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考察秦汉时期的海路航运，不能忽略越人航运传统，亦应特别重视东越、闽越和南越之间的海上联系。而闽越在航海史上的贡献，尤其应当予以重视。
闽越航海条件与航海传统的优越，使得其与东越、南越的海上往来似较内地联系更为方便。当时闽越人借助海上航行技术的优势，在中国东南地区有活跃的表现。秦汉时期几次重要战事借助航海条件实现了远征的成功。古代中国因风浪影响航运的最早的历史记录，也发生在闽越。闽越人的突出贡献，在东方海洋开发史上书写了引人注目的篇章。
史称“百越”的古代部族主要生存活动于东南沿海。然而也有依恃近海航行能力北行的经历。浙江温岭发现的越王城，当地方志称“徐偃王城”。而传说徐偃王立国之地远在淮北。《史记》卷5《秦本纪》：“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裴骃《集解》：“《地理志》曰：临淮有徐县。云故徐国。”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张守节《正义》又写道：“《括地志》又云：徐城在越州
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传云昔周穆王巡狩，诸侯共尊偃王。穆王闻之，令造父御乘騕袅之马，日行千里，自还讨之。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
温岭发现或许与越州“徐城”有关。而南北“徐城”共见于地理文献，可以看作越人曾经活跃于苏北地方的迹象。
东周时期，越王勾践迁都琅邪。《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琅邪郡”条关于属县“琅邪”写道：“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
今本《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有“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的记载，又写道：“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践以后的权力继承关系是：勾践—兴夷—翁—不扬—无强—玉—尊—亲。“自勾践至于亲，共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尊、亲失琅邪，为楚所灭。”
可知“琅邪”确实是越国后期的政治中心。历史文献所见勾践都琅邪事，有《竹书纪年》卷下：“（周）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琊。”
《越绝书》卷8《外传记地传》：“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越迁琅邪。”《水经注》卷26《潍水》：“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又卷40《渐江水》：“句践都琅邪。”
其实，早在越王勾践活动于吴越地方时，相关历史记录已经透露出勾践身边的执政重臣对“琅邪”有所关切。《吴越春秋》卷8《勾践归国外传》有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树都”也就是规划建设都城的故事：“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
越国建设都城的工程中，传说“琅琊东武海中山”“一夕自来”，这一神异故事的生成和传播，暗示当时勾践、范蠡谋划的复国工程，是对北方大港“琅邪”予以特别关注的。
范蠡本人在灭吴之后离开权力争夺旋涡，避处齐地，《史记》卷41《越王句践世家》谓“范蠡浮海出齐”，说他流亡的路程是航海北上。
越人徙都琅邪，很可能亦经历“浮海”的交通过程。或说灭吴后“遂渡淮，迁都琅邪”，似有并非经由海路或者全程经由海路的可能
，然而《吴越春秋》“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句后言“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这些“戈船”很可能是自会稽驶来。《越绝书》卷8《外传记地传》：“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
“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也不大可能是徒步北上。勾践迁都琅邪事，是可以看作反映越人航海能力的例证的。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
《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的记载是：“建元中……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
汉武帝时代由会稽发兵南下凡三次：（1）建元三年（前138）严助浮海救东瓯；（2）建元六年（前135）韩安国出会稽击闽越；（3）元鼎六年（前111）韩说、王温舒出会稽击东越。其中第一、三两次史籍明确记载经由海路。第二次很可能亦泛海南下。然而《史记》卷114《东越列传》记载：“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
“兵未逾岭”若兼指王恢、韩安国二军，则皆由陆路行。看来元鼎六年韩安国军行进路线的确定，当期待更详尽的资料的发现。
《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言汉王朝决心“南诛劲越”的背景，是因为闽越与匈奴的威胁，形成“二夷交侵”的危害：“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
所谓“闽越擅伐”，是利用了优越的航海能力的。而汉军“浮海”行为，应继承了闽越人开辟航线等海洋开发的成就。
《史记》卷30《平准书》写道：“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关于所谓“事两越”，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南越及闽越。南越，今广州南海也。闽越，今建州建安也。”
