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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翻译美国史学家甲斯丁·斯密士（Justin U. Smith）的《论作史之艺术》一文，特在篇前加具按语（亦可作书评看），表彰文笔于写史的重要性：“史家叙述其研究结果，当利用文笔之妙。文笔之妙，不独可以增加读者之兴趣，且有助于真象之状出。”
反观国内所谓“国学”“论其文或则饾饤陈语堆砌古字，或则文法上、修辞上之错误且不免”“特此类著作而充斥于史学刊物，而操一刊物之笔政者，又以缺乏此类著作为患焉，斯则我国史学界之奇羞矣”。
因此有史学“艺术性”之提倡。
张尔田却无借重西方史学以针砭“国学”的想法，反而认为，“以今日学者治学之轨道全失，标新领异，惟怪之欲闻。得一奇说，不问其了解与否，即滥用滥传，久且兰变为茅，橘化为枳。名为欧美之学，而实非欧美之学之本然”。
对于史学“艺术性”的讲法，则表示：“史家非必借重于艺术。乃是无从避免者。此如算学上等分术之零分，非此则不能还原。此理极是平常，独笑我国人自轻家珍，拾外人之牙慧，大惊小怪。”
其语虽不无讽意，正表明其认可“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理念。而他所针砭的对象，却与张荫麟一致，即国学界盛行的“新汉学”考据之风。
张荫麟出国前讲史学的艺术性，多强调文笔之优美；后来他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受到康德美学批评的影响，强调“美”的感知与想象，对“艺术”的理解更为深刻。
其时，容庚新著《古石刻零拾》，邀荫麟写序。序文提出治史有二道，除了“穷理之态度”外，还有以“审美之态度”治史。略言：
自划于时间之一片段，置身其境，靡所不观，靡所不搜，靡所不问，日受浸渍与熏染，恣意神游而冥会，久乃深入其阃奥。摄挹其精魄，而豁然洞见一森总之小宇宙，其间万物，轮廓如削。以此灼观，而述一人之史，则若髣髴老友之平生；而述一地之史，则若追摹故乡之景物；而述一事之史，则若自叙萦牵梦寐之旧迹。此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也。
荫麟曾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写过书评，或亦留意到陈寅恪为冯书所写之审查报告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可见，两人皆强调对于历史的想象力，甚至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在当时“新汉学”考据学风弥漫的国学界堪称少见。在他们看来，依靠合理的想象力，甚至可以超越证据的局限。陈、张之史观甚为合拍，后来陈悼张之诗所云，“共谈学术惊河汉，与谈交情忘岁年”
应非虚语。
张氏史学观念之开放趋新，还表现在对当时刚刚兴起的“唯物史观”一派史学的评论。例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张氏称之为1930年中国史学界两种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又认为西周的奴隶制度是郭氏的“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
。虽然他在1941年的《中国史纲》中并未承认周代是奴隶社会，但辟“奴隶”专节，承认有奴隶阶级。荫麟弟子李埏也注意到了张氏对土地占有问题的叙述和西周封建论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
另外，张荫麟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服膺者”冀朝鼎的英文专著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也大表赞赏之意：
挽近案据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史者，大抵议论多而实征少。此等著作自有其时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井底蛙所得妄诽。唯此书以马氏为立足境，而根柢于邃密之探究，达以严整之条理，虽曰马氏之真精神则然，今实罕觏而可贵。
张氏敬佩作者以水利建设划分“经济要区”的见识，誉为“大刀阔斧之开山工作”，只是就如何确定时代性质和“经济要区”提出细部的商榷意见。
不过，“整理国故”所带动的专题式考据论文之风气，却是无法违逆的。真正奠定张荫麟的学术地位者，并非这些仅仅“摘录原文，未加案语”的杂志书评，而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考证文章。陈寅恪推荐张氏入职史语所，便称道其“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
。事未成而任教于清华历史系和哲学系，一改其旧辙，锋芒毕露、与人商榷之书评日渐少见，重心由批评转向著书立说。在浙大任教时期（1940—1942年），荫麟尝向弟子徐规传道：“评论文章好写，但不易写好，能传世者少之又少；考据文章亦不易为，但写成多能传世。”
这可视为张氏个人学术道路的选择，其实也提示出20世纪30年代文史学界风气的成熟和变化。
李欣荣
谨识于广州康乐园向阳书房
2017年3月1日
注释
[1] 燕雏（张荫麟）：《评〈清史稿〉》，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张氏已注意到克罗齐的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 （此书有英译本）。