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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里鼓车者，能自报告驱行远近之车也。车中装设机械，因车行之里数而使鼓鸣，故称，又名大章车。其见于史籍，始自《晋书·舆服志》。
唐杜佑《通典》称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四一七）刘裕灭后秦获此车，而谓未详其所由来。
《宋书》所载与此符。
《晋书·舆服志》云：“记里鼓车，制如指南（车）。上有鼓；车行一里，木人击鼓一槌。”此车自晋以来仅为天子仪仗所用，乃卤簿先驱车之一。其形式，据《南齐书》所载：“上施华盖，子襟衣，漆画鼓；机皆在内”
。隋开皇九年（五八九）平陈，此车亦为当时战利品之一。其后唐因得而用焉。宪宗元和（八〇六—八二〇）中，典作官金公立尝重修其制法上之。
《宋书》《隋书》记此车之制均与《晋书·舆服志》无异。
惟《通典》附注引晋崔豹《古今注》云：“大章车，所以识道里也；起自西京；亦曰记里车。车上下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木人击镯”
。今所传伪本崔豹《古今注》及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中均有此一段，字句悉符
；而伪崔书乃割裂马书而成者也。
吾侪稽史至此，乃发生一大疑问。杜佑为唐人，决不及见作于后唐以后之伪本《古今注》，若《通典》所引系出杜佑手，则所引非另一伪本，即崔豹原书；然若为崔豹原书，则晋代记里鼓车，已能一里击鼓，十里击镯，何以晋、宋、隋诸史所述记里鼓车，皆仅能报一里之数？然则杜佑所引为另一伪本乎？抑《通典》所引非出杜佑手，而为后人所羼益乎？以吾观之，后一说较近，其故有二：（一）崔豹为晋东渡前人，杜佑既引其所纪记里鼓车，则不当又谓东晋刘裕平秦所获记里鼓车，不详所由来。（二）《通典》所引与伪本字句悉符，有后人采伪本添注，而传刻者误为原文之可能。然则两层制（即上引《古今注》所记之制）之记里鼓车，当起于何时？曰，大约起于唐；上引后唐马缟书已有两层制之记里鼓车之记述矣。马氏所记又云：“《尚方故事》中有造（记里鼓）车法。”
惜其书已佚。盖宋以前，此车之造法无可考也。A.C.Moule氏谓唐张彦振于记里鼓车尝为赋以描述之，见《历代赋海》。
予按《全唐文》有《大章车赋》一篇，惟作者已阙名；张彦振只有《指南车赋》，而无《记里鼓车赋》也。
宋代记里鼓车为两层制；赤质，四面画花鸟，重台，勾栏，雕拱，一辕，凤首。驾士旧十八人，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增为三十人。仁宗天圣五年（一〇二七）内侍卢道隆上其造法。徽宗大观元年（一一〇七）内侍吴德仁复修改卢法上之。
又宋江少虞《皇朝类苑》记宋代有苏弼者亦尝重修此车。
苏氏年代，史无可征；然江书作于绍兴十五年（一一四五），苏氏当在其前也。《元史·舆服志》无记里鼓车之称述；然《元史》仓卒战书，诸多阙漏，不能据是遂谓当时记里鼓车已亡；元杨维桢有《记里鼓车赋》
[1]
一篇，于此车尚有极明确之观念也。明清以来，此车已不为天子仪仗所用，遂乃绝迹于人间矣。
卢、吴二氏之记里鼓车造法，并见于宋岳珂《愧郯录》及《宋史》
中。二书所载除一二讹漏外，余全相同。然其叙述极不明晰，不完备；近西儒之读《宋史》者，尝苦其难解。
