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早期学生的社会作用

对19世纪中国学堂学生的批评，有三个参照坐标，一是学理，二是西方原型，三是20世纪的成熟类型。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看，这一时期的教育变革在许多方面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它结束了旧学的独占地位，开始中西并举的时代。由此制约，这个时期的学生也有不同于前人来者的功能作用。

第一，造就了一批学兼中西的专业学习西方的人才，从而扩展加深了中国人认识西方与西学的广度深度。在此之前，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包括郭嵩焘、冯桂芬等，大都不懂外文，只能通过翻译或实物来认识和感受西方文化。他们间接获得世界知识的来源，一是传教士的译著言论，一是出国华人的记述，局限性很大。正如后来张之洞所说：“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不广阅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缺少文化沟通的工具，即使睁开眼睛，视野也十分狭窄。另外，担任买办通事的商民以及进入教会学堂的贫民子弟，虽然掌握了外语甚至基础西学，却缺少中学根底，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个人努力加以弥补。在社会变动缓慢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游离于母体文化的边缘人，难以将所得异质文化内化升华为民族新文化。这是鸦片战争后20年间学习西方的步伐几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官办学堂的设立和教会学堂的改进，增强了对士子童生的吸引力，学生略具中学根基，在着重学习西语西文的基础上，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同文馆、广方言馆及湖北自强学堂的试题看，学生不但自然科学水准大大超过前辈和同时代士人，公法、世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也大为扩展充实。

在朝廷官府的扶掖支持和士风日开的鼓荡呼应下，学生凭借中西学基础和地位优势，成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新型群体媒介。他们能够直接阅读西方的报刊书籍，广泛接触和准确理解西方文化。京师同文馆藏书阁存有汉洋文书籍3700本，其中外文书籍为1900本，占一半以上。这些存书除作为课本分往各馆外，其余听任学生借阅。 ^[7] 其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如法国巴黎一所大学赠送该馆图书188册，包括化学、医学、格物、算学、地理、农业、兵法、字典、诗史等书籍。 学生随使出洋之际，利用所掌握的外文西学知识，广泛接触社会，博览书报，扩大了眼界。同时，学生还可将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内化后向社会推广。由于早期洋务官员和驻外使节大都不会外语，同文馆学生无论是留馆还是在使署当差，均须选择各国洋文新报刊“有关风俗政令者逐日详译，定期进呈，以俾当朝及使节了解世界情势”。戊戌变法期间，朝廷还特意指定该馆每周将所译书报进呈一次。 总理衙门接收的洋文各件，也由该馆学生负责翻译。1891年，两名同文馆毕业生奉旨进内廷教授光绪帝英文，一时间掀起一场学习英文的热潮，“亲王大臣都去读书受教” 。这使此前无人通晓夷文夷情，以致对外交往中盲目闭塞的状况有所改善。

此外，学生在校期间还须练习翻译西书，京师同文馆至迟到光绪五年（1879）已将译书作为规定教学内容，该馆历年出版的35种图书中，全由学生翻译的有10种，师生合译的有9种。 ^[8] 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也参与了江南制造局几十种西书的翻译。这些译著涉及政法、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外交、数学、化学、格致、冶炼、外文语法等方面，如《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富国策》《各国史略》《西美战史》《中西合历》《四裔编年表》《新加坡刑律》《化学阐原》《格物测算》以及英、美、法等国水师考，或为同类书籍之发轫，或为佳本，或比前人有所增益，颇得人们的好评和欢迎。出版后，除为本馆教学所用，还免费分发给全国官吏。作为第一代“学贯中西”的中国人，他们以本位文化为基础，以外部文化为工具和参照，既避免了传教士以宗教为目的的局限隔膜，又减少了不懂西文的前辈们观望世界的盲目性，使近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为扩展深化。例如，京师同文馆虽然禁止教授神学，但外籍教师常常和学生讨论宗教问题，照丁韪良的看法，一位游历过西方并在其游记中谈到美国教会的华人，“比起文馆学生对于耶教的见解来，那就差得多了” 。在文化交流中，全面接触是准确认识和有效吸收的前提，至少在这方面，学生大大超越了前人。学生还为派遣留学人员提供了相对合格的选才。京师同文馆先后派出两批共32人到英、法、德、俄等国留学，福州船政学堂分四批派出留欧学生81人。他们已具备一定的西文西学基础，因而适应较易，收效较快。

