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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相比，19世纪的中国学生尚不能与其他阶层群体相分离，缺乏主体意识和独立性格，其活动基本从属于各式各样的教育目的。而社会人士也未将他们视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造成这一局限的原因最为明显的是：第一，办学者对于新旧教育宗旨的误识，导致教育方针的偏差和学堂体制的严重缺陷；第二，士群长期游离于新式学堂之外，而从下层再造一个新知识群，又很难取代其地位作用。
西方近代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趋向不同，功能相异。前者以全体社会成员为主体，目的在于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使之找到各自的最佳社会位置，并培养其社会主体意识和国民精神。而后者以统治者为中心，以造就少数出类拔萃的仕宦人才为目的，并教化民众接受统治。对于包括先进人士在内的近代中国人而言，要真正认识其间的差别，极为困难。20世纪以后，虽已全面实行新学制，但许多人对此依然混淆不清。而教育的民间化趋势以及科举取士制度使文化分层的教育界限相对模糊，增加了将近代西方教育与古代传统相混淆的可能性。教育观的错位又与对西学认识的偏差相联系，人们长期将西学视为技、艺、用，尽管后来维新派将其提升到政学层面，也还是用得变形，因此无法认识到科学不仅打开了通向全部知识的大门，而且包括关于宇宙本质的哲学观点。这些错解都对学制及学生状况产生了严重影响。
近代中国人达到对西方近代教育本质的认识，是通过两条线逐渐实现的，一是人才观方面专才范围的扩展，二是政治观方面国民教育的提出。
洋务运动时期，包括早期维新思想家在内，主要是从培养储备专门人才的角度来接受西方教育。最早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为了训练外语人才以利交涉，到1886年，奕劻仍称该馆“系为边务储才之地”，学生“高者可备行人摈介之班，下者亦充象胥舌官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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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是为学习西方算学格致制器之学，以便翻译有关西书，掌握轮船火器等技巧。到福州船政学堂及京师增设天文算学馆时，虽然认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目的还在仿效“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之法。
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分工日趋细密，新事物不断涌现，投向外部世界的视野也逐渐展开，于是不仅陆续开办电报、操炮、水师、矿务、工程、医学、武备等学堂，而且察觉到，西方人才之盛，并不限于少数领域，而是在各个方面皆有优秀人才。进一步探究，人们则又发现，泰西之所以人才辈出，一方面是由于“各精一艺，各专一业”
，另一方面，则有普遍的基础教育以培养大量备选之才。因而国人认识到，欲得良才，必先广泛育才储才。1881年马建忠提出水师建设要双管齐下，“分设小学以广收罗”，“设立大学院以专造就”
，注意到专业与基础教育的结合。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应变通原有学宫书院，仿照泰西，在州县、府省、京师分设小学、中学、大学。甲午战争后，士大夫要求变法的呼声骤然高涨，直接冲击了当朝执政。1896年1月，御史陈其璋上疏请依据泰西制度，广设大中小学，并以100万人设学堂1295所的比例，具体提出设学40万所的规划。
戊戌变法期间开办的学堂，有的已分出头等、二等或上院、中院。
康梁等维新思想家则是从开民智的角度来接近西方近代教育宗旨，他们批评洋务学堂只袭取西学皮毛，从救亡振兴、广育人才出发，主张以政学为主，艺学为附，以行政之才振兴艺事。维新派的目的，是在短期内培养大批拥护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造就新国民，改变人文环境，为革新事业奠定基础，改变局限于少数专才的洋务教育，大大提高学堂的普及率。
不过，洋务派、维新派对近代教育功能的追求都源自对中西教育外观的简单类比，范围虽有扩大，但还是集中在养育“异才”之上，区别只在于或是培养掌握外语工艺的洋务之才，或是培养掌握政务变法的维新之才。这种精英至上的观念，与西方近代教育宗旨有很大距离。例如，洋务学堂始终没有普通基础教育，各种专科学堂对达不到专才标准的学生予以排斥，所以洋务学堂的淘汰率往往很高。福州船政学堂初期有105名学生，到1873年仅剩39人，淘汰学生中除6人亡故外，均系开除。而维新派的思想尽管朝着国民教育发展，当务之急却是培养一批能够承担鼓动领导革新重任的“异才”。康梁等人教育观中的“泰西近古说”也反映了他们认识的错位，梁启超所谓“学校之制，惟吾三代为最备，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以及康有为“及于士”“逮于民”“立于国”“遍于乡”