愚既译A.C.Moule氏之《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尝师其图解指南车之法，以研究记里鼓车，颇觉其造法大纲，尚可推寻。兹述吾研究所得之结果如次。
《宋史》记卢道隆之造法云：
独辕，双轮。箱上为两重，各刻木为人，执木槌。足轮各径六尺。围一丈八尺。足轮一周而行地三步。以古法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用较今法，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立轮一，附于左足，径一尺三寸八分，围四尺一寸四分，出齿十八，齿间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轮一，其径四尺一寸四分，围一丈二尺四寸二分，齿间相去与附立轮同。立贯心轴一，其上设铜旋风轮一，出齿三，齿间相去一寸二分。中（立）
平轮一，其径四尺，围一丈二尺，出齿百，齿间相去与旋风轮等。次安小平轮一，其径三寸少半寸，围一尺，出齿十，齿间相去一寸半。上平轮一，其径三尺少半尺，围一丈，出齿百，齿间相去与小平轮同。其中平轮转一周，车行一里，下一层木人击鼓；上平轮转一周，车行十里，上一层木人击镯。凡用大小轮八，合二百八十五齿，互相钩
，犬牙相制；周而复始。
按文中所记小平轮，及上平轮之径围，俱有差误。“三寸少半寸”一语，亦殊费解。如解作二寸五分；则周围当合七寸五，与“围一尺”及“齿间相去一寸半”俱不合；如解作三寸又半寸，或三寸半稍不足，则与围一尺之说尚可相通，惟与齿距寸半之说，仍未能相符。“径三尺少半尺”语，亦同一费解。虽然，就足轮直径及各轮齿数计算
，构造原法已可推寻。文以上二语之讹误，原则上并无重要关系。兹试将全释述如下，以明诸齿轮之作用。
如下图，（甲）为车之左足轮，其直径六尺。（甲）轮内向紧附一同心（即《宋史》之立轮）轮（乙），其直径一尺三寸八分，出齿十八。（丙）轮（即《宋史》所谓下平轮）平置于（乙）轮上，而与之相衔接；其直径三倍于（乙）轮之直径，长四尺一寸四分，出齿五十四，齿间距离与（乙）轮同。（丁）轴贯（丙）轮之心，紧镶于（丙）轮，随之而转；此轴上达于车箱下层之底，其下端有窠以承之。（戊）为小曲齿轮（即《宋史》所谓旋风轮），紧镶于（丁）轴，出齿三，齿间相去一寸二分；此轮与（丙）轮平行，而略相距离。与（丙）轮平行而与曲齿轮（戊）相衔接者为（己）轮（即《宋史》所谓中平轮），其直径四尺，出齿一百，齿间距离亦为一寸二分。（庚）轴贯（己）轮之心，紧镶于（己）轮，下有窠以承之，上达于车箱下层。（辛）轮（即《宋史》之小平轮）紧镶于（庚）轴，与（己）轮平行，而相距离；其直径二寸五分（？），出齿十，齿间相去一寸半。与（己）轮相平行，而与（辛）轮相衔接者为（壬）轮（即《宋史》所谓上平轮），其直径二尺五寸（？），出齿百，齿间距离与（辛）同。（癸）轴贯（壬）轮之心，紧镶于（壬）轮，上达车箱之上层，下有窠以乘之。（丁）（庚）（癸）三柱皆直立。各平轮圆心，及（甲）轮圆心与其切地之点，同在一垂直地面而与足轮（甲）正交之平面上。当车行时，齿轮（乙）（丙）（戊）（己）（辛）（壬）同时俱转。足轮径六尺，按当时所用周三径一之率算之，其周之长为十八尺，即三步。足轮每转一周时，（乙）轮随之转一周，而与（乙）轮相衔接之下平轮（丙）适转三分之一周，紧镶于（丙）轮之轴之曲齿轮（戊）亦转三分之一周；（戊）轮共有三齿，转三分之一周，即转一齿，与（戊）轮相衔接之平轮（巳〔己〕）亦转一齿。足轮转百周，车行适三百步，即一里，（己）轮适转百齿即一周；故《宋史》云“中平轮转一周，车行一里”也。中平轮既转一周，则紧镶于中平轮之轴之小平轮（辛）亦转一周；（辛）轮共有十齿，故与之相衔接之上平轮（壬），适转十齿，即一周之十分一。故《宋史》又云：“上平轮转一周，车行十里”也。
