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台湾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是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始的。康熙统一台湾后，在台湾设立府治，隶属于福建省。迟至1885年，台湾始独立建省。因此，清代台湾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也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的过程。根据陈孔立教授的研究，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在人口结构上，除乏少数先住民以外，多数居民是从大陆陆续迁移过来的，人口增长较快，男子多于女子。在社会结构上，移民基本上按照不同祖籍进行组合，形成了地缘性的社会群体；一些豪强之士成为业主、富户，其他移民成为佃户、工匠，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都比较简单。在经济结构上，由于处在开发阶段，自然经济基础薄弱，而商品经济则比较发达。在政权结构上，政府力量单薄，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广大农村主要依靠地方豪强进行管理。在社会矛盾方面，官民矛盾和不同祖籍移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阶级矛盾。加上游民充斥，匪徒猖獗，动乱频繁，社会很不安宁。整个社会还处在组合过程之中。”因此，清代台湾的移民社会，“既有大陆（主要是闽粤）社会的许多特点，又有在新的环境下产生的当地特点。它既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简单的移植和延伸，又不是与大陆完全不同的社会”
。这种动荡不安而又尚未定型的社会环境，促使清代台湾的家庭结构逐渐背离传统家庭的正常发展轨道，从而形成若干不同于大陆地区的显著特点。
在日据初期编成的《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
中，收录了近百件有关分家习俗及继嗣制度的契约文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台湾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根据其中60件分家文书的记载，在分家之前，绝大多数家庭已经形成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只有极少数的家庭是主干家庭。试按时间顺序，对这60个家庭的成长极限略作分类，列为下表：
资料来源：表中内容分见于《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及该书第一卷下“公业”类，其中：
（1）主干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2之1、之2；第16、第19、第70。
（2）直系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3～15、第17～18、第23；“公业”类第2、第6、第8～13、第15～17、第36～42、第45、第48、第52、第63、第67、第69、第75～76。
（3）联合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20～22、第24～25；“公业”类第1、第7、第14、第20、第22～24、第27、第43、第47、第49～51、第55、第60、第64～66。
如上表所示，在60个分家前的大家庭中，主干家庭只有4个，占6%强；直系家庭有33个，占55%；联合家庭23个，占38%强。这就表明，清代台湾家庭的成长极限，一般也是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其基本格局与福建大陆并无二致。不过，在有关契约文书中，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分家习俗和继嗣制度，反映了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若干特点。兹分述如下：
其一，绝嗣家庭较多。在《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中，收录了一批有关“绝嗣财产”的契约文中，一般称《托付字》或《托孤字》。
