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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说冀州贡道：“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可知战国时期渤海沿岸及海上居民已利用航海方式实现经济往来。
山东半岛沿岸居民也较早开通近海航线，齐建国初，即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便鱼盐之利”，以致“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又利用沿海交通较为优越的条件发展经济，力求富足，于是有“海王之国”的执政目标。
齐景公曾游于海上而乐之，据说六月不归。
齐人习于海事，又见于《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
刘邦破楚，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刘邦以其“在海中不收”而深感不安。
居于东海之滨，所谓“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的吴越人，也较早掌握了航海技术。吴王夫差曾“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开创了海上远征的历史纪录。而所谓“齐人败吴”，体现齐国海上作战能力的优越。夫差与晋公会盟黄池，“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
越徙都琅邪，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海行动，其武装部队的主力为“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据说“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
通过近海航运能力优势表现的越国霸业的基础，是在齐地琅邪得以显示的。而诸多迹象更突出地反映了齐人航海技术的领先地位。这一情形又成为渤海航运得以较早开发的重要条件。而以此为背景的秦汉时期浮渤海移民，改变了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人口构成，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进步，在东方文明史册上书写了富有光彩的一页。
对于秦及西汉上层社会造成莫大影响的海上三神山的传说，其实由来于“燕、齐海上方士”直接或间接的航海见闻。秦皇汉武皆曾沉迷于对海上仙境及不死之药的狂热追求。《史记》卷28《封禅书》记载：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未得神山奇药，是秦始皇死而遗恨的事。《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这是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上航行。
徐巿并非一去不返。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遣徐巿入海。相关记录，又有三十二年（前215）“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三十五年（前212）秦始皇因“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而怒，后竟成为坑杀诸生的因由之一。三十七年（前210），“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
徐巿入海求仙人神药，前后历时8年，曾数次往返。《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所谓“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当是秦始皇三十七年最后一次入海事。与徐巿同时因入海求仙著名的航海家，还有卢生、韩终（又作韩众）、侯公（又作侯生）、石生等。
所谓“燕、齐海上方士”同时作为航海家，应当也是渤海早期航运事业开发的先行者。
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史记》卷28《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燕、齐神仙迷信在汉武帝时代曾经出现“震动海内”的热潮。
元光二年（前133），方士李少君又进言海中仙人事，谓“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汉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元鼎四年（前113），方士栾大又自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受到汉武帝信用，以卫长公主妻之，后东入海，求其师。栾大数月之内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于是又多有“入海求蓬莱者”。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一时“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这是秦始皇之后又一次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汉武帝本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又于封泰山之后，因“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又至东莱，“宿留之数日”，“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太初元年（前104），再次“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于禅高里、祠后土之后，又“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