卢道隆记里鼓车中诸齿轮之装置
由上观之，记里鼓车各轮之装置，据《宋史》本文尚无不可解之处。虽然，其何以使上层木人击鼓，下层木人击镯乎？A.C.Moule氏云：“书（《宋史》）中于车中上下层木人如何击镯击鼓，未加正确说明。”故欲据今所得之资料，而确考其造法之全部，定属不可能之事。以吾之揣测，或者（庚）（癸）两柱，上达于车箱者
，各紧镶一执槌之木人；鼓若镯或悬于木人之旁，其位置可环木人而迁移；鼓（镯仿此）之悬法，或使木人击鼓时，鼓面之下部能向后上退，上部向前下伸，鼓槌掠鼓缘而转向鼓后，鼓乃渐复原位。《宋史》次节述吴德仁造法，所谓“木横轴上关捩拨子各一”者，或所以使鼓（或镯）移易位置之具。然吾所推想既无实征，绝不敢决原法如是也。
《宋史》记吴德仁之造法云：
车箱上下为两层。上安木人二身，各手执槌。轮轴共四。
内左壁车脚立轮一，安在车箱内，径二尺二寸五分，围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齿，齿间相去三寸三分五厘。又平轮一，径四尺六寸五分，围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齿六十，齿间相去二寸四分。
上大平轮一，通轴贯上，径三尺八寸，围一丈一尺，出齿一百，齿间相去一寸二分。立轴一，径二寸二分，围六寸六分，出齿三，齿间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轮，轴上有铁拨子二。又木横轴上关捩拨子各一。其车脚转一百遭，通轮轴转周，木人各二，击钲鼓。
此节所叙述，更凌乱残缺，数目字之讹误（如“径三尺八寸，围一丈一尺”）无论矣。“车脚（即足轮）上”既有“立轮”，在车箱内，则必当更有一轮焉，附于足轮之内向而与此立轮相衔接；惟文中无之。其所谓“又平论一”当平置于立轮上，与之相衔接。盖平轮之齿数（六十）为立轮齿数之三倍，立轮转三周时，平轮适转一周，其用正与卢法之（乙）（丙）二轮同（参看附图）。惟再读下文，则难题立见。所谓“大平轮”当与何轮相衔接乎？所谓“立轴一”，当为何轮之轴乎？吾细思之，“立轴”当即上“又平轮一”之平轮之轴；“大平轮”当与此立轴之齿相衔接，故原文云“立轴一……外大平轮”也。此立轴正与卢法之（丁）轴相当，此大平轮正与卢法之（己）轮相当。盖立轴上有三齿，大平轮有百齿，故立轴及立轴所镶附之轮（即“又平轮一”之平轮）转一周时，大平轮适转3/100周；而大平轮转一周时，立轴及平轮适转100/3周，立轮及足轮适转3×100/3即100周；卢法（己）轮转一周时足轮适转一百周，正与此同。由是观之，吴法与卢法原理上全相同；所不同者，惟吴于（乙）（丙）二轮间添设一轮，而又改易其齿数耳。然上述诸轮仅足敷车箱下层之用。吴车据《宋史》所称，既为两层制，则至少必当尚有二轮，与卢法之（辛）（壬）相当。而《宋史》独付阙如。此实极重要之遗漏。文中所谓“轴上有铁拨子二”，此拨子究作何用，至今尚无从揣测也。
原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25年12月
[1]
杨赋有云：“虚轮晕轸；横辕倚
。平厢层构，低高间施。木镌象以正立；手潜奋以有持。列鼓镯于上下，各叩击以司时。”见《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第一七五卷，车舆部，第一四页，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