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代中国的青年学生，是除旧布新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在社会变迁的各个方面，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1919年的五四运动，便是在青年学生运动的前奏曲中拉开序幕的。学生的行动不仅促使新文化运动与反帝爱国政治运动相结合，而且将少数先驱者的引吭高歌变奏为全国各阶层民众的雄浑合唱，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回响。

近代中国学生群体形成并登上社会舞台，并非自“五四”开始。但由于五四运动声势浩大，早期留学生作用突出，而国内学生的活动缺少中心与高潮，辛亥以后又一度沉寂，等等，“五四”以前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学生群体形成、发展、活动的历史几乎湮没无闻。这样一来，“五四”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出现不免显得突兀，从古代士子童生到现代学生的成熟形象之间，缺少过渡转变的历程。这一“断层”的存在，使我们在认识五四运动继承与创新的意义、作用方面，形成了盲点甚至误区。

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充分认识五四运动对近代民主革命的继承性，才能准确地估价它的开创性。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时期，不仅国内学生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社会群体，开展了各种活动，发挥了重要影响，而且其中的先进分子还分担了政治指导者的重任，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导演出一幕雄壮的历史剧，从而留下他们光彩照人的生动形象。

一

五四运动在开始阶段主要是学生的独立活动。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出现，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并不是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一乐章，至少它的序曲不仅仅由留学生运动来谱写。

学生运动的规模是在这一新兴社会群体不断发展完善的基础上逐渐扩大的。1861年京师同文馆和次年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发端。但总的说来，19世纪的中国新式教育处在逆境中。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时，中国人开设的新学堂不过25处，维新浪潮在1895—1899年也仅仅推出150所学堂。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惨败，震惊了世界，也警醒了国人，举国上下各阶层人士怀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在兴学问题上形成某种共识。特别是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后，新式学堂一枝独秀，取得长足发展，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638884人，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加上未计算在内的教会学堂、军事学堂，日、德等国所办非教会学堂以及未经申报的公私立学堂的学生，学生总数超过300万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辛亥以后，虽然政局动荡，教育颠踬，学生数量仍有大幅度增长。据1916年教育部刊布的统计，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已达3974454人。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前夕中国学生总数为5704254人。这个新兴群体把大批青年按一定序列组合成统一整体，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辛亥以来，学生群体的动向虽然不能决定政治斗争的成败，却影响和反映了人心向背，显示了社会变动的方向与矛盾起伏规律，成为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激进的因素。

数量增长达到一定的度，便会引起结构性变动。在传统四民社会中，处于官民之间的士对维系社会既定规范与秩序至关重要。庞大的学生群体不仅消化了百万正途士人中的相当部分，而且溶解了绝大部分作为士群后备军存在、总数达300万之众的童生，使这个旧群体不再发展延续，很快解体消亡。围绕专制统治向心运动的士子童生变成离异抗争的学生，新旧势力的对比在这一消一长中发生重大变动。学生群体的布局与内在结构也渐趋合理。1895年以前，学堂仅仅分布于沿海的7个省，1899年扩展到包括云、贵、川、陕等内陆地区的17个省。20世纪以后，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也纷纷创办学堂，新式教育覆盖全国。到1909年，在校注册学生达10万以上的有3个省（四川最多，达34万），5万至10万的有10个省，2万至5万的有7个省，最少的吉林、黑龙江和新疆也各有7000至1万余学生。1895年以前，新式学堂仅存在于少数口岸城市。此后，府、州、县等基层行政区划也开始办学。1905年后，基本形成了大学、高等专门——都市省垣，中学、师范——府治，高小——县城，初小——乡镇这样的学校与行政梯次配备的体系。

