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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谓“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其说之妄，刘氏已明辨之矣。兹所亟待讨论者，禹与夏果有无关系？顾氏曰：“ 何以《诗》《书》 （除《尧典》《皋陶谟》《禹贡》） 九篇说禹，六篇说夏，乃一致的省文节字而不说出他们的关系？ ”（密圈照原文）吾为之下一总解答曰：此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非夏禹事迹之总记录，因禹与夏之关系非“必当入于其作者之观念中”者。一言以蔽之，此 因《诗》《书》中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 。试即《诗》《书》中言夏言禹之篇什而考察之：
（1）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信南山》）
（2）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文王有声》）
（3）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韩奕》）
顾氏曰：“《诗经》中有一个例，凡是名词只有一个字的，每好凑成两字，凡两字以上的名词不删……如‘王命仲山甫’‘命程伯休父’，名词虽在二字以上也不加省节了。《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读此很可见 人名为单字 ，则加维字于人名……务使一句凑成四字。‘维禹甸之’‘维禹之迹’正是此例。禹若果是人王，亦应照了‘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他为‘后禹’（至少也要像《国语》和《尧典》的称他为‘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应照了‘夏后’‘夏桀’之例而称他为‘夏禹’。”
夫《诗》三百篇非出一人之手，又非同时同地之文，而各个作者之属词造语之方式不能一律，故有所谓“作者之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author）。今于三百篇中，取数首相同之语调以例其他，则必须假定各个作者所用之语调皆如一。此 大前提已不成立 。兹退一步承认顾氏所称之例，而“维禹甸之”“维禹之绩”等语，果违此例否耶？顾氏不云乎，“人名为单字，则维字加于人名”，禹正单字之人名也。其缀以维字，正犹番、蹶、楀之例也。吾侪不因番、蹶、楀上未加周字，遂谓其非周人，独以禹上未缀夏字，遂谓其非夏主乎？顾氏之根本错误，在以“夏禹”二字为一名（term），而以“仲山甫”“程伯休父”之例律之。 不知夏乃禹之国号而非禹之名 ，“ 夏 ”“ 禹 ” 二字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 ，非如“仲山甫”之不可析为“仲”与“山甫”，及“程伯休父”之不可析为“程伯”与“休父”也。且也，“夏”“禹”二字既无不可分离之关系，而“维”与“夏”声调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仄声），维字置于句首，又有顿首语气（此顾氏言之），是故此处“维”字与“夏”字实不能相代。
至因《诗》三百篇中未尝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禹为“后禹”“伯禹”，未尝照“夏后”“夏桀”之例，称禹为“夏禹”，遂谓禹非夏王，此犹为妙不可言之奇论。吾侪读《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清诗别裁》，其中亦未尝有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刘邦为“帝刘邦”，称朱元璋为“帝朱元璋”，亦未尝有遵“夏后”“夏桀”之例，称刘邦为“汉刘邦”，称朱元璋为“明朱元璋”，然则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矣，嘻！
（4）惟帝降格有夏，有夏诞厥逸。（《书·多方》）
（5）有夏不适逸……殷革夏命。（《书·多士》）
按此处言夏皆指夏桀事。若作“惟帝降格夏禹，夏禹诞厥逸”“夏禹不适逸……殷革夏禹命”岂不与事实相违反乎？
顾氏曰：“《多士》《多方》并言夏殷，言殷则必举成汤，言夏则从不举禹，这是什么道理？”
考《多士》《多方》之称夏殷事，乃周公将桀之所以亡，汤之所以得天下，与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得天下相比论，以明周之取商，正如商之取夏，皆奉天命，而非违义。前者（《多士》）所以抚慰殷之遗民，后者（《多方》）则因淮夷叛后，告谕“四国多方”，皆有为而发。其 所言与夏桀以前之事完全无关，安能将禹事牵入 ！
（6）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克用三宅三俊。……呜呼！其惟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书·立政》）
顾氏曰：“这一段是把夏商对举的，都是说夏商起的时候如何好，后来的时候如何坏。何以在商则举出创业的成汤与亡国的纣，而在夏则但举出亡国的桀而不举出创业的禹？做《立政》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禹的（篇末即言‘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但他何以不把禹汤并举，何以篇末又单举禹呢？”
