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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南部有称作“三韩”的国家，东为辰韩，西为马韩，南为弁辰。《山海经》关于朝鲜的记述，有“海北山南”及“东海之内，北海之隅”语
，看来中原人对这一地区的早期认识，起初是越过大海而实现的。
中原往朝鲜的移民，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面貌。至于他们的迁徙路径，海道是重要选择。汉武帝朝鲜置郡，楼船将军杨仆由海路进军，一帆风顺，说明海上航线得以开通的历史事实。
秦汉时期“亡人”称谓所指代的身份，反映了当时人口构成中与编户齐民的理想控制形式相游离的具有较显著流动性的特殊人群的存在。“亡人”的活动不仅是交通现象和人口现象，也是行政管理者十分关注的政情之一。一方面，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和行为特征，往往对社会的稳定有所冲击；另一方面，或许对于激发社会活力，促成文化交流亦可显示特殊的积极作用。在古代边疆地区，由于军事关系、外交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情势，“亡人”的行为可能会形成更重要的历史影响。而因多种原因来自远方，曾经历各种艰险生活的“亡人”
，自然也有更为强炽的社会能量。考察秦汉时期朝鲜“亡人”问题，应当有益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秦汉社会史、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以及秦汉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交往史的认识。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记载：“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颜师古注：“《史记》云：‘武王伐纣，封箕子于朝鲜。’与此不同。”
《史记》卷38《宋微子世家》写道：“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陈说“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向用五福”“畏用六极”的理论，“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一如《史记》这样只说武王之封，不言事前箕子已经在“殷道衰”的背景下“去之”朝鲜者，又有《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李贤注引《风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又如《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濊》写道：“濊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濊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户二万。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
不过《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篇后总结性的表述十分明确地指出箕子在武王灭商之前即已流亡朝鲜：“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尔。其后遂通接商贾，渐交上国。”
其中所谓“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与《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的说法是相近的。
还有一种说法，以为箕子是在周武王灭商之后“走之朝鲜”的。《北堂书钞》卷48：“箕子之朝鲜，因以封之。《书·大传》：‘武王胜殷，箕子之朝鲜，因以封之。’”《太平御览》卷201引《尚书大传》写道：“武王胜殷，箕子走之朝鲜。因以封之。”《太平御览》卷780引《尚书大传》说：“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自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二祀来朝。禄父，纣子也。”
无论是“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还是“武王胜殷，箕子走之朝鲜”，箕子的身份都是中原的“亡人”。
箕子传说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影响，是考察中原地区与朝鲜地区文化关系的学者应当注意的。
战国时期，朝鲜已经与燕地有密切的联系。
《史记》卷69《苏秦列传》说，“（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
所谓“东有朝鲜”，被列为燕国地理优势的首要因素。
而《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确实说“始全燕时”曾经对“真番、朝鲜”有所控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实现统一，“属辽东外徼”。所以《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说“地东至朝鲜”。
《史记》卷25《律书》载汉文帝时将军陈武等语，也说“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不过，汉初则“拥兵阻阨，选蠕观望”。司马贞《索隐》解释说：“‘选蠕’，谓动身欲有进取之状也。”
西汉初年，一位出身燕地的“亡命”者逃避到朝鲜，后来竟然成为“朝鲜王”。《史记》卷115《朝鲜列传》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
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
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
水为界”，当是由秦王朝“地东至朝鲜”的版图有所退缩。
所谓“满亡命”以及役属“故燕、齐亡命者”，都说明这一政权的最高首领和主要骨干都是“故燕、齐”的“亡人”。《汉书》卷95《朝鲜传》：“朝鲜王满，燕人。自始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
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度
