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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学生运动”，如东汉末年的太学生请愿，明朝万历、天启年间东林党的政治活动。然而，与近代学生不同，士人的活动虽有反抗暴政、清廉吏治的积极意义，但仍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斗争，而不是站在专制的对立面来根本否定它的统治，其目的显然是“补天”而非“拆庙”。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近代经济的产生发展，旧士人中的一部分逐渐转化为开明士绅，他们不满清朝的颟顸腐败，放眼世界，开始用西方民主思想武器冲击专制制度；同时，一些士人在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引导下，也在探索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途径。新式知识分子在要求改革时利用了传统的变法形式，使其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士人的支持，开创了近代知识分子活动的新阶段。1895年的“公车上书”，就是以士人为主体，以开明士绅为领导进行的一场颇有声势的斗争。
此后，以国内外新式学堂学生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运动逐渐兴起。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成为当地维新运动的骨干。1900年自立军起义时，留日学生和湖北武备学堂、两湖书院的学生起了重要作用。湖广总督张之洞惊呼：“该省武备学堂肄业学生流入富有票会拿获正法者已不乏人，而事发在逃者尚复不少。”
被捕的武备学生临刑前“同声以大义责张，张尤羞怒，特押往该学堂门外行刑，欲以警其余也”
。不过，这些活动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生运动。
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是随着学生群的初步形成而展开的。戊戌变法以前，国内新式教育主要是清政府在洋务活动中举办的一些学堂和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不仅数量少，而且体制极不完备，只限于语言、工程、军事等学科。一些维新思想家，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曾予以猛烈抨击，他们主张“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
，并参照欧美和日本的学制，提出了一整套近代教育思想和规划，还创办了一批学堂，以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和自身需要，一些洋务派官僚也创办了一批教授普通学问的新式学堂，并且改造和兴建了一批具有学堂性质的新式书院。这些都为近代中国学生群体的孕育提供了基地。
百日维新将变法运动推向高潮。维新派鉴于朝野内外顽固势力的拼死反对，不敢奢望维新大业能够一朝成功，想把变法的重点放在兴学育才上面，为进一步的改革做准备。南学会为此还专设“学战公司”
。光绪帝对教育也十分关注，在“诏定国是”时，强调培养“通经济变之才”和兴办学堂的重要性，在此推动下，新式教育骤然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就兴学育才而论，洋务派与光绪帝没有根本分歧。所以，当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尽废新法时，一些重权在握的封疆大吏就站出来表示反对。曾因敷衍抵制变法受到光绪帝严旨申斥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明确提出，“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
，要求继续坚持兴学方针，并在自己的辖区内赶办中西、储材等学堂。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抗拒慈禧太后裁撤学堂的旨意。这些矛盾分歧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延续发展。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兴学又成为重要内容。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中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四条建议。1901年9月，清政府下令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兴学成为正式国策。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奉行，11月即设立山东大学堂，“为各省学堂之先”。到1903年年初，已有11个省设立了高等学堂。
与此同时，国内舆论也竞相鼓吹以发展教育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掀起办学热潮。许多进步人士指责“疆吏之办学堂也，不过借此以聊博维新之名誉，逃外人之滋议，且可以多一安置私人之所”
，主张自己培养有用之才。1902年后，江苏、浙江、江西、山东、广东等省的进步人士相继成立教育会，大声疾呼“近今所最亲最爱最重最可期望为中国前途生色者，万口同声，佥曰：教育”
，并着手创建了一批民办学堂；一些革命志士组建学校，以聚集和培养革命力量；官商士绅以维护地方公益之名，兴建公立学堂；家道殷实者则出资私立学堂；教会方面也加紧了兴学等文化渗透活动。早在1901年，林乐知就声称：中国的“第一要务，在兴学校”
。尽管各自动机、目的不同，但这些活动客观上都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发展。到1905年，中国的新式教育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5年的258876人（详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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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1902—1905年新式教育体系的学生人数