除普通教育系统外，学堂种类也不断增加，在原有的语言、工艺、军事学堂的基础上，大批开办师范、法政学堂，实业学堂在农、工、商之下又分出许多专科，而专门类学堂也日趋完整，不仅包括文、理、法、医、艺术等门，还有专为一些民族、阶层开设的学堂（如满蒙旗籍学堂、贵胄、贫民学堂等）。特别是女子教育不顾官方阻挠，顽强发展。到1909年，全国已有在校女学生78376人。辛亥后又增设女子中学和职业学校，还成立了北京女子高师。学生广泛分布并形成地方群体，是全国性学生运动出现的必要前提；结构体系的完备，则使学生由一个个孤立的小群组合为庞大有序的整体，聚集都市省垣的中高等学生对城镇乡村的学生具有凝聚力和辐射力，有利于发动响应。而学堂种类的增多，扩大了学生与其他群体的联系。有了这样的基础，北京学生登高一呼，才能促使全国20个省上百座城镇的大中小学生和各阶层民众迅起响应，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

辛亥以后，新式教育在全面发展的同时，着重提高中高等学堂的质量，并使之更加集中于大都市，特别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层次明显提高，成为全国学界中心。但清末北京学务则一直受到限制，直到1909年，学生不过12921人，与许多地方城市相差无几。京师大学堂的名气，不仅远远不及留学国外，而且落在一些地方学堂之后。加上专制势力强大，京师学界的实力及其活动的声势影响，反而赶不上天津、南京、盛京（今沈阳）、武汉、西安、长沙、成都、昆明等地。而地方学生又不具备号令鼓动全国学界的地位声威。因此，单堂独校的学界风潮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而且出现了一省甚至数省范围的学生运动，却始终未能汇成全国性浪潮。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京师大学堂学生成立总汇处，刊发《北京学界同志敬告全国学生文》，试图号召全国学生一致行动，但未能如愿。“五四”前夕，北京聚集了中高等以上学生25000人，他们凭借群体实力，挟首都之威，终于掀起全国性学生运动，把统治中心变成民众运动的策源地。

二

群体的生理性生长不等于社会性成熟，作为这一新兴群体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全国性学生运动是青年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在长期斗争中锻炼成长的结果。

近代中国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学生的自发斗争不待群体形成便已发生。早在19世纪后半期，为数不多的国内学生除参与一般性的近代化活动外，开始用言论行动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求，但或是本能的宣泄，或是偏师配角。进入20世纪，学界风潮渐起。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两度发生部分学生退学抗议校方压制的事件。次年春，浙江吴兴南浔镇浔溪公学因总理干涉学生成立自治团体，爆发了第一次全堂退学风潮。此后，苏州、杭州、广州、安庆、梧州及江西、河南等地相继发生学生退学和轰动事件。是年11月，南洋公学8个班200名学生反对当局专制而全体退学，引起普遍震动，报刊纷纷发表报道评论。在其影响下，十余省学生继起踵接，“而散学之风潮且风发泉涌而未有已矣” 。据不完全统计，1902—1911年，全国共发生学潮502堂次，波及京师和20个省份的各级各类学堂，反映了学生普遍持续的不安与躁动。频繁的风潮加大了学界动向的社会影响，成为舆论传媒关注的热点。从1902年起，《苏报》《选报》《新世界学报》《中外日报》等已开始重视学界新闻与评论。1903年，《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海内外不少报刊都加大了学界新闻的比重。尽管它们态度各异，褒贬不一，但都反映出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影响日益上升的趋势。

频率增长与规模扩大成正比，斗争中各校学生互相声援响应，形成区域性学潮。1903年拒俄运动中，北京、上海、杭州、武昌、安庆、南京、开封等地出现了数百名各校学生共同举行的政治集会。稍后，福州、潮汕等地爆发了当地学生联合罢学事件。学生活动由一校扩及一地的学界，是向全国规模发展的过渡。1905年，区域性学潮激增，声势越来越大，到1911年共发生了34次，其中省会级21次，中小城市6次，县镇7次。1906年长沙学生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亦名宏业），1907年昆明学生保卫路矿权益，1909年成都、南昌学生抗议军警行凶和无理开革同学，1911年安庆学生反对审判厅滥施重刑，都激发了全城数千学生的大规模风潮，并导致同盟罢课。1908年因蒲城学案而起的西安学潮更牵动全省80余州县学生群起响应。国会请愿时，天津、保定、盛京、成都等地学生相继联合罢课，互为声援，天津学界机关还呼吁全国总罢课。保路风潮中，成都、长沙学生也举行全城罢课。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1911年国民会等爱国运动中，大型地方学界联合集会频频出现。这些斗争和活动显示出学生运动从小到大、由分散到联合的发展历程，成为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催生剂。

