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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初期海外交通大致主要面向东方。《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此说商王朝的政治影响已经及于海上。然而直到战国时期，见于文字记载的海上航行仍只限于近海，一般往往沿海岸航行，以借助观测岸上的物标、山形、地貌等测定船位、确定航向。尽管如此，当时人们通过辗转曲折的途径，已经对于远在东洋的海上方国有了初步的认识。《山海经·海内北经》已经有关于“倭”的记述：“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所谓“倭属燕”，说明环渤海地方的燕人可能最早实现了与“倭”的联系。《海外东经》《大荒北经》还说到所谓“毛民之国”。
有人认为“毛民之国”地在今日本北海道。
秦汉时期，东洋航运的开拓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现今日本方向海上列岛的国家，已经与汉王朝建立了明确的行政关系。
最早记载徐福事迹的是《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得齐人徐巿介绍“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之说，于是派遣徐巿“入海求仙人”：
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关于“三神山”，张守节《正义》：“《汉书·郊祀志》：‘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患且至，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关于“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州，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
关于“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事，《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又记载：
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情节，值得注意。而“始皇梦与海神战”，“问占梦”，“博士”答复所谓“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其中涉及“海神”“水神”“恶神”“善神”，其说或与“方士徐巿等”的宣传有一致性。
《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则谓“徐福入海求神异物”，留止海外不还，“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
事又见《汉书》卷45《伍被传》。
伍被言“徐福”故事，是在对秦末政治危机进行总体评价时的政论意见。徐巿“出海”，被看作政治现象：
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任刑法，转海滨之粟，致于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馈，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满野，流血千里。于是百姓力屈，欲为乱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药，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五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南越。行者不还，往者莫返，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惨，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怨上，欲为乱者，十室而八。……
又提到使徐福入海求仙药事。
《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230）“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事，也说道：
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中则已将徐福所止王不来处与日本相联系，其事系于“倭”条下：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
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太平御览》卷782“纻屿人”条引《外国记》说，有人航海遇难，流落到多产纻的海岛，岛上居民有三千余家，自称“是徐福童男之后”。《太平御览》卷973引《金楼子》说徐福故事，也与东瀛“扶桑”传说相联系：“秦皇遣徐福求桑椹于碧海之中，有扶桑树长数千丈。”
秦始皇时代是中国古代提供了集中的历史创造的阶段。军事指挥、政制建设、交通规划、工程组织等方面的成就都成为历史的里程碑。徐巿遵从秦始皇指令主持的航海行动，在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海外开发史和探险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徐巿东渡，是秦汉时期东洋航运开通的标志性事件。
徐巿是齐地方士。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他上书建议求海中神山仙人，为秦始皇批准。司马迁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记载，齐人徐巿等上书，说海中有三神山，叫作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求行斋戒仪式，率领童男女前往寻求，“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在关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的记录中，又可以看到秦始皇对徐巿寻找海中神山未获成功的不满：“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在有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史事的记录中，司马迁又写道，秦始皇从长江下游沿海岸北上，至琅邪。“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于是谎称蓬莱仙药可以得到，但是航行常为大鲛鱼所阻碍，所以不得近前，请求与携带先进的射击武器“连弩”的善于射箭者同行，以便射杀大鲛鱼。秦始皇在梦中与海神战斗，随即命令入海者携带捕捉巨鱼的渔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沿途都没有看到巨鱼。至之罘时，发现巨鱼，据说竟然“射杀一鱼”。