同时在一些重要城市分别聚集了数千学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详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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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一些重要城市的学堂数与学生数
中小城镇同样反映出兴学盛况。以江浙一带为例，1903年号称中国教育之最的无锡，城内有学堂7所，学生各50～60人，所属堰桥一镇也有7所小学。
其他如嵊县有学堂31所，嘉兴16所，吴江12所，高邮12所，扬州8所，南浔6所，金山5所，南翔3所。一些偏远地区有学生1228人。
在此期间，官办武备学堂加速发展。据直隶等17省的22所陆军武备学堂统计，学生即达3048人。
另外还设有参谋、水师、鱼雷、军医、测绘、警察等专门学堂。由于军事学堂大量增加及其水平不断提高，生源由抽调将士改为招考士子童生。当时军国民主义风潮渐起，争学武备成为时尚。例如，1904年年初浙江武备学堂招考时，“只数日间，报名者已有一百余人之多”。是年该省处州府青田县到杭州及邻近各省投考者共100多人，“尽属有志陆军”。
这就大大改变了军校学生的成分，使之成为近代中国学生群体的重要成员，在学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教会学校在这一阶段所占比重较大，据统计，到1906年，仅基督教系统的学生就有57683人（其中小学生42546人，中高等学生15137人）。
综上所述，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中国的学生队伍迅速扩大，虽然当时主要还是初等教育，但学生一般年龄较大。同时，这一时期学堂的发展打破了过去局限于军事、工艺等学科的状况，普通、师范等基础教育占了较大比重，而专科学校也有所增加，兴办了不少农林、蚕桑、路矿、商业、实业、钢铁、农工、医学学堂，这不仅充实了学生队伍，而且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思想变化。在此基础上，一个分布全国，拥有一定数量质量的近代中国学生群体初步形成了。
这个学生群体与旧士人不同，他们受教育的形式是新式学堂，而不是私塾书院，所学内容包含或主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学堂无论官立私立，一般都设有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外文和数理化等课程，学生可以阅读各种学科的西学书籍，了解世界大势。因此，他们对于亡国危机的感受，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秀才举子们所无法比拟的。他们虽然受过旧学教育，但在西学的冲击下，没有旧士人观念上的迂腐和政治上的保守。时代及他们自己，都处于除旧布新的转变过程之中。正如蒋维乔（南菁学堂学生）所说：“盖中国现势在过渡时代……而余之学［问］新旧交换，亦在过渡时代也，故则有动力。”
“喜将新桃换旧符”，是他们对待新旧学和社会变革的普遍态度的生动写照。近代学生群体的地位与前途，以带来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文明的近代化变革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从这一趋势看，他们大都不是依附于旧的阶级，而是追随进步势力的旗帜，政治上要求变革专制制度，经济上要求发展工商业，使国家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理想。
学生群体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关系变动的重要方面。在此之前，一批刚刚脱胎于旧士群体的维新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和一些在香港及海外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孙中山、容闳、严复等，已经举着维新革命的旗帜登上历史舞台。但人们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往往持怀疑观望甚至反对的态度。阶级力量严重不足，无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是造成革命党人活动困难和戊戌变法骤起骤败的重要原因。近代学生群体的崛起，使这种状况得以改观，在进步势力的队伍里平添了一股生气勃勃的生力军，加强了它的行动力量。
就学生群体的主要成分而言，与由旧士人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和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联系不那么密切，受旧礼教的束缚和旧学的影响较少较浅，而接受西学新学则较系统，思想激进，斗争性较强；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群居学校，容易形成团体，其群体的活动能量和对社会影响的广度深度，往往大于知识分子中的其他集团。随着学生群体逐渐取代旧士人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活动也逐渐纳入社会革新政治运动的轨道。
应当指出，这个时期的学生群体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他们大都出身封建家庭，从小受过传统旧学教育，许多人入学前还得过功名，不肯轻易摘下头上的旧标记。当时不少学堂新瓶装旧酒，官办者犹如衙门，私立者无异私塾，这种客观条件也有碍于学生萌发群体意识。学生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其最下者，无宗旨，无思想，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第二种入学前已经“学问深，见解高”。二者都只占少数。而“占学生之最多数者”，是那些年幼学浅的少年，入学后“略读西书，稍及报章，其脑筋渐活泼焉。而又得一二通达精进学术之议论，其心之所期者，日以发达，其身之所受者，日以促逼”。他们闹风潮，“由其屈于抑制者半，由其得于学问者半”。
在斗争中，第二种类型的学生成为领导核心，影响和引导大多数人；有时斗争也因第一种类型学生的动摇干扰而失败。可见，学生群体中有些人在素质上与旧士人没有多大区别，有些则刚刚开始转化，他们并不能成为学生群体的引导，在风潮高涨之时，他们也往往被推着跟在大多数人的后面走。决定学生群体社会属性与政治动向的，不是它的落后部分，而是能够左右其主体动向的先进代表，后者又往往有着激烈的反抗情绪、浓厚的主体意识、执着的自由追求和明显的革命倾向。这使得学生群体以及学生运动，不仅从属于开明进步势力，而且逐渐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和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