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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运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 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 ，而 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 。兹于讨论之前，请征法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氏论默证之成说，以代吾所欲言。其说曰：
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
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而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默证不能有效；必限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
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下略）
是以默证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 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 ，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例如，塔克多Tacitus有意列举日尔曼各民族Notitia dignitatum，遍述国中所有行省，各有一民族一行省为二者所未举，则足以证明当时无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例如，倘法兰克Frankish民族有定期集会，则Gregory之作法兰克族诸王传不致不道及之。）（以上见Ch.V.Langlois and Ch.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G.Berry，pp.254-256，London Duchworth and Co.1898.按此书已由李思纯君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乃极浅显之理而为成见所蔽者，每明足以查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谓予不信，请观顾氏之论据（以下仅举一例，其他同样之谬误不下十余处，留待下文详论，以省重复）：
《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也不曾一见，故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 是无疑义的 。（见《读书杂志》第十四期第三页第一格）
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 。试问《 诗 》《 书 》（除《尧典》《皋陶谟》） 是否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是否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又试问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 ？ 此稍有常识之人不难决也 。呜呼，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