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伇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险。”《史记》“亡命者”，《汉书》作“亡在者”。颜师古注：“燕﹑齐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鲜蛮夷皆属满也。”
“亡在者”，颜师古解释为“亡居此地”者。《盐铁论·论功》：“朝鲜之王，燕之亡民也。”
“亡民”是“亡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据《史记》卷115《朝鲜列传》，在汉惠帝和吕后时代，朝鲜与汉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国力有所扩张：“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朝鲜吸引了诸多“汉亡人”：“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所列“右渠”罪责有3条：（1）“所诱汉亡人滋多”；（2）“又未尝入见”；（3）“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
其中“所诱汉亡人滋多”列为第一条。引诱“汉亡人”偷渡越境归附，会直接损害相邻的辽东郡以及隔海的齐郡、东莱郡等地的户口控制及行政效能。所谓“滋多”，又说明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汉书》卷95《朝鲜传》“所诱汉亡人滋多”，颜师古注：“滋，益也。”
司马迁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总结《朝鲜列传》的主要记述重点时，这样写道：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所谓“满收其亡民”，上承“燕丹散乱辽间”说，似乎表明朝鲜接收燕地“亡人”，其实自秦代已经开始。《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因王其国。”
说“满亡命”并聚集“故燕、齐亡命者”“故燕、齐亡在者”立国，事在秦末。《汉书》卷100下《叙传下》：
爰洎朝鲜，燕之外区。汉兴柔远，与尔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骄，孝武行师，诛灭海隅。
“诱汉亡人”事，体现出朝鲜之“骄”，使得汉帝国的行政和经济受到损害，也是导致战争征服的因素之一。
司马迁所谓“海东”，班固所谓“海隅”，均强调朝鲜与中原之间隔的“海”这一地理因素。“亡人”东至朝鲜，应当有相当一部分选择海路迁徙。
孔子曾经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最后的“论曰”有这样的说法：“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后汉书》的作者似乎是将“东夷”地方看作孔子以为“可居”的环境的，而交通路径，不排除“乘桴浮于海”的可能。
葛剑雄指出，“秦末汉初，朝鲜半岛未受战争影响。‘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口’
。移民的来源大致即今山东、河北、辽宁等地，路线也有海上和陆上两方面”。
汉武帝部署征伐朝鲜的楼船军的进军路线
，告知我们齐地与朝鲜之间的渤海航线已经通行。
而更多的民间流亡行为，是齐地与辽东的往来。北海都昌人逢萌曾就学于长安，王莽专政，“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
当时隔海能够互通消息，渡海似乎也可以轻易往返。
“亡人”利用海上航路，使得其活动的社会影响面空前扩大。
也有“浮海”直接抵达朝鲜的“亡人”。《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记载了王景家族事迹：
王景字仲通，乐浪
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卒。
王仲流亡朝鲜，即所谓“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葛剑雄先生认为，“这在山东半岛大概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王闳由乐浪往京师“道病卒”，我们不知道他是陆行还是浮海。而海上行旅的艰难，我们通过《史记》卷115《朝鲜列传》所谓“楼船将齐卒，入海，固已多败亡”，可以得知。
《史记》卷55《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流亡时，“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
以铁椎“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的力士是否自“仓海君”得到，司马迁的说法并不十分确定。
而“仓海君”的身份，有理解为“东夷君长”者。裴骃《集解》引如淳曰：“秦郡县无仓海。或曰东夷君长。”司马贞《索隐》：“姚察以武帝时东夷秽君降，为仓海郡，或因以名，盖得其近也。”张守节《正义》：“《汉书·武帝纪》云：‘元朔元年，东夷秽君南闾等降，为仓海郡，今貊秽国。’得之。太史公修史时已降为郡，自书之。《括地志》云：‘秽貊在高丽南，新罗北，东至大海西。’”
于是，有学者分析说：“张良先在陈县一带活动，后来继续东去。据说他曾经流落到朝鲜半岛，见过东夷君长仓海君。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秦攻取燕国首都蓟城，燕国举国东移到辽东，秦军东进辽东灭燕，燕人逃亡朝鲜半岛的不在少数。也许，张良确是追寻燕人足迹到过朝鲜，也许，仓海君只是近海地区的豪士贤人，而张良是上穷碧落下黄泉，遍游天下，终于通过仓海君得到一名壮勇的武士，可以挥动一百二十斤的铁椎。”
尽管也存在这后一种可能性，但是由“仓海”联想到“仓海郡”，思路是正确的。正如葛剑雄所说，“中原人口向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的迁移在秦代已经开始。从战国后期燕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看，在秦的统治下，有大量燕人移居朝鲜半岛是十分正常的”。
汉武帝元封年间，汉帝国与朝鲜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汉帝国的文献记录，称之为“伐朝鲜”
，“征朝鲜”
，“灭朝鲜”
，“并灭朝鲜”
，“拔”“朝鲜”
，“击拔朝鲜”
，“击朝鲜”
，“东击朝鲜”
，“东定”“朝鲜”
，“东并朝鲜”
，“东伐朝鲜”
。战争的结局，是朝鲜置郡，即“原本没有郡县设置的地方，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的版图”。这种扩张，有“利用移民进行疆域拓展和改变人口在地理分布上的状况”的形式。