读者须注意，《立政》一篇乃周公陈说往事以为成王鉴戒，并 非欲于夏商事为本末毕具之叙述 。且随口宣言，既常有无意中缺漏，而又经史官之转载，残佚自不能必无， 安能持此以判断当时之历史观念 ！且谓在商举汤、纣，则在夏亦须兼举禹、桀， 此不过词章上求偶俪之陋技，而非吐辞所必循之公例。 观《立政》篇中又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 ，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正与上引“ 古之人迪惟有夏 …… 亦越成汤 ”同一辞气。此处并言商周，而亦于周则举文王，于商则不举汤， 可见《立政》作者惯用此种语调 ， 其省略并非有特别原因 。至篇末言“陟禹之迹”，乃所以回应篇首，正见禹与夏之有关系也。
以上已将顾氏所举为证据者，悉加评骘。此外《诗》《书》中言夏言禹者尚有九条，兹并加稽验，观其有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需要。
（7）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长发》）
此处可作“昆吾夏禹”耶？否耶？读者自能辨之。
（8）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长发》）
（9）是生后稷，缵禹之绪。（《诗·閟宫》）
（10）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诗·殷武》）
（11）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植嘉谷。（《书·吕刑》）
（12）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书·立政》）
吾前言之矣，“禹”“夏”两词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故言禹不举夏，不能为禹与夏无关系之证。且此处前三条，若将夏字加入，则声调（euphony）及音节（metre）皆失其宜矣。
（13）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书·洪范》）
此处禹尚未即天子位，若称夏禹则失辞矣。
（1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荡》）
夏后统指夏代（《论语》以“夏后氏”与“殷人”“周人”对举，此其证也）。言夏代之亡可为殷代之鉴，故云“不远”也。若作“在夏禹之世”，则毫无意义矣。
（15）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书·召诰》）
此处夏殷对举，皆统指其全代。若改作“夏禹”便不可通。若因其言夏不举禹，遂谓禹与夏无关系，然则此处言殷亦未尝举汤，岂汤与殷亦无关系欤？
综上观之，《诗》《书》中九篇说禹，六篇说夏，其中 有十三篇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可能 （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及十五条）， 其余亦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 。顾氏又引《论语》上未言禹与夏之关系为证，按《论语》上言禹者仅三条：
（1）禹，吾无间然矣。
（2）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3）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前一条言禹之行为，绝无举及其国号之需要。后二条两单名对举，更不能将“夏”字添入。
是故， 关于禹与夏之关系，《诗》《书》《论语》均不能施用默证 。换言之，即 吾侪不能因《诗》《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 。而顾氏所谓“禹与夏的关系……直至战国中期方始大盛，《左传》《墨子》等书即因此而有夏禹的纪载。……禹与夏没有关系，是我敢判定的”云云， 绝对不能成立 。（以上评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一节。）其他由根本观念推演而出之妙论，自然“树倒猢狲散”，本可不必再浪费笔墨以辨之。惟以其影响于一般仅从报章杂志中求智识之青年对于古史心理，甚巨且深，故不殚更赘数言。
顾氏以禹、夔、饕餮在字义上为虫兽之名，而假定禹为动物，刘掞藜氏已明辨其谬（《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二页第四格）。吾侪更当注意者，顾氏谓夔、饕餮为兽，遂“推之于禹”亦当非人，此 种类推法 （analogy）， 史上绝不能用为证据 。（参看J.M.Vincent： Historical Research ，pp.257-259.New York Holt and Co.1911.）彼又谓：
在传说中，鲧为治水的人。《说文》云：“鲧，鱼也。”《左传》云：“尧殛鲧，其神化为黄熊。”（下引朱熹语云：“熊乃三足鳖。”）则鲧为水中动物，禹既继鲧而兴，自与相类，故《淮南子》即有禹化为熊的故事。
夫鲧训为鱼，而不能谓名鲧之人即鱼也。此理刘氏阐之已详，兹不赘。鲧化为熊之神话，乃指其死后之事，与生前无涉。若因神话言其死后化为动物，遂谓其非人，则《成都记》亦云“杜宇死，其魂化为杜鹃”，岂蜀帝杜宇为鸟而非人欤？即退一步言，古代有鲧为水中动物之神话，而因禹与鲧相类，遂谓古代亦以禹为水中动物， 此种类推法之结果，亦不能据为典要 。至《淮南子》乃汉人之书，且多妖言，决不能用以证春秋以前之历史观念。
顾氏又曰：“《天问》言治水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及‘应龙何画’之问，《山海经》本此，遂言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可见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很多，引禹为类，并不为过。”
此用类推法， 与前者同一谬误 。且即用类推法，亦必须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试问总理治水之禹，与神话中画地之应龙、曳衔之鸱龟（按王逸注云，“鲧治水，绩用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此言固不能据为典要，然顾氏谓鸱龟为治水中动物，其言亦无确据也）， 安能引以为类 ！