太初三年（前102）又“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司马迁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汉武帝对海上神山传说仍迷信不疑，反复组织入海寻求，“羁縻不绝，冀遇其真”，此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又“行幸东海”，太始三年（前94），还曾亲自“浮大海”，征和四年（前89），又“行幸东莱，临大海”。
汉武帝冀求得遇海上仙人的偏执心理，促使他在位54年间，至少8次巡行海岸，甚至亲自“浮海”航行，前后40余年连续发船“入海求蓬莱”，参与者往往以千万数，在中国神话史、探险史和航海史上，都留下了引人注目的记录。
秦汉时期文献中，多见“燕、齐”连称之例。
例如《史记》卷27《天官书》：“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
就大的区域划分来说，“燕、齐”，有时可以被视为一体。又如，《史记》卷8《高祖本纪》：“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
《史记》卷30《平准书》：“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
《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
《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
《史记》卷100《季布栾布列传》：“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
《史记》卷129《太史公自序》：“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
《汉书》卷51《贾山传》：“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
《后汉书》卷28下《冯衍传》：“瞻燕、齐之旧居兮，历宋、楚之名都。”
“燕、齐”连称，又见于《史记》卷30《封禅书》、《史记》卷115《朝鲜列传》、《汉书》卷25《郊祀志》、《后汉书》卷85《东夷传》等。
扬雄《方言》举列的方言区划，是包括“燕、齐”或“燕、齐之间”的。如《方言》卷3：“燕、齐之间养马者谓之娠。官婢女厮谓之娠。”
卷5：“飤马橐，自关而西谓之裺囊，或谓之裺篼，或谓之
篼。燕、齐之间谓之帪。”
卷6：“抠揄，旋也。秦晋凡物树稼早成熟谓之旋。燕、齐之间谓之抠揄。”卷7：“希、铄，摩也。燕、齐摩铝谓之希。”
显然，秦汉时期，燕、齐之地具有相对比较接近的区域文化风格，而就其文化地理条件来说，最引人注目者，是同样濒临当时或写作“勃海”“浡海”“渤澥”的渤海，既为“缘海之边”，又呈环绕之势。
秦并天下，临勃海置辽东、辽西、右北平、临淄、胶东诸郡。
汉初，高帝五年（前202）之形势，环勃海地区有燕国（临勃海有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诸郡）、赵国（临勃海有巨鹿郡），及济北、临淄、胶东诸郡。汉高帝十二年（前195）之形势，临勃海为燕国、赵国、齐国疆土。汉文帝统治后期，滨勃海地区除直属中央政权的勃海郡辖有有限的海岸以外，其余分别属燕国、济北国、齐国、淄川国、胶东国所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乘势收取诸侯王国属郡归汉，特别重视收夺边郡的管辖权。于是燕国旧有的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诸郡直属中央，而济北国临勃海地区置平原郡，胶东国临勃海地区置东莱郡。除齐国、淄川国所有的勃海海岸大略不变外，燕国原有的临海地区丧失了十分之九以上，济北国和胶东国已经不再有入海口。
汉景帝的这一举措，体现了西汉王朝对濒临渤海地区的特殊重视。
在汉武帝实现新的统一之后，西汉王朝在环渤海地区置郡，依次为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勃海、千乘、齐、北海、东莱9郡。首府为蓟县（今北京）的广阳国、首府为乐成（今河北献县）的河间国、首府为剧县（今山东昌乐西北）的甾川国、首府为高密（今山东高密西）的高密国、首府为即墨（今山东平度东）的胶东国，都被中央政府辖区与海岸隔离。东汉时，环渤海则有辽东郡、辽西郡、右北平郡、渔阳郡、勃海郡、乐安国、北海国、东莱郡8郡国。
战国时期，燕、齐环渤海地区兴起的方术之学曾经有相当广泛的文化影响。秦及西汉时，源起于这一地区的神学系统，以其特殊的富有神秘主义特色的宣传方式，多次使居于天下之尊的帝王深为迷醉。秦汉时期的海上求仙热潮于是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秦汉时期环渤海地区的人才群体，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文化作用。他们的知识构成较为新异、文化视野较为宽广的特征，颇为引人注目。环渤海地区以鱼盐之利较早取得经济的进步。有迹象表明，战国以来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已经比较活跃。除了徐巿求仙、楼船军击朝鲜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外，民间自发的海上航行相当频繁。每逢战乱，多见渡海避难史事。正是在这种以海洋作为基本文化环境条件的背景下，环渤海地区的文化风格具备了值得社会史学者和文化史学者重视的特色。
燕、齐地方久以鱼盐之利据有经济优势。《禹贡》写道：“海岱惟青州”，“海滨广斥”，“厥贡盐
，海物惟错”。
《周礼·夏官·职方氏》也说：“东北曰幽州”，“其利鱼盐”。
《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桓公时，益“设轻重鱼盐之利”。又《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说，燕“有鱼盐枣栗之饶”，也说明了这一事实。
战国时期，燕国和齐国都通行刀钱，反映了两国文化的接近。辽宁朝阳、锦州、沈阳、抚顺、辽阳、鞍山、营口、旅大等地出土的窖藏战国时期赵、魏、韩诸国铸造的布币