学生群体缺少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只是在人生一定阶段的社会文化联系的基础上结成的松散集团，由于出身、年龄、地位、籍贯、民族等差异，又分化为许多小群体。这种小群体利益的近似性比较直观，开始往往比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更为醒目，由此产生摩擦冲突，影响大群体内部的协调。经过连续斗争的洗礼，学生的群体意识得到升华，开始超越各种小群体的局限，法政、军事学堂中的官、绅、兵班学生相互支持，共同对敌，八旗学生参加抗议清廷的活动、地方性保卫利权斗争，得到其他地区学生的主动声援。

学界风潮的发展变化和群体意识的稳定提高，促进了组织联系的密切和扩展。学生联合结团首先从学堂内部开始。1903年前后，各种名义的学生小团体纷纷涌现。是年5月，邹容鉴于各地学潮此起彼伏而不能持久，呼吁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使学界“成一绝大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 。邹容的倡议成为学界长期奋斗的目标，学生团体逐渐超出学堂的狭小范围，逐级由下而上地向着区域性联合过渡。从1904年起，陆续出现了杭州全浙学生会馆（后为浙江全省学会）、南京群学会、广东岭南学会（后为广东全省学界公会）、福建学生自治会、山西全省学会、湖南全省学生自治会、吉林全省学会、陕西学生国民自治会、云南三迤总会、黑龙江学界联合会等省级学生团体；此外，江苏、河南、四川、江西、直隶等省学界在历次爱国运动中也成立了省级爱国救亡团体，有的还定型为常规组织，同时出现了警察协会，八旗学会，师范、法政学会及各地同乡会等以专业、民族、籍贯划分的大型学生联合体，从而加快了建立全国性学生组织的步伐。1905年，上海成立了以国内外高等学堂毕业、在校生为对象的“环球中国学生会”，1906年又组建“旅沪二十二省学生总会”。国会请愿时，天津成立了“在津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1911年4月，上海发起“中国学界联合会”，“以联合全国学界实践救亡之责任”为宗旨，计划“首具规模于上海，依次扩充于各行省，每省复设本会之支会数所” ，正式将邹容的理想付诸现实。五四运动能够迅速发动并长期坚持，从学校到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各级学生团体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五四学生团体并非辛亥学生的直接延续，但群体组织性由稚嫩走向成熟的历程却是一脉相承。辛亥学生的全国性组织从倡议到筹建，经历了整整8年的孕育发展。如果没有他们不懈的努力和经验教训，就很难设想中国学生能够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短短几天内成立区域学联，40天后合为全国大团体。

“五四”以前学生运动的历史，是学生脱离士子童生的依附地位，强化其独立性，同时在新基点上与其他群体重建协调关系的双重过程。19世纪，中国学生的独立性仍被淹没于一般民众之中。随着群体的扩大和稳定，学生的独立意识日趋鲜明，学潮便是自我表现的重要形式。但分散的学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变革时代青年反常规心理的本能反应和非理性躁动，它强化了动荡氛围，也增加了能量损耗。要有更大的作为，这个作为旧秩序不和谐因素出现的新兴群体，必须在增强独立性的同时与其他阶层建立新的关系。而其他阶层的近代化调整，如师资的结构变动，商人的资产阶级化，工人自为程度的提高，开明士绅的增多等也促进了学生主观选择的变化。学潮在奏出反对旧秩序的异调之时，加入时代新声大合唱的行列，由早期四面出击逐渐变为与各阶层联合对敌。1905年以前，顽固守旧的教职员是学生本能反抗的重要对象。1905年以后，许多国内外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出任教职，推动师生联合趋势的出现，教师发动或声援学生以及学生维护或争取教师的行动时有发生，使当局大为不安。学生运动与城镇商民日渐高涨的罢市斗争也逐渐汇合。