的主张，便是由传统的养士、教化而立论。
当然，这些有识之士对中西教育的本质区别也有所领悟。康有为在1891年所撰《大同书》中，用憧憬的笔调描绘了无论长幼，无人不学，学有等秩分类的构想。郑观应则凭借对泰西学制的考察了解，特别是从德国国民教育中得到启示。他在《盛世危言》中说：“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间，由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即下至聋瞽喑哑残疾之人，亦莫不有学，使习一艺以自养其天刑之躯。”
徐勤也认为：“泰西之所以富强横绝地球者，不在其炮械军兵，而在其学校也；凡仆缘大地之上，号称文教之国，圆颅方趾牡牝之民，莫不有学。”“故举国无不识字之人。非惟识字而已，举国无不粗通天文、诸星、地球、万国物产、图算、历史之人，夫而后举其才秀，以升之郡学大学。其不能升者，退而为农、为工、为商、为兵，亦皆学有本原，而足以考植物之学，制造之书，万货之源，武备之事，乃至聋哑废疾，皆有新法以教之，而后国家欲有措施指挥，乃能应其意而趋其功以集其事。”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过系统西方科学教育的爱国人士，从亲身体验中确切地把握了第二文化的宗旨底蕴。1894年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提出“人尽其才”，便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异才取向，认为泰西“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
仔细体察，孙中山至少在以下方面超越了前人和同辈：其一，以人人皆应学改变士子精英独占教育地位的局面；其二，以一切理与事皆有成才之道改变重理轻事或重政轻艺的偏见；其三，以人人发挥潜能即人人尽其才取代选拔异才的标准。显然，人尽其才是精当而且内化了的全新教育观。可惜当时它难以为人们所普遍理解，更无法贯彻。
教会学堂的实践为中国人体会西式教育宗旨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日益完善的普通教育程序体制和包括慈善性残疾人学堂及女子学堂在内的多种分类，客观上显示出一切社会成员都有权接受教育，而教育应面向不同人群并适应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需求。不过，其示范效益在19世纪尚不够普遍深入。教会办学的目的并非为中国发展健全的教育体制，来华传教士的积极主张又未得到所属教会的认可支持，加上缺少高层次的典范，这些都削弱或扭曲了教会学校的社会影响。
教育观的错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决策误导，给学堂和学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了量少质低、群体松散、特征模糊等弊端。
首先，从来源看，由于文化排他性作用和学堂长期处于非正统的异己地位，新式学堂对士绅缺乏吸引力。尽管清政府采取过若干措施，以及风尚变化的客观作用，但直到戊戌变法时期，士风才有普遍明显的转变。在官方的观念与体制没有根本变动之前，士绅不大重视新学，其子弟及一般童生也不愿入学堂。梁启超曾批评道：“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
同文馆毕业生出任的各种洋务职位，在士人眼中成为耻辱的象征。不仅如此，士大夫们还攻诋那些敢于入学的童生为贪图膏火而来，甚至维新人士也指责道：“良以上不重之故，下亦不好，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篓人子弟及舆台贱役之子弟人充学生。”
教会学堂的学生则大都为平民子弟，“入学后，为父母者，总不查问其子弟之工夫如何，先生之训诲如何，直知一味节俭其费用”
。家庭对教学内容的冷漠，影响了其子弟在西学造诣上登堂入室。而士绅及广大童生远离学堂，客观上减缓了学生群体结构与性格的发展完善。
其次，学堂缺乏独立性，学生也成为社会附属品。官办学堂大都隶属于一定的政府机构，学生相当于候补官员，教会学堂则由宗教团体所控制，学生或为谋生，或为殉道。当时官办学堂学生待遇优厚，除提供免费食宿外，还发给膏火。如获官职，按品秩领取薪俸，另加与俸银相当的米石折银。京师天文算学馆为了吸引科甲人员，月薪达10两，高于五品外官和七品翰林院编修的俸银。据同文馆光绪五年（1879）题名录，领膏火学生共82人，其中上等8人，每月各15两，二等20人，各10两，三等17人，各6两，四等37人，各3两。另外依据考试等级，还有花红奖励。该馆学生不仅饮食丰盛，还派有多名苏拉、皂役伺应洒扫、茶水、灯烛等事，不少学生又自带家丁随从。1890年馆方因“跟随之人太多”，出入杂乱，屡有失窃之事，才略加限制。
所以外籍教师称之为世界上待遇最高的学生。
湖北自强学堂虽然废止膏火，仍免交学费，提供食宿及生活用品，并按月考试给奖，实际上这只是鼓励竞争的变通办法。同时，由于未规定毕业期限，不少人长期滞留校内，准备科考，等待实缺。学生毕业后得到官职，仍可继续留校为官学生。据说京师同文馆学生大都有品秩，上课时也戴着显示等级的帽子。官场积习、头巾恶风、纨绔气息、洋场怪味相混杂，冲淡甚至淹没了学生的特性。