，也可以说明在环渤海地区较偏远的地方，也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当时辽东、辽西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有频繁的商业往来。
秦皇汉武并海巡行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明环渤海地区特殊的交通条件。燕、齐环渤海地区除了陆路交通有所谓“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东出之途此为最便”
的条件之外，海上交通的便利，也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逢萌》说，北海都昌人逢萌在王莽专政时“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及光武即位，乃至琅邪劳山”。
《后汉书》卷38《法雄传》记载，活动于“滨海九郡”的张伯路起义军曾经由东莱“遁走辽东，止海岛上”，又“复抄东莱间”，在情势危急时再次“逃还辽东”。
可见东莱与辽东间海上往来便利。北海朱虚人邴原、管宁，东莱黄县人太史慈，乐安益县人国渊，平原人王烈等，都有汉末至于辽东，又得归故郡的经历。《三国志》卷11《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说，管宁至辽东，“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
可知当时山东半岛居民越海北渡辽东半岛，绝不是个别人的异常行为，而是曾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移民运动。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说：“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后亡命，聚党千余人，“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后汉书》卷85《东夷传》也写道：朝鲜之地，“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
燕、齐环渤海地区是中原与朝鲜文化联系的中介，也是予朝鲜半岛以直接文化影响的地区。秦汉时期往东北方向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趋势，也是历史文化学者应当注意的。《史记》卷30《平准书》记载彭吴经营朝鲜，置沧海郡时，“燕、齐之间靡然发动”
，也指出了这一地区同朝鲜地区密切的文化关系。
《淮南子·道应》说，“卢敖游乎北海。”高诱注：“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亡而不反也。”
所说即《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受秦始皇指令入海求仙的燕人“卢生”，曾经以鬼神事奏录图书，又劝说秦始皇“时为微行以辟恶鬼”
，后来终于亡去的故事。卢生逃亡事件，据说竟然成为“坑儒”历史悲剧的直接起因。
这位颇有影响的所谓“方士”或“方术士”，《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及《淮南子·道应》高诱注皆说是“燕人”，而《说苑·反质》则说是“齐客”。
对于记载的这一分歧，有的研究者曾经指出，其发生的原因在于燕、齐两国都有迷信神仙的文化共同性：“盖燕、齐二国皆好神仙之事，卢生燕人，曾为齐客，谈者各就所闻称之。”
看来，“燕、齐二国皆好神仙之事”的文化共性已经为有见识的学者所重视。
顾颉刚曾经分析神仙学说出现的时代背景和这种文化现象发生的地域渊源。他写道：“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可知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
《史记》卷28《封禅书》的原文是：“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可知这一地区兴起的方士群体，至于“不可胜数”的规模。
燕、齐神仙迷信在汉武帝时代又曾经出现“震动海内”的热潮。据《史记》卷28《封禅书》，方士李少君曾以尝游海上见蓬莱仙者之说诱惑汉武帝，于是有“遣方士入海”求仙人的举措。此后，“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胶东人栾大亦曾经以方术贵宠，“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汉书》卷25下《郊祀志下》则有这样的记载：“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
方术文化作为民间文化的强大潜流，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内涵和表层形态一直有着有力的影响。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是不能不重视方术文化研究的。而战国至于秦汉燕、齐环渤海地区作为方术文化重要发源地的地位，也不可忽视。
秦始皇、汉武帝的政治实践中，都透露出一种海恋情结。其“并海”巡行的壮举，也反映了对燕、齐文化的特殊重视。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曾经行至海上，“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之罘刻石》写道：“皇帝东游”，“临照于海”。其东观曰：“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
所谓“临照于海”，所谓“昭临朝阳”，都依托海日涌腾的辉煌宏大的自然景观，有意营造一种“圣烈”“广丽”的政治文化气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凡5次出巡，其中4次行至海滨，往往“并海”而行，多行历燕、齐之地。如：二十八年出巡，“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二十九年出巡，再次“登之罘”，“旋，遂之琅邪”。三十二年出巡，“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出巡，“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又由之罘“并海，西至平原津”。