“移民”产生了政治地理意义的作用。而此前的“亡人”，身份也发生了变化。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记载的“玄菟郡”的户口数字为：“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乐浪郡”户口数字为：“户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
葛剑雄判断，“其中绝大部分应是燕、赵、齐的移民及其后裔”。
《续汉书·郡国志五》提供的户口统计资料，“玄菟郡”为：“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乐浪郡”则为：“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玄菟郡户数的可疑
，削弱了作为统计依据的可信度。这里以乐浪郡为分析对象，以汉平帝元始二年（2）和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两个数据比较，可知138年之间，乐浪郡户数减少了2.1015%，而口数减少了36.8036%。口数减少的程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数，而户数则保持了较高的水准。
户均人口由6.4756人下降到4.1802人。户数较为稳定的情形，值得注意。口数的减少，则应考虑行政区域大幅度缩小的因素。
乐浪郡户口数字的变化，是否与“亡人”的活动有关呢？
《焦氏易林》卷2《大畜·大畜》：“朝鲜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业处子孙，求事大喜。”《焦氏易林》卷3《咸·革》：“朝鲜之地，姬伯所保，宜家宜人，业处子孙。”
所谓“宜人宜家”“宜家宜人”，都隐约体现了前往朝鲜移民动机的心理背景。
朝鲜“宜人宜家”“宜家宜人”的居住条件，当如葛剑雄所说，“秦末汉初……由于当时朝鲜法律简易，民风淳朴，对大陆汉人具有吸引力”，“武帝平朝鲜”后，“汉朝在四郡的统治毕竟不如内地严酷，加上地广人稀，当地民族‘天性柔顺’，内地移民还会大量涌入，在发生天灾人祸时尤其如此”。
两汉乐浪郡与玄菟郡户口数字的比较，体现出相对稳定的情形，可以说明移民由北而南的趋势。《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三韩》保留了反映朝鲜半岛流民方向的史料：
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
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
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
东汉末年“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即继续南流，其实是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移民方向大体一致的。移民的主流趋势，是由北而南。
扬雄《方言》中，“朝鲜”已经被列为一个方言区。表述方式有“朝鲜洌水之间”（卷1，卷6，卷7），“燕代朝鲜洌水之间”，“燕之北鄙朝鲜洌水之间”，“燕之北郊朝鲜洌水之间”，“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卷2），“北燕朝鲜洌水之间”（卷3，卷8，卷11），“东北朝鲜洌水之间”（卷4），“北燕朝鲜洌水间”（卷5），“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北燕朝鲜之间”（卷5，卷8），“燕之外郊朝鲜洌水之间”（卷7）等。
周振鹤、游汝杰曾经进行“两汉时代方言区划的拟测”，其中写道：“林语堂曾根据《方言》所引地名的分合推测汉代方言可分为十二个区域，即秦晋、郑韩周、梁西楚、齐鲁、赵魏之西北、魏卫宋、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东齐与徐、吴扬越、楚（荆楚）、南楚、西秦、燕代。”这里是不包括“朝鲜”的。周振鹤等还写道，“《说文解字》中指出使用地点的方言词共有一百九十一条”，“这些条目所提到的方言区域或地点共六十八个”，提到次数最多的为：楚（23），秦（19），齐（16），关西、河内、北方（各6），关东、汝南、南楚、秦晋、周（各5），益州、蜀、朝鲜（各4）。在68个区域或地点中，“朝鲜”名列第12，与“益州”和“蜀”并列，是引人注目的。不过，周振鹤等认为，“《说文》中提到的朝鲜”，相关材料“可能不是汉语的方言，而是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
也许这样的认识还可以讨论。
《方言》和《说文》以“朝鲜”列为方言区，反映了中原学者对这一地区文化存在的重视以及一定程度的了解。而这种了解过程的实现，应当有人员的往来作为重要条件。
《说文》中还有一些资料，也可以体现中原人对于朝鲜地区的了解。例如《说文·鱼部》写道：“鮸鱼”和“魵鱼”，“出薉邪头国。”“
鱼”“鯜鱼”“
鱼”“
鱼”“魦鱼”和“鱳鱼”，“出乐浪潘国”。
“鲜，鲜鱼也，出貉国。”“鰅，鰅鱼也，皮有文，出乐浪东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输考工。”
许慎对于朝鲜渔产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异。而鱼易腐的性质，决定了渔产品难以由如此遥远的地方运抵中原。
段玉裁注以为“出薉邪头国”的鱼种，“盖许据所见载籍言之”。
“载籍”亦当根据实际见闻。其实，《说文·鱼部》记录的这些知识，有很大可能是通过人员往来传递的。
秦汉时期中原文物传播至朝鲜的现象，说明了文化交流的密切。分析促成这一形势形成的能动因素，不宜忽视“亡人”的作用。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韩》中关于“辰韩”的记录也有珍贵的历史语言学资料，有助于说明“亡人”对于文化交往的意义：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
“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使得中原古语遗存于当地民间语汇中。《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三韩》采用了这一记载，写道：“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
《梁书》卷54《诸夷列传·东夷·新罗》写道：“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亦曰‘秦韩’，相去万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马韩亦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相系，辰韩不得自立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