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更使学界先锋们意识到不能孤军作战，必须唤起人数众多的下层民众共同斗争，自觉勇敢地担负起“向导国民”和“社会准的”的历史重任。他们不仅深入城乡，用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鼓动民众，而且身体力行，以为表率，“由学生办起，而后遍及各色人” 。他们的行动及其社会反响，引起进步人士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斗争成败，“要皆仰赖我爱国爱乡之学界诸君登高一呼，为各界倡” ，“等而上之，由学生而教员而职员，推而广之，由学界而商界而农界而工界” 。保路运动中，学界不仅率先提出工农商学联合罢课、罢市、罢业、罢耕的“四罢”主张，而且很快付诸实践，以激励商界和广大市民。在省城的斗争受到压制后，他们又纷纷转向府州县各城镇乡村，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号召罢市抗租抗税。学生与城乡民众的结合，被当局视为“大可虑”三事中最头痛者。这可以说是五四学生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前兆。辛亥革命时期的“四罢”，当为五四运动时期“三罢”斗争的先声。学生社会政治活动从一般民众运动中分离出来，又以独立姿态加入其中，从而在完善群体性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同时，群众对学生的前驱意识产生理解和共鸣，表明了不安情绪与变革意识的普遍加强。人们认识到，学生夹杂着几分自负与狂傲的“破坏”言行，的确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心声。先锋与大众的契合，成为专制统治总危机即将爆发的信号。

五四学生运动采用了集会、游行、请愿、罢课等各种斗争形式，成为后来学生运动的楷模典范。但中国学生并非天生就能将上述形式运用自如。1905年以前，学生普遍采取的斗争形式是退学，这种方式冲击力强，但不能持久，无法争取社会同情与支持，而且遗留许多难以解决的善后问题，反映了学生群体力量不足和群体意识欠稳定，没有与其他阶层群体联系呼应的意向和准备。1905年以后，罢课越来越上升为主要斗争形式，罢课增强和扩大了斗争的层次规模，产生了持续冲击力，对当局和社会形成了更大的压力，从而提高了获胜率。特别是大城市学生的联合罢课，影响巨大，成为学生干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重型武器。从1906年长沙风潮起，直到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运动，罢课才冲破省界，出现跨省乃至数省范围的呼应声援，并正式提出：“学界唯一之手段日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 而总罢课正是五四学生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学界独立的政治集会在1903年拒俄运动中业已出现，此后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完备。而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两种形式则产生较晚。清末学生的政治集会大多在封闭的建筑物内举行，很少有“五四”以后街头广场的敞开式，如果不与游行请愿相衔接，影响将大受局限。1910年12月4日，奉天学生5000余人聚集督署请愿国会，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静坐行动；12月20日，天津3859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性学生游行（此前有过官方授意的提灯游行）。学生运动走出校园课堂，登上社会大舞台，直观地展示群体力量，表达意愿要求，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效应，也给后人以深刻启示。五四运动就是从天安门集会游行示威开始的。甚至在青年们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中，也依稀可见天津学生国会请愿游行时殴总办、毁马车之举的影子。

三

学生群体的成熟除了斗争方式、规模的完善扩大等外观表现，还进一步反映在群体意识的社会政治内涵方面。

五四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学生以其先进性、坚定性和自觉性而独具异彩。运动的发动及各地的响应几乎都以学生为先锋，他们思想活跃、反应敏锐、眼界开阔、充满激情，又聚集一堂，相互联结为统一整体，处于大都市和传媒中心，其敏捷的反应不仅很快形成舆论传向社会，而且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群体行动。坚定性主要是相对于城市绅商阶层而言，一方面，他们态度坚决，意志坚韧，不像后者那样观望犹疑，动摇妥协；另一方面，他们的情绪和手段比较激进，不像后者那样温和软弱。学生很少有既得利益，又怀抱牺牲精神，用不着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而在开始阶段义无反顾，相持阶段不畏高压，最后阶段坚韧不拔。自觉性是指学生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指导，能够保证运动沿着民主轨道发展，防止下层群众自发斗争的盲动破坏性。这三个特征在辛亥革命与五四学生运动间是连续贯通的。20世纪以后，历次全国和地方性爱国运动往往由学生率先发动，他们既反抗清政府的压制、列强的破坏，又与绅商领导层的动摇妥协倾向进行斗争，并鼓动民众突破绅商限定的“合法”规范，用更加激烈的方式来解决已经激化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运用近代民族民主思想的武器，一面广泛发动民众，把爱国运动与启蒙教育结合起来，一面用崭新的政治意识和行为规范约束民众的自发盲动倾向和蒙昧排外情绪，把开明进步人士的爱国民主活动与民众的自发性反侵略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群众性民主爱国运动。正是学生群体的出现，使得辛亥前后中国政治运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人士与民众这两股力量长期处于分离甚至抵牾状态，1900年中国出现的复杂政治格局，乃是其极端表现。拒俄运动时民众开始起而响应进步人士的呼吁，但高潮已过。直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这两股力量才汇成洪流。究其原因，先进人士与下层民众之间有无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实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而这个中介的主体只能由人数众多的学生来充当。他们既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民族精神，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是沟通知识精英和人民大众的天然桥梁。五四学生运动促成新文化运动与群众反帝爱国政治运动的结合，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和发展。