第二，为洋务新政提供了一批人才，不仅减轻了借才异域的压力与麻烦，使趋新事业得以进行，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趋新的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加速变动，削弱了停滞的惰力和倒退的阻力。这一时期学生毕业后的走向，除一部分教会学生担任神职外，主要是到外交、军事、教育、行政、实业、商务等部门。据京师同文馆历次题名录，到1879年，学生随使出洋（到英、法、德、俄、美、日）共16人，升迁出馆4人（1人任知县，1人任内阁中书，2人任翻译），分部留馆15人。到1898年，分配范围明显扩大，为各种行政官24人，教育界15人，翻译15人，军械、电报部门5人。特别是外交界，1894—1898年，仅该馆学生任职驻外机构者即达39人。由于学堂多系对口设置，学生大都对口培养使用，尤其是工艺、军事学生。南北洋水师的管带、大副等职，几乎全由福州船政学堂及各水师学堂毕业生担任。到1874年，福州船政学堂已提供了三批共54名毕业生，其中16人成为管轮、大副，14人任船上工程师，7人为船舶工程师。船政局原定5年内（即1874年2月16日以前）实现独立经营管理，在由该学堂培养的技术人员和领班的带领下，提前达到这一目标，“在没有任何外国人到场的情况下进行全面的操练，据报每次的成绩都令人满意”。1869—1874年2月，该厂造出15条船，其中许多部件由毕业学生设计制造装配。 ^[9]

在教会学堂转向社会性教育后，其毕业生也大批进入各新领域，如医疗方面，到1895年，教会学堂已培养医学生179人，其中女性28人。 ^[10] 而早年从事电报业的学生，也“强半取裁”于教会学堂。 ^[11] 截至1892年，仅上海中西书院一校的历年毕业生供职于海关、电报局、招商局、铁路局者，累计即达200余人。山东文会馆毕业生争供南北，轰热一时。该省境内潍县、登州、青州、济南、济宁、沂州等地的教会中学，虽然程度高低不齐，水平优劣有别，但“一般来说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找到良好的工作，如秘书、书记员、翻译、电报员、教师等等，并可得到较高的工资” 。

不仅如此，新式学堂毕业生还长期保持趋新方向。以京师同文馆为例，1898年以前，其毕业生担任过教育职务者共35人，1898年以后，增为44人。而担任总领事以上驻外使节及国内重要外交职务者，清末为36人次，民国时期为53人次。 到20世纪20年代，该馆历年毕业、有资料可考的171名学生中，任职外交界69人，行政官员45人，实业界20人，军警13人，教育界11人，翻译5人，医疗部门4人，经商3人，宗教界1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可考者为外交界24人，行政界15人，教育界11人，铁路6人，工商业4人，翻译3人，电话业2人，银行2人，宗教界1人。尽管其中一些人政治态度保守，但相对于全社会而言，他们仍是推动接受趋新变动的势力。

第三，引起社会旧结构开始发生松动变化。1887年，科举制有所变通，候补官职者可以西学应试，丁韪良说这“一半即系同文馆的影响” 。毕业生进入各界，由懂西文西学的学生替代语言不通、技法不晓的庸吏，增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能力。从19世纪的中西并举到20世纪的新学压倒旧学，一个本身兼学中西，处于上升趋势的新兴群体，无疑发挥了巨大的同步影响。学生的现身说法，对转变士林风气，改变旧的教育方式具有最佳的示范作用。根据科学教育的需要，不少学校购置实验仪器，增加实习操作以及实地观摩。教会学堂还注重课余教育，组织各种业余研究会、演讲会、辩论会，鼓励学生探讨科学、文学，并增设音乐、体育课程，倡导全面发展。1890年5月20日，上海圣约翰书院首次举行运动会，以后定例为春、秋两次，包括棒球、网球、足球、赛跑、跳高等项目。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又将其体验感受传播扩散，对于求新好奇的士子童生产生吸引力。新学生的走向打破了旧士人出路的狭隘界域，西式教育的梯次结构和专业划分，为他们开拓了较宽广的职业选择面，不必在崎岖的仕途上拥挤竞逐。小学毕业生除继续升学外，还能“胜任练习生、服务员、听差等工作” 。教育的目的不再单纯是培养官僚，而是面向社会。甚至残疾人经过学习也能获得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成为有用之才。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士大夫不重技艺，而平民百姓无心文学的隔绝状态，将技艺不断提升为学理，从而使士人逐渐形成独立自主意识，摆脱对官的依赖，在野的批判性转化为对立的反抗性。