看来，徐巿求海中神山仙人的航海实践，前后至少有10年的经历。通过“巨鱼”“大鱼”的故事，可以知道徐巿并不仅仅在近海浮行，而是已经尝试了相对较远的航程。
《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记载的徐福航海故事包括若干细节：徐福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神异物，回来后宣称见到了海中大神，被看作西皇的使节，表达了“愿请延年益寿药”的请求。而大神表示：“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又说，带来童男女和工匠“即得之矣”。
秦始皇非常高兴，决定满足海神的要求。于是派三千童男女携带谷种和工匠一起远行。徐福到了平原广泽适合发展农耕的地方，在那里自为首领，竟不再归来。《汉书》卷25下《郊祀志下》也说，徐福“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
顾颉刚在总结秦汉“方士”的文化表现时写道：“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可知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当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时，怂恿他求仙的方士便不计其数。他也很相信，即派韩终等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下文。又派徐巿（即徐福）造了大船，带了五百童男女去，花费了好几万斤黄金，但是还没有得到什么。反而同行嫉妒，互相拆破了所说的谎话。”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说“发童男女数千人”
，《汉书》卷45《伍被传》则说赍“童男女三千人”：“使徐福入海求仙药，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五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
又有说“童男童女各三千人”的。
而顾颉刚所谓“带了五百童男女去”，与《史记》《汉书》中的记载不相合。
《说郛》卷66下题东方朔《海内十洲记》也说徐福带走的是“童男童女五百人”。
虽然正史的记录都是“数千人”“三千人”，但是“五百人”的数字其实可能更为接近历史真实。《剑桥中国秦汉史》取用了“数百名”的说法，采取了如下表述方式：“公元前219年当秦始皇首幸山东海滨并在琅邪立碑时，他第一次遇到术士。其中的徐巿请求准许他去海上探险，寻求他说是神仙居住的琼岛。秦始皇因此而耗费巨资，派他带‘数百名’童男童女进行一次海上探险，但徐一去不复返，传说他们在日本定居了下来。”
唐代诗人汪遵《东海》诗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作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以为徐福行为无异于避世隐居。熊皦《祖龙词》也写道：“平吞六国更何求，童女童男问十洲。沧海不回应怅望，始知徐福解风流。”对徐福故事又也有新的解说。又如罗隐《始皇陵》诗：“荒堆无草树无枝，懒向行人问昔时。六国英雄漫多事，到头徐福是男儿。”
将徐福的海上航行视作对黑暗政治的成功反抗。
白居易有讥讽求仙行为的《海漫漫》诗，其中写道：“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丱女舟中老。”
其实跟随徐福海上探寻仙山的童男童女们并没有“舟中老”，他们很可能确实定居在中原人前所未知的海外世界，开创了新的文化。《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记载：“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
说徐福及其随行人员定居在东海列岛。《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也记载：“会稽海外……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
《太平御览》卷782“纻屿人”条引《外国记》说，有人航海遇难，流落到多产纻的海岛，岛上居民有三千余家，自称“是徐福童男之后”。
看来，徐福带领童男童女开发海上岛国的传说，可能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徐福“止王不来”的地点，却不能确知。《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说徐福“遂止此洲”的内容，列在“倭”条下。
而《太平御览》卷973引《金楼子》说徐福故事，也与东瀛“扶桑”传说相联系：“秦皇遣徐福求桑椹于碧海之中，有扶桑树长数千丈，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体作金光飞腾玄宫也。”宋代诗人有以“日本刀歌”为题的诗作，如：“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丱老。百工五种与之俱，至今器用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嗟予乘桴欲往学，沧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叹坐流涕。”这首诗见于司马光《传家集》卷5，又见于欧阳修《文忠集》卷54，虽然著作权的归属尚不能明确，却表明当时文化人普遍相信徐福将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日本。
日本一些学者也确信徐福到达了日本列岛，甚至有具体登陆地点的考证，许多地方纪念徐福的组织有常年持续的活动。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史进程中相应时段发生的显著进步，与徐福东渡有关。应当说，徐福，已经成为象征文化交往的一个符号。