这些契约文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业主在垂暮之际，把家业托付给族人或亲邻，以备日后代为立嗣或祭祀之需；二是业主生前未立遗嘱，而又没有后嗣，遂由族人或亲邻共同立约，承管有关产业及承担有关义务。很明显，在这两种情况下，绝嗣者的家庭都不可能发展为正常的大家庭。由于清代台湾性比例失调，贫穷者往往无力完婚，此类家庭可能为数甚多。尤其是在刚到台湾创业的最初几代移民中，其家庭结构难免带有先天不足的弱点。试见下引两件契约文书：
立托孤字人宗兄陈庄。……因庄父子来台为活，克勤克俭，创（业）垂统，犹可继也。不意天缘有限，血脉兹终。年既七十，岂有何赖？此天之亡我也！……今碍病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不得以已，当场将业托孤于宗弟陈奇添掌管为业，代理庄父子一炉忌辰、节祭，永远奉祀。……诚恐来日变坏此业，违失香烟，时故集诸人毕至，此业文字当天焚化，以防其坏。（余略）
同立合约字人外甥柯溪、族侄标吟、堂侄德月、有道、扶王、扶助等……缘我堂叔派揉、派晏兄弟二人，自来台克勤克俭，有自置开垦得田、厝、山场物业……俱各载在垦单合约内，明白炳据。今因兄弟二人不幸仙逝，并无婚娶、螟蛉儿孙。侄念及一本至亲无嗣，又不忍其烟祀无赖，爰是邀请内外亲戚，公同妥议，将此三处物业出蹼，全年小租粟十三石五斗正，历年踏出小租粟八石五斗正，按作七人轮流祭祀开费之资。每年除纳山税、祭费以外，其余尚剩租粟，存积生放，以为立嗣儿孙娶妇之费。（余略）
上述两个早期移民的家庭，都是属于不完整的家庭。如果婚姻状况比较正常，这两个家庭都有可能形成大家庭，而不至于没有后嗣。然而，对于这些第一、第二代的移民来说，也许“立业”比“成家”更为迫切，这就不能不导致无后而终的悲剧。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一些产业，至少在创业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而对于那些未能“立业”的移民来说，就更谈不上“成家”了。
应当指出，无论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出现无后者，但就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来说，却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在明清福建大陆地区，无后者一般可以通过抱养、立继等方式，使先天不足的小家庭转化为颇具规模的大家庭。在清代台湾，自然也有养子和嗣子，但可能为数较少，所以才会有众多的绝嗣家庭。笔者认为，在台湾早期移民社会中，无论是抱养还是立继，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尤其是立继，一般只能在昭穆相当的近亲中选立后嗣，这对远离家乡的移民来说，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实际上，正是由于无后者生前立继无望，才会把产业交给族人或亲邻，使之在日后代为祭祀或立嗣。这种以“托付”的形式继承遗产及“烟祀”的做法，可以说是大陆传统的立继制度在台湾移民社会中的一种变态。但是，在“托付”和“立继”的形式下，无后者的家庭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很明显，“托付”只能使无后者的“烟祀”不至于失传，却不可能使无后者的家庭得到正常的发展。至于那些没有遗产的绝嗣家庭，更是连“烟祀”都无从“托付”，死后只能成为无祀之鬼。清代台湾各地有不少“义冢”及“无祀坛”之类的慈善设施，就是专门为办理无后者的丧祭而设的，可见当时绝嗣家庭之多。
其二，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前已述及，明清福建大陆地区的直系家庭，一般是在第二代都已成婚之后才分家的，而联合家庭分家之际，第三代也大多已经成婚。即使有少数大家庭未能善始善终，通常也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然而，在清代台湾，往往第二代尚未全部成婚，就已经开始分家析产。因此，清代台湾大家庭的发展，不如大陆地区稳定，或者说不如大陆地区完满。例如：乾隆三十五年，肖氏四兄弟分家时，只有二人已经成婚
；嘉庆四年，台中某姓分家时，第二代现存七人中只有五人已经成婚
；道光十八年，嘉义某姓分家时，第二代六兄弟中只有四人已经成婚
；光绪二十年，王氏三兄弟分家时，只有一人已经成婚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难于一一列举。
在此情况下，这些大家庭的演变趋势，与大陆地区也不尽相同。试见下引三件分家文书：
立阄书继母郑氏。先夫首婚得蔡氏，合余生子（六）人。……因遭家不造，长子不幸夭没，四子出继夫兄，而蔡氏与先夫亦即相继殒落。……兹幸次子、三子俱各完婚，四子虽然出继，亦为之婚娶明白。……爰请房亲、族长佥议，先抽东势顶吉基港田大小三丘，付出嗣子掌管，承为己业，以祀夫兄一支；又抽出朱晓陂墘大崎园一所，为余养膳之资；余俱拆作五份均分，拈阄为定，各人各管，与四子无干。其夫兄遗业，乃系四子掌管，与长、次、三、五、六无干。……至五、六以及长孙，尚未婚配，预约婚娶之时，将中圳园之业设成处置，各贴出佛银五十大元，以为婚娶之资。（余略）