对南越的征伐，调动了楼船军。《史记》卷113《南越列传》：“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裴骃《集解》引应劭曰：“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
“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南下，通过闽越海域，应当也借用了闽越海上航行力量。
据《史记》卷114《东越列传》记载：“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
《汉书》卷95《闽粤传》：“至元鼎五年，南粤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及汉破番禺，楼船将军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上以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领待命。”
元鼎五年（前112）汉军击南越，闽粤贵族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将军杨仆部作战，虽“兵至揭阳”，终竟“以海风波为解”，战事结束时仍“不至”。这样的情形，是有可能危及战局形势的。所以当时楼船将军杨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
所谓“以海风波为解”，颜师古注：“解者，自解说，若今言分疏。”所谓“阴使南粤”，颜师古注：“遣使与相知。”
闽越和南越之间的“使”，不能排除循海上航路往来的可能。
余善“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航海行为遭遇“海风波”不得不终止航行的最早的文字记录。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此“海风波”的性质和强度，但是这一事实在航海史上依然有特别值得重视的意义。
平定南越后，楼船将军杨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上以士卒劳倦，不许”，说明今福建广东沿海海面的航线已经开通，并可通过大型舰船组成的水军。元鼎六年（前111），余善反，汉武帝发数军合攻，“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元封元年冬，咸入东粤”。
这是闽越海面行驶汉军大型船队的有代表性的史例。
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已经考古发掘，学界多同意闽越国都城的判断。遗址的城垣、城门、水井、宫殿建筑遗存等发现都有值得重视的价值。城址考古收获显示的建设规划，东西两面的河道富有启示意义，可以看作这一国度特别重视航运的提示。
城址发现的几处发掘者称作“水门”的遗存，体现了都市规划者对于水道交通控制和管理的考虑。1959年发掘简报中关于一件铁质齿轮的介绍，反映了闽越生产技术的先进。据闽越都城博物馆工作人员说明，这件重要文物发现于水门附近。这一信息可以支持城村闽越城水门交通控制当时可能已经使用机械方式提升闸门的推想。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
东冶在今福建福州。《汉书》卷95《闽粤传》：“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都冶。”《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颜师古注：冶，“本闽越地”。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粤发兵围东瓯”，六年（前135），“闽粤击南粤”。闽粤贵族余善后又立为东粤王。元鼎五年（前112），南粤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
会稽与闽越之间的海上联系，由会稽至东冶的航线沟通。东冶与会稽联系之紧密，又见于《水经注·河水二》引《汉官》言秦郡名“或以号令”，如：“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记载，王朗为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王朗“浮海至东冶”
以及孙策“追击”，都应当由这一航线南下。《三国志》卷46《吴书·孙讨逆传》的记载是：“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三国志》卷60《吴书·吕岱传》：“会稽东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同卷又说到“会稽东冶贼随春”，也体现“会稽东冶”交通是比较便利的。
东冶作为大港的地位，又体现于北上“浮海”，亦多由东冶启航。《后汉书》卷33《郑弘传》说：“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李贤注：“东冶县，属会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候官。今泉州闽县是。”
东冶长期被作为由南海北上的重要的中间转运港。
东冶又曾经是造船基地。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0《江南东道十二·福州》：“福州，长乐郡，今理闽县，古闽越地。”“秦并天下，为闽中。即汉高祖立无诸为闽越王，国都于此地。及武帝时闽越反，因灭之，徙其人于江淮间，尽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因立为冶县以理之。其道盖以越王冶铸为名，属会稽郡，寻为东冶县，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属不改。后分冶地为会稽郡东南二都尉，此为南部都尉。东部今临海是也。吴于此立曲郍都尉，主谪徙之人作船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