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爱国、民主、科学，而这也是辛亥学生始终高举的大旗和奋斗的目标。中国传统的爱国精神与忠君观念密不可分，君臣社稷成为难解的政治情结。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则是国民社会主体意识的再现。学生的新型爱国思想是在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中形成确立的。他们受梁启超国民思想的影响，用西方近代政治观念重新理解国家、社会、政府、君主、国民之间的关系，“爱中国不爱大清”，挣脱臣民奴隶的枷锁，以社会主人翁姿态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和自己的天赋权利。学生爱国热情的高涨，表明他们认识到专制统治者非但不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反而是丧权辱国的罪魁和民众自卫的障碍。近代学生的爱国行动，从来就是在反对列强和专制政府的双重阻力下顽强开展的。虽然他们并未与反动政府公开决裂，但那或是由于环境的逼迫，或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这种以自我和民众为主体的爱国主义，显示出与统治者相离异、相抗衡的意向，因而从一开始就引起统治者的警觉和疑忌。拒俄运动中，湖南巡抚赵尔巽对学生说：“彼知忠君爱国之本，何以我们学生动将上二字抛去，专讲爱国？甚至有排政府、排满之谈？”

观念对立导致行动冲突，曾经作为爱国精神寄托的忠君，现在成了新型爱国主义的障碍。爱国与启蒙相统一的政治运动，强化了民众的主体意识，在打击列强侵略野心的同时，动摇了卖国政府的社会基础。清政府正是在镇压爱国运动中丧失人心，一步步走向孤立，最终彻底垮台的。只有当政府与社会的对抗关系消除之后，政权与国家才能在新型爱国观中重新复合。辛亥学生与五四学生的爱国精神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主义在精神和运动两方面都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在观念上，把国家与君主、政府相区别，打破了忠君爱国的不解之结，改变了士大夫的传统爱国观；在实践上，将国家与国民相联系，使民众以爱乡卫里的地域观为体现形式的间接客观爱国，升华为主观上明确将个人、地方与国家相统一的直接爱国，从而使四民分离的爱国变成国民整体的爱国，由忠君、乡土观曲折展现的爱国变成国民主体的直接爱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先驱与民众相结合、观念与运动相统一的近代新型爱国主义的思想与实践。而广大青年学生的努力，是实现这一转变和连接的要素之一。

近代中国的卖国政府无不实行专制独裁，而学生爱国主义的基调却是民主精神。从西方异质文化移植而来的民主思想和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普遍方向。它要在中国扎根，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新兴学生群体便是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天然媒介和动力。青年前期和青春期的心理特征，使学生本能地具有反抗专制、要求自律的意向。而且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新学知识，能够接受和理解民主观念。本能与理性的交织，加强了学生民主追求的必然性和规范性，本能促使他们不断起而斗争，理性则保证斗争向着民主制度的目标发展。可以说，近代中国学生从独立开展社会活动之日起，就与民主化进程结下了不解之缘。辛亥学生的民主倾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执着的思想追求。学生们不顾当局的禁令，大量阅读有关民主思想的著述以及宣传这些思想的报刊。他们崇拜西方民主哲人斗士，向往自由平等天地，在课卷中公开批判三纲五常，所创作的诗词歌曲也充满自由民主新声。旧道德伦理规范和大大小小的专制权威在学界已经失效。风气所及，以至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须加上民主色彩，“使弗与之党，将不可一日容” 。