秦始皇东巡曾经“之碣石”，“刻碣石门”，辽宁绥中曾发现分布较为密集的秦汉建筑遗址，其中占地达15万平方米的石碑地遗址，有人认为“很可能就是秦始皇当年东巡时的行宫”，即所谓“碣石宫”。
也有学者指出，河北北戴河金山嘴到横山一带发现的秦行宫遗址，与辽宁绥中的建筑遗址都是碣石宫的一部分。
秦始皇出巡时，曾经屡屡在东方宣示威德，其远行除了“东抚东土”的目的之外，还有明确的“兴利致福”的企求。《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还记载：“既已，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时代狂热的求仙运动，由此而开始。张守节《正义》引《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患且至，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传说中的海中“三神山”，所谓“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患且至，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表现出海市蜃楼的特征。海上多彩的风光和神秘的景趣，曾经吸引了许多博物好奇之士。《韩非子·十过》说：“昔者田成子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
《说苑·正谏》也写道：“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甚至“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
。这也使人联想到海上风景的神奇魅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以神秘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方术文化是很容易产生，同时也很容易形成广泛影响的。
据司马迁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亦曾经由李斯、冯去疾等随从，往东方巡行。这次出行，时间虽然颇为短暂，行程却甚为辽远，也行历燕、齐之地：“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辽东而还。”《史记》卷28《封禅书》也有“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的记述。
史念海论述秦汉交通路线时曾经指出：“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东出之途此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尝游于碣石，碣石临大海，为东北诸郡之门户，且有驰道可达，自碣石循海东行，以至辽西辽东二郡。”
秦二世元年东巡，往复两次循行并海道路
，三次抵临碣石。所谓“碣石宫”遗迹，应当也有这位秦王朝最高统治者活动的遗存。
司马迁在《史记》卷28《封禅书》中记录了汉武帝出巡海上的经历。元封元年（前110），“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此后又再次东行海上，“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第二年，即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又曾东至海滨：“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又在南巡之后行至海滨：“北至琅邪，并海上。”汉武帝又一次东巡海上，是在太初元年（前104）：“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太初三年（前102），汉武帝又有海上之行：“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
除了《史记》卷28《封禅书》中上述记录外，《汉书》卷6《武帝纪》还记载了晚年汉武帝4次出行至于海滨的情形：“（天汉）二年春，行幸东海。”“（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
汉武帝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68岁的高龄。
秦汉帝王东巡海上，其深层心理，有接近并探求神仙世界的期望，也表露出对海洋神奇壮阔之气象的神往。回顾其历史，可以发现当时环渤海地区的文化风格对于黄河中游文化重心地区曾经表现出强大的神秘诱惑。
卢生出逃前，对秦始皇曾经发表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批评
，《汉书》卷23《刑法志》说：“（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服虔有这样的解释：“县，称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读文书，日以百二十斤为程。”
对于秦始皇这种难能可贵的勤政风格，卢生等人却从滨海地区“恬倓”“舒缓”的文化传统出发
，以“贪于权势”予以指责。通过卢生等人的话，可以看到东方燕、齐文化“恬淡”“舒缓”的节奏特色与秦人“狭厄”“酷烈”“褊急”“很刚”的文化风格
的矛盾和对立。
《史记》卷86《刺客列传》有“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的说法
，反映了东方人对秦政治文化特色的认识。秦以国势之强盛、军威之勇进以及民气之急烈，于东方得“虎狼之国”的恶名。
卢生等海上方士出亡的事件，或许可以看作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再次碰撞迸射的火花。