徐福东渡，体现了秦汉人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和智慧，作为中国早期航海事业的成功的标志，书写了东方文化交流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也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关于徐福东渡，古代地理文献也有相关记载。唐代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卷22《沧州》写道，饶安县，原本是汉代的千童县，就是秦代的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置此城以居之。”
宋代地理书《太平寰宇记》卷24《密州》引《三齐记》说到“徐山”，也是因徐福东渡而出现的地名：“始皇令术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药于蓬莱方丈山，而福将童男女二千人于此山集会而去，因曰‘徐山’。”
宋代诗人林景熙《秦望山》诗则在“会稽嵊县秦始皇登山望海处”发表“徐福楼船不见回”的感慨。
徐福浮海，并不限于一次，关于其出海港的传说涉及许多地点，是可以理解的。近年来，若干地方相继形成了徐福研究热，如果超越地域文化的局限，进行视野开阔的深入研究，应当能够深化对中国古代航海史的认识，推进中国古代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目前有关所谓徐福遗迹的资料尚不足以提供历史的确证。不过，从秦末齐人曾为“避苦役”而大批渡海“适韩国”
，以及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
等记载，可以知道当时的海上航运能力。
从今山东烟台与威海至辽宁大连的航程均为90海里左右。从威海至杨仆楼船军登陆地点洌口（即列口，今朝鲜黄海南道殷栗附近）约180海里。前者是齐人渡海适韩国的最捷近航路，后者则是楼船军渡海击朝鲜的最捷近航路。而由朝鲜釜山至日本下关的航程不过120海里左右。显然，以秦汉时齐地船工的航海技术水平，如果在朝鲜半岛南部港口得到补给，继续东渡至日本列岛是完全可能的。而由今山东、江苏沿岸浮海，也确有可能因“风引而去”
“遭风流移”
，而意外地直接东渡至日本。徐福东渡的传说，可以说明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力使自身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东洋。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已经出现关于“乐浪海中”“分为百余国”的“倭人”政权的记述：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在带方东南万里。”又谓“《魏略》云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
所谓“百余国”者，可能是指以北九州岛为中心的许多规模不大的部落国家。自西汉后期起，它们与中国中央政权间，已经开始了正式的往来。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中为“倭”列有专条，并明确记述自汉武帝平定朝鲜起，倭人已有三十余国与汉王朝通交：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
所谓“乐浪海中”、“带方东南”、“韩东南大海中”以及武帝灭朝鲜后方使驿相通，都说明汉与倭人之国的交往，大都经循朝鲜半岛海岸的航路。
成书年代更早，因而史料价值高于《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的《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中，关于倭人的内容多达2千余字，涉及30余国风土物产方位里程，记述相当详尽。这些记载很可能是根据曾经到过日本列岛的使者——带方郡建中校尉梯儁和塞曹掾史张政等人的报告
，也可能部分采录“以岁时来献见”的倭人政权的使臣的介绍。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倭》记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显然已可以证实这一记载。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地望，在北九州岛博德附近的傩县一带。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说：“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而“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有人认为“黑齿国”方位与《梁书》卷54《诸国传·东夷传·扶桑》中沙门慧深所述扶桑国情形相合，其所在远至太平洋彼岸的美洲。
而又有学者指出，所谓扶桑国若确有其地，“其地应在中国之东，即东北亚某地离倭国不太远之处”。
今考裸国、黑齿国所在，应重视“南”与“东南”的方位指示，其地似当以日本以南的琉球诸岛及台湾等岛屿为是。
《太平御览》卷373引《临海异物志》所谓“毛人洲”，卷790引《土物志》所谓“毛人之洲”
，以及《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所谓“去临海郡东南二千里”的“毛人”居地
，其实大致与《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所谓“裸国、黑齿国”
方位相近。对于这些生活在大洋之中海岛丛林的文明程度较落后部族的文化状况，中国大陆的居民通过海上交通已经逐渐有所了解。而对于这一地区文化面貌的最初的认识，是以秦汉时期航海事业的发展为条件而实现的。
《后汉书》卷85《东夷传》关于“倭”的记述，以“东冶”作为方位标志：“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也写道：“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这两处“会稽东冶”，或当理解为会稽郡东冶县。东冶作为东洋远航的方位标志，又有“道里”参照值，可知东冶在两汉和魏晋时期很可能具有东洋航运重要起航港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