第二，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成为触发学潮的主要原因。1902—1911年的500多次学潮中，因反抗当局横暴或压制学生民主要求而起的占2/3以上，而且绝大多数发生在不到学生总数1/3的官办学堂。青年们由反对校方专制逐渐上升为反对政府专制，而对专制统治的总体认识又加剧了与学校当局的对抗情绪。

第三，积极争取自治权。学生的民主意向不单表现为对旧秩序的破坏，而且体现于他们为建立新型民主秩序做出的不懈努力。学潮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争取和维护学生的自治权利。学生自治团体的普遍涌现，反映了他们迫切要求挣脱封建枷锁的渴望。他们无力立即改变专制政治，又不堪忍受其统治，于是力图摆脱专制权力的直接控制，以群体自治与当局抗衡，从统治权力的断裂中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专制秩序下桀骜不驯、性情暴烈的热血青年，在自治的小环境中大都表现出了良好的自律性，两种对立的现象反映了同一趋向。自治体现了学生与当局政治权限的伸缩，因而不断引起双方激烈的冲突。学生们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第四，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学生们并不以小群自治为满足，他们认识到，只有彻底改变专制制度，才能享有民主自由。因此，尽管立宪派的国会蓝图没有允诺学生任何权利（规定在校学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还是挺身而出，以“流血生”的牺牲精神，在立宪派退却之后再掀高潮，并把活动的重心由伏阶跪求变为依靠自我，联合民众进行斗争。

第五，踊跃投身革命。当民主与专制的冲突导致学生与统治者矛盾激化时，他们便以革命的暴力方式作为实现民主理想的手段。辛亥后，学生的政治活动相对沉寂，思想文化活动却随着对民主化进程的深刻反思而日渐高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大旗，绝非少数先知天才的顿悟，而是群体反省精神的集中体现。学生把改造社会的支点建立于民主之上，虽然对以此相标榜许诺的政治权威一次次失望，但从未失去对民主理想的坚定信念和巨大热情。以民主反专制，是学生群体意识和社会政治活动的主旋律。压抑这种由本能和理性促成的定势，只能为新高潮的爆发积蓄更大的能量。可以说，学生民主运动是检验衡量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范围、程度、真伪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能将本能追求纳入制度化的规范体系中，学生运动不断加剧加快的周期性爆发，便因此成为民主化进程的必然伴随物。学生强烈的民主意向和追求，表明近代中国的民智已经部分开启。要解决民智未开与民主运动频繁，以及民主意向强烈而制度化适应性差的尖锐矛盾，应当由民主意识最强的群体和层面入手，示范性地逐步推行民主制。