甲午战败和维新思潮兴起后，在抨击洋务运动的同时，不少人对学堂学生也予以激烈批评。特别是梁启超，斥责“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 。而包括教会学生在内的“所论西学者，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未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之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 。将纷纷扬扬的非议贬词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其一，指责学生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即从中体西用出发，认为学生“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视中学如赘疣，“既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 ，或虽于西文西学稍有成就，但“多不明大体，先厌华风” ；其二，指责学生西文西学的浅显，认为洋务学堂或只习西文，触及西学皮毛，或督导不力，“学生等平时在馆，亦多任意酣嬉，年少气浮，从不潜心学习” ，或只言艺事，不讲政教，不懂治国之道，富强之原，因此，30年来空耗人力资财，而制器、译书、商务、海战者均告乏人，尤其缺少治天下的“政才”，无济于国事；其三，指责学生临敌怯弱，避战投降，非但不能救国，反而误国害国。

诚然，官办学堂存在种种弊端，而教会学堂也有神学化、殖民化倾向，但上述批评，确为空穴来风。尽管出现了少数败类，但是学生的实际主导倾向，不能用“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靡救于国，靡造于民” 一语全盘抹杀。开明士绅的看法，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和文化偏见的影响，难免偏颇。特别是关于学生爱国立场的评论，显然是误判，歪曲了学生的群体形象。

事实胜于雄辩。最早一批西学生中的容闳，就是著名的爱国者。京师同文馆学生虽然同情基督教，但对孔子也极为崇拜，其毕业生中出国较多的张德彝，在国外无论遇到来自任何方面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贬抑，都要反唇相讥。他认为：“天下万国，各有所长，取长补短，彼此有益。”在对外交往中，他非但没有卖国媚外之嫌，反倒不时流露出自大虚骄之气。他告诫日本人要学习西方的“轮机火器之类”，否则“祸患之来，将指不胜屈”，而批评法国人对日本不唯国政多从西法，民间亦多改西俗的赞赏，并且认为：“天下各国政教，咸有所本，固当不失本来面目。至火器车船等，因西国多以战争为心，在他国自不得已而仿行之；其他似不必然，因无事更改也。”一位曾驻中国8年的英国人问其何以来泰西三次，“不将各国有用之物，详细记载，归告众人，令其励学前进”？他则反诘英人为何不将中国有用之物遍告本国朝野。 当然，他的爱国精神与忠君观及本位文化至上倾向不可分离，但并没有任何民族虚无主义迹象。福州船政学堂1871届的23名毕业生在致总教习的联名信中，对于中国“不注意西方国家所高度推崇的实用原则”有所不满，感激外籍教师的文化恩泽，同时表示：“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 他们后来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池仲祐《甲申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群公事略》所记29位将士中，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威海水师学堂毕业生18人，留学生6人，行伍出身4人，士人出身1人，而留学生也是由国内学生选派。这些学生军官在敌强我弱、统帅避战、指挥不力的情况下，临危不惧，浴血奋战，誓与船舰共存亡，表现了极大的爱国赤忱和牺牲精神。其中刘步蟾、邓世昌等人的事迹已广为世人所知，其余诸人也无不可歌可泣。例如，先后在上海英华书院和福州船政学堂就读的吕翰，甲申海战时带领两艘炮艇，仓促应战，炮火弹雨中“流血被面，裹首以帛，督战如故，有凫水逃者，挥剑砍之。驶船近敌，复中其弹，身碎船沉”。他们当中不少人战前函告家人，“以身许国，尽忠不能尽孝”。 这些为国捐躯的英勇将士，才真正代表学生的主流。

