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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寿在《具陈管见折》中试图通过以上五个方面，说明用钦定的办法制定宪法可以巩固君权。至于如何做才能确保宪法钦定，此折并未涉及。但是，实际上，他在日本考察的时候，对于钦定的具体办法也认真研究过。其心得，在《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国会年限无妨预定折》（以下简称《无妨预定折》）中吐露了出来。
这封奏折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国会请愿运动有所回应。士绅们组织的请愿运动以尽快召开国会为目的，而反对速开国会的官员们则以“人民程度不足”为由加以阻挠。与这些官员不同，达寿认为“人民程度与开国会无关”，不要用人民程度不足的话来阻挠开国会。但是，他却并没有因此得出可以速开国会的结论，而是提出，国会不能立即召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召开国会之前必须先颁布宪法。
为什么要先颁宪法，再开国会？达寿谈了三点理由。
一则臣民的权利是要靠宪法来保障的，宪法未定，则没有保障，权利无从谈起。
二则在无宪法的情况下，议员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达寿说，议员在议院里享有言论自由，对议员不得加以诽谤、侮辱、暴行、逼胁。这些问题，“宪法上皆一一明定而为之保护”，若在未颁宪法的情况下召开国会，必然会出现议员因发抒意见、表决议案而得罪政府，“纷纷卜缧绁、带枷锁”，“演出万国稀有之奇剧”。
三则无宪法规定，议员无从行使职权。达寿说，议员的职权是参与立法和监督财政，如果没有宪法明确记载，议员就无法确认自己的职权，更何谈“参与”“监督”？即使参与了、监督了，也要么是唯唯诺诺，要么是触犯政府，不会有好结果。
单从文字上看，达寿所谈，都是在为议员着想，实则另有深意。先定宪法，后开国会，其关键在于，这么做可以剥夺国会的制宪权，确保宪法钦定，从而使宪法能巩固君权。
如果说在颁布宪法和召开国会的先后关系方面，达寿还遮遮掩掩，将真实意图藏得很深，在奏折结尾处提出要在预备立宪期间进讲宪法和将来制宪时必须坚守秘密的时候，就都直抒胸臆了。
制宪前为什么要进讲宪法？达寿说，他在日本考察期间，与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等大臣以及穗积八束、有贺长雄等学者讨论时，他们都谈到一个观点：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一字出入，都关系甚大，因此“必须出自至尊亲裁，断非廷臣所敢擅”。君王要有能力“亲裁”，就必须熟悉宪法。熟悉的途径就是学习。
明治天皇就很擅长学习。在改革期间，他曾于宫中设一斋房，从臣子中挑选“深通宪法”之人，“按日进讲”。其学习是相当刻苦的：“日昃退朝，夜分始寐，始则周谘博访，继则执两用中。”日本宪法最终能够钦定，与此有极大关系。
中国时下正在预备立宪，跟日本当年的情形类似。达寿觉得，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应该跟明治天皇一样，认真学习宪法。他说，如果两宫能够利用余暇，“慎选廷臣进讲各国宪法”，一定能够“辅圣明于万一，实于钦定宪法不无所裨”。
他还拿列祖列宗说事：“我朝列圣相承，皆重问学”，“儒臣进讲，代有所闻”。为了钦定宪法，从廷臣中选择一二通晓宪政之人“随时进讲”，这实在是“不可少之举”。为了引起两宫重视，他还加了如下一句：“此预备立宪时最要之事也。”
达寿与伊东巳代治交流时，后者告诉他，日本起草宪法的时候，天皇将起草一事全权交给伊藤博文一人，让他“总理一切”。各种与宪法相关的调查也好，各处与制宪相关的建议也好，都归伊藤博文“一手经理”，如此，可免去“意见各执”“扞格横生”的弊病。
草案制订好之后，又由天皇亲自挑选重臣参与讨论，“严守秘密”，不允许“稍有漏泄”。这么做是为了“防物议而恐招暴动”。日本宪法就是用这种秘密的方式制定，最后由天皇钦定颁布的。
为什么制宪必须秘密从事？那是因为，在制宪的时候，为了自己的权利，人民必然会死力相争，令在上者很难应付。如果不秘密从事，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报章流布，妄肆讥评，鼓吹人心，煽动全国，士夫奔走，伏阙上书。”如果听从其意见，钦定就无从实现。如果不听从，那就可能因制宪一事而出现内乱。退一步讲，“即使祸乱不萌，亦难免一时之纷扰”。还是用秘密的方式有把握。
如果说通过五大臣出洋，清廷认识到了宪法是可以巩固君权的，那么通过三大臣出洋，清廷则进一步认识到了借宪法巩固君权的妙法在于制宪方式一定要用钦定，也就是要牢牢掌握制宪权。达寿的两封奏折，不但使清廷明白钦定宪法可以巩固君权，并且还知道了为了确保钦定，一定要在开国会之前制定宪法，制定宪法的时候一定要秘密从事，千万不能允许人民参与。为了有“钦定”的能力，两宫还要努力学习，选拔臣子给自己讲解宪法。
至此为止，清廷借宪法巩固君权的梦想，越发具有可行性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一部“钦定”的《宪法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