所谓“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相系，辰韩不得自立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的情形，特别值得注意。由于是“流移之人”，竟然世代受到歧视。《北史》卷94《新罗列传》的相关记载，反映了新罗族属渊源的复杂性，也提供了新罗王可能是百济“亡人”的信息：“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地在高丽东南，居汉时乐浪地。辰韩亦曰‘秦韩’。相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传，辰韩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之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或称魏将毌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有留者，遂为新罗，亦曰‘斯卢’。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濊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
由所谓“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可知“华夏”“亡人”数量可能较多。《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倭》李贤注：“朝鲜，既杂华夏之风，又浇薄其本化，以至通于汉也。”
指出了“华夏之风”与其“本化”的交错作用，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特色。而“亡人”们的文化作用对于朝鲜地区“以至通于汉也”的影响，是不宜忽视的。
根据《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三韩》的记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由中国经至朝鲜半岛南部，大抵当经由海道。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东夷薉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汉书》卷6《武帝纪》）“薉”即“秽”。颜师古注引服虔曰：“秽貊在辰韩之北，高句丽、沃沮之南，东穷乎大海。”秽貊（或谓薉貊）地望，在东朝鲜湾西岸，朝鲜江原道及咸镜南道南部地区。《汉书》卷6《武帝纪》还记载：元朔三年（前126）春，“罢苍海郡”。
仅存在一年多的苍海郡之建置，或可看作西汉海洋开发事业取得进步的标志之一。《史记》卷30《平准书》写道：“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又说：“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则谓“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
燕、齐地区与苍海郡的经济文化联系，前者多由陆路，后者当主要由渤海海路。
《说文·鱼部》列举多种出产于朝鲜半岛沿海的海鱼，如“出乐浪潘国”的
、鯜、
、
、魦、鱳，“出薉邪头国”的鮸、魵，又有“鰅，鰅鱼也，皮有文，出乐浪东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输考工”，以及“鲜，鲜鱼也，出貉国”。段玉裁注：“薉邪头国，秽貊也。”
其地当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所谓“邪头昧”一带，即日本海西岸的今朝鲜高城附近。“貉国”，亦即秽貊。“东暆”，《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作“东
”。
其地在日本海西岸的今朝鲜江陵。《汉书》卷6《武帝纪》记载，元封二年（前109）发兵击朝鲜，次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
潘国之称不知是否与“真番”地名有关，若如此，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标示的位置，则在黄海东海岸，临江华湾。
乐浪郡，王莽改称“乐鲜”，属县右“朝鲜”，又“
水”县，“莽曰乐鲜亭”。应劭注谓所以称“乐鲜”者，“故朝鲜国也”。
朝鲜之最初得名，很可能与出于“貉国”的“鲜鱼”这种水产品有关。朝鲜半岛渔产远输千里之外，一方面说明以航海条件为基础的当地渔业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地区与中国内陆地区交通联系之紧密。而联结燕齐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近海航线，也是交通途径之一。
汉武帝时代，更有庞大舰队击朝鲜的浮海远征。元封二年（前109），“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楼船者，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楼也。”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记载，“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
杨仆军起航地点可能在东莱郡。
登陆地点是洌口（或作列口）。
洌口即今朝鲜黄海南道殷栗附近。杨仆“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可能性较大的出发港，应当是烟台、威海、龙口。以现今航海里程计，烟台港至大连90海里（167千米），威海港至大连94海里（174千米），龙口港至大连140海里（259千米），大连至朝鲜平壤地区的出海口南浦180海里（330千米）。
就现有信息而言，我们已经可以为汉武帝时代的这一大型舰队的航海纪录深感惊异了。
朝鲜平壤南郊大同江南岸土城里的乐浪郡遗址和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的带方郡
遗址，都保留有丰富的汉代遗物。信川郡凤凰里有汉长岑县遗址，曾出土“守长岑县王君，君讳乡，年七十三，字德彦，东莱黄人也，正始九年三月廿日，壁师王德造”的长篇铭文，由此也可以推想，汉魏时通往乐浪的海上航路的起点，可能确实是东莱郡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