顾氏又曰：“《左传》与《天问》均说鲧化熊。《天问》又说‘伯禹腹鲧’，又说‘焉有龙虬，负熊以游’，觉得伯禹与龙虬有合一的可能，觉得第一条理由又得一凭藉。”（按第一条理由谓禹为似蜥蜴之动物，刘掞藜氏已驳之。）
顾氏谓鲧为熊之说不能成立，前已明之。《天问》云：“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按腹，王逸古本作“愎”，言伯禹与刚愎之鲧何以变化而不相同，有何神圣之处足供附会。“龙虬负熊”之熊，与鲧有何关系？（若因神话谓鲧化为熊，言熊便是指鲧，然则凡言杜鹃者便指蜀帝杜宇耶？）而“负熊”之龙虬与禹又有何关系？愿顾氏明以教我！
顾氏复下一假定曰：
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 平水土 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广，遂觉得禹平水土是极普遍的，进而至于说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对于禹有一个地王的观念。
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
关于此假定，吾侪可分五层评论。
（一）请问“ 商周间的新民族 ” 是否 “ 有平水土的需要 ”？顾氏曰：“楚越间因土地的卑湿，有积水的泛滥，故有宣泄积水的需要。因草木的畅茂，有蛟龙的害人，故有焚山泽、驱龙蛇的需要。”焚山泽乃益事，与禹无涉，兹且不谈。至谓楚越积水泛滥，则不能不请其“拿证据来”。顾氏引《天问》“地何以东南倾”“东南何亏”及《汉书·地理志》“江南卑湿”三事，遂谓周代楚越之地，与孟子所谓尧时“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竟这等相似”。按古人所谓“地不满东南”，乃因我国东南部地势倾陷，为江海所归，此与陆地上积水泛滥，自是二事。且《天问》所谓“东南”并未明言何地，安得随意指为楚越。读者更须特别注意：《汉书》只言“江南卑湿”，而顾氏则云：“楚越间地势卑湿，积水泛滥，故有宣泄的必要。”此 全为凿空附会之谈，实犯史法上“从抽象名词推理 ”（reasoning from abstract terms） 之大病 （参看 Historical Research ，pp.259-260），夫吾人今日犹恒谓“粤地卑湿”“南方卑湿”，然则广东亦“积水泛滥，有宣泄之必要”耶？
（二） 禹若为楚越民族所虚造之神话中人物，则决不能于华夏之历史观念中有立足之地 。何也？春秋以前，吴越荆楚诸族，乃中原人民所鄙为“蛮”“夷”而不侪于人类，而又中原之世敌也。夫以自命堂堂之华胄，而乃取彼“蠢尔蛮荆，大邦为仇”之民族之神话中人物，与中原历史观念根本相凿枘者，举而加诸乃祖乃宗（后稷）之上，与之配祀，垂为型仪，律 以古代夷夏之防之严 ，及 以夷变夏之大惧，此必无之事也 。
（三） 禹之神话盛于楚越，不能为禹之观念创自楚越之证。安知非由于楚越与中原民族接触后，禹之史迹输入，因从而放大附会耶 ？禹之神话之所以盛于楚越，吾 尝求其故 ，盖有二焉：（1）南方民族富于想像，独擅构造神话之能力。（参看顾实《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三期。）（2）越欲借华夏自重，以洗刷蛮夷之名，而自认为禹后（此正犹刘渊之自认为汉高祖后），益有制造禹迹以弥缝之之必要。此禹致群神会稽，道死葬会稽等传说所由起也。
（四）绳以逻辑。顾氏之假定之能否成立，根本上全视乎能否证明周昭王以前中原民族无禹之观念，及周昭王以前楚越已有禹之观念。二者缺一，则其假定无根可据。关于后者， 顾氏未道及只字。吾尝代之向汉以前之载籍搜索，毫无影响可寻 。关于前者，顾氏之言曰：
《周颂》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语，可见其作于成康之后，昭穆之世。细绎《周颂》的话，他们也说山河，但没有道出个禹字。也说耕稼，但又没道出一个禹字。也说后稷，但又没有道出他和禹曾有过什么关系。一比了商鲁《颂》、大小《雅》对禹的特别尊崇，就显出《周颂》的特异。《周颂》为什么特别不称禹？原来作《周颂》时尚没有禹的伟大神迹传到周民族来。
《周颂》中有一首称《成康》，只能证明此首作于成康之后，不能证明《周颂》三十一篇作于成康后若干时。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此三十一篇皆作于大小《雅》、周鲁《颂》之中各诗前，昭穆之世。
是故吾侪不能用《周颂》以证昭穆之世之历史观念
。兹退一步承认此层，
顾氏之论据亦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
。夫欲因《周颂》中称山河、稼穑、后稷而不举禹，遂断定其时无禹之观念，则必须证明凡言山河、稼穑、后稷，非将禹举及不可。然此论绝对不能成立。试观大雅及商鲁颂之“崧高维岳”“帝省其山”“瞻彼旱麓”“景员维河”“思乐泮水”“江汉浮浮”，并言山河而亦未将禹举及。然则作此诸诗时亦无禹之观念耶？《诗》三百篇中之言后稷者，惟《
宫》将后稷与禹对举，然则除《
宫》外，其余言后稷各诗之作者亦皆无禹之观念耶？禹乃治水者而非耕稼者，言稼穑自无举禹之需要，此更无论矣。至是，吾侪可下一结论曰：
《周颂》之不称禹，乃因无称禹之需要，并无“特异”，并非“特别的不称禹”。故不能因其不称禹，遂谓其时无禹之观念。
（五）顾氏谓“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又谓禹“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并引上列顾氏所立假定中语）。前者乃将“敷”“甸”二字穿凿附会之结果，后者乃由于误读《国语》，并经刘掞藜氏驳证。（见《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四页及第十六期第四页。）
综上五层观之， 顾氏所设之假定绝对不能成立 。（以上评顾氏文中“禹的来源在何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