同立合同阄书字人长族、次寝、三掌同等……兄弟三人，议欲各人分居，致（自）火另食，以为日后创造之基，成家之富。于是公请族长，在祖先位上，议将田园搭份三份均分。……又抽出王田社脚上园一所，为祖先祭祀之公业，作长、次、三房轮流，上承下接，耕种收成，祭祀完课。又议三房尚未完婚，约将公业本年二月起，至廿年二月止，交掌耕种收成二年，为完娶之费，并完正供。（余略）
立嘱阄分字父三财。……余自先祖父肇基贻谋以来，于我躬嗣而受之，至今耄矣。爰是邀同房长，将先祖父建置物业……价共值银四百大元，应当为六份均分。碍母亲未及百年之老，日食诚恐无资；又有五位幼子，曾未长大，亦未成人。此时只有长男天泽长成完婚，意自欲另炊成家。吾于是佥同房亲商议，将水汴头内田契银踏出佛面银四十大元，以为日后养母亲作赡老之资；其幼子曾未长大，亦未完娶，亦踏出契面银三百大元，作五份均分，每份应分六十大元，以后可作聘费。虽以承祖父物业时分于子，然吾思之，自不可以无谋食之计，是以将契面踏剩六十大元，可为夫妇作赡老之养。……其踏明以后，无剩银项可与长子天泽，是以将家器什物及春粮，照六份均分。（余略）
上述三例表明，如果第二代尚未全部成婚，分家后就会出现不完整的家庭。而且，由于大家庭的解体过于迅速，在其内部不可能形成第二代的大家庭，因而分家后只能完全分解为小家庭。这就是说，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必然导致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分家文书中，都出现了为未婚者提取婚娶费用的做法，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分家方式。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分家习俗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惯例，只有在第二代都已成婚之后，才可以议及分家之事，而这正是大家庭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主要依据。然而，在分家时为未婚者提取婚娶费用，却意味着大家庭可以提前完成既定的使命，从而大大加速了其解体过程。由此可见，清代台湾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必然的发展趋势。
其三，大家庭中存在多元结构。清代台湾的多元家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家庭；二是因兼祧数房而形成的多元家庭。关于前者，试见下引两件分家文书：
立阄书人韩门郭氏。自适笃斋公，见其生平为人孝友诚实，继志述事，知公必昌后也。公产六嗣，长高泽、次高翔、三高瑞，皆前□方安人出；四高珠，侧室花氏出；五高凤、六高麟，自氏出也。公乙己登仙篆，迄今九载……爰命泽等，延请家长三房胞叔熙文，公同酌议，凡亨记所有台、漳田园、店屋、厝宅，统计价银六万四千二百八十两零九钱五分二厘，抽出七千八百三十七两四钱八分八厘，以为亨记存公；抽出三千二百零九两零四分，抵还各欠款并小宗入主费用；抽出一千六百三十九两二钱，为氏养膳；抽出四百一十一两，为侧室花氏养膳。二者百年后开费外，仍归配享。抽出一千八百四十两，为高麟暨两妹完婚妆费；抽出三百九十五两二钱，为高瑞续弦；抽出三千四百八十四两六钱，为长孙之租；抽出三千四百一十五两四钱，为书田，鼓励世世子孙读书入泮，付其收租执掌。……尚存银四万二千零一十九两二钱四厘，作六份均分。……其四房御记，同其生母花氏在台，众不就寡，系氏代拈阄。此分外所有余剩不及声明之产业，并年久欠数者，尽行归公。（余略）
同立再分阄书合同字人郭维枢妻蔡氏、赵氏，偕男辅铎、奇才，孙甘棠，二房侄辅祈、辅汀，三房侄光禧等。……缘氏先夫维枢自幼渡台，经营生理，建置产业。因念亲亲之谊，不忍自私，乃于光绪丁丑年，回唐设立阄书四本，将先后回唐自置房屋业产，配作四份，分与二房胞弟维
、三房胞侄成家、四房胞侄光禧，及在唐长子辅铎，四人各得一份；又别置在唐公业，俾四人轮收；复将埤城隆益枢记股内，抽银一千元，注明维
之额。……其在埤产业，系己卯年维枢公回埤，设立阄书五本，为长男辅铎、次男安然、三男自在、三房侄成家、次房侄光禧等，配作五份，每人分银一千五百元；惟安然、自在二人尚在幼读，加贴婚娶、书费银各五百元；俱合在隆益枢记股内。又置公业七千五百元，每人各分五百元。余枢记所存公款五千七百元，系维枢公自己掌管。……不意先夫去年谢世，二房侄辅祈、辅汀称伊无分在埤公业，又无加分银项。氏仰体先夫友于之志，不忍令其不均，爰集子侄，议请公亲，将二房所缺额数，就隆益枢记股内摊补均匀，并将公业契券检交诸子侄，再立阄书六本，俾各执掌，著为定章。庶几一劳永逸，上以成先夫之雅谊，下以杜日后之纷争。（余略）
