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
——《唐研究》研究专号序

这里呈献给大家的，是题为“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的专题论集。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的成果之一，本论集汇聚了24篇学术论文和7篇相关书评。论文围绕中心议题分为四组，分别讨论秩序理念与社会变迁、国家礼仪与民间信仰、社会组织与秩序、地域社会与变迁等问题。

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唐宋时期经历着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其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历来受到学界关注。对于这一进程的认识，既关系到唐代历史与宋代历史的基本定位，也关系到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走势的把握。

自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以来，在这一认识框架之下，各国学者展开了众多的学术研究，对于这一历史过程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同时，随着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等诸多领域研究的深入，学界也自不同角度对于“唐宋变革说”提出了修正乃至质疑。我们特约张广达先生撰写的专稿——《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对于“唐宋变革说”的来龙去脉，从学理上做了深入的梳理和细致的分析，并且站在很高的学术立场，对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在中国历史研究各个方面的影响，予以中肯的评价。此文可以视为我们这本研究专辑的学术史引论，它和我们的一些个案研究正好相互呼应。

可以说，“唐宋变革说”以往曾经是研究的框架，如今已经转而成为学界对话的平台。补充、质疑与辩驳的过程，使研究者对于唐宋时代历史的认识逐渐丰富深化。

“唐宋”并称，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两个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我们对于“文明巅峰”的自豪记忆，当然也是因为两段历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差甚至“断裂”。本课题所讨论的，实际上是自公元7世纪初期至13世纪后期“延续”与“更革”交互的唐宋时代史，而非李唐、赵宋两个王朝史。

对于唐宋时期的研究，近年来面临着进一步开拓创新的突出压力。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首先，对于前后历史时期通贯的整体把握能力不足，唐史学者与宋史学者各自为战，欠缺沟通；其次，缺乏针对性明确的“问题意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部往往失于浮泛模糊，缺少深切逼近的讨论。鉴于这种情形，有必要使唐宋史学工作者携手，选择牵动力较强的中等层次问题，进行聚焦点相对集中的综合性研究。

就唐宋时期长达六七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而言，“唐宋变革”显然不是唯一的认识角度。本课题希望从学界已有的学术积累出发，以共同思考的学术话题作为导向，以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为中心范畴，探索不同层面的社会人群、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交错变化的历史轨迹；从而整合、推动现有的研究，形成整体上的相互呼应。

项目的参加者并未纠缠于相关的概念定义，但我们对中心议题有一些基本的共识。我们理解的“社会流动”，主要关注点在于个人、家族或特定群体在社会等级、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流动，特别是导致他们所隶属的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的运动。所谓“社会秩序”，则是指以相对稳定为目标、依特定内外差序展开的社会结构方式。“流动”中有“秩序”，“秩序”中亦有“流动”。正是二者的矛盾与互动，不断的冲突、整合与更新，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生生不息的分合演化过程。

二

历史上不同性质的发展变化，节奏缓速各异，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单元、时间尺度自然有所区别。与帝制王朝的更替不同，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涉及的因素更多，在更为广阔久远的背景下展开；这无疑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回旋余地，也提出了更加鲜明的挑战。本项目参加者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在将近三年的课题进行当中，经历着唐宋史学工作者、海内外史学工作者、具备不同学科背景（例如考古学、文学史、民族史、历史地理学）的史学工作者之间相互讨论、共同探究的过程。大家致力于从历史学的视域中，观察社会的变迁，观察文化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观察比较的对象，不限于“唐”“宋”隔离的静止切断面；观察比较的方式，则注重环节，注重过渡，注重转折与衔接的现实过程。

在本书所收的论文中，不少篇是唐宋并举的通贯性研究。吴丽娱讨论了中古国家礼仪新秩序的构建；雷闻讨论了从唐到宋“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以及新神明体系的逐步形成；朱玉麒自唐宋传奇与话本所反映的地理空间变迁入手，讨论了中国古代城市模式的关键性变革；孟宪实则通过敦煌资料，讨论了对于地方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的民间结社。黄正建根据唐宋文献，探寻了民间信仰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线索，讨论了混合有地方神和地府神双重因素的崔府君，其地位抬升与下降的演变轨迹。秦大树根据考古材料，比较了唐宋时期的丧葬制度与习俗，指出了诸多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密切关联。

论集中有些文章侧重于讨论某一特定时期、特定问题在唐宋历史中的位置。妹尾达彦以白居易的诗歌为依据，探讨了中唐长安、洛阳两京城市社会的变化，藉以观察9世纪的转型；鲁西奇则根据出土资料中的宋元地券文，探求当时的地方乡里区划与组织。黄宽重以宋代为中心，观察科举社会新竞争环境下家族发展的途径及其转变，讨论家族兴衰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李华瑞则勾勒了从五代至南宋乡村客户社会地位的变动曲线，分析了其群体结构性流动的规模和程度。柳立言概括了宋代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追踪了在南方与北方、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差异与互动中，回应中产之家利益的法律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刘浦江着眼于宋代的政治秩序理念，通过五代史观的流变，观察史学观念、正统观念和华夷观念的动态衍化；刘静贞利用后人撰述的历史著作、当代人书写的墓志铭文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资料，追究及厘清五代女性在这两类文本的作者笔下曾被赋予的意象；邓小南则以《政要》《宝训》类著述为切入口，比较了唐宋时期阐发“祖宗故事”的方式，讨论了唐宋君臣逐渐将保守“祖宗基业”推向自觉的过程。

本卷发表了有关唐宋时代社会史的一组研究成果，但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不可能涉及。我们希望利用相对集中的讨论，推动从整体上观察唐宋的历史学研究。本卷的出版并不是给这个研究课题画上一个句号，而是预示着更进一步研究的开始。

（本序言与荣新江教授共同撰写。原载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GBgwIbvXQp2sG1HIHiMNW/8zc+fupQTbXQAVouHAC8ST9u2For156NDR+V4bSm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