座东汉墓中有26座出土珠和珠饰，未出土这类遗物的25座墓中，有17座曾遭破坏扰乱。发掘者认为这批珠和珠饰，很可能“来自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所谓“民间的海外贸易”虽然逐步得到发展，但是在海外交通活动中的比重，依然不宜估计过高。
第三个特点，尤其值得特别注意，对当时中外海上航运活动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突出感觉到秦汉人在海外交往中相对被动、相对消极的倾向。当时东南亚及南亚人在南洋航运中相当活跃，汉使亦往往“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大秦人也不仅反复经行南海洋面，还数次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从事外交和贸易活动的足迹。然而史籍中却看不到秦汉人航海到达罗马帝国的明确记载。
草原民族对西北方向丝绸之路的开通有重要贡献。
同样，东南方向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有古代文献称之为“蛮夷”的其他民族的商人、船长、水手们的历史功绩。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临大海欲度”而终于放弃西行计划事：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面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海路航行之艰险，成为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严重阻隔。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是为人为制造的障碍。大秦使臣亦曾经由南海航路来访：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终于至公元166年“始乃一通”。安敦，可能是公元138年至161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或者他的继承人，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留斯·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太平御览》卷771引康泰《吴时外国传》：“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
《水经注·河水一》引康泰《扶南传》：“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径西行，极大秦也。”又云：“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国，号担袟，属天竺。遣黄门字兴为担袟王。”
加那调洲，或谓在今马来半岛，或谓在今缅甸沿岸，或谓在今印度西岸。有的学者还确认加那调洲是在孟加拉国湾西岸，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
从康泰的记述看，当时西行大秦，往往由海路转行陆路。
《梁书·诸夷列传》说到经由南海往来大秦的香料贸易，“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以为“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而“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可见大秦商人在航海能力方面占有优势。孙权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如果记载可靠，则孙权是中国唯一曾与古罗马帝国公民直接对话的帝王。后“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
。推想此“男女”20人中，当有送秦论后辗转返回中国者。
秦汉时期南洋海路的开通，多有文物资料以为证明。
广州及广西贵县、梧州等地的西汉墓葬多出土形象明显异于汉人的陶俑。这类陶俑或托举灯座或头顶灯座，一般头形较短，深目高鼻，颧高唇厚，下颔突出，体毛浓重，有人认为其体征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人”接近。这些陶俑的服饰特征是缠头、绾髻、上身裸露或披纱。另有下体着长裙的女性侍俑。这些特征也与印度尼西亚某些土著民族相似。然而从深目高鼻的特点看，则又可能以南亚及西亚人作为模拟对象。这些形象特异的陶俑的发现，反映当时岭南社会普遍使用出身南洋的奴隶，也说明西汉时期南洋海路的航运活动已经相当频繁。
广州汉墓还曾出土陶制象牙、犀角模型等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象征意义，也体现出南洋贸易对当时社会意识的普遍影响。广州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还常常出土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质料的装饰品，并曾出土叠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药物蚀花的肉红石髓珠。经过化验的4个玻璃珠样品，含钾5%—13.72%，而铅和钡的成分仅有微量或根本没有，这与中国古代铅钡玻璃系统制品截然不同，应是由南洋输入。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所谓入海交易的奇物之一“璧流离”，在汉代画像中也有体现。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刻可见圆形中孔，面有方罫文的玉璧，有题刻曰：“璧流离，王者不隐过乃至。”可见“璧流离”被当时社会普遍视为宝物。“璧流离”语源，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以为即梵文俗语Verulia或巴利文Veluriya。汉译又作吠瑠璃、毘瑠璃、鞞瑠璃等。这一古印度名称得以长期沿用，说明由黄支等地输入的海路保持畅通，使得人们未能淡忘这种宝物在原产地的称谓。
南洋海上交通的发展，在东南亚及南亚诸国留下了大量汉文化遗物。除出土地域分布甚广的五铢钱而外，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中曾出土中国汉代陶器。苏门答腊还曾出土底部有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纪年铭文的陶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