上引二例表明，清代台湾较富裕的移民，可能同时在大陆和台湾建家立业，从而构成分居异地的多元家庭。这种多元家庭的基本特点，是家庭成员共财而不同居。因此，就其财产关系而言，可以视为统一的整体；而就其生活方式而言，又可以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单位。如上引第一例，在大陆的韩氏和在台湾的花氏，即使没有分家析产，实际上也是各自为政的。上引第二例的情况更为复杂，可以说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家庭。在分家以前，郭维枢与在大陆的兄弟分居共财，构成了二元的联合家庭；而郭维枢的“在唐妻”蔡氏及长子，又与“在埤妻”赵氏及次子、三子分居共财，构成了二元的直系家庭。这一复杂的多元家庭，前后经历了两代人之间的三次分家，才最终宣告解体。在这种分居异地的多元家庭中，尽管财富属于大家庭所有，但基本的生活单位却往往是小家庭。如上引第一例中的花氏母子和第二例中的蔡氏母子，事实上很难组成大家庭，充其量只能发展为主干家庭。此外，如果不是由于财产关系的制约，此类多元家庭可能迅速趋于解体，很难长期稳定发展。如上引第二例，郭维枢于光绪五年第二次主持分家时，其次子和三子“尚在幼读”。笔者认为，这种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家庭，始终处于从大家庭向小家庭演变的过渡阶段，可以说同时具有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双重特征。
因兼祧数房而形成的多元家庭，并非清代台湾所特有的。不过，由于清代台湾的绝嗣家庭较多，而选立后嗣又相对比较困难，兼祧数房的做法可能比较盛行。由此而形成的多元家庭，一般也是以分居共财为基本特征，即出嗣者与非出嗣者共同拥有本生父母的有关财产。在清代台湾的分家文书中，出嗣者参与遗产分配的现象颇为常见。如道光六年的李氏《分业阄书合约字》记载：“爰将所创田园、厝宅，抽出养膳以外，并踏出嗣子玉盼、玉泰二人之业，其余付与玉庇、玉清、玉琛、玉膑四人均分；厝宅以及家器什物，各作六人均分。”
光绪二十一年的李氏《遗嘱阄约》记载：“吾夫……生下男儿二，长曰秉渔，次曰秉均。……然秉均出嗣夫弟五种，与六房秉猷出嗣同承五房家业，经已阄分，立约炳据。因思秉渔、秉均同气连枝，实属亲至谊，与其各承家业，何若合一折衷，斯为手足是敦耳？……爰是邀请房亲族戚到家作证，将先夫从前阄分物业应得租额六十石，抽出十石以为氏养膳，又抽出五石付秉均前去掌管，由是秉渔应得租额四十五石。”
一般说来，遗产继承是以宗祧继承为前提的，出嗣者只有兼祧本生父母，才有可能继承有关遗产。如前引李氏分家文书明确规定，待主分人死后，其养膳租由出嗣者与非出嗣者共同继承，“轮流祭祀先考妣”
。因而，此类分居共财的多元家庭，无疑是兼祧习俗的产物。不过，在兼祧的形式下，如果出嗣者仍然与非出嗣者同居共财，此类多元家庭也就不可能出现。如光绪二十三年的刘氏《阄书约字》记载：“岳等兄弟三人……惟是神岳自幼出继胞伯拔元公为嗣，所有与腾蛟兄阄分田业，仍归先父欣其公掌理，合食已久，原无尔我之分。分居议成，必酌匀润之益。共请族长、公亲酌议，将岳所有阄分田业，并先父欣其公所有遗田业，议从一体均分。”在这里，由于出嗣者始终未与非出嗣者分居异财，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多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出嗣者是否兼祧本宗，往往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在分家析产的过程中才得以确认。因此，此类多元家庭也往往是潜在的，只有在分家之际才转化为现实。例如，同治七年的某姓《阄书》记载：“切思父母生我兄弟四人……但次兄英出嗣于顶祖为孙，四房之中尚缺一房。当日次兄英生下三男……值临终之际，思念木本水源，特佥次男厚复顶二房之额……是以爰邀族长公同酌议，就赎回祖田业及再置田业共二所，抽出租粟以为百世祀业，付四房轮流祭祀公费，其余所有田园、房屋及家器、什物等项，配搭明白，作四房均分。”
由此可见，在盛行兼祧的情况下，出嗣者可以随时提出兼祧本宗的要求，从而也就有权参与有关遗产的分配，使潜在的多元家庭转变为现实。当然，如果出嗣者最终放弃了兼祧本宗的要求，此类多元家庭也就不复存在了，但这只有在分家析产之后才可以确认。换句话说，在分家析产之前，始终存在兼祧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始终存在潜在的多元家庭。笔者认为，这种因兼祧而形成的多元家庭，与移民的多元家庭并无本质差别，即二者都同时具有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双重特征。然而，就其演变趋势而言，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移民的多元家庭正处于从大家庭向小家庭演变的过渡阶段，那么，兼祧的多元家庭则反映了由小家庭向大家庭的暂时回归。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多元家庭都是不稳定的大家庭，或者说是正在解体中的大家庭。因此，无论是移民的多元家庭，或者是兼祧的多元家庭，都不可与传统的大家庭等同视之。