作为新式教育的结果，学生虽然尚未脱离旧群体，却也显露出独立的倾向。当时不少学堂的管理近乎苛刻，不仅官办学堂订有各种条规，教会学堂也要订立契约，并利用宗教严格控制学生身心。尽管如此，还是有零星的学生反抗事件发生。同治末年，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因要求与龙门书院学生享有同等待遇未获允准而罢考。 广东同文馆因提调“贪鄙嗜利，擅作威福”，滥索规费，各生纷纷告退。 军事学堂管制更严。北洋武备学堂规定：课余时间，“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概不准偷看” 。江南水师学堂严禁“借众滋事”，并将条规榜悬堂中，如有违犯，“轻则由教习监督随时惩责，重则立予革退”。 但1898年该校还是因饮食问题发生骚动，迫使总办革退厨役，风潮才告平息。 就连30余年无风潮的京师同文馆，在1898年改为译学馆后，也出现学生“不安本分”“喧哗滋闹”事件。 由于学生人数少，冲突往往比较孤立，没有引起社会反响。所谓罢考，也不过是跑到一间茶馆坐了一天，带有士子童生本能泄愤的印记，但毕竟显示出一些叛逆精神。至于维新派的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本来就是为培养革新人才而设，所教学生大都成为近代中国的革新先锋，对社会产生广泛、强烈的冲击作用。

将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来看，19世纪中国新式学生的许多开创性作用的确不可低估。当然，总的看来，清政府长期没有全面变革的准备和措施，对学生的重视必然是片面有限而且不得要领。它排斥教会学堂，维护科举制度，只为西学开一侧门，等于将学堂置于旁支地位。既然西学是修补之器，学生也就成了点缀之物。他们所学的专业及其所从事的职业，在社会相应更新之前很难显出重要意义。教育发展及学生作用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变革进程。1896年闽浙总督边宝泉对中日归国留学生境遇迥异的评论，可以借鉴。他说：“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人人有自靖自献之思；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暴自弃之心。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华后，皆散处无事，饥寒所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 新学生成了旧肌体上的异物。即使像严复这样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对于清王朝而言也不过是可资驱遣的兵卒。而日本留学生则受命为革新事业的统帅。变革的目标结构不同，造成学生地位的差异。领导决策层的区别，又进一步扩大了发展间距。经过数十年的无形竞赛，中日两国终于用铁与血分出胜负。甲午之战，直接交锋的是战舰军队，清王朝倾国之力组建起来的水师与日本海军相比，还勉强算是旗鼓相当，但武力的后盾基础则相差甚远。这时日本全国已有大中小学31000余所，“力行西法，遂启维新，有实学即有真材，故能勃然以兴，屡耀其武”。 难怪有人称甲午之战是“日本的教师在兵士的制服之后为国家取得了胜利” 。在这场较量中，比异国同行们并不逊色的中国教师学生，是败在本国官僚的争权夺利之下。况且，日本如日方升，中国则已成强弩之末。戊戌政变后当朝者意气用事，尽废新法，更暴露出他们出于一己之私，将求新当作呼来挥去的玩物。尽管一些洋务派督抚对复旧有所抵制，却很难在自保的同时力挽狂澜。如果不是庚子之变使当朝旧势力意外遭受重创，那种不死不活的局面或许还会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

[1] 姚莹：《康 纪行》卷五，3页，《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外集》，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2] 李承恩：《教会学校的历史、现状与展望》，见《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 -20，1890），447～456页，上海，美华书馆。

[3] 毕乃德：《同文馆考》注21，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21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4] 此数据据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辑上册辑录。

[5] 《福州新设电气学塾》，载《万国公报》第393卷，1876年6月24日。K.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pp.68-69.

[6] 《同文馆题名录》，1898年，30~31页，转引自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48~49页。

[7] 《同文馆题名录》，1896年，61~62页，转引自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157页。

[8] 《同文馆题名录》，1898年，转引自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153~154页。

[9] 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467页。

[10] 刘广京：《美国传教士在中国》（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 Cambridge，Harvard Univ. Pr.），109页。

[11] 林乐知：《治安新策》，1897，转引自朱有 、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13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pDkrxibtryKjakH8bwmD2sRja52pdYerqYyUEOian8RuoKumCO8IFnL5LDRzlv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