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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学者的自选集不同，这本论集的编纂，完全是在学生的推动下进行的。
我自己尚未酿就收拾旧作的心情，觉得还不到值得总结的成熟时机。这或许是因为，自己在学业上起步很晚——被称为“老三届”的我们这一代人，较我们的前辈、后辈，学术生命要短许多。在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的前辈师长早已经典迭出，著作等身了；比起著述丰厚的同辈，自己也距离颇远。总感觉还没有深刻领悟学术的真谛，没有走出有特点的学术道路，没有真正形成学术的自觉。而尽管顾虑重重，还是在学生集体建议下勉力拿出这些文稿，是希望藉机进行阶段性的整理回顾，给读者提供一些可能的方便，也得以就教于诸多方家。
197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在高考恢复后首次招生，我在班级里算是年长的（可以引为安慰的，是一向有“大姐”之称），当时自己的感觉，是赶上了末班车，很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再追回来”。读书期间，各门课程中名师云集。不仅是本系的老师积极上讲台，校外的刘乃和、王利器、宁可、漆侠、胡如雷、蔡美彪等先生都曾先后应邀前来授课。在“科学的春天”这样一种大环境下，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珍视这种机会，心气很高。
大学二年级，我选修了敦煌学课程，在王永兴、张广达二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阅读《资治通鉴》与两《唐书》等史籍和陈寅恪先生等前辈著述，开始体味到“研究”二字的份量，有志于寻其门径，窥其堂奥。从本科高年级到研究生期间，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宋代历史，突出地觉察到时代间的内在延续与更革变迁，不满足于依朝代起讫切割时段的研究方式。与此同时也深切感到，宋史学界在对于材料的敏感、议题的致密及分析的深度等方面，应该取法于魏晋隋唐史学界。
本科期间，开始尝试发表考订性的文章。先后刊出的两篇，即《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表〉辨伪》和《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都是课业中的札记、作业。值得一提的，或许是自己投稿被拒的经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写两宋之交的传说“泥马渡康王”，当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考订与“泥马”相关的崔府君其人。文章曾经向南方一家刊物投稿，却始终没有回音。10年后拿出来再看，不由得很感谢当初拒用的编辑，留给我重新认识与改写的机会。此时的思考方向有了明显的不同，关注重点落在了与该传说相关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南宋初期发生的政治影响。《关于“泥马渡康王”》一文在我本科毕业13年之后，于1995年底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
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受到唐史方向一位师兄的启发，准备做宋代的考课制度。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感觉宋代文官的考选升迁是一复合式体制，单纯抽出考课一项，不足以准确定位、从整体上予以把握。于是将论文题目调整为《北宋的考课与循资——宋代磨勘制度研究》。1990年代初，在漆侠、吴宗国、王曾瑜等先生的鼓励下，修订补充，写成了《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一书；先父邓广铭欣然为之作序。2000年秋，在日本东洋文库的一次会议上，中岛敏先生郑重讲到该书对于日本学者译注《宋史·选举志》的帮助，看着先生手中已经篇页散乱又精心补缀过的这本小书，我在感动之余，竟一时无语。
1985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宋代的政治史、制度史，前者包括当时的政治文化、政治群体和政治事件，后者主要涉及官僚选任、官员考察和文书处理机制。二是宋代的社会史，包括女性史、家族史、士人网络与基层社会组织。研究过程中，经常感觉到不同课题之间的关联与历史内在的融通，也希望能自专题入手，对研究中的界域和屏障有所突破。具体议题的选择，有些是读书期间的学术兴趣引导所至，像有关文官课绩、选任和资序体制的诸篇，有关政绩考察和信息渠道的研究，大体上是这一脉络延伸的结果；有些受到集体性研究项目的引领，像对于吐鲁番女性的研究，对于苏州朱长文、龚明之家族的研究，对于山西洪洞用水秩序的研究等等；也有些选题，是在教学过程中得到了启发。
任教25年间，个人对于历史的观察体悟时时渗透在课堂中；而研究的一些选题，最初又是来自教学中的感受。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使我有更多机会思考不同朝代间的衔接与变迁，像《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等文章，即试图突破王朝断限，以期较为完整地把握研究对象。《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后来发展为《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内容的展开也是受益于教学：自从80年代后期讲授宋辽金史专题，有关赵宋“祖宗之法”的问题就一直在脑际徘徊。《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议题的出现，是在指导学生论文的过程中注意到，对于宋代内廷高端的文书处理方式，认识至今含混模糊；《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也是在带领学生搜讨研读材料的实习中，有感而来。《宋代历史再认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和《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等诸篇笔谈，都是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成。
《走向“活”的制度史》一文，本来是2001年提交给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主持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研讨会议的短篇，其后发表在《浙江学刊》，当时并未料到会对青年学子产生影响。感到汗颜的是，此后我几乎不再敢写制度史的文章，担心个人实际从事的研究，无法令读者和自己满意。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对于制度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关联，对于何谓“活”的制度史，有着不断的反思。我曾经对学生说，所谓的“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活”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新议题、新视角可能导致动态鲜活，传统议题诸如官僚机构、制度条文，也可能贡献出通贯深入的新颖见解。新材料的牵动，能使研究“预流”；深读“坊间通行本”，也可能发人所未发。也就是说，盈覆载之间无非是道，而进退之宜、运用之妙，则存乎一心。对于宋代尚书内省的研究，算是对于该认识的一次实践。