作为近代化的重要构项，民主化不能脱离近代化而孤立发展。掌握着一定新学知识的毕业学生进入社会各个领域，成为加速这些领域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如果说西方近代化的主要力源在工厂，那么由西学东渐而引发的中国近代化，便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历史表明，学生进入各个行业、部门和区域的数量质量，与后者近代化的速度幅度成正比。而社会的近代化又为政治变革和文化更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五四运动的科学精神，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偏激情绪，强烈的妇女解放要求以及更新民族文化心理的呼声，无不是辛亥学生思想追求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和扩大。清政府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引起学生的极大反感，他们普遍厌弃经学课程，以各种方式加以抵制，考试成绩多半此科最差，使统治者视为维护中学根本的读经形同虚设。旧思想与新学问的矛盾冲突，使学生反专制的激进情绪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专制和愚昧这对难兄难弟，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两大基因。辛亥革命时期，学生已经开始致力于更新改造民族文化心理，提高国民素质，塑造新的民族形象。他们以改良社会为宗旨，广泛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提倡改革蓄辫、缠足、赌博、纳妾、吸毒、风水迷信等劣习陋俗，反对宗法家长权威，破除旧的思维、行为方式，洗刷陈腐观念，对种种民族劣根性表现大张挞伐，呼吁男女平等平权、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鼓吹标新立异，提倡新道德规范。同时，学生们身体力行，以为社会倡导。他们积极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破坏神权偶像，带头革新婚嫁礼仪。女学生踊跃参加社会活动，为了争取婚恋自主，与家庭社会进行坚决斗争，甚至以死相抗。学生们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如体育会、剪发会、自由结婚演说会等，以便于活动，扩大影响。由于政治斗争形势紧迫，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启蒙与更新重建很不充分，但毕竟为继起者开辟了前进的基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主将乃至整个近代史的伟人名流，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学生或留学生，影响他们思维的，既有对民初黑暗现实的痛心疾首，也有此前个人经历的影响刺激。即使如蔡元培，虽然在五四学生风潮面前陷入极度矛盾，但他倡导的民主学风，却是培育出一代优秀青年的重要原因，使北大成为中国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和新思想的摇篮。在他身上，我们仍然感到辛亥学界风潮的深刻烙印。早在1902年，任教于南洋公学的蔡元培就经历了本校和浔溪公学的两次退学风潮，是最早支持学生行动的少数教员之一。他还提出开办专门学校，培养富于反抗精神的退学生作为“我国革新之先导者” 的设想，并在爱国学社中加以实践。1903年爱国学社与教育会发生冲突而解体，使他尝到学生主体意识增强导致失控的甘苦，在培养与引导青年的问题上，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产生矛盾纠葛，成为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出走的一个潜在原因。

四

五四学生在继承和发展辛亥学生传统的同时，也有一些难以超越的局限，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缺乏自己所极力提倡的理性与科学精神。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学生们虽然信奉和倡导科学，但由于教育水平低下，社会发展落后，以及文化环境不利于科学精神的生长，学生实际掌握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他们能够批评迷信的荒谬，却无力显示科学的力量，口头宣讲的效力因而大为削弱。更为严重的是，学生受传统偏见的影响，重理论轻技艺，轻视手工劳动，热衷课堂实验而冷淡实地见习。当科学仅仅被用作反对迷信的武器时，并没有真正实现其独立价值。自身发育不良的科学精灵，非但不可能战胜主宰社会的迷信怪物，甚至会在缺乏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之中，畸变为一种神话力量。

科学精神短缺影响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形成综合缺乏症。人们将所追求的理想模式变成排斥性目标，实际上破坏了实现这些理想所必需的思想和社会机制。五四运动是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姿态被载入史册的，其彻底性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与传统决裂。然而，传统特有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制约着近代学生的反传统精神，他们的理性世界夹杂着太多的感情成分，缺少严谨的科学实证和逻辑推理，因而对旧事物的批判和理想追求，带有浓重的情绪化色彩。更新民族文化心理的愿望主要出于政治斗争的需求，对国民性的描述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过于笼统抽象，仅仅停留在思想表层和社会上层。对于具有决定意义的乡土社会，学生却没有什么认识，更提不出变革的方案。文化批判实际上从属于政治目的，没有树立社会文化领域本身要求的科学学术建设和价值评判系统。这样做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尽管不断提出社会文化更新的使命，政治变动与社会改造却往往不能同步进行，政治风云的剧烈变幻掩盖了社会变动的迟缓滞重，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到头来成为陈旧社会舞台上的匆匆过客，为政治的文化更新活动便有如蜻蜓点水。

民主是近代学生孜孜追求的目标，但学生的本能冲动大于理性指导，对民主理论、制度以及具体实施程序、操作方法的了解不够全面具体，更缺乏实际体验，因而主观欲望强烈，在实践中却对较高层次的民主政治活动手足无措。尤其是他们对东西文化间的差异缺乏科学认识，很容易产生倒错意识，即将非民主、伪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东西视为民主，而不自觉地排斥真正的民主精神与原则。他们反对专制独裁，但并未消除权威崇拜，其不安与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的专制权威失去光彩，而新权威尚未成立，心理失衡所致。而恢复平衡的需求，使他们在反对专制的同时，逐渐产生对新文化英雄的信仰服从意识，从而埋下隐患，当文化英雄与政治领袖合二为一时，权力的集中化便乘势发端。随着近代民主化进程的推移，一方面引进了许多内容被严重阉割歪曲的虚假形式和观念，另一方面却是政权对社会的干预控制日益加强、扩大、深入，给后人留下了重大而棘手的政治难题。