战国秦汉时期“燕、齐海上之方士”的活跃，是有特定文化条件的。沿海地区的自然景观较内陆有更奇瑰的色彩，有更多样的变幻，因而自然能够引发更丰富、更活跃、更浪漫的想象。于是海上神仙传说久已表现出神奇的魅力，而沿海士风，也容易表现出不拘一格、不遵定轨的较为自由的特色。
陈寅恪在著名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曾经指出，汉时所谓“齐学”，“即滨海地域之学说也”。他认为，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然与滨海地域有关，自东汉顺帝起至北魏太武帝、刘宋文帝时代，凡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黄巾起义、孙恩作乱等，都可以“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
陈寅恪所提出的论点，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发现。而“滨海地域”起先恬淡自由而后急切勇毅的文化风格的演变，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秦汉时期，出身环渤海地区的人才曾经发挥过引人注目的历史文化作用。齐地是儒学基地，《汉书》卷88《儒林传》所载9人及《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所载6人事迹，都值得注意。列名《后汉书》卷67《党锢传》的东莱郡人1人和勃海郡人3人，更是士人中之精英。出身齐郡的娄敬以其定都关中的建议，影响了西汉一代的历史。而出身勃海郡的隽不疑和鲍宣，在西汉中晚期相继参与上层政务。据《汉书》本传，隽不疑“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鲍宣“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多实”，因事系狱，曾有太学生千余人集会请愿，终于使其减罪
，是为汉代最早的一次太学生运动。班固称千乘郡人兒宽所谓“儒雅”“名臣”“群士”“异人”诸语
，是可以代表这一地区杰出人才的特征的。《汉书》与《后汉书》立传者的籍贯，可以作为分析当时人才分布的资料之一，而区域文化的特征，也可以因此得到反映。两汉出身环渤海地区的历史人物，见于史籍的有98人，其中西汉时期20人，东汉时期78人。
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出身环渤海地区的人物有更为活跃的历史表现。而西汉时齐地人物远较燕地密集的情形也有明显的改变，辽东、辽西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尤其是辽西郡人公孙瓒、辽东郡人公孙度都曾经以勇力雄踞北边，可以看作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所谓“民雕捍少虑”之燕地风习的发扬。
据《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记载，汉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反，欲委兵琅邪不其人王仲，王仲惧祸，“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
可见汉初琅邪与乐浪间航海往来已不太困难，已经有移民由琅邪“浮海东奔”，定居乐浪。这样的情形显然不是个别的特例。
至于渤海海面“浮海”迁徙的情形，更为普遍。
《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逢萌》说，北海都昌人逢萌曾就学于长安，王莽专政，“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
当时隔海可以互通信息，渡海似乎也可以轻易往返。“浮海，客于辽东”，显示出当时齐地主要的移民方向是隔渤海相对的另一个半岛。
东汉末年，辽东与齐地间的海上交通往来不绝。当时多有所谓“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
，“隐身遯命，远浮海滨”
的情形。避战乱入海至于辽东的事迹屡见于史籍。例如，东莱黄人太史慈、北海朱虚人邴原、管宁、乐安盖人国渊、平原人王烈等，都曾经以“浮海”经历成为辽东移民：
“（太史慈）为州家所疾，恐受其祸，乃避之辽东。……慈从辽东还。”（《三国志》卷49《吴书·太史慈传》）
“黄巾起，（邴）原将家属入海，住郁洲山中。时孔融为北海相，举原有道。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三国志》卷11《魏书·邴原传》）
“天下大乱，（管宁）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文帝即位，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中平之际，黄巾陆梁，华夏倾荡，王纲弛顿。遂避时难，乘桴越海，羁旅辽东三十余年。”（《三国志》卷11《魏书·管宁传》）
“会董卓作乱，避地辽东。”（《三国志》卷11《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
“乃将家属乘海即受征。宁在辽东，积三十七年乃归。”（《三国志》卷11《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傅子》）
“（国渊）与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三国志》卷11《魏书·国渊传》）
“（王烈）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王烈》）
《汉书》卷40《周勃传》记述击卢绾事：“破绾军上兰，后击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