如上所述，清代台湾的绝嗣家庭、不稳定的大家庭及大家庭中的多元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家庭的正常发展轨道，从而显示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除此之外，清代台湾也有稳定发展的大家庭，亦即在分家前第二代均已成婚的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其演变趋势与福建大陆基本一致。为了有助于阐明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特点，笔者对有关契约文书重新做了分类统计，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1．资料来源：表格内容分别见于《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及该书第一卷下“公业”类。其中：
（1）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3～15、第18、第22；“公业”类第7、第12、第14～17、第20、第22～23、第36、第38、第40～43、第45、第49～52、第55、第60、第65～67、第69～70、第76。
（2）不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2、第16～17、第19、第21、第25；“公业”类第1、第6、第11、第13、第24、第37、第39、第63～64、第70、第75。
（3）多元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20～21、第23～24；“公业”类第2、第8～11、第27、第39、第75。
（4）不完整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26～27；“公业”类第28～35。
2．说明：“不稳定的大家庭”与“多元家庭”时有交叉，表中概计入“多元家庭”，以免重复；在“资料来源”中则同时列出，以供参考。
应当说明，上表的统计对象，不是来自于有意的选择，而是根据随机抽样统计的要求，包括了《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中的所有家庭结构较为明确的契约文书。因此，上表显示的统计结果，应当是比较可信的。如上表所示，在70个家庭的成长极限中，稳定的大家庭共33个，占47%强；不稳定的大家庭共15个，占21%强；多元家庭共12个，占17%强，绝嗣家庭10个，占14%强。这就表明，在清代台湾，有一半左右的家庭，未能发展为稳定的大家庭，从而在总体上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
一般认为，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及其趋向小型化，这是移民家庭形态的普遍特征。但也应当指出，至迟在19世纪中叶前后，台湾已逐渐从移民社会转化为定居社会，而大家庭的发展却并未因此而趋于稳定。如上表统计的29个光绪年间的台湾家庭中，稳定的大家庭只有8个，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表明，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并非只是受到移民环境的影响，而是反映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变迁。笔者认为，由于清代台湾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受到了削弱，大家庭的经济优势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可以理解为传统家庭的近代化进程。限于篇幅，对此难以展开论述，只能留待今后继续探讨。
最后应当指出，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历史特点，对宗族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不完整家庭的广泛存在，经由分家而形成继承式宗族的概率较小，因而早期移民的宗族组织大多是合同式宗族；另一方面，由于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又加速了继承式宗族的形成和发展，因而移民定居之后的宗族组织主要是继承式宗族。此外，由于兼祧之风的盛行，家族成员的继嗣关系相当复杂，往往导致了各种不同宗族组织的交错发展。因此，论及清代台湾的宗族组织，应当注重对于家庭形态的历史考察，否则难免失之偏颇。本书第四章将对此再作申论，在此暂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