再次，教学内容与方式受旧学影响，接受西学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与前人和同辈相比，学生的西学知识大为扩展，但还不能脱胎换骨。学堂不分程度等级，缺乏系统性。除史地、公法外，社会人文学科课程多数是甲午甚至戊戌后才开设的，这就限制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性格的发展。日本的教育改革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但到19世纪70年代，日本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学律法者为多”
。他们归国后，改变了初期以少数学堂育取专才的偏差，遍设大中小学，建立起系统完整的教育体制，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80年代郑观应撰写《盛世危言》时，已经明确指出两国的教育变革体制不同，结果各异，仅各种专才数日本就超过中国一倍以上。丁韪良在总结同文馆的利弊得失时也认为：“日本采用西方教育制度，下起幼稚园，上迄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则不然，安于旧制，从来不想加以大规模的改革或补充。”同文馆的目的“只在养成定量的官吏，并不想把整个的员吏制度加以改革”。
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学生也偏重书本，轻视实验和实地见习。福州船政学生“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在船上实习时不愿操演，以至于人们怀疑“这些年青绅士实际上是否真正可以成为良好的水手”。
此外，忽视体育是普遍现象。福州船政学堂学生的智力与西方学生不相上下，勤勉与专心甚至超过英国学生，但其他方面远逊于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
京师同文馆学生也“不愿习体育，认为有失尊严，他们只能慢慢地踱方步”
。这种情形到19世纪90年代才有所改善，江南水师学堂已要求学生傍晚放学后到习艺场“操习泰西跳跃攀跻各种武艺以壮筋骨”
。学生的偏废与官方倡导有关。官办学堂委派专员管理学生的起居生活，并制定了详尽规则，要求学生学习礼仪，将外在的礼内化于心。例如，京师同文馆据说要研究包含三千条礼仪的书，学生掌握后，“一切行动自有一定的格式可以遵守”
。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学习绘画、音韵，却被御史举报，说是“有荒本业”。
双体并行及学堂的依附地位严重妨碍了教学。由于科举仍为正途，而学堂尚未与科考挂钩，所以学校允许学生参加科考。许多学生视学堂为学宫书院，对西学敷衍了事，全力准备科考。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口读外语而心在八股，有时干脆抛弃英语专攻制艺。林乐知说，1867年夏，该馆已是附生的学生正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专用于准备不久将在南京举行的乡试，因此几乎没学什么英文。江南制造局总办指光绪百年以前该馆有一批学生“敷衍岁月，多攻制艺，不复用心西学，故中学尚有可观，西学几同墙面，此何异内地书院”？后虽经整顿，改招幼童，但1894年的《简明章程》仍强调“仅习中学、偏废西学者，应令赴各处书院肄业，不得住馆”
，表明此弊仍未除尽。况且学生选课有很大任意性。例如，京师同文馆从光绪四年（1878）到二十二年（1896）的四次大考，均有1/2到1/3的学生未考西学科目，其余也只应一二科。而该馆到1898年已有13人考取举人进士。直到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创设自强学堂时，作为全面改革的措施之一，还明确规定“学生宜专心致志，习学堂讲授诸课，不准在堂兼作时文试帖，亦不准并应各书院课试，以致两误”，同时网开一面，“准其请假以应乡试，其一切岁科小试，概不准请假”。
最后，由于生源芜杂，学堂无等秩之分，所招学生或长或幼。成年者大都成家立业，有的甚至已是祖父，稳健有余，激情不足，而幼童则年少无知，彼此间缺少交往共识，难以滋生结团意向。另外，学生的流动性较大，一些官办学堂学生视社会需求，任意去留，教会学生也不断进退。为了防止流失，校方要求学生及其父兄具结担保，“在肄业期内决不请长假，或改习他业”
，并明文规定：学生未毕业前“若借端求去，改习卑下之业，甚或不自爱惜，受洋行雇充翻译，须将其历年薪水火食及本身一切用费追缴”
。这些情况妨碍了学生群体结构的稳定和群体意识的形成，他们很少有竞争自主精神，更没有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意向。丁家立说他在京师同文馆任职25年之久，从未遇过风潮。在19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几乎见不到学生的身影，这与20世纪学生的活跃形象有着明显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