在写作实践中，学人通常是“顺着”历史事实自有的发展逻辑摸索叙述；而议题的浮现，其实往往受到现实问题的刺激和现有研究的启迪，而生发出“逆向”的回溯。研究过程中，经常感觉到历史源流对于“今日现象”的意义，希望能够触及这表象背后的脉络与由来。
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本身，无疑是具有历史性的。历史的真实场景一过即逝，而对于这种“真实”的追求，却是漫长而无止境的过程。学人之所以会乐此不疲，是由于其中充满着往复对话，充满着新材料、新思维的刺激，充满着再认识的兴奋。这种“再认识”，本质上是批判性的：既有敏锐的观察，又有沉潜的琢磨；既包括对于个别史料、史事的审视辨析，也包含着对于学术路径的探索与反思。
历史学不是能够急功近利的学科，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睿智博通的学问，带给我们深邃的人生体悟。当今的中国，自历史中走来；无论个人具体的追求是什么，总要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今日与明天。这种丰厚的积淀，是我们心灵中的“魂”与“根”，是精神上充实感的由来，也是历史学的核心价值所在。
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我最怕听到的是“家学渊源”。在这方面，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远。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触到历史学科。我知道，我走上史学道路，父亲是感到欣慰的。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父母从未刻意培养或限制我的兴趣；对于我的志向选择，也从未过多干预。这是出于父亲的开明，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顾虑甚至难言之痛，以前我从未想过。回头来看，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生活在一个艰难与期望并存、坎坷与憧憬共生的时代，从前辈到我们，都有诸多无奈，也有不甘放弃的奋争。“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老庄的哲思，稼轩的慨叹，时常在心中盘桓。
我经常感觉到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即便是在“文革”期间那艰难的岁月中，北大荒的老职工们也曾用宽厚的胸怀包容着我们“知青”。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幸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受到前辈师长的扶掖，得到朋辈学友的温暖。我所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980年代初由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宿白、王永兴等学界前辈共同倡导建立，筚路蓝缕，发展为如今的学术重镇。在这一研究群体中，旨趣各不相同的学人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切磋琢磨。开阔的视角、敏锐的思绪，时时映入眼界。这种纯净自然的学术氛围，润物无声的滋养沃泽，使我受益匪浅。
这些年来，学生们经常是我文章的第一批读者。他们活跃而犀利的评论，常能予人启发，也使我看到日后学界的希望所在。我从1970年代边疆农村茅草土坯校舍中的小学教师，到80年代站上北京大学的讲台，环境条件有巨大变化；不变的是：面对学生澄澈无邪而渴求真知的目光，时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和学生在一起，作为一名教师，是我毕生的幸事，也是对于自身能力素质的锻炼及挑战，这种经验使我感受工作的意义，享受人生的价值。
我明白，与前辈、同辈相比，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明显欠缺，研究面相当狭窄；意识到应该拓宽，却又感觉力不从心。回首看看这些年的经历，应该说，自己的“道路”是边摸边走，而不是规划好蓝图，胸有成竹，再按部就班去建设的。在有限的活动范围中，我希望效法前辈的精神气象，也争取做得切实。朱子说“学者悠悠是大病”，这不仅是用以提醒学生的话，更是经常告诫自己的箴言。
八年前，我所敬仰的前辈李埏先生，在赐赠大著文存的同时，引述了陶弘景的诗句“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老先生虚怀若谷、洒落旷达的境界与襟怀，面对旧作之审慎郑重态度，使我非常感动。我理解先生那寥寥数语中，寓含着对于后辈的叮咛；也清楚地知道，学人的表现，最终要靠文章说话，作品一旦完成，自我解释就显得多余。今天，自己的论文将要结集面世，心中十分忐忑，不知奉献给读者的，是否称得上合格的作品。
这部文集，大体上呈现出我个人的一些学史心得。而这些“学史”文稿的丛编，以“朗润”命名，既是因为自己歆慕学人治史的清朗润泽、温和蕴藉气息；也是因为大概可以说，我的学史生涯自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开始，也在朗润园得到延展。从1961年随父母入住朗润园，到2001年我和先生、女儿迁居蓝旗营，除去中间在北大荒将近10年，前前后后在燕园这静谧的角落里生活了30多年。八九十年代的朗润园，被称为“北大的中南海”，曾经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在2001那一年，我所工作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又迁入了朗润园。如今的这片天地，有中古史中心，也有国家的发展研究院，传统的屋檐下，洋溢着活力与生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涵沐于这派勃勃生气之中。
论集中收录的文章，内容基本维持原貌，少数篇章的文字略有调整。现在读来，感觉内容阐发不准确、不到位处颇多，如果是重新研讨重新结构，会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及表述方式。文章中涉及的不少问题（例如司马光文集的版本问题，例如崔府君信仰的问题，等等），学界已经有了更为专门细密的研究、更加确当深入的成果，敬请读者参照。文章中原本注释方式各不相同，学生们不惮烦劳，帮忙做了补充统合工作。征引文献版本，未予通同统一；有些出处，为便于读者查阅，更新为近年来正式出版物的刊发信息。
最后，要感谢中华书局多年来对于学术事业的鼎力支持。非畅销的学术读物得以面世，仰赖于出版界同道的热心与扶助。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承蒙李岩、徐俊先生关心过问，王传龙先生检核沟通，付出了许多心血，谨致以由衷谢忱。
2010年5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原载《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