辛亥学生有着明显的欧化倾向，他们厌弃中学课程，偏爱外国语言和各种西学课程，这似乎是“西化论”的先兆。然而，学生的西化倾向不过是异质文化间优势互补规律的表现，它将导致更新融合而非彼此取代。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堂学生显示了与此相反的意向，一些教会学堂还发生了要求增设中文课程的学潮。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教会学生都是积极参加者，并且常常率先发难，极少有局外旁观的事例。这无疑是促使“五四”后基督教教会提出使教会学校“更中国化”口号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更新与西学东渐、西制东侵、西俗东移是同一过程，阻碍这一进程的不是西化，而是包括学生在内的中国人对先进的外来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并未找到它与本位文化的接点。语言障碍和文化隔膜，使得学生不能全面接触西方文化，他们甚至从字面上也未能完全弄懂西方近代思想，更不用说难以心领神会的种种言外之意。他们用既有观念理解或附会外来概念，形成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解。辛亥学生与五四学生文化探讨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成功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在此推动之下，最终实现了本位文化的全面开放和与外部文化的全面接触，能够在真正弄懂、整体把握的前提下比较选择，正确运用外来先进文化的观念方法重新认识本位文化，为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重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清末十年，是中国学生形成群体，并对社会的变动发展日益产生巨大影响的开端。学生的出现及其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变动，政治局势、思想潮流、社会风尚，都处于更加频繁的动荡变化之中。就个人作用而言，这一时期的国内学生在其他新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之下。但是，前者与学生互为影响，后者则大都经历了国内新式教育，由此开启一生的奋斗历程。由于数量对比的优势以及特殊的地位，国内学生具有其他社会集团无法替代的群体功能作用。辛亥后国内学界的政治表现一度处于低谷状态，五四学生运动在许多方面并非直接继承辛亥学生的成果，开始阶段不得不在短期内重演此前的发展经历。但这也正是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典型现象，抽象掉螺旋的重复，变化的螺距便历历在目。而且学生活动的低谷仅仅出现在政治表层，它既反映了学生对辛亥革命结局的失望，又隐示着青年们的冷静反省，孕育着新的斗争风暴。五四学生能在短期内重演辛亥学生发展成熟的历史并迅速超越，是因为辛亥一代青年为学生群体的肌体注入了成熟的基因。而这是留学生运动所不能提供的。没有辛亥学生的努力、牺牲甚至失败挫折，五四学生运动就不可能以成熟的姿态跃入历史画卷。

还有三点需要强调：

其一，学生群体始终处于高度流动过程中，其分子通过不断的裂变向社会各个层面辐射，同时学生群体本身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学生生涯成为一代新人社会化过程的最重要阶段。而毕业后界域流动的千差万别，使之不同程度地发生分化，不再保持整体的有机联系。只有作为群体存在和活动时，学生群体才具有总体性质和趋势。考虑到学生的群体特性，为了避免因界定模糊导致对象的不可把握，本书的探讨仅限于国内在校学生，只是在论及社会流动时，才略加延伸。

其二，日益庞大的学生群体处于新旧、中西冲突碰撞的接点，其内部结构是复杂组合，其外在行为和潜在意识呈现纷乱状态。为理想奋斗的学生的高度能动性，受到内外双重结构性制约，具有多向发展的可能。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把握住国内学生群体作用突出的特征，本书分析时尽量在揭示复杂趋向的前提下，以群体的普遍和主导动向为依据。

其三，学生的社会政治运动，只是学生与近代中国关系的突出表现，是浮上水面的冰山一角。而且考察社会政治运动，目的也在于说明社会变迁。为此，我努力扩展视野，全面观察学生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常态中的思想、行为与心态，并且把学生及其活动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变数来看待，从而更加完整地从学生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中多层次地把握其历史地位与作用。这些尝试的利弊得失，还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