可知汉初辽东郡29县。而西汉后期辽东郡18县，东汉则11城。《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辽东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续汉书·郡国志五》：“辽东郡，十一城，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续汉书·郡国志》提供的东汉辽东郡户口数字，户均不过1.2736人，显然过低。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校勘记”写道：“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如此文，则户不能二口矣，非情理也，疑‘八万’上有脱漏。”
有学者以为，“口数记载失实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与之相比，户数记载失实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并且分析了社会动荡导致民众死亡、辽东辖县省并或划出、周边少数族的寇掠等可能导致“辽东郡在东汉初期的户口基数肯定减少很多”的因素。
不过，这样的分析没有注意到主要来自齐地的“浮海”移民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维持其“户口基数”甚至促使其有所增长的可能。如果不考虑口数，比较两汉辽东户数，增长率为14.625%。对照全国户口负增长的形势
，这一增长数字是相当可观的。考虑到两汉辽东郡辖地的变化，这样的户口变化尤其值得关注。劳榦分析《续汉书·郡国志五》辽东郡户口资料时说：“至于口数减少，大抵由于数目字的错误。”“（辽西与辽东）两个相邻的郡，在同一个时期，人口数目完全相同，天下决没有如此十分凑巧的事。其中数目字有误，大概是可以断定的。我们从户数的增加来看，口数也一定是增加的。”在两汉东北人口表中，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四郡，只有辽东的户数是增长的。而且，正如劳榦所说，辽东的数字，“辽东属国户口未计入”。
有的人口史专著分析说：“幽州辽东郡口户比低达1.27，其口数‘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竟与辽西郡口数一字不差，显系‘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漏写了‘二十’两字。改正之后口户比达4.39，即与平均口户比接近了。”
有学者赞同这一看法，又说：“果如此，辽东郡的户口为：户64158，口281714。每户平均4.39口，基本接近正常。”
有学者指出，“总的看来，东汉末年时的人口流向是由青州（今山东东北）、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向幽州（河北北部及辽宁西部）迁移；由山东半岛渡海向辽东转移；再由幽州、冀州（河北中部）向北迁入鲜卑地（今内蒙古的广大地区）”。论者又指出，“今天的辽宁、内蒙等省区是当时主要的人口迁移区域”。
这样的判断，似乎忽略了人口向江南转移的更显著的移民潮流。
但是就向北方的移民而言，辽东受纳的数量确实比较大。
《三国志》卷14《魏书·刘晔传》：“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
其中所谓“水则由海”，体现了辽东地方的海路交通条件。不仅“避地辽东”“浮海，客于辽东”表现出齐地移民的主要方向，所谓“从辽东还”“浮海还郡”，则反映了反方向流徙的情形。同一方向的军事行动，则有辽东军阀公孙度据辽东“越海”占领东莱事。《三国志》卷8《魏书·公孙度传》：“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后汉书》卷74下《袁谭传》：“初平元年，（公孙度）乃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并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为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
公孙度的“营州”“平州”，似欲跨海为治。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曾经“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
景初二年（238），司马懿率军征公孙渊，围襄平城（今辽宁辽阳），“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长，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
可知渤海航运在汉魏之际得到空前的发展。景初三年（239），“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
这些都反映了渤海海面航运与“流民”“流徙渡海”的史事。
辽东民众回流，“吏民渡海居齐郡界”，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看作辽东户口饱和的反映。这一时期辽东百姓大规模自发“流徙渡海”南至齐郡的史实，是移民史研究者应当注意的。
孙权嘉禾元年（232），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
，舰队规模至于“浮舟百艘”
。同年，公孙渊与孙权联络。次年，“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又曾“遣使浮海与高句骊通，欲袭辽东”。
赤乌二年（239），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
所谓“虏得男女”，或许可以看作辽东“浮海”移民另一种方式的南下流动。当然，这是在强制方式下被迫的移动，与自发的流徙不同。
辽东曾经是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所谓“辽东外徼”“辽东故塞”
，说明这里长期是民族战争的前沿。西汉初期，“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而“辽东最甚”。
东汉时，仍有“北匈奴入辽东”事。
而所谓“辽东乌桓”
“辽东鲜卑”
“辽东貊人”
等称谓，都反映了区域民族构成的复杂。本书所讨论的主要来自齐地的“浮海”移民对于充实辽东汉人户口的意义，其实也构成